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如何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人民面临的新课题。
  回顾三十六年来山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有顺利和成功，也有挫折和失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今后胜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没有这三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高度。正确地认识过去，正是为了顺利地开拓美好的未来。
  一、从省情出发，循序前进
  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国情、省情出发，学习借鉴外地和外国的经验，如果照抄照搬书本上的或是别国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概括地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大而穷、人口多、底子薄，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大国，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山东可以说是这种国情的典型省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山东全省人口中90％是农民，除个别沿海城市受殖民主义经济的影响有少
  许近代工业以外，整个来说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教育、科技落后的大省。山东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几次大起大落，其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对省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于改变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省面貌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理解不深刻。当认识接近实际的时候，各项计划安排、政策措施都比较得当，就能够稳步前进；当认识脱离实际，头脑发热或畏难消极的时候，就遭受各种挫折和损失。在反复的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省情出发，脚踏实地，循序前进，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经验之一。
  从山东的省情出发，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首先要把农民问题摆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农民在全省人口中是多数，全省人民的“衣”“食”主要靠农民提供。在政治上、经济上把农民安排好了，使他们有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整个社会就安定了，就可以得到正常的发展；如果农村出了问题，各项事业都要受到重大的影响。这个道理，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农村动荡的后果和长期“左”倾错误给农民带来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采取的安定农民的政策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的不同结果比较一下，就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任何时候对农民的问题，对农村的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山东的省情决定了的。
  第二，由于山东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不可急于求成。困难的时候要这样做，顺利的时候也不能忘记这一点。从三年恢复时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八年当中，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度发生过急躁冒进，但发现和纠正得比较及时，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脱离了实际可能，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教育、大办一切事
  业，把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建设，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幻想创造出“社会主义飞马过”“共产主义在眼前”的奇迹。结果欲速则不达，带来生产力大破坏，国民经济大倒退，造成了山东经济的第一次大起大落，不得不进行调整。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一九六四年工农业总产值才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在克服经济暂时困难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有所认识。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坚定地树立起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的观念，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仍然常常出现情况稍一好转，就又头脑发热。特别是十年动乱，“左”的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再度泛滥。例如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基本建成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搞一个大庆、两个开滦、半个鞍钢，建成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省等奋斗目标，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指导下，使基本建设规模一次又一次膨胀，重工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挤了轻工业，也挤了农业，造成严重比例失调，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人们，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单凭主观愿望，不顾客观可能，企望一举成功，是办不到的。
  第三，山东省人口多，底子薄，劳动就业始终是经济建设中的大问题，要从这种实际状况出发来确定全省劳动就业政策和技术政策。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力日渐增多。八十年代以来，每年约有近百万农业劳动者需要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从山东省的经济条件来看，依靠建设大批现代化的工业、商业、建筑业来安排劳动就业，要受到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即使条件允许，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批农村劳力涌入城市，也是不可取的。
  因此不能不考虑适合省情的就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在较长的时期内，既要集中相当的财力物力发展某些具有先进水平的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又要更加注意依靠集体和个人的力量发展面广量大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依托大中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建设好小城镇，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基本上能就地消化。这样的就业道路和技术政策是符合山东省情的，它将在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征途上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第四，山东各地、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情况有很大差别，在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办什么事情都不应“一刀切”。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办事情总想齐头并进，常常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强求一律，因而多次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如一九五八年的“瞎指挥”，全省用一个模式，采取行政命令搞运动的办法来指导农业生产，以致丰产不能丰收，导致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教训是很深刻的。六十年代在“学大寨”运动中，全省又不分情况的片面执行“以粮为纲”，单打一地抓粮食，挤了棉、油、麻、丝、菜、果等多种经营，使各地区农业生产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十年动乱期间，又不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使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社员家庭副业等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全省农村经济受到更大的挫折。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因地制宜发挥各地优势，改变了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制定了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地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才又有了生机。
  回顾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搞经济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山东的经济建设发展比较快，比较好的时期，都是因为坚持了这一点；经济发展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的时期，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一点。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调整时期，以及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的制定，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受“左”的影响，把一些超越客观实际可能的计划、指标、措施、要求，看成是最革命、最积极的，盲目加以提倡和推行，而把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法当作右倾保守来批判，结果吃了不少苦头，走了很大一段弯路，给山东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个经验教训必须认真记取。
  二、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怎样正确处理国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因而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延缓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
  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中国人民是熟悉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后几十年，用各种形式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此以后，继续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斗争，彻底摧毁了旧制度，运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运用马列
  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符合历史规律的战略转变，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推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但是，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还认识不深，遇到某些干扰就容易动摇经济建设的决心。结果“八大”的路线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在山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到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补课、反对地方主义，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拔白旗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又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上去，甚至把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不同见解也都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许多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干部和群众，严重挫伤了人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浮夸风、共产风盛行一时，给全省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出现了连续几年的严重困难。困难是一付清醒剂，迫使领导对阶级斗争改张为弛，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到一九六六年经济形势刚有好转，毛泽东又错误地估计了阶级形势，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四人帮”趁机发动夺权，煽动停产闹革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再次遭受到严重破坏。一九七四年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使山东的国民经济落到最低谷。全省煤炭生产水平从日产7万吨，一度降至不足1万吨，当年工业产值比上年减少40亿元，财政收入减少18亿元，分别下降了27％和40％。上述事实说明，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还一味地突出所谓阶级斗争，不仅不能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会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正确的路线只能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因为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口号，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山东的经济建设才又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变革生产关系决不能超越生产力水平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与旧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时候，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反过来又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山东在经济建设中，却产生过严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过分地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过急地变革生产关系，以至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遭到事与愿违的后果。一九四九年，山东省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下，而且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又很不平衡，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比重很少，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占绝对优势，不论工业还是农业生产，大量靠手工作业。这种多层次、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必然要求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多种经济形式。五十年代初，对生产关系的调整采取了慎重的政策，保持了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在恢复经济的同时，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问题，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使生产力从“三座大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经过“三反”“五反”，形成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条件下的多种经济形式。一九五三年全省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个体经济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的依附，迫使资本主义经济走向了国家资
  本主义的道路，国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这场生产关系上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尽管后期有些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来，还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运动，到后来十年动乱期间，推行了一套“左”的错误路线，片面认为国营比集体好，大集体比小集体好，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尾巴”，以为只要集体经济的规模扩大了，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接近共产主义。农村急于搞“一大二公”，并大社，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城镇则急于把各种合作组织、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这期间对所有制变革的主观意图是：扩大全民所有制，缩小集体所有制，消灭个体经济，加快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在生产力性质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的情况下，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做法，当然是脱离实际情况、违背客观规律的。不仅未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进步，相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山东经济在若干方面多年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这个失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了纠正，从而再次推动社会生产力向新的水平发展。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这个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符合了这个规律，生产力就发展，违背了这个规律，生产力就要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践证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各自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其优势，不能互相代替，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主观向往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是行不通的。硬是那样去做不仅
  会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带来诸如就业困难、流通不畅、服务网点少且经营项目单一等直接关系人民生活改善的种种问题。在目前的生产力状况的条件下，各项建设事业，不应该也不可能都由国家包下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条件下，更多地依靠集体和个人的力量来兴办各项事业，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才更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必须得到不断地发展，不容削弱。但决不能因此而引申出越大越公越是社会主义的结论。过去曾经出现过的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主观地、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实行“穷过渡”，企图以此来谋求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的错误，已经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这个历史的教训，决不能再重演。
  四、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不搞小而全体系
  凡事，扬长避短才易取胜。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哲理。社会经济发展，大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山东人民长期生活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环境中，商品经济观念淡薄，受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思想影响较深；同时，山东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农产品资源、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生产生活的必需物资具备低水平自给的客观条件，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把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误解为在省内自成比例、自成体系。因而偏重于按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来管理经济，追求各种各样的小而全体系；不注意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从第四个五年计划起，先是设想把山东建设成吃、穿、用、打（仗）小而全，适应独立作战的经济体系，之后又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的奋斗目标。当时曾设想要从原材料生产到加工制造，从单机配套到某些设备成套，都立足于省内。还由于受对国际形势
  认识的影响，立足于战争“早打”“大打”，不适当地调整了工业布局，把沿海地区和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的部分企业搬迁到省内三线地区，并在山区投资建了一批适应独立作战要求的军工厂。为了不吃进口粮，农村全力以赴抓粮食，全省几乎发展到“农业就是粮食，粮食就是农业”的地步，使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结果，虽然粮食产量勉强达到了一个低水平的省内自给，但农业的其他方面在长时间内却大都低于历史达到过的水平。山东虽有铁矿资源，但开采起来难度较大，却想在短期内做到矿石自给，继而钢铁也想争取主要自给，不惜投下巨额的地方财力，有的年份简直是勒紧腰带大打矿山之仗，大搞钢铁。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钢铁没上去，反而影响了条件较好有可能发展快一点的轻纺工业。那么，山东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有哪些？山东的经济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山东省是全国的一个局部，应不应该急急忙忙地去搞自己的体系？这些问题，在实践中逐步找到了答案。
  山东地理位置好，资源丰富，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发展和智力开发有了一定基础，在若干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从发展农业来说，地处暖温带，气候、雨量都较为适宜，无霜期与光照时间较长，有山区丘陵和大片平原，有3000多公里海岸线和一定的内陆水面，具有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条件。花生、棉花、水产、果品是全国的集中产区，产量和商品量在全国总量中都占很大比重，农业的全面发展是全省最大的优势之一。从发展工业来说，山东省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有铁矿、黄金、金刚石、铝等有色金属和贵重金属资源，有多种建筑材料资源，有丰富的农副产品原料，又有充足的劳动力和比较方便的海陆交通。这就使山东有条件在发展燃料、
  动力、机械、化工、建材、食品、轻纺、手工艺品和建筑业等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山东又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古迹众多的沿海省份，有优良港口和避暑胜地，具有发展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的优势。这些客观存在的优势，必须在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认识了才有可能在工作上进行正确的指导，为发挥优势开辟道路。
  为了使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更好地结合，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道路，在发挥优势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以下各点：首先，发挥优势必须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着眼于社会的需要和经济效益，正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不能只顾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影响全局的综合社会效益。譬如原料产地与技术先进的加工地之间的关系要有妥善的安排。既不能片面地强调农村和矿区只生产原料，全部运往城市加工；也不能过分地强调谁有原料，谁就要就地发挥优势，全部就地加工消化。而应当建立合理的分层次的加工体系，使原料优势和技术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发挥优势要求建立最优化的经济结构，因而优势的发挥要有一定的时序，循序渐进，统筹兼顾，有步骤地进行。全省要有一个利于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的统一的战略规划。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先在哪里发展，后在哪里发展等等都有统一的安排。要赢得时间，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经济建设中就必须有先有后，地区之间的发展也会是有快有慢，波浪式前进，不能齐步走。第三，发挥优势要选准突破口，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大力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联合就是各种优势的联合，促使优势产品变为优势商品，通过商品交换，以己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跻身于国际国内市场，在更大的范围里寻求平衡。
  五、以农业为基础，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全
  面发展的基础上，这是山东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山东的客观条件决定了经济建设必须走这样的道路。第一，农业是山东主要的经济优势之一。多年来，山东省的农业总产值和花生、棉花、烤烟、水果、水产品等主要产品产量均居于全国前列，是农业产品输出较多的省份。第二，农业在山东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全省工农业总值，农业产值一直占40％左右；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0％左右；轻工业产值中有70％以上来自农业提供的原料；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中55％左右是农业初级产品和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制成品。第三，山东人口90％在农村。农村（包括乡镇）不仅是容纳劳动力的主要场所，又是全省工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在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农村约占65％左右。因此，农业生产上不去，农村的多种经营搞不起来，农民不富裕，全省第二、第三产业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和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农业这一头搞好了，不仅对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有决定意义，而且社会安定和发展也都有了保障。
  从总的方面来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山东对解放农业生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相应地建设支农工业都是比较重视的，这是全省整个国民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对农业生产建设的扶持，农业生产增长迅速，为较大规模地开始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这期间，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也较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多年积累起来的农业基本建设更好地发挥了作用，再一次出现了农业“一马当先”，推动全省经济兴旺繁荣的局面。
  但是，在发展农业的问题上，山东也有过重大失误。突出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倡导“一大二公”，搞乱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大跃进”超越了农业可能承受的限度，使农业伤了元气，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大倒退，人民生活陷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以后经过调整，重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但是十年动乱期间，“左”的干扰达到顶峰，使农业生产力又一次受到严重挫折。加之较长时间受优先发展重工业观念的束缚，在工业支援农业中，着重发展了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而对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城乡提供生活消费品的轻工业长期重视不够，以致农轻重比例失调。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全省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市场供求关系紧张、经济活动没有建立起良性循环的重要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本理顺了农村的经济关系。但是，在调整改革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对乡镇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够深刻，行动上一度发生过动摇；国家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和积累逐步减少，水利设施失修；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也是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把国民经济建立在农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走农业、工业及其他事业相结合的道路，使农轻重协调发展，是发展山东经济必须坚持的基本点。山东今后经济的发展，依赖农业提供的人民生活消费资料和轻工业原料，以及外贸出口产品，仍然占很大比重。农业生产的安排，既要因地制宜，发挥地区自然资源，经济技术条件的优势，又要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进行适时的调整，走贸工农型的路子。工业的发展，必须密切注意农村市场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专业化、商品化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工农商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全省国
  民经济就能够稳步健康地发展。
  六、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山东是沿海省份，有自己的口岸，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与日本、港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美都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山东在国外的华侨也比较多，在促进对外交往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从全国和全省的发展考虑，必须使山东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山东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了技术和物资的交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六十年代，“左”的思想影响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十年浩劫，“四人帮”把对外经济贸易诬之为“卖国主义”，把学习外国斥之为“洋奴哲学”，基本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山东省的出口商品总值一九五五年已达到1.14亿美元，六十年代初降至不到0.5亿美元，直至七十年代初仍徘徊在1—2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对外经济贸易的缩小，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全省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省内技术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贯彻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使经济有了生机和活力。山东省的经济建设，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资金、技术、人才都比较缺乏，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对外开放政策极有利于争取国际、国内的力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山东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发挥地处沿海的优势，扩大对外交往，改变了多年来经济比较封闭的状态。首先发展了对外贸易，扩大出口，已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全省出口商品达700多个品类，其中本省提供的出口货源占98％以上。一九八五年出口换汇达到26.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十分之一强，在全国各省市中列第四位。二是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七年间，先后对700多个中小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增强了产品竞争能力，取得好的经济效果。三是利用外资进行国内建设。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底，除国家统一安排利用外资17.8亿美元建设的11个重点项目外，省内安排的利用外资项目累计批准立项580项，共7亿美元。在省内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已有43家，直接吸收外资4610万美元。四是努力发挥开放城市“窗口”作用，扩大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一九八四年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等14个港口城市中，山东有青岛和烟台两市。两市正积极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吸引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改造市区现有企业，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出口和旅游服务业。以这两个港口城市为中心，形成对外和对内两个辐射的扇面，促进内外经济技术交流，必能带动全省经济更快地发展。
  在发展与国外经济联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内各省市的横向经济联系，作为改变山东省封闭型经济格局的重要方面。与外省的经济协作在七十年代以前，主要是局限在物资上的互相取长补短。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都建立了专管经济协作的机构，在产品的联合发展、能源开发、商品流通、科技和人才开发、情报信息等等方面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协作与联合。省、市、地、县与邻近的外省、市、地、县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山东省与上海经济区保持密切联系；青岛、烟台两市参加了渤海经济圈的协作活动；德州市、武城等县参加了冀鲁毗邻的县、市经济协作区；枣庄、临沂、济宁、菏泽参加了苏、鲁、豫、皖4省15市、地经济联谊会。横向经济联合，已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迅速发展，对于打破地区分割、部门分割、
  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的合理化，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弥补物资、资金不足，促进全省地区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对内搞活的基础上。这就必须打破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首先在农村打破了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专业户，以及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各种经济联合体，使农村经济开始活起来。继而城市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改变以政代企、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的三者利益关系方面也前进了一大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七、提高经济效益
  千方百计提高生产、建设、流通领域里的经济效益，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全省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5倍，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0.3倍，国民收入增长3.3倍，人民平均消费水平提高1倍，经济建设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经济效益很差，人民得到的实惠较少，国民收入、特别是人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比基本建设投资、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低得多，人民群众所付出的劳动同得到的效果相比极不相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有步骤地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扭转长期“左”的错误，决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期间，虽然各方面对经济效益引起了注意，但是，效益不高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是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
  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就无法使整个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从山东省走过的道路来看，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正确处理速度同效益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做到以较少的社会劳动（包括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创造出较多的剩余产品。换句话说，就是以较少的投入，得到较多的产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如果生产、建设、流通诸领域劳动效率很低，创造不出多少剩余产品，那么不仅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更谈不上去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认识并不那么清楚，反而把发展速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层层压任务，追求产值指标，而不认真地讲求经济建设的实际效益，甚至把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对立起来。长期以来，把速度作为战略目标，盲目追求高速度，尤其是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大计划、高指标，以致基本建设规模一次又一次膨胀，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收缩，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这样的情况，在山东突出的有三次：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全面“大跃进”，一九七〇年开始“抢时间”的三线建设，一九七八年的“大干快上”，扩大引进，都是只讲需要，不顾可能；只讲速度，不顾效益；只从政治上强调高速度发展的必要性，不从经济上分析高速度发展的现实性，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基建项目大批上马又大批下马，工厂办起来又关停并转，造成极大的损失浪费。几次反复，贻误了时机，丧失了时间。不讲求经济效益的高速度使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第二，要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才能取得最好的宏观效益。国民收入中积累同消费的分配比例，直接影响到国家建设同人民生活、长远利益同眼前利益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恰当与否，以及同这个比例相适应的农、轻、重之间的比例恰当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效益的高低。山东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方面比例比较协调，经济效益就比较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为了争取高速度，实行了高积累；而积累基金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又相当大的部分围绕“以钢为纲”或三线军工建设，投到了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实行的低消费，也限制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这样重积累、轻消费，重基建、轻生产，重重工、轻轻工的结果，使国民经济不能按比例协调发展，社会经济效益很差。由于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益，人民生活自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二十六年间农民消费水平才提高了84％，平均每年增加2.5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8倍，平均每年增加11.78元。八十年代以来，逐步理顺重大比例关系，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和职工工资，人民生活才得到明显改善。从山东人口多、劳动力多而底子薄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解决普遍就业的问题，应当看作是衡量宏观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山东的经济建设不能片面追求高积累，只顾建设，不顾人民生活这一头；但如果只偏向于一味提高消费水平，而不进行适度的扩大再生产，也是不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因此，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贯彻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积累同消费，建设同生活的关系，才能取得比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
  第三，必须加强山东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结三十多年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的过程总要反映出一定阶段
  的战略指导思想，不是自觉的，就是盲目的，不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就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从宏观上看，山东长期以来的经济效益不高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战略上没有研究清楚。有些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有些短处不自量力地去强求，因而吃了不少苦头。在较长时间内靠高积累，偏重于铺新摊子搞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对发挥现有企业、现有条件的潜力，走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认识不足，因而投资效益不高，致使速度、效益、人民生活水平之间关系很不协调。同时在较长的时间里存在着本省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战略思想，缺乏发展商品生产的明确战略。城乡经济结合不好，三十多年里，没有发展起几个象样的中心城市。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有机的结合，不少的是孤零零的“单干”，形不成有力的拳头。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忽略了企业素质的提高，生产结构，产品结构没能达到最优化，限制了许多优势的充分发挥。发展战略研究不够，是八十年代以来山东跟不上形势发展，落在一些兄弟省市后面，工作被动的重要原因。
  第四，必须狠抓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一九八五年，全省已拥有工业企业2.2万多个，工业固定资产原值404亿元，定额流动资金近160亿元。这是三十多年建设积累起来的相当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过去一讲发展生产，就依靠争投资，上项目，搞基本建设，而对于已建设起来的老企业，则不注意改善经营管理，不注意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致使大多数企业长期陷于消耗高、质量差、浪费严重的落后状态。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及时更新换代，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八十年代以来，注意加强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引进推广先进技术，向挖潜、革新、改造要效益，使工业企业逐步走上靠技术改造健康发展的轨道。据统计，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全省主要用于工业企业
  的更新改造措施投资约67亿元，完成挖潜改造项目7000多个，新增产值约150亿元。仅一九八五年全省工业通过技术改造，就开发新产品277种，节约标准煤18.6万吨，节电1200万度，节约木材35万立方米，经济效益逐步提高。管理落后也是一些企业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过去多年来吃大锅饭，企业不注意经济核算，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人员、材料、工时都没有定额，质量缺乏检验。由于管理落后所造成的经济效益差的后果，并不亚于技术落后的后果，这也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八、人才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
  山东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许多不利因素，譬如资金缺乏，水资源不足，技术和管理落后等等，而人才缺乏则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长期以来，山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偏重于资金、材料、设备、基建项目等“硬件”的开发，忽视人才、信息、管理等“软件”开发的作用。三十多年来，全省的教育事业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一九八五年，全国每万人口平均有在校大学生16.3人，山东省只有10.8人；山东全省总人口占全国的7.4％，而自然科技人员却只占全国的4％；全国每万农业人口中平均有农业技术人员5.4人，山东省只有4.2人，这与山东这样一个有着比较雄厚物质基础的大省，与山东在全国经济建设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山东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基础都是比较优越的，但是经济的发展却落后于江浙等沿海兄弟省份，忽视智力的开发是造成这种结果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面临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智力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就更为突出。现代的竞争，不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
  有了足够数量的、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研究人才，有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者，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作到：
  一是，必须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放在首位，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合理的比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文化教育科研单位的基建投资占全省总投资的7％，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22.3％，占的比重较高，经济建设与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比较快。但是，后来文化教育和科研基建投资的比重却一直下降，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占总投资的2.8％，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占1.6％，第四个五年计划只占1.3％，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降到13.4％。这反映了在十年内乱期间，完全破坏了文教科技事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正常比例。粗略估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全省少培养大学、专科及中专毕业生约10万多人，使山东科学技术队伍及管理干部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年以上的空白。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的后果，在八十年代暴露得日益明显。
  二是，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需要与可能的统一。一定时期的智力结构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科技教育作为全国战略重点的部署，建设投资、事业经费的投入，都有明显的增加。一九八五年全省高等学校已有47所，比一九七六年的22所增加一倍多，在校学生人数比一九七六年增加2倍多。但大学生中，本科生多，专科生少。一九八五年，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仅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六五年增加15％左右，与大学生不成比例。这就不得不用一些本科毕业生去干应由专科生、甚至
  中专生承担的工作。这种现象，反映在发展教育事业中，仍然没有解决好与经济建设的需要紧密结合的问题，注意了数量的增加，忽略了结构的调整。因而出现了一方面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人才使用上的浪费。所以，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科学研究的课题选择及科研部门的发展方向，都必须紧密结合山东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做到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三是，开发智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依靠群众，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完全依靠国家包下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发挥国家和群众集体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多年来，山东省广大农村，小学基本上都是民办的，初中95％以上也是民办的，国家只给少量的经费补助。对这种办法，曾议论纷纷，几经反复，一会儿要都改为公办，一会儿又都改为民办，由于认识不统一，政策不稳定，使农村教育的发展受到影响。粉碎“四人帮”后，认真总结了多年来农村办教育的经验，肯定了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农村中小学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另外，全省2.8万多所各类成人教育学校，及一大批厂矿企事业单位办的技工学校、职工子弟中小学等，都是在教育部门的协助下，依靠各部门、厂矿、企事业单位以及群众集体力量办起来的。这些学校对于发展山东省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充分看到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只是眼睛向上，向国家伸手，采取等、靠、要的态度。
  四是，科学研究要以实用技术为主，密切注视新技术的开发。省内的科研力量，应主要进行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实用技术
  的攻关和推广，以发展本省经济为己任。在这个前提下，有条件地进行一些基础研究，同时从省内的实际出发，进行新技术开发。
  九、努力建设精神文明，保持安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而对这个真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处理得很妥当，而是不断发生摇摆，经验教训都有过。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曾发生过把精神文明狭义的理解为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就是“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仅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大批“唯生产力论”，而且把政治和教育、科学、文化也对立起来，以至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把神化个人，制造迷信当作一种“文明”“时髦”，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种错误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在十年动乱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纠正这种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有些人又产生了另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什么理想、共产主义、组织纪律，都是空洞渺茫的东西，忽视甚至取消了思想政治工作，致使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一切向钱看”等错误思想在经济建设当中泛滥起来。这两个方面的倾向，都干扰和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要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克服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各项文化事业），逐步改善文化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同时，坚持不懈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为核
  心的思想建设，对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没有经济的稳定发展，政治也就不安定。而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政治总是要与一定的经济相适应，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无产阶级政治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它的作用至少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要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为经济的正常发展创造条件。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稳定了物价，镇压了反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使社会政治趋于安定，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国泰民安，出现了一个党风、社会风尚很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就了全省解放以来经济、政治形势最好的历史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工作出现严重失误，加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整风补课、反右倾斗争的错误，政治上的不安定，使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山东的代理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全面内战，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社会秩序也被搞乱了，国民经济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经过拨乱反正，解决了大批冤假错案，逐步消除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保证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实现，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实践证明，政治上的安定，是保证经济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全省人民必须时刻珍惜安定团结这个大局，消除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山东同全国一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三十六年的历程。虽然有失误、有曲折，但毕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地处新中国沿海开放地带的山东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又具备了较好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山东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本省情况的发展经济、建设四化的新路子。已经取得的胜利和已经走出的路子，极大地鼓舞着7000多万齐鲁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具有光荣传统的山东人民，正沿着已经开辟出的道路继续前进。一个欣欣向荣富裕的、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必将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