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在中央确定的范围内，主要进行了四项改革。
  （一）政企分开，扩大对外贸易的自主权。政企不分，限制了地方和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是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体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端。一九八〇年以后，国务院多次指出要把政企分开作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据这一精神，一九八〇年山东省成立了对外贸易总公司，设有15个专业进出口分公司，独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省进出口委员会和对外贸易厅只负责行政管理，不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与政企分开相适应，逐步扩大了地方和企业对外贸易的自主权，对各外贸专业公司，下放了物价管理权、财务计划权、固定资产管理权、转内销商品处理权、对外谈判宣传权和劳动人事管理权。在对外贸易经营方面，外贸部门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由过去相互保密、封锁，改为出口企业对外贸部门公开生产成本，外贸部门向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公开出口换汇成本，允许企业同外商直接洽谈贸易。这些措施开始打破外贸独家经营的局面，增强了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对生产企业来说，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了解国外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对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时调整生产方向十分有利。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外贸经营需要，一九八〇年经国务院同意，山东先后购置了五艘海轮，办起了自营船队，通航香港、日本和东南亚，基本上承担了本省对香港出口鲜活商品和零杂物资的任务，在体制上使出口和运输结合起来。
  （二）推行工贸结合，采用灵活的贸易方式，扩大对外出口。工贸分离，相互脱节，严重影响扩大对外出口，是对外经济贸易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为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外贸新体制，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经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同意，青岛市率先成立了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这个公司包括青岛国棉三厂、国棉六厂、第一印染厂、第二印染厂、青岛印染厂、针织一厂、针织三厂、绒布厂、服装厂9个企业，实行工贸合一，进出口合一，是独立核算的生产和外贸经营实体，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联合公司成立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九八三年比一九八二年创汇增加58.27％，这一改革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肯定。此后，又陆续成立了青岛饮料进出口公司、全省性的煤炭和设备进出口公司等。为了扩大出口，山东利用本省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采用了多种灵活的贸易形式，如发展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定牌生产等。其中尤以来料加工发展最快，一九八三年，来料加工产品收购额已占全部出口额的27％。
  （三）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利用外资方面，一九七九年以后，山东采取的主要方式有合资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租赁及让外商独资办企业等。一九八四年，青岛在利用外资方面签订了71个项目，包括5种形式。其中，中外合资经营的3项，占4％；中外合作经营的2项，占2.8％；租赁的50项，占70.4％；补偿贸易的14项，占20％；加工装配的2项，占2.8％。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全省共利用外资2.45亿美元，主要用于轻工、纺织、化工、机械、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引进技术方面，除国家统一安排引进的30万吨乙烯、兖州煤矿、石臼所煤码头等大型骨干项目外，山东省自己用分成外汇也安排了一些引进项目。
  （四）扩大沿海中心城市的对外经济贸易权限。青岛、烟台两市，是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口岸城市，两市工农业总产值占全省的28％以上，出口额约占全省的43％。一九八四年，国务院确定青岛、烟台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并在两个市设立经济开发区。到一九八四年底，两个开发区已基本完成了勘察规划任务，初步进行了开通道路、平整场地、通水通电等基础建设；同时同外商已签订投资合同金额4.9亿美元。
  山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中共山东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加深对改革的认识，真正把改革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来抓。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山东省体制改革委员会，由省委书记、省长梁步庭任主任，并设立了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省已经开始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的行动，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改革的范围和深度也有了重大突破：改革已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展到推进经济责任制；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从国内经济部门扩展到对外经济贸易领域；从微观上的改革扩展到宏观上的计划、财政、信贷、物价等各个方面；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劳动人事制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和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历史形成的一整套僵化模式的经济体制，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尤其是多年形成的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以政代企、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条条分割，地区分割，块块分割，人为地切断了经济的内在联系；计划、价格、劳动工资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还没有跟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妨碍着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对企业仍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就更少一些；中心城市的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辐射力还受到种种限制；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的配套衔接还不协调，各种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也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同时，在新的形势面前，如何加强宏观控制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些说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间的改革，仍然是初步和探索性的改革，也可以说是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