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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是各商号联合组织的一个群众团体，也是沟通政府与各商号之间的桥梁。成立之初，其组织宗旨及职责范围已无资料可查。据《山东工商月报》创刊号（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公布的《商会法》中对商会的职能有如下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商会以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福利为宗旨。
  第二条，商会为法人。
  第三条，商会之职务如左（原件竖写，自右向左故为“左”——编者）：
  1.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
  2.关于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事项；
  3.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
  4.关于工商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
  5.关于工商业之证明及鉴定事项；
  6.关于工商业统计调查编纂事项；
  7.得设办商品所、商业、学校或其它有关于工商业之公共事业，但须经该管官署之核准；
  8.遇有市面恐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地方政府维持之责任；
  9.办理合于第一条所揭宗旨之其它事项。
  根据《商会法》之规定，商会之成立应以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之公共福利为宗旨，办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有关事项。但事实证明，旧商会除调处各商号之间的业务纠纷之外，其主要任务是替政府和军队征集各商号应缴之各项捐税。当时各商号应缴之正常税款为年付德县公安局办公经费三千二百元。此款由商会按月敛齐后交德县县政府第三科。另外商会的职员、勤杂人员的工资及办公费用则按照本县各商号的资金大小经营情况核定应摊数额，由商会杂役按月到各商号敛取。而其它苛捐杂税则大大超过此数。据民国二十四年纂修之《德县志》卷六财政篇中记载：“民国十六，七年间德县垫办之军费达六十余万元。积欠商民借款至七万余元”、“民国十八年方振武、石友三之部队驻德期间，地方又垫办给养等款三十余万元。”这些苛捐杂税，名为“垫办”实际只是“垫”而不还。在征收这些捐税中，商会成了政府的“御用工具”。
  由于军费负担过重，商会难以及时筹集现金，同时为了防止货币外流，商会曾于民国十四，五年间印发过只在本县城各商号之间流通的“白票”。商号收到“白票”后可到商会兑换现金。当然这些现金都是在各商号征收的。后因商会印发“白票”过多，又无力敛齐现金兑换，致使不少商号受到损失。当时的商会会长李俊忱也因此被逼患了精神病。有关“白票”的具体情况，据当时参加兑换“白票”的陈向亭同志谈，当时商会由各大商号抽调部分人员负责发放和收兑工作。具体人员有华振茶庄的李宝珍、德恒当铺的姜××、德祥钱庄的李士达、德恒钱庄的董善臣、德记粮行的陈向亭、德润粮栈的张登峰、庆祥茂钱庄的张俊山等七人。“白票”计有铜元五十文和一百文两种（当时银元一元可兑换铜元四百余文）。“白票”初使用时可随时到商会兑换现金，以后每次只能兑换四百文，最后就无力兑换了。各商号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失。
  至于“白票”的印发数量，各商号所受损失的数字因年代久远，已无资料可查了。
  “七·七”事变后，商会逐渐成为敌伪掠夺我战略资源的帮凶；军警、宪特对商民敲诈勒索的爪牙；也是为官僚、劣绅、特务、翻译们特设的娱乐场所。麻将、大烟、白而（海洛因）筵席经常摆设，妓女随叫随到。真是吃、喝、嫖、赌、吹五毒俱全。这些应酬花费，加重了商号的负担，又因伪币贬值，物价飞涨，使得商号的负担比原定数额增加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为此商号叫苦不迭。
  末任伪商会会长王绶卿（解放后被我政府镇压）、经常与劣绅李凤巢（解放后被我政府镇压）、伪一区区长赵继民在锦兰斋糕点铺内吃喝嫖赌、狼狈为奸。一些商号被特务、翻译敲诈时，即托他们为其说合调解，他们实际成了敌伪搜刮我商号的帮凶。日本投降后，他又与国民党军司令王继祥及伪县长崔德广勾结在一起，鱼肉商民。在他们的控制下，旧商会完全背离了《商会法》的原则，根本起不到扶植工商业的作用。随着德县城的解放，旧商会彻底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