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立民同志1926年1月生于山东省陵县滋镇乡小蔺庄，1945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陵县四区、五区金库干事，匡五县（现陵县）罗院区粮站站长，陵县政府财政科科员，渤海支前司令部西线运粮站副政治指导员，陵县政府干部科科员，陵县民政委副书记，馆陶县委书记；西藏日喀则地委监委副书记、副主任、纪委书记，自治区常委纪委委员，山东省德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85年4月离职休养。
  农历7月15日，在我国传统的习惯中，是人们向已故先人祭祀的日子。或许是一种巧合，正是这一天（1998年9月5日）上午10时，来自省、市、区、县和聊城市、河北省馆陶县等地的几百名同志在肃穆、低沉的哀乐声中向原行署副专员王立民同志的遗体告别。许多老同志都十分惋惜，泣不成声。事后，我们曾到他家向其夫人郝长清同志问安，嘱其节哀保重。她既悲痛又十分冷静地说，组织上对立民同志一生给了充分肯定，我感到欣慰。
  我们与王立民副专员相识是1979年5月。这年4月下旬，我们和山东大批人员一起赴藏，5月1日到达青海格尔木。王立民、郝长清夫妇到接待站迎接，并接见了德州籍的同志。次日下午长清同志又驱车赶来，将周庆芳、许焕玉、郭其礼、唐大荣等同志接到他家作客。当时王立民同志任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正厅级单位）副书记、副主任，长清同志在办事处商业服务社任书记。尽管我们与他老两口素不相识，但他们那种朴实、热情、诚恳、豪爽的话语，使我们一下子象回到了自己的家。经过近10天的颠簸，纵驰满目荒凉的柴达木盆地，在日驱八百里，口干腹饥的情况下，目睹丰盛的酒肴饭菜，都有一种千里遇亲人的感觉。立民、长清夫妇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西藏、青海的气候特点、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风土人情等情况。立民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到西藏工作与内地难以相比，要很好注意民族政策、边境政策和军民关系。在谈到气候和生活条件时，他说既不要担心害怕，也不要无所谓，过于担心害怕会造成思想上的压力，抱无所谓态度，不注意休息，活动量过大，容易引起高原反应，落一身毛病。要沉着气，别着急，慢慢适应。他特别强调，生活上不要嫌脏怕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保证不了营养，会把身体搞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藏族同胞吃的牛羊肉哪怕是生的，吃的糌巴团哪怕脏点，喝的酥油茶有些膻味，也要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立民同志讲的很多，很具体，也很生动。这些经验都是他的切身体会，十分可贵，我们听后都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到西藏后，在日喀则我们共同拜访了地委常委、秘书长秦加甫和组织部闫部长，后来我们还分别见到了和立民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徐永昌、张让三等同志。说起话来，这些同志对立民同志都赞不绝口，十分敬佩，称赞他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作风正派，待人诚恳。立民同志1963年在聊城地区馆陶县（现属河北省）任县委书记，组织一声令下，他三天时间安排下四个孩子，告别了父母，与妻子一起进藏了。到1982年6月内调，在西藏工作长达20年之久，曾任日喀则地委委员、地监委副书记、仁布县委书记、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副书记、副主任等领导。他在地监委工作时，正值达赖喇嘛叛逃和中印边界反击战后不久，西藏情况相当复杂，各种矛盾蛛网交织，各种人物充分表演，各项建设百事待举。但立民同志始终头脑冷静，善于思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分为二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从不上纲上线。他十分注意团结藏汉干部群众的大多数，经他处理的案件都有根有据，有理有节。立民同志任仁布县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十分注意解决藏族同胞衣食住行中的实际困难。他常说，“西藏情况特殊，要用特殊办法解决西藏的问题，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向县委汇报”。西藏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下去一趟很不容易，没有说办就办的作风，藏族同胞生产生活中的问题难以及时解决。立民同志所在的仁布县海拔4000多米，山高壁峭，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开始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牦牛和马匹，他曾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摸摸伤处，打掉泥土，整理行装和同志们继续前进。1973年他从县到区社，因翻山越岭，道路坎坷，乘坐的北京吉普在一拐弯处翻在坡下，幸好被一块巨石挡住，虽身受伤，但保住了生命。事后他还风趣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74年西藏自治区党委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决定调王立民夫妇到格尔木办事处工作。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是国内通往西藏最繁忙的青藏公路的中间站，西藏所需的建筑材料、生产资料、藏汉干部群众的生活用品，一半以上都从这里集中、储存、运往西藏。该处干部职工25000多人，是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六、七十年代西藏流传着“西藏形势好不好，就看汽车跑不跑”的说法。格尔木办事处可谓西藏的大后方、储备库、转运中心，也是大批汉藏干部群众进出西藏的交通枢纽，工作量很大，任务相当繁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里，立民同志思想解放，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格尔木办事处成了西藏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北坡，柴达木盆地南缘，海拔近3000米，同样是高寒缺氧，空气干燥，终年无雨雪。更为困难的是，通讯条件差，办事处是西藏自治区的直属单位，各种会议、情况汇报，立民同志必须亲赴相距1300公里的拉萨，沿途要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一路都是爬在高原上，滑在冰山下，钻在云雾中，冲在峡谷里。1972年春，立民同志奉命到拉萨开会，途中汽车轮胎爆炸，车身失衡，在砾石滩上打了几个滚。他将几个受伤较重的同志安排到医院后，自己带着头上的血疱，坚持赶到拉萨参加会议。这种情况对于年过半百的他来说，是毅力的考验，意志的考验，品德的考验，归根结底是对其党性的严峻考验。而他在这种考验面前总是无所畏惧，从容不迫。
  斗转星移，日月流失，到70年代后期，立民同志已在西藏待了十几个春秋，他已由进藏时39岁的大小伙子，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同志。高血压、心脏病渐渐浸入他的肌体，与他一起进藏的结发夫人见他身体日渐消瘦，又考虑家中母亲已故，父亲年已古稀，还给他们拉扯着几个孩子，便悄悄与他商量调回内地之事。立民同志说，咱们来，是组织决定的，内调也要听从组织安排，向党提条件共产党员能张开口吗？于是他们又继续在西藏干下去。1982年立民同志已五十有七，长清同志也年过半百，组织考虑他们难以在西藏继续工作，决定调回山东。他被安排在我区任行署副专员，按照西藏的规定立民同志回来后，有半年以上的休假、疗养期。组织上已给他带回近2000元食宿费用，但他到德州地委报到之后，在没有休息、没有安排好家、暂住招待所的情况下，不顾疲劳走进了副专员办公室，担负起了他所分管的科教文卫工作，果断地将从西藏带回的上千元休养费和剩余的路费交给了行署财务。他在行署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基层，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真可谓“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超负荷地运转，使他于1983年7月7日在宁津会议期间突然瘁倒在讲台上。人们被意想不到的突发病状震惊了，幸好在座的是卫生系统的同志，经验多，处理得当，尽管是脑溢血，因抢救及时，而脱离了危险，并慢慢趋向好转。他身体一有恢复便不忘工作，对西藏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更是倍加关注。
  王专员在家是独子，他对父母百般孝敬。但为了革命工作，长期不在父母身边，进藏时干脆将自己的4个儿子留给老人照管。当时长子建军8岁，次子冠文7岁，三子陆军3岁，四子空军仅4个月。他一去就是7年，1970年初才第一次探家。72年在西藏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他坚持传达完自治区会议精神后再往回赶，等他回到家时母亲已埋葬了两个多月。几十年来，他舍家为国，公而忘私，将自身的利益置之度外，但他对同事、对同志诚恳、热情，对较年轻的同志更是关怀备至。由于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们这些同志大都与他保持经常来往，对他很尊重，视他既是尊敬的领导，又是良师益友。1985年国庆节前夕，在他家聚会时，其礼同志赠立民、长清夫妇一条幅：“珠峰冰雪志凌云，喜山飞瀑壮士心，昔日风华献屋脊，而今老骥励后人”。立民同志笑了，并说过奖了。其实这决非褒奖之词，只是表达了大家的肺腑之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20年却是极其漫长的岁月。立民同志在西藏工作的20年，占他生命的近三分之一，占他工作历程的二分之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在内调时，又将自己的四子王空军留在西藏部队，长期在边防哨所持枪站岗，保卫着祖国这块神圣的领土。真称上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啊！他的实际行动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立民同志，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党的事业、为西藏建设做出的贡献，难以用文字来表达。他干得很潇洒，活得很值得，但他的日子过得一直很累很累。调回内地本应干几年工作之后，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却很快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十几年来一直是百病缠身，难以自理，最后六、七年间，一至目不视路，足不出户，在他70岁之时，竟然应了“自己去”的俗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带着一颗真诚善良之心，悄悄而豪迈地走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怀着崇敬而沉痛的心情祝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安祥长眠，好好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