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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逐步展开。一九八四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从此，山东省的经济体制也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第一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山东省同全国一样，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这种传统的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压抑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运行缺乏活力；条块分割、对外封锁，割裂了经济的内在联系，因而使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这就从客观上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要求。农村改革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推动了城市经济从各个方面开始进行改革的初步尝试。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过去，对企业控制太多、太死，领导部门权力过于集中，企业缺乏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权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已成为当务之急。一九七九年九月，按照国务院关于改革管理体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通知的精神，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贯彻国务院五个改革管理体制文件，做好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充分理解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重要意义，改变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大锅饭”状况，把经济利益、经济效果、经济责任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决定首先在部分经过整顿、领导班子比较健全、生产秩序和管理工作已经正常、独立经济核算，并有盈利的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进行试点。全省第一批试点企业共有58个。
  针对当时企业中存在的弊端，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1）扩大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试制方面的权限，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自销一部分产品，鼓励支持企业发展新产品。（2）改企业基金制为利润留成制，利润留成分为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3）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力。（4）企业有权按国家计划自行择优录用职工，确定对职工的奖惩，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任免中层干部。（5）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这些措施对克服企业吃“大锅饭”的状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一九七九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全省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增长5.78％，试点企业增长15.1％；实现利润，全省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增长3.62％，试点企业增长24.6％。试点企业利润增长部分，国家得66％，企业和职工得34％。试点情况表明，扩大企业自主权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一九八〇年，除原有58个企业继续试点外，又增加了117个工业企业进行试点，并从计划、产销、物资、价格、劳动、人事各个方面逐步扩大了试点内容。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取得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一九八一年开始，陆续在全省工商企业中普遍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向和政策更加明确。至此，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八四年，全省扩大企业自主权从点到面，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人事管理制度方面，企业厂长（经理）由单一的委任制改为委任、选举、招聘等多种办法。到一九八四年，全省已有460个国营企业民主选举了厂长（经理）。这一改革，开始打破企业干部终身制，增强了企业领导层的责任感，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领导班子职数一般减少了2到3职，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也有较大提高。由于放宽了人事制度方面的权限，促进了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到一九八四年，全省调整交流了2865人，其中，从省外引进1050人，使一些长期使用不当的工程技术人员得到了合理使用。
  在劳动管理制度方面，开始走向多样化。企业根据生产需要，采用了合同工、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轮换工等多种用工形式。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全省共招用合同工4.1万人，占全部招工人数的18.7％。济宁市一九八四年新招工人4000名，全部实行了合同制。
  由于企业在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资金使用、产品价格等生产经营方面有了较大的权限，企业开始从一潭死水中摆脱出来，增强了活力。企业自销产品已扩大到53％；实行浮动价格和市场价格的产品近百种；新产品的产值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9％，比扩权前提高了4％；全省有90种产品达到了国际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这就为下一步企业内部的各项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推行经济责任制
  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施，工商企业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为开始推行阶段，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为完善提高阶段。
  （一）开始推行阶段。一九八〇年推行的经济责任制，主要是国家对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定额补贴，改变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在全省预算内地方国营工业2065个企业中，实行上述经济责任制的共有814个企业，占39.4％。实行经济责任制后，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在少数企业中，开始运用奖金作为考核奖励职工的经济手段，实行了经济考核制度，个别纺织企业试行计件工资或超定额计件工资。一九八一年五月全省工交工作会议，总结了试点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提出在全省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把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使企业发展有一个内在的动力。同时，强调企业内部也要实行经济责任制，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到一九八一年底，全省实行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的企业达1641个，占全部国营企业的88.7％，亏损企业实行包干补贴的已占93％，微利企业全部实行了盈亏包干，在企业内部已有35％的企业实行计件或超定额计件工资制。经济责任制的推行，使企业的利润分配和经营成果直接挂钩，使职工的收入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促进了生产。全省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工业产值比上半年提高了10％以上，上缴利润提高了40％以上。
  （二）完善提高阶段。经济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为了争利润，有的企业不顾产品质量，粗制滥造；企业内部分配还不尽合理，有的企业职工收入水平提高幅度过大，未能正确处理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利益三者的关系，影响了企业发展的后劲。
  为了克服上述弊端，把全省工商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全省工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一方面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责任制，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在推行经济责任制中，必须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为此，对经济责任制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对利润包干基数过低的适当调高；企业奖金发放超过三个月标准工资的，必须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对于企业留利中要留出的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各占多大比重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强调奖金分配不能超过规定的比例。这些措施，都对经济责任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结合学习首都钢铁公司推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和第二步利改税，全省经济责任制又有新的发展。（1）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进一步强调了责、权、利相结合。通过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对大部分企业不再实行盈亏包干，而是把企业对国家承担的责任，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2）一部分小型国营企业，主要是小型国营商业零售业、饮食服务业、修理业，改为集体经营或个人承包经营，盈亏自负。一九八四年全省5928个小型国营商业企业中，有1375个改为集体经营，其中，通过租赁、转让等形式变为个人经营的有224个。（3）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范围，由生产岗位发展到各类人员、各个部门，从车间到科室普遍都建立了岗位责任制。（4）责任制的形式有新的发展，主要有：指标承包，基本做法是将经济指标分解，层层落实到车间、班组、个人；专业承包，根据各类人员的工作特点确定承包任务，主要是对企业后勤服务、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等二、三线职工实行；单项承包，对单独核算的一次性项目实行的承包；综合承包，对可以单独核算的生产或经营单位实行内部核算，主要用于企业内部各种专业生产单位和服务机构；百分计奖或记分计奖，将职工应完成的各项经济指标，划分为若干分值，按分给予奖惩。
  工商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推行，从微观上着手解决平均主义，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力、经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结合起来，从而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8.4％；企业经济效益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每年递增6.7％；产品质量逐年提高，全省共有25个产品被国家评为金质奖，143个评为银质奖，591个评为优质产品。
  经过几年的实践，经济责任制所产生的巨大威力，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它已经成为工商企业生产经营所必不可少的关键措施和手段，并为经济体制宏观上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改革流通体制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开始缓和，为改革流通体制创造了条件。
  （一）物资流通体制的改革。
  物资流通体制的改革，一九八三年开始酝酿，一九八四年在物资供应、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改革。
  1.减少计划分配品种和计划分配的范围。一九七九年国家确定统配物资为256种，一九八四年只对其中30种重要的燃料、原材料和汽车实行计划分配。对物资需要量大、有定额核算基础的用户，继续按隶属关系分配物资，其余不再直接分配，由物资部门的经营网点组织供应。
  2.建立物资贸易中心，开辟多种流通渠道。全省以城市为依托，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县城，建立了物资贸易中心、公司、商场等贸易场所27处。这些贸易中心，资源渠道多，经营范围广，方法灵活多样，为搞活生产资料流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3.改革经营管理。在继续加强指令性计划物资管理的同时，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改变坐在家里等计划分配的旧办法，大力开展市场调查，走出去积极筹集货源，发挥各级物资部门的主渠道作用。与此相适应，还把企业应有的权限逐步放给企业，企业有权经营计划外物资，允许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搞活库存，搞活经营，初步改变了统得多、管得死的做法。部分市、地开始试行经理负责制，推动了业务工作的开展。
  4.发展配套承包供应。根据生产建设项目的需要，对原材料供应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双方签订合同，共同负责、共同遵守。这种方法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施工。一九八四年配套承包发展很快，承包供应的范围，由基建、技术改造扩展到生产和维修，由城市扩展到农村；承包供应的品种，由钢材、木材、建材，扩展到机电产品、化工原料等。
  5.改善农村物资供应。为繁荣农村商品经济，县以下普遍建立了适应农村物资供应的经济联合组织，改变了过去物资供应只对国营和城市集体单位负责的做法，把乡镇企业和专业户、联合体作为新的服务对象；对它们需要的物资，纳入采购供应计划，尽力满足需要。一九八四年，全省直接供应农村物资比过去增长近30％，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流通体制改革。
  一九八〇年，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后，改革开始在商业流通的各个方面逐步展开。
  1.改进商品购销形式。对农副产品，逐步缩小了统购包销的范围，扩大了议购议销范围。对工业品，除棉花、棉纱和石油等少数商品继续实行统购统销，其他商品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对全国和全省统一平衡分配、调拨的商品，实行计划收购；二是对销售面广，与市场和人民生活关系较大的商品实行订购；三是对一般商品由商业部门选购。生产部门在完成国家计划、订购任务后，允许自销产品。商业零售单位突破了长期以来按行业分工经营的限制，从生产和消费的实际需要出发，实行以本业为主，合理兼营。服装、鞋帽、糕点、副食等行业，增强了企业对市场的反馈能力，提高了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要。
  2.打破城乡封锁，实行城乡通开的新体制。一九八二年七月，根据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山东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改变长期以来城市由商业经营，农村由供销社经营的旧框框，实行按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商业部门可以下乡，供销社也可以进城。为促进工业品下乡，推广了城市商业同农村供销社联营的方式，一般是由县百货公司或批发站同基层供销社建立批零兼营的联营店，全省每个县都建立了一处联营店。城市商业也可以委托基层供销社代批发，有的县还发展了国营商业批发机构直接下伸到农村，开展批发和零售业务。
  3.调整社会商业结构，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对集体和个体工商户采取扶持、保护的政策。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全省集体和个体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五年间集体商业网点增加43，7万个，人员增加79.6万人，个体商业网点增加42万个，人员增加57万人。一九八四年，集体商业所占比重达到14.5％，比一九七九年提高了7％，个体商业提高了66％。集体和个体商业的发展，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群众吃饭、做衣、住宿、修理、理发难的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缓和。
  4.发展城市贸易市场。一九七八年以前，集市贸易只局限在农村集镇，在大中城市基本上没有固定的集市贸易场所。一九七九年后，济南、青岛、烟台、淄博等大中城市的集市贸易重新得到恢复。到一九八一年，全省城市集市贸易场所已发展到108处，农民在贸易场所设立固定的销售网点，贸易范围也由单纯农副产品扩大到工业品，经营规模由零售发展到批发。一九八四年，全省集市贸易场所已达4944个，其中城市239个，交易额达34.58亿元，相当于社会零售总额的14.7％。为了打破地区封锁，加快流通速度，减少流转环节，一九八四年，济南、潍坊等大中城市试办了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全省共建立各种形式的贸易中心109个，其中工业品贸易中心74个，农副产品贸易中心35个。贸易中心不但销售商品，还积极开展流通协作，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提供服务。
  5.改革批发机构管理体制，提高商业企业经营水平。一九八四年撤销省属专业公司，将50个工业品二级批发站下放给所在市、地管理。在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商业企业从一九八二年开始进行了全面整顿，着重解决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善服务质量、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等问题，使全省商业企业的素质和服务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上半年，全省商业流通体制的初步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为以后商业体制的全面改革准备了必要的经验和条件。但这些改革，从总体上说仍然是初步和局部的，多年以来所形成的闭塞、呆滞的流通体制还没有根本打破。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未完全通开，城乡交流还存在种种障碍。二是管理体制还不适应，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政企合一，行政层次束缚还很严重。三是工商之间还不够协调，特别是扩大工业企业自销权后，工商矛盾显得更突出了。四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在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利益关系，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均待进一步探索。
  四、促进企业改组和横向经济联合
  根据经济合理、协调发展的原则，一九七九年对全省工业系统的356个企业，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关停并转。一九八〇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强调要发挥优势，增强竞争能力，必须走联合的道路。企业改组联合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消费品和短线产品生产，扩大优质名牌产品产量，实行专业化协作，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主要形式有：
  （一）经济实体性联合。对全省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如冶金、烟草、丝绸、医药、煤炭、电子、陶瓷、自行车等，组成了全省性的经济实体性公司，实行人财物、产供销统一领导。这些公司既是经济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又代行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如一九八一年七月，对冶金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重要改革，上收了原归市、地领导的济南钢铁厂、青岛钢厂、张店钢铁厂、金岭铁矿等25个企业和冶金厅直属的7个企业，成立了山东省冶金总公司，实行产供销、人财物统一管理，对国家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总公司成立后，在国家停拨基建投资、能源供应减少、产量受限的情况下，冶金工业稳步发展。一九八三年，全省钢、钢材和生铁产量都提前两年完成“六五”计划，实现利税比一九八〇年增长35％，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松散性联合。将一些产品结构和工艺设备相近的企业，以生产优质名牌产品或骨干产品的企业为“龙头”联合起来，成龙配套，提高生产能力。如潍坊电子工业公司，围绕录音机、计算机、通讯机等整机产品，将全市电子企业组织起来，协作生产，仅一年就形成了年产录音机20万部、录音机芯100万部、磁头50万部、磁带100万盒的能力，产品畅销全国，成为全省电子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又如以济南第一机床厂为龙头，将德州、沂水、鲁南、济宁等地的机床厂联合起来，组成了济南第一机床厂联营公司，既保证了原有机床的生产，又发展了数显和数控新车床，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三）工艺专业化协作。一九八〇年，首先在济南、青岛、烟台3市结合工业调整改组，建立起13个电镀、铸造和热处理中心，撤消了分散的384个加工厂点，每年可节电890万度、节煤1135吨、节水21.7万吨，减少有害物质排放近3万立方米。到一九八四年，全省共撤消了833个铸造、锻压、电镀、热处理厂，成立了85个服务中心。还有的地方组织了生产服务的社会化协作，如济南市五个系统，将所属各企业的维修车间，联合组成维修服务中心，统一担负本系统各种设备的大修任务，并承接社会上修理任务，维修的效率、质量大大提高，成本也下降了。这种联合有利于打破“小而全”、“大而全”的束缚，使企业的组织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四）工商联合。一九八四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省纺织品批发站划归省纺织工业厅领导，将各市、地纺织品批发站同纺织工业生产部门合并，实行工商合一的经济管理体制。除此之外，各地普遍开展了企业与商业部门联营联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产品扩散，发展城市工业同乡镇企业联合。一九七九年以来，威海市发挥城市工业经济技术较好的优势，搞好产品的开发、创新和提高质量以及产品的推销、原材料的采购，初加工由乡镇企业承担。该市先后组织皮革、服装、地毯、绣花、抽纱、机械、钟表、塑料等8个经济联合体，带动了全市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2.1％，其中乡镇工业产值年递增27.20％以上，工业产值在全省县级市中居第一位。威海市产品扩散，城市与乡镇企业联合发展工业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一条城乡合作、扬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并在全省推广了这一经验。青岛市将140多种产品扩散给32个县属企业和66个乡镇企业，使这些企业得到了发展，一九八四年这个市乡镇企业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60％。
  发展企业经济联合的做法：一是贯彻自愿、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除实体公司外，其他各种联合基本上都是企业自由联合而成，行政部门没有过多干预，只是起指导和牵线、搭桥的作用。联合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在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强调参加联合的企业按章程规定有进出的自由。二是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界限，不搞“门户之见”。参加联合的企业坚持“三不变”，即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改变隶属关系，不改变财政体制，企业可以交叉参加联合。三是在机构设置上，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经济联合体一般都以主导厂为依托，实行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四是在联合的方法和步骤上，不硬套一个模式，灵活多样，有生产、技术联合，有供销、经营联合，也有资金、设备联合。联合是在企业彼此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搞一哄而起。
  由于这一时期按条块管理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条块分割，部门、地方自成体系，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加之财政体制、物资供应、统计制度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而企业的改组和联合仍然阻力重重。有一些公司，实际上只是原有的行政机构换了一块牌子，并未办成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性公司。有的则是借联合的名义，将一些企业归属于自己领导之下，增加了行政管理人员，对企业统得更多、更死。特别是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联合，困难就更大一些，往往由于地区、部门干涉，使联合不能发展下去。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企业改组和横向经济联合，必须结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使各个方面都配起套来，创造出适应经济联合的良好社会经济环境。
  五、改革基本建设体制
  一九七九年以后，按照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山东省在压缩建设规模，调整投资方向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全省基本建设总规模由一九八〇年的26.9亿元，调减到18亿元；投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长期落后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一九八〇年上升到27.3％，比一九七八年提高了10.3％。但是，基本建设中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主要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问题仍有发生；建筑施工水平低，质量差、工期长、浪费大；建筑材料远远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城市建设欠帐大，环境污染严重。针对这些问题，从一九八一年以来，着重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
  （一）改变投资方法，调整管理机构。一九七八年前，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靠国家预算内财政拨款。一九七八年以后，增加了国内贷款、利用国外资金等预算外投资；自筹资金也有增加，约占总投资的25％。为了解决基本建设中争投资、工期长、效益低的问题，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将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改为由银行贷款。一九八〇年二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负责基本建设的贷款工作。一九八四年开始推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由建设单位与基建工程的主管部门签订投资包干协议，包投资、工期、规模、质量、材料、投产，节约归己，超支自负。这些改革使承担基本建设的地方和施工单位，有了较明确的经济责任，基本建设中长期吃“大锅饭”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投资效果有所提高。一九七八年以前，固定资产投资年交付使用率为66.5％，有的年份只有57％，而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五年平均交付使用率达到72.2％。建设项目投产率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仅为37.5％，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提高到51.7％。
  （二）建筑业推行以招标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把建筑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物资生产部门来对待，使建筑行业的发展长期处于被动、落后和缺少活力的状态之中。一九八四年五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转了建筑业改革的意见，全省建筑业的改革逐步深入。主要内容有：
  1.推行招标承包制，鼓励建筑市场的竞争。一九八四年六月至十二月的短短半年时间，全省有425项工程实行招标，总建筑面积133万平方米，总投资达2.49亿元。济南市不仅对民用项目实行招标，工业项目也实行了招标，而且从规划设计开始，就采取招标的办法，招标的范围扩大到全国19个省、市。这一改革，增加了企业的压力，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实行招标的工程一般可降低造价5－8％，缩短工期15％左右。
  2.推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改变对企业按人头核定工资总额的办法，工资总额随企业创造的产值和经济效益浮动。一九八四年，全省建筑系统9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这一改革。在应得工资总额内，企业有了自主选择内部工资分配形式的权力，对施工队主要采取了劳动定额为依据、多劳多得、高不封顶的办法，开始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全省建筑系统全年共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9.8亿元，超过年计划17％，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5937元，比一九八三年提高10.1％。
  3.用工制度和建筑设计改革开始起步。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动分散，劳动强度高，受季节影响大，施工任务常常处于不平衡状态之中。为适应这一情况，在国营企业中，逐步降低了固定工的比例，采取了根据施工需要招收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和临时工等不同用工形式。在工程设计方面，共有172个勘察设计单位试行了企业化管理，对外实行合同制，收取设计费，对内实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
  （三）鼓励乡镇发展集体建筑企业，允许乡镇建筑队进城承包工程，提倡乡镇建筑队伍通过各种渠道出省承包工程。全省乡镇建筑队一九八四年已有3400多个，共50万人，其中进城施工的达30万人，有力地支持了城乡建设，成为建筑施工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从总体上看，山东基本建设的改革只是刚刚起步。一方面改革的范围和内容不够广泛，主要是进行了资金、财务、分配领域的改革，而管理体制方面基本上没有进行。有的地方将建筑工程局改为建筑公司，对企业限制更多了，并向企业收取过量的管理费，加重了企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搞活企业。另一方面改革的发展不够平衡，各部门改革不配套。如城市建设的物资供应体制，许多环节上与招标承包不相适应，有的项目迟迟不能实行招标承包，其主要原因就是物资供应障碍重重。有的地方建筑管理部门为了保住自己企业的市场，没有推行招标承包制，仍然固守旧的模式和框框。基本建设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和繁重。
  六、改革计划体制，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一九七九年以后，山东省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计划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针对过去存在的控制太多、限制太死的弊端，对计划管理开始采取灵活的形式，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进一步明确了计划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后，中央又对计划体制改革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大的方面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本着这一精神，山东省在计划管理体制上，主要做了如下改革：
  （一）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九八二年以后，省计委管理的年度计划种类，由30种调减为16种；各市、地和省直部门的计划管理的范围也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减少了计划控制的指标。为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和城乡经济的稳定发展，对210种产品实行了指导性计划。各地和企业可以按照计划指导的方向，自行安排生产和销售，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杠杆，而不是用行政办法促进计划的完成。在工业计划方面，对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社会总产量，由过去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产品，其超产部分，除国家有规定不准自销的外，企业也可以自销。凡没有列入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的产品，均由市场调节，原料自购，产品自销。
  （二）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实施计划的作法。价格是调节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山东省先后对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和煤炭、木材、生铁、矿石、钢材、轻纺等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对生产起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如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两年，对棉花价格上调40.81％，从而调动了棉农生产的积极性，使全省棉花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下放了一批价格管理权限，改变了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冻结物价的政策，将过去只有国家计划价格，改为计划价格、议价和市场多种价格形式并存。对国家计划内的产品，实行计划价格，地方和企业不得随意变动；对企业超计划的自销产品，实行了议价，主要是参照计划价格和国家有关规定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浮动；国家计划外产品，实行市场价格。全省把965种小商品的价格全部开放，价格由购销双方协商确定，不再受国家规定的进销差价、地区差价、内部作价等办法的限制。这些改革，使物价管理上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企业之间有了竞争压力，体现了奖优罚劣，有利于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在价格体系改革中，根据国家的指令，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十分注意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处理好稳定物价同改革物价体制的关系。如一些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销售价格却没有相应提高，相差部分采取了财政补贴的办法。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四年，全省用于各种价格补贴近100亿元。同时普遍加强了物价监督检查。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银行管理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一九七九年以来，先后成立了农业银业、工商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保险公司，各市、地也相应建立了机构。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以各专业行、公司为主体的新的金融体系渐趋健全。在信贷管理上，围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试行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改变了过去信贷资金统支统收、存贷分离的状况，调动了各地吸收存款、用好资金的积极性。在存款政策上，扩大了存款计息范围，多次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在贷款政策上，首先调整了扶持重点，对轻纺工业给予优先照顾，轻重工业贷款比例逐年变化。轻工业贷款从一九七八年占49％，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55％。这一调整，促进了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协调发展。其次，陆续扩大了贷款范围。从一九七九年起，银行先后开办了基本建设贷款、技术措施改造贷款，放宽了集体企业贷款条件，恢复了对个体经济的贷款，办理了文教、科研、服务等部门的贷款，还试办了消费性贷款。从而使银行贷款由流动资金领域扩大到固定资产领域，由生产、流通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由国营、集体企业扩展到个体工商户。一九八四年银行贷款比一九七九年增加174.23亿元。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全省利用银行贷款支持建成投产的有4591个技术改造项目，提高了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增产了一些市场短缺的商品。
  （三）开始重视中、长期计划，注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和结合。新中国建立以来，山东长期没有能够建立科学、完整的计划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长远发展缺乏战略研究，往往只是根据国家的计划指标，层层落实，即便有一些战略设想，也是一些遥远的目标，没有真正同本省的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在经济发展上难免造成盲目性。二是忽视了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只是围绕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算帐定任务，使经济的发展同科技、文教、人民生活、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脱节。如山东省工农业总产值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前4位，财政收入也在前4位，而教育却十分落后，大学在校学生数居全国24位，初中升高中入学率居全国29位，小学升入初中入学率居全国19位，适龄儿童入学率居全国13位。
  一九八三年，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加强对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以全面地把握山东省自然、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把山东的国民经济计划建立在科学的战略研究基础之上。为加强战略研究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一九八四年成立了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任主任，聘请了全国部分专家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任顾问，并设立了山东省经济研究中心。
  七、改革财政体制
  长期以来，财政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其主要表现：一是统得过死。国家与地方和企业在财政体制上统支统收，即每年核定收支，收大于支的部分上缴国家，收小于支的部分国家补助。二是平均主义严重。国营企业的盈亏、行政事业单位的开支都由财政包下来，干好干坏一个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政体制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核心是恰当地分配财权、财力，正确处理集中和分散的关系。
  （一）改革各级财政之间的收支体制。一九八〇年，国家对各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新体制，将财政收入分为地方收入和调节收入两部分；在一九七九年财政收支的基础上，确定地方收支基数，用地方收入解决地方支出。根据中央的政策，一九八〇年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从当年起，省对各地、市也实行这一体制，具体划分了省和地、市的收入分成比例和支出项目。属于地、市范围的支出，不再由省下达指标，由各地自己安排；对个别因特大自然灾害造成财政十分困难的，省里给予一定的补贴。一九八二年，中央对山东省财政体制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改为“总额分成，分级包干，五年不变”，确定了全省支出总额占收入的比例，作为以后中央同省财政收入分成比例。其中地方收入部分，用来安排地方支出，多收多支，少收少支。省对地、市也相应将财政体制改为“总额分成”，从而使各级财政之间的分配关系更加明确，由过去的“条条”管理为主，改为“块块”管理为主，改变了过去财政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状况，扩大了地方财政权，也增加了地方压力，对于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实行利改税，进一步调整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利润留成或包干制度，对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企业积极性起了良好的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好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企业基金和利润留成办法，范围比较狭窄，管得仍然比较死，企业的财权、财力和活动余地比较小。而利润包干办法，由于生产任务和产、供、销关系经常调整变化，加上价格的变化，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营效果很不稳定，因而利润包干基数和包干比例很难确定得合理，常常一年一变，甚至一年几变。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能相对稳定下来，往往出现争基数、争比例和利润分配上苦乐不均等弊病，既不利于有效地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也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务院决定从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第一步利改税。主要是对盈利的国营企业普遍征收所得税，并依不同企业类型区别对待，小型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后，利润较多的，再上缴一部分承包费。大中型国营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除企业合理留利外，再采取利润分成、调节税等形式上缴国家。经过改革，将一部分上缴利润改为所得税，仍然保留税、利两种上缴形式。这一年，全省有5352家国营工业、交通、商业企业实行了第一步利改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九八三年，全省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产值比上年增长7.95％，实现利润增长11.27％，上缴税利增长12.28％。实行利改税后，财政税收监督进一步加强，全省企业税利拖欠情况明显减少。
  但是，第一步利改税仍然保留了利、税两种形式，税种也比较单一，税制不够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一九八四年十月起，进行第二步利改税的改革。主要是使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在更大程度上以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企业上缴的财政收入由过去的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企业依法向国家纳税，税后利润归企业自行安排使用。推行第二步利改税，山东省主要掌握了四条原则：一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二是使企业能从新增收入中得到一定的利益；三是力求解决利税并存所未解决的某些弊端；四是既增加企业活力、动力，也要使企业有一定的压力。一九八四年，全省符合第二步利改税条件的工商企业共有5431个，到年底全部进行了改革。通过利改税，使税收的杠杆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缓解了价格不合理带来的某些矛盾，也有利于解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苦乐不均的矛盾。
  （三）对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长期以来，事业单位的开支，都是靠国家供应经费，花钱向上要，开支国家包，基本上是“供给制”、吃“大锅饭”的做法。一九八〇年，全省有1300个事业单位按照企业管理的办法，进行独立核算，合理组织收入，用自身的能力促进事业的发展。这项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事业单位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缺乏动力、压力、活力的状况迅速改变，增强了自身发展的能力。如省直农业系统事业单位，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在国家补贴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对外服务，开展经济合作，三年增加了2800万元固定资产，1500万元的生产周转金。
  （四）改革财政投资拨款办法，将无偿投资改为有偿借用。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实行有偿供应，促进了建设单位慎重确定建设方案，加强经济核算，合理使用资金，提高投资效果。二是企业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一九八三年国务院决定，财政不再拨给流动资金，企业原有流动资金留给企业作自有流动资金，由银行进行管理，新增流动资金由贷款解决。三是部分支农资金改为有偿使用的周转金，有偿支援，到期收回，不付利息。这些改革，增强了经营单位讲求效益的责任感，逐步形成财政资金的良性循环。
  一九七九年以后财政方面的改革，对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由于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各方面欠账很大。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仅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就增加财政补贴共92亿元；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一九八四年比一九七八年增加31亿元，增长118％，财政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正是由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才保证了各项调整措施的顺利实施。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财政收入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回升，到一九八四年达到53.6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20.4％，实现了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这表明这一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的尝试是成功的。当然，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
  八、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山东省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在中央确定的范围内，主要进行了四项改革。
  （一）政企分开，扩大对外贸易的自主权。政企不分，限制了地方和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是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体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端。一九八〇年以后，国务院多次指出要把政企分开作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据这一精神，一九八〇年山东省成立了对外贸易总公司，设有15个专业进出口分公司，独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省进出口委员会和对外贸易厅只负责行政管理，不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与政企分开相适应，逐步扩大了地方和企业对外贸易的自主权，对各外贸专业公司，下放了物价管理权、财务计划权、固定资产管理权、转内销商品处理权、对外谈判宣传权和劳动人事管理权。在对外贸易经营方面，外贸部门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由过去相互保密、封锁，改为出口企业对外贸部门公开生产成本，外贸部门向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公开出口换汇成本，允许企业同外商直接洽谈贸易。这些措施开始打破外贸独家经营的局面，增强了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对生产企业来说，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了解国外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对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时调整生产方向十分有利。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外贸经营需要，一九八〇年经国务院同意，山东先后购置了五艘海轮，办起了自营船队，通航香港、日本和东南亚，基本上承担了本省对香港出口鲜活商品和零杂物资的任务，在体制上使出口和运输结合起来。
  （二）推行工贸结合，采用灵活的贸易方式，扩大对外出口。工贸分离，相互脱节，严重影响扩大对外出口，是对外经济贸易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为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外贸新体制，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经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同意，青岛市率先成立了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这个公司包括青岛国棉三厂、国棉六厂、第一印染厂、第二印染厂、青岛印染厂、针织一厂、针织三厂、绒布厂、服装厂9个企业，实行工贸合一，进出口合一，是独立核算的生产和外贸经营实体，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联合公司成立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九八三年比一九八二年创汇增加58.27％，这一改革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肯定。此后，又陆续成立了青岛饮料进出口公司、全省性的煤炭和设备进出口公司等。为了扩大出口，山东利用本省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采用了多种灵活的贸易形式，如发展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定牌生产等。其中尤以来料加工发展最快，一九八三年，来料加工产品收购额已占全部出口额的27％。
  （三）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利用外资方面，一九七九年以后，山东采取的主要方式有合资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租赁及让外商独资办企业等。一九八四年，青岛在利用外资方面签订了71个项目，包括5种形式。其中，中外合资经营的3项，占4％；中外合作经营的2项，占2.8％；租赁的50项，占70.4％；补偿贸易的14项，占20％；加工装配的2项，占2.8％。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全省共利用外资2.45亿美元，主要用于轻工、纺织、化工、机械、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引进技术方面，除国家统一安排引进的30万吨乙烯、兖州煤矿、石臼所煤码头等大型骨干项目外，山东省自己用分成外汇也安排了一些引进项目。
  （四）扩大沿海中心城市的对外经济贸易权限。青岛、烟台两市，是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口岸城市，两市工农业总产值占全省的28％以上，出口额约占全省的43％。一九八四年，国务院确定青岛、烟台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并在两个市设立经济开发区。到一九八四年底，两个开发区已基本完成了勘察规划任务，初步进行了开通道路、平整场地、通水通电等基础建设；同时同外商已签订投资合同金额4.9亿美元。
  山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中共山东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加深对改革的认识，真正把改革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来抓。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山东省体制改革委员会，由省委书记、省长梁步庭任主任，并设立了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省已经开始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的行动，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改革的范围和深度也有了重大突破：改革已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展到推进经济责任制；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从国内经济部门扩展到对外经济贸易领域；从微观上的改革扩展到宏观上的计划、财政、信贷、物价等各个方面；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劳动人事制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和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历史形成的一整套僵化模式的经济体制，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尤其是多年形成的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以政代企、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条条分割，地区分割，块块分割，人为地切断了经济的内在联系；计划、价格、劳动工资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还没有跟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妨碍着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对企业仍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就更少一些；中心城市的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辐射力还受到种种限制；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的配套衔接还不协调，各种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也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同时，在新的形势面前，如何加强宏观控制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些说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间的改革，仍然是初步和探索性的改革，也可以说是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第二节 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一九八四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从理论和原则方向上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蓝图。
  一、全省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了四届四次全会。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情况作了全面总结，通过了《山东省一九八五年经济体制改革试行方案》，对全省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全面的部署。这次会议强调了要搞活大中型企业，要求各部门和各地方，都要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把一切应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坚决下放给企业，不得层层折扣；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政府部门不再经营管理企业，并要强调企业自我改造发展的能力，在技术进步、进行技术开发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权限；继续搞好企业内部各项改革，进一步完善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搞好企业转轨变型，允许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广开生产门路，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在配套改革方面，要求在计划体制上，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加强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运用；在财政体制上，要求本着有利于各行业生财、聚财的积极性，同时也要保证国家建设和其他开支所必需的原则进行有计划、分步骤的改革；在价格体系上，要求严格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按照走小步和走一步看一步的原则进行改革，在物价管理权适当下放后，要加强物价监督，不允许任意提高物价；在流通体制上，把改革批发制作为重点，冲破一、二、三级批发的限制，开辟更多的流通渠道；在劳动工资制度上，推行劳动合同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对工资制度按国家统一部署进行改革，鼓励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随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以更大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会议还对如何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对扩大对外经济贸易交往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意见。
  这次会议以后，全省各地、各部门普遍制订了包括各方面配套协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普遍展开。从此，山东省开始进入一个全面改革的阶段。
  二、简政放权，搞活企业
  一九八五年，山东省大中型企业共有433个，占全省工业企业总数的2％。全省大中型企业数量虽然不多，但经济地位突出，其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1％，利税占64％。它在发展生产、提供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围绕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省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简政放权。按照《山东省一九八五年经济体制改革试行方案》规定的原则精神，省各有关部门普遍进一步制定了简政放权的改革方案。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进一步下放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产品销售、价格、资金使用、物资选购、人事劳动、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权限。针对普遍存在的行政机构中间截留权限的问题，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全省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督促各地、各部门将国务院和省关于扩大企业权限的各项规定尽快落实到企业。二是下放企业，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一九八五年，省直厅局所属企业已有120个下放到市、地管理，占应下放企业的61.5％。另外，德州、聊城、菏泽、惠民等地区也将所属企业下放给所在市、县管理，地区行署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三是对已有各类公司进行清理和整顿。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间，省和市、地组建了不少各类公司。其中省31个厅局中，就有各类公司128个，职工7155名，各市、地建立的公司有800多个。这些公司除一小部分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组建的以外，大部分是原有的政府职能部门采用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组建的。很多公司是集政企于一身，对上要权、对下收权，严重阻碍着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为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对这些公司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整顿。一九八五年在对各类公司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的基础上，首先，对原来赋于行政职权的省丝绸、冶金、医药、电子、煤炭、建筑、烟草、陶瓷、农机等省级公司，逐步取消他们的行政职权，实行政企分开。其次，停止或减少公司向企业摊派管理费，并对部分公司着手进行了整顿。
  （二）推行厂长负责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一九八五年，全省已有2160个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在试行中，一些企业开始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使厂长在任期内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在确定目标时注意了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为企业发展积蓄后劲；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关系，在保证国家多收的前提下，逐步增加企业和职工的收入；坚持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推行厂长负责制后，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得到了加强，出现了信息灵、决策快、指挥有力、办事效率高的新局面。许多企业在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相应地改革了内部机构设置，精简了管理部门，减少了行政人员。党委也从日常事务中逐步解脱出来，加强了企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三）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不断深化。在前几年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承包从内容到形式又有新的发展。1.推行了领导干部或经营者承包责任制。由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主管部门签订承包合同，小型企业多是厂长个人承包，大中型企业多是领导集体承包。承包的内容是在国家第二步利改税规定的范围内，承包实现利润、上缴利税、产值、产量、质量、产品开发、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安全生产、发展规划等多方面的指标。主管部门按上述承包内容进行考核，依据完成情况确定对承包者的奖惩。全省实行领导干部责任制较早的济南、潍坊两市，一九八五年有640多个企业实行了这种承包形式，占市、县属企业的86％。2.强化了技术和经营部门两个薄弱环节的责任制。主要是围绕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实行课题承包、项目承包、设计承包。针对市场调节增大的新情况，在经营部门中推行了联供联销承包责任制。如潍坊市一九八五年通过市场调节购进煤炭、钢材、木材等物资，价值1亿元以上，缓解了企业原材料燃料供应不足的矛盾。3.把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纳入经济责任制。许多企业面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开始注意研究和确定自己的经营发展战略，确定产品开发、质量创优、技术引进和改造、管理现代化、人才开发等方面的战略发展目标，并将战略目标按年度分解，纳入经济责任制体系，使企业的经济责任制不再单纯只是围绕当年经济指标，而且还着眼于企业发展的后劲。4.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完善责任制。主要包括运用系统工程健全经济承包的指标体系；运用控制论原理加强指标的检查和考核；运用信息论原理完善生产计划和购置经营，使经济责任制在系统化、标准化、定量化方面不断趋向科学合理。
  （四）进行企业工资改革试点。一九八四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企业工资改革方面的指示精神，在51个国营企业中实行了工资总额包干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试点。主要是对企业指定工资总额上交利税的比例，作为工资利税率。随着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工资按规定的工资率浮动，减人不减工资额，增人不增工资额。一九八四年济南有20个试点企业，当年完成产值比上年增长16.35％，实现利润增长15％，上缴利税增长17.8％，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一九八五年全省扩大了试点范围，由原来的51个增加到124个企业。这一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国家价格、税收、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关系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客观条件的变化对企业影响很大。实行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后，客观因素一有变化就直接影响到职工工资，一旦变化较大，工资也就或者大幅度增加，或者大幅度减少。
  三、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建立开放型经济结构
  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各地、各部门对发展经济联合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断深刻，增强了搞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一九八五年成立了山东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各市、地也相应建立了经济协作机构，全省上下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协作管理系统。从此，经济联合由过去分散的联合向有领导、有组织的联合发展；由单项的、企业自发的联合向综合的、有计划的联合发展；由短期的、松散的联合向稳定的、较紧密的联合发展；由个别项目的联合向区域性联合发展，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讲，横向联合都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一）经济联合开始向省外扩展。在立足省内广泛开展经济协作的基础上，面向全国，与外省、市建立经济联合或协作关系。例如，山东省同上海经济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青岛、烟台两市参加了由天津、辽宁、河北等省、市组成的渤海经济圈；德州地区的4个县同河北省的3个毗邻县组成了冀鲁经济区；济宁、菏泽参加了江苏、山东、河南、安徽4省15个地、市组成的淮海经济区；聊城、菏泽参加了山西、河北、河南、山东4省经济区。同时，济南与西宁市、青岛与延边自治州、烟台与昌吉自治州、淄博市与自贡市、潍坊市与海东地区等结成了姊妹城市，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这些区域性的联合，突破了行政区划和部门的界限，在相互需要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开发地区资源，促进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经济共同繁荣。如聊城、菏泽参加晋冀鲁豫经济区后，通过经济联合每年从山西、河北调入20－30万吨煤炭，解决了一部分能源缺口。烟台自行车厂建厂九年累计亏损1000多万元，同上海经济区建立协作关系后，利用上海的技术，联合生产永久牌自行车，一九八五年实现税利577万元。
  （二）省内各区域的经济联合更加密切。全省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东部沿海和胶济铁路沿线经济力量相对雄厚一些，工农业总产值约占全省的56.3％，工业产值占72.1％；鲁西北和鲁南山区经济相对薄弱一些，但资源丰富潜力大。开展地区间经济联合，有利于发挥山东省的整体优势，加快“富民兴鲁”的步伐。在发展省内地区间经济联合中，主要采取了四种办法：一是开展投资补偿和技术输出；二是投资办分厂，扩散产品和零部件生产；三是技术援助，由先进企业派人帮助落后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盈利分成；四是对口支援。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枣庄5市同临沂地区和枣庄市的7个较贫困的山区县建立了对口协作关系，一九八五年共签订联合协作项目146项。
  （三）科学技术联合已成为经济联合的主要形式。在各种联合中，科学技术性联合的比重已占60％以上。科学技术性联合的形式，主要有技术成果转让，企业与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建立科学技术合作关系，建立生产科研联合体及开辟技术市场。烟台市与全国93个科研单位和43所高等院校建立了联系，一九八五年通过技术转让、联合进行科研等途径，开发新产品418个。一九八五年，全省已建立市、地以上的技术市场14个，共举办市、地以上规模的技术交易会13次，有12万多人次参加了技术交易活动，组成技术联合或协作的项目有3100余项。济南市还采取技术洽谈会的形式，将企业提报的技术难题汇编成册，发给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进行难题招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仅一九八五年该市企业从科研单位吸收的科研成果就达340项。
  四、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指导全省的改革
  一九八四年六月，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在济南、潍坊两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准备，一九八五年两市全面进入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一）增强企业活力。省委、省政府规定，对济南、潍坊两市的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技术改造、人事劳动等权限，可以放的比其他市、地更宽一些。根据这一精神，两市相应作出了一些规定，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在企业内部，还普遍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如济南市工交企业成立各种劳动服务公司40多个，共有36个生产服务项目，有2万多职工参加，年实现利润达2300万元。在部分大中型企业内部，适当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企业向车间下放生产管理、经营核算、干部任免、职工调配、奖金分配、对外协作等权限。有的将车间改为分厂，赋予更大的权限，有效地调动了车间、分厂的积极性。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两个试点城市在综合改革中，都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增强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具体做法为：一是放宽政策。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鼓励国内外、省内外厂商、客户及农民进城兴办第三产业，并在财政、税收政策上予以适当照顾。如一九八五年到济南市开店经商的有9个省50多个县的130多户，活跃了城市市场。二是开展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协作。济南市同泰安、济宁、枣庄、德州、聊城、菏泽6市、地建立了固定的商业联营和协作关系，一九八五年商品协作的项目达18个，交流各种商品2万多种，总值达6293万元。同时，通过建立贸易中心，开展联营联销业务，改革了商业批发体制，同全国各地181个企业建立了直接的购销联系。潍坊市对土产杂品公司进行了划细批发业务的改革，将过去“大而全”的批发机构，按经营特点分为12个专业经营部，实行自主经营，商品经营额比上年增长了60％以上。三是蔬菜产销体制放开搞活。这两个市取消了蔬菜指令性上市计划，放开蔬菜价格，实行多渠道进货。国家主要是安排好蔬菜种植面积，保证不减少供应网点，搞好淡旺季的市场调节和平抑菜价。四是提倡多层次兴办第三产业，支持工厂、街道开设服务网点，增加服务项目。这两个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使长期存在的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开始有所解决，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对外交流的范围，为生产提供了信息和方便条件，给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
  （三）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在城市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方面，过去长期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层次多、效率低”。不少行业是地市、局、公司、企业四级管理，企业要解决一个问题，需层层上报，逐级批复。为改变这种状况，改革中着重调整了局和公司这两个层次，一般实行市、局（公司）、企业三级管理，减少了一个层次。在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方面，将过去分散建设，缺少统一规划协调，改为以集中建设、统筹规划为主，成立了城市综合开发建设管理机构，负责全面考虑城市建设方面的问题。对重点工程，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拆迁、统一使用资金、统一组织施工、统一供应原材料。
  （四）搞好市管县，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一九八三年后，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济南市所属县由3个增加到4个。潍坊市原是地区建制，一九八三年十月改为市，下辖12个县、区。城市的改革不仅要加快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带动周围地区共同繁荣。为此，当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在两市全面展开时，都在城乡通开、城乡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潍坊市把增强城市经济辐射力归结为一条“辐射、反辐射”的路子，即以城市骨干企业、优势产品、技术力量为依托，发挥其市场信息快、交通运输便利的有利条件，利用产品扩散、技术转让、经济协作、设立分厂等多种形式，有计划地把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转移，增强辐射力。农村则发挥农副产品丰富、工业原料多、劳动力充足等优势，为城市提供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劳务服务，向城市反辐射。按照这样一条路子，一九八五年潍坊初步形成了六大经济网络，即：以城乡横向经济联合为主体的工业经济网络；技术交流的科技协作网络；资金合作的金融网络；城乡通开的商品流通网络；城乡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多层次交流的经济信息网络。这六大网络的形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八五年潍坊市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2％，财政收入增长了25.8％。
  在济南、潍坊两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同时，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在黄县、昌邑、陵县3个县着手进行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改革除进行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和流通体制外，还对县级经济的管理体制、金融信贷、财政税收、商业物价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设想。但无论从改革的深度，还是从范围上说，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仍没有全面展开，仅仅是处于酝酿准备阶段。
  山东省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给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经济开始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但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刚刚起步，还有一些新的课题尚待进行新的探索。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山东省委四届六次全会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山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将着重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在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这三个方面的新的突破，将会使山东省经济体制逐渐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九十年代山东省更大的振兴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