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这四年多的时间，山东省认真贯彻执行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纠正“左”倾错误，抓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全省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一、工作重点的转移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导下，中共山东省委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认真解决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遗留问题，坚决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抓紧各项政策的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这期间，对山东的“二·三”夺权予以全盘否定，对王效禹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处理；对袁升平的错误批判予以彻底纠正，并加快了冤假错案问题平反和落实政策的步伐。尽管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解决，但揭批“四人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对此，中共山东省委和全省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解放思想，推进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概括，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立即行动起来，群策群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而斗争。这就不但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针，而且抛弃了前两年延续使用过的一些错误口号。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也是历史的伟大转折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由于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搞脱离经济建设的空头政治，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把人民的思想搞乱了，严重阻碍人们大胆地抓经济建设。为了迅速克服这种状况，全省深入开展了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的活动，并且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入手，深刻理解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战略转变的伟大意义。
  （二）着手干部制度和组织机构的改革，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
  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懂得经济工作、具有专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是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组织上的重要保证。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三年底的五年时间内，全省共提拔县以上领导干部4351名，年龄在50岁以下的占78％，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7％，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级领导班子文化程度偏低、专业人才偏少和年龄偏大的状况。同时，对少数“软、散、懒”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对极少数坚持派性，经过教育仍然不改和革命意志严重衰退的干部，进行了组织清理。
  改变机构设置不合理、臃肿庞大、党政不分和职责不清的状况，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使各级组织机构由适应搞政治运动改变为适应于现代化建设。据一九八二年十月统计，仅省级机关就有84个党政群工作部门、698个处室，工作人员9200多人，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部门增加29％，处室增加53％，人员增加了3000多名。由于部门增多、层次增多、人员增多、分工过细，致使工作互相推诿和效率不高的现象相当突出。因此，从一九八二年底至一九八三年期间，集中进行了省、市、地、县机构的改革，精简党政机构和人员，充实加强了经济、科技、教育等机构。
  在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方面，省委强调要努力实现五个转变：首先，各级领导的精力由主要抓阶级斗争转变为主要抓经济建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于、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二，从党政不分转变为党政明确分工。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重要计划由党委讨论决定，日常的经济组织工作由行政和经济部门具体负责。第三，把政治工作由过去脱离经济工作转变为结合经济工作、围绕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去做，使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真正起到保证作用和促进作用。第四，改变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探索和运用经济规律，按照经济原则，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第五，改变思想窒息和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创造活跃思想、健全党内外民主生活的条件，逐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保证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
  全省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有了保障，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日趋稳定，党内外民主生活逐渐活跃，为调动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搞好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这期间，仍受到一些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为了顺利地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全省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既反对了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了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倾向。对闹派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引导他们从思想到行动走向正确的轨道；对造谣诬陷、进行非法活动，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人，追究其政治和法律责任。在此期间，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曾一度相当猖獗。一九八〇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比一九七九年上升32％，其中重大和特大案件上升1倍多，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义愤。因此，从一九八一年起，全省依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进行了多次集中和严厉的打击。
  二、贯彻“八字方针”，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为了纠正一九七八年新冒进的错误，解决经济建设上长期以来执行“左”的方针引起的严重比例失调，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要求全国下最大的决心，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迅速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改变过来，同时着手经济体制的改革，并继续对现有企业进行整顿。这本来应当成为山东经济建设的根本转折，但由于省委领导的思想认识不一致，对经济形势好的一面看得多，对国民经济中的严重问题估计不足，甚至不承认比例严重失调，在一些部门和地方，仍摆着大上基本建设的架子，没有退的思想准备。因而在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〇年底的一年多时间内，虽然部分地做了一些经济调整工作，但从总体上抓得不得力，没有根本解决比例严重失调问题，直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才认真汲取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教训。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全省逐步深入地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整，集中力量解决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和经济领域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使各项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各条战线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农业生产有了重大突破。
  一九八〇年山东的粮食生产已经达到476.8亿斤，全省人均653斤，初步解决了7296万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在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上存在着片面性，忽视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发展得很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农业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即继续抓好粮食生产，适当扩大大豆、谷子和小杂粮种植面积，在保证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把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作为重点来抓，开创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的新局面。在计划和管理工作上，重点抓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调整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逐步改变农业结构，把调整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比例关系放在首位。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适当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落实国家关于棉花生产的各项经济政策。二是积极促进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进一步贯彻森林法，广泛宣传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群众宅基四旁植树归己的政策长期不变；按照集体饲养和农户饲养并举的方针，努力发展以食草为主的牛、羊、兔和其他家畜家禽；充分利用海岸线长，内陆水面广阔的良好条件，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水产捕捞和水产养殖，使水产业逐步向农牧化发展。三是降低农业的各项费用，增加农民收入。经过加强经营管理、成本核算、增产节约，把农业生产的各项费用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控制在30％以内。四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发展农业机械化作业，不断改变生产条件。五是相应地调整农业内部的投资比例，地方财力主要用于农业和农用工业，用于农业的部分以60％发展林牧副渔和社队企业。
  经过对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政策的调整，这个时期山东的农业有了重大突破，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农业总产值，一九八二年达到195.6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22.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6.2％，超过了前三十年平均年增长4.6％的速度。粮食，一九八二年占用耕地面积6609万亩，比一九八〇年调减了720.8万亩，但每亩单产比一九八〇年增加90斤，因此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475亿斤。经济作物，一九八二年的播种面积达到3325万亩，比一九年增加了35％。其中，棉花增长幅度最大，一九八二年的播种面积增至2008.6万亩，比一九八〇年扩大81.7％，总产量达到1920万担，比一九八〇年增产79％，接近“六五”计划规定一九八五年达到2000万担的指标；花生，虽然东部重点产区干旱严重，总产量仍达到2800万担，与一九八〇年的产量持平；烤烟，一九八二年播种面积增至161万亩，比一九八〇年扩大52％，总产量达到673.9万担，比一九八〇年增长115％。大牲畜，一九七〇年以后年年减少，一九八〇年为343.5万头，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五五年下降37％；从一九八一年起制止了大牲畜锐减的状况，一九八二年恢复到363.96万头，比一九八〇年增加6％。社队企业总收入，一九八二年达到81.4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38％。随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重点户大量涌现，一九八二年农副产品的收购金额达到94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20.5％；多种经营总收入一九八二年达到160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52.5％，全省农业经济的自给性和生产的单一性有了很大改变。
  （二）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加强轻纺工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变化和生产的发展，山东省轻、重工业产值比例的变化很大。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一九四九年占87％，九八〇年降到51％；重工业产值一九四九年占13％，一九八〇年上升到49％。按历史分期统计，一九四九年轻、重工业产值比例悬殊，一九五二年开始逐步缩小差距，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一九五七年，轻、重工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71％和29％。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出现比例失调。一九六二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3.6％，其中轻工业下降22.7％，而重工业却上升54.2％。通过三年调整，一九六五年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60.3％和39.7％。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的十年间，重工业上升过快，所占比重由一九六五年的39.7％上升到一九七五年的53.3％，同期轻工业的比重由60.3％下降到46，7％。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轻、重工业倒置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已经失调的比例关系。在一九七八年的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54.9％，比重升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高点；轻工业仅占45.1％，比重掉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低点。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九年间，轻工业每年平均增长9.2％，而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8.2％。长期形成并且逐渐严重的轻、重工业比例的失调，直接影响了资金积累，影响了人民生活，影响了外贸出口，也影响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因此，山东的工业调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坚持把发展轻纺工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大轻工业投资，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关、停、并、转”了700多个企业，促进了消费品的生产。同时，对轻纺工业所需的燃料、电力、钢材、木材、化工原料，按核定的指标，做到适时供足，专料专用。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省、地、县都安排一部分资金、材料和设备，有重点地扶持了集体企业的发展。对社队企业，认真贯彻了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的基础上，发展了适宜于社队企业经营的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土特产品、手工艺品的生产以及为当地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建材、食品、服装、小商品生产。
  通过重点发展轻纺工业，相应地加强能源和交通运输的生产建设，压缩冶金、机械的长线产品，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开始走向协调，保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全省工业总产值，一九八二年达到397.9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47.1亿元，两年平均增长6.5％。轻工业产值，一九八二年达到236.4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47亿元，两年平均增长11.7％。重工业产值，一九八二年为161.5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2000万元，两年平均增长0.06％。由于对轻、重工业发展速度进行了有力的调节，所以，在一九八二年的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从一九八〇年的54％提高到59％，重工业的比重从一九八〇年的46％下降到41％。同时，轻纺工业积极创新，增产适销对路产品，使主要消费品的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商品供应日益丰富，市场逐渐繁荣。
  （三）调整商品流通环节，活跃城乡经济。
  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是联系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经济的发展，要求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改变工农业产品的购销方式，从流通体制上解决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在这期间，山东省在流通体制和购销政策上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一方面，根据城乡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了集体和个体商业，扩大了城乡农贸市场，向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搞活流通的政策，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合同的前提下，鼓励工业企业按照社会需要增加生产，给予部分产品自销权，原料供应不足的，允许以产品交换原料；商业企业可以自行选点进货，允许在紧缺商品上与外省互相调剂；农村在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以后，除常年禁止上市的产品外，其他产品一律放开，可以就地销售，也可以远距离运销。
  通过上述调整和初步改革，流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一九八一年全省城乡仅农贸市场就达到3900多处，成交额比一九八〇年增长20％以上。一九八二年的商品流通更趋活跃，全省集市贸易成交额达到27.7亿元，集体商业企业发展到8万多个，个体商业户达到32.6万多户，商业、供销系统自行选点进货总值达37.3亿元，占当年商品零售总额的20％以上。全省商品购销稳定增长，一九八二年商品收购总值199.9亿元，比一九八〇年的168.9亿元增长18.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8.3亿元，比一九八〇年的143.5亿元增加24.3％。其中，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99亿元，比一九八〇年上升6.3％；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3.67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26％；对农村集体和农户销售农业生产资料总额为41.62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27％。许多长期紧缺，凭证、凭票限量供应的商品，绝大多数可以敞开供应，整个市场已经由商品数量不足的矛盾，转化为质量、品种、规格、花式与消费者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
  （四）争取财政状况好转，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两年，全省都没有完成省财政收入任务。一九七九年省财政赤字是2.28亿元，一九八〇年赤字是1.08亿元。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各级人民政府在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中，通过推行财政包干制度，加强对税收的集中统一的管理，调整某些税收政策等措施，使财政状况逐年好转。一九八一年省财政当年赤字减少到3252万元，一九八二年全省财政总收入达到49.29亿元，比一九八〇年的48.11亿元增长2.45％，扭转了连续三年出现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省财政收支平衡，当年结余8631万元。这一财政状况转折性的变化，是全省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得到稳定发展的综合反映。
  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对解决人民生活方面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从一九七九年起按国家规定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副产品收购以一九八〇年的价格为100，一九八二年的收购价格指数上升到105.6。一九八〇年调整了部分职工工资，一九八一年提高了中小学教师、部分医务人员和体育工作者的工资级别，加上奖金制度、安排城镇人员就业、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和支付各项政策性补贴等，用于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支出连年增加。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两年，全省增加这方面支出70多亿元。
  通过上述旨在改善人民物质福利的重大措施，城乡人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增加。一九八二年职工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489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17.8％。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更大，一九八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04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一九八〇年增长38％。一九八二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78.3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34.8亿元；全省群众储蓄余额50.7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21亿元。同期，城乡人民居住条件也有了新的改善。一九八二年，城镇新建居民住宅竣工面积452万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403万间、6530万平方米；加上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三年的竣工住宅面积，城镇共建住宅2100多万平方米，农村共建新房1500多万间、2亿多平方米。
  （五）调整教育结构，开展科学研究。
  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科学技术是关键。为了改变科学教育事业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各级人民政府不但增加了对这些事业的投资，而且抓紧了教育结构和科技工作方向的调整。一九八二年省财政用于教育、科技经费的支出7亿多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3.8％。经过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年的调整，教育结构从单一化开始向多样化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是巩固和加强现有大专院校，调整专业设置，补充缺门，同时，积极扩大业余高等教育。一九八二年高等学校由一九八〇年的40所减为38所，招生人数由14402名增加到15765名。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和教师进修学院发展得很快，已达53所。中等教育机构的改革有了突破，中等专业学校由一九八〇年的203所减为174所，但招生人数由28137名增加到29235名。农业技术中学、农业中学和各类职业中学发展到425所，普通中学开设的职业班、农业班达到372个，在校学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由一九八〇年的16.5％上升到26.7％。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兴办的职业学校、技术学校、补习班、专修班大量涌现。职工教育发展很快，县以上机关和县属以上企事业单位的办学面达70％，参加学习的职工有134万人，占应进行文化补课职工总数的90％。在科技工作方面加强了应用研究以及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两年内，全省共取得重要科研成果1330项，推广应用科研成果446项，县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技术改造项目1413项，职工群众实现重大革新项目98900多项。农业科学普及活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广大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增高，参加技术夜校、技术讲座和各种短训班的群众越来越多。在农业科普活动和农业生产的结合上，全省涌现出了农业科技带头户25万多。
  经过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的，特别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两年集中的调整工作，山东省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摆脱了“左”的一套的束缚，国民经济不协调的问题有所解决，经济建设工作从被动逐步转向主动。特别是农村形势发展之快之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在前进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控制不严，管理混乱，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一九八〇年全省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6.9亿元，比一九七八年上升7.9％，比一九七九年上升8.1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一九八〇年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最多的一年。一九八一年，贯彻了中央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指示，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了较大的压缩，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8亿元，比一九八一年减缩33％。一九八二年经济形势好转以后，一些地方和经济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头脑又开始发热，忘记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造成经济上几次大的折腾的经验教训，争投资、争项目之风又有抬头，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6.96亿元，比一九八一年增加49.8％。加上当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技措投资16.3亿元，城镇集体企业基本建设和技措的投资4.38亿元，三项合计使一九八二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到47.6亿多元，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地方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投资只占33.63％，对增加过猛的预算外投资失去控制；用于能源、交通重点建设的投资只占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的44.5％，其他均是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有些基本建设项目是属于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有些项目是以技术改造的名义搞了基本建设。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重新拉长，一方面造成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建筑材料全面紧张，影响了重点建设；另一方面新建工程势必同老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动力，限制原有企业潜力的发挥，影响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省人民政府专门发了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通知，要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压缩一般加工工业项目，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和非生产性建设，把财力集中起来，确保国家重点建设；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综合平衡，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突破；擅自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者，以违反财经纪律论处，并对突破部分加收30％的能源交通建设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