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项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各地少数民族群众充分利用本地自然优势，发挥民族特点和传统技艺特长，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认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一九八五年，在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专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乡镇企业已逐步成为农村产业结构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乡镇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懂生产、会经营的农民企业家；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经营方式显示出巨大活力，从而加快了少数民族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进程。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地少数民族摒弃了单一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逐步树立起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工副业产值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济宁市接庄镇王庄村把发展商品生产作为脱贫致富的重要环节，全村98％的劳动力从事商品生产，商品率达80％以上。一九八五年全村商品收入占总收入
  的81％，全村人均商品收入近千元。曹县王集乡郭庄村大力发展残次皮毛加工业，组织群众进行商品生产，使全村面貌巨变。一九八五年全村总收入达113万元，其中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0％，人均商品收入1130多元。济宁市邹县西关镇乡镇企业项目发展到78个，工副业产值达1000多万元，纯利润180万元，人均分配750元。全省象这种走上商品经济道路、由宽裕型向小康型发展的乡村，约占全省少数民族乡村的15％。这些乡村是山东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2.经济体制和农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和发展，耕地、农业劳动力实现了合理的集中与转移，保证了少数民族经济协调、持续、稳步的发展。一九八四年以来，随着植棉面积的调减，鲁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乡村的经济受到一定损失。针对这种情况，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一方面及时调整棉花种植面积，发展多种经济作物，稳定农业生产；一方面果断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因地制宜。不仅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还开辟了乡村工业和旅游服务业等新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大批劳动力转向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经济。在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同步发展的条件下，“两户一体”和乡村企业迅速增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局面。青州市益都镇北城满族村先后办了农机修配厂、汽车大修厂、服装厂、彩印厂、饭店等64个集体工副业项目，其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项目就有18个；发展各种类型的“两户一体”120多个。一九八五年实现总收入1500万元，人均收入1004元。济南市历城县仲宫镇仲北村办起集体工副业项目22个，发展了“两户一体”200多户，使全村近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转向商品生产。
  3.传统经营项目得到恢复和增加，生产规模和产品销路有所
  扩大，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收入。饲养、屠宰、皮毛加工、饮食服务、运输等行业，是山东少数民族的传统经营项目。禹城县来凤乡桂庄村大牲畜饲养量达500头，人均1.7头；存养量300多头，人均1.1头，成为以饲养大牲畜为主的养殖专业村，人均收入达1300多元。回民聚集的庆云县杨庄子村、禹城县十里望回族乡、无棣县刘庙村、阳谷县陈庄村、商河县白集村，都是以屠宰牛羊为主的专业村，每天能加工上百吨的牛羊肉，远销北京、天津等城市。不少地方的回族群众还恢复和发掘出一些已经失传的传统工艺和传统产品，并在原有工艺基础上加以创新，使传统产品适合新的市场需求。定陶县南关皮厂的回族职工，把传统工艺与现代化科学技术结合起来，通过科研攻关、技术革新，使工艺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波兰、荷兰、澳大利亚等国。菏泽市西马垓裘皮厂充分利用传统技艺特长，不断加以改进，使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生产的裘皮制品和皮毛玩具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在发展传统经济项目的同时，各地还十分注意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使经济效益取得显著增长。
  4.重视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信息反馈组织生产，广开财路，在非传统经营的项目上，也取得长足进展。泰安市泰山区下旺村农民赵洪岭，一九八四年联合10户贫困户利用废河滩建起了110亩养鱼塘，一九八五年纯收入14.5万元。济南市郊区吴家堡镇西张村抓住市场信息，大胆引进人才，办起了以家庭加工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刺绣厂，一九八五年创产值44万元。其他乡村企业针对市场情况，更新设备，改进管理方法，也增上了许多新项目、新品种，使经济收入逐年增加。
  5.坚定不移地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及联合。无棣县与天津、北京横向联合，建起了设有300吨冷冻设备的清真肉类联合加工厂；青州市与清华大学联合，建立了青州市化工实验厂，并设了清青外加剂研究制作中心；淄博市金岭回族镇南村与佳木斯联合，建立了清真食品厂；禹城县十里望回族乡与上海联合，建起了油桶复新厂等。通过横向联系，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促进了资金、技术、人才的合理流动，使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同汉族及城镇的资金、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在联合竞争中求发展，求进步。从而开始打破地区分割、条条分割的旧格局，逐步走上开放型经济的轨道，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6.重视科学教育，把智力投资和开发人才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科学技术对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作用日渐明显，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走上了靠科学技术致富的道路，涌现了一批重视科学技术和智力开发的单位和个人。陵县农业局先后举办了数十期少数民族农民技术员培训班，参加者近600人。临清市一级回族农技员黑建文，自一九八二年起先后承担科研项目100多个，培养和引进优良品种300多个，推广种植和管理新技术十几项，增加社会经济效益约400多万元。淄博市金岭回族镇，鄄城军屯、曹县候集等乡村致富后，首先增加智力投资，筹款数十万元建造教学楼，购置教学仪器，改善教学条件，在全省少数民族中引起很大反响。到一九八五年，各地建起12所民族中学，60余所回民小学。少数民族子弟在中专、大专院校的就读人数逐年增加。
  7.经济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了生活水平。各地少数民族群众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一方
  面认真学习党的富民政策，解放思想，树立以勤劳致富为荣、以改革进取为乐的新的思想道德观念；一方面放手大胆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创造了条件。山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德州地区，人均收入近500元，邹县少数民族人均收入近700元，全省80％左右的少数民族群众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分别向宽裕和小康过渡。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和民族政策，山东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较快，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特别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成倍增长。如能及时克服少数民族经济中存在的不平衡性、分散性和传统经营的束缚，切实从政策上、资金上、物资上给予扶持，山东的少数民族经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