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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突围——记武城军民“四·二九”反扫荡
  韩风声
  题记：“四·二九”狂风助战警天地，红五月阴雨洒泪吊英魂
  ——王任重
  1942年4月29日是武城县人民世代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在武城县霍庄（现属故城县建国镇）一带，我党政军人员在反扫荡中浴血奋战，胜利突围。但也有422名干部、学员、战士牺牲（不含群众）。这是武城县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最多的一天。
  一、日寇扫荡的背景
  1938年9月，日寇侵占武城县后，炮楼林立。由民族败类组成的招抚队，疯狂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1939年3月1日又建立了伪政权及武城警务局，局址设在老城镇大运河东岸。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由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领的东进抗日纵队，深入晋冀鲁豫边区，到南宫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并在农村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1月成立了武城县抗日政府，6月正式建立了武城县公安局。第一任公安局局长梁振芝，27岁，南宫县十里铺人；其通讯员刘英华，17岁，老城镇沙庄人；公安队指导员赵黎荒，老城镇沙庄人。从武城县大队调过一个排30人，为公安队。武器装备很差，全局仅有两只短枪，20多枝步枪，每人10发子弹。生活也很艰苦，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月津贴2元。1941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伪汉奸很嚣张，敌强我弱。公安工作不能公开，局址不固定，也是游击式，常在青纱帐里审案子。主要活动在清河、武城、故城之间。公安局主要任务：一是除奸反特，二是保卫首脑机关，三是配合正规部队拔除日伪军据点，分化瓦解敌人。当时武城公安局辖两个区，二、三区都在武城运河以西，现故城县中南部。运河东是敌占区，不易活动。1941年夏，抗日根据地沿清凉江开辟到儒林一带。百团大战后，开始秋季战役时，形势渐渐好转。县大队政委王新（武城县李家户辛庄人）、代理县长戚夯（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带领的武城县大队由一个连发展到两个连，计一百多人，公安局发展到50多人。县大队公安局配合正规军19团、21团、骑兵团拔掉敌人许多据点，11月份又拔掉了河西街（现故城建国镇）、武官寨、何柳屯三个重要据点。公安局逮捕、枪毙了一些汉奸、恶霸、土匪，做了许多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运河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自此武城一带，军民情绪高涨。武城县运河西成了冀南区党委、冀南区行署、冀南军区的主要立足点。为了巩固运西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开辟运东抗日根据地，武城县大队、公安局配合冀南军区不断向运东渗透，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使日伪军日愈恐慌。
  二、日军扫荡的准备
  就在武城一带抗战形势好转、群众情绪高涨之时，日本侵略军驻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深感不安，把武城县视为其眼中钉、肉中刺。武城铁杆汉奸日伪县长吴寄普一面积极上书日本上司，一边派汉奸特务到运西刺探情报。冈村宁次便回师华北，撤回长江以南的大部日军，在冀南连续搞了三次大规模“铁壁合围”，小扫荡更是不断。这种合围大扫荡是日军在战术上的一个开创。其阵势是在上百里的区域拉大网，围如铁筒，三步五步一个日寇，端着枪进攻，如梳头一般，又有坦克、骑兵、飞机等多兵种配合，然后缩小包围圈，很难抵挡。
  这三次大规模铁壁合围，第一次是1942年4月29日，目标是武城；6月4日目标是枣强；9月12日的目标是威县。每次反扫荡我军民都付出了血的、深重的代价，谱写了一曲曲抗日爱国英勇杀敌的悲壮篇章。
  “4.29”一战是冈村宁次亲自组织指挥的。他亲率日军第四十师团，独立第一、七、八混成旅团，计一万余人，配有飞机6架，汽车几百辆，还动用了坦克、装甲车、摩托队、骑兵等，又调集了枣强、清河、夏津、恩城、高唐、武城等13个县的日、伪军一万余人，共近三万人，在飞机掩护下向以武城为中心的八路军驻地进行“铁壁合围”。敌军利用运河作屏障，从清凉江以南至清河一段，西从大营，北从郑口，都是重点包围。合围由多层防线进攻。敌人还布置了封锁防线。即：恩县、武城的日伪军封锁武城大运河，故城的日伪军封锁故城边缘，武城南由夏津的日伪军封锁，武城西南由清河县日、伪军封锁，武城入南宫隔条大沙河，由南宫的日、伪军封锁。总之，四面都被敌人封锁。
  当时，中共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司令部、区党校、财干校学生、行署文工团等很多非作战人员，都驻在武城北部的武官寨、兀兰屯、三闫村一带，紧靠郑口南边。武城县委、县府公安局驻西里屯。武城县大队驻武城南边，紧靠清河县。我方保卫首脑机关的武装力量有新编七旅旅直19团、21团、骑兵团的红马连、白马连、军区警卫营。一个公安总局保卫营等7000人被围在圈内，敌人妄图把我抗日力量一举消灭。
  三、浴血突围
  4月28日敌人已经部署完毕，日军主力驻德州方面，准备“五、一”动手。中央已给冀南首脑机关发来急电，告知日军有扫荡行动。我首脑机关在武北一带开会研究反扫荡计划。由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能硬拼，只能突围。当时驻在德州的冈村宁次听到密探回报，得知我首脑机关正在武北开会，他改变计划，提前两天行动，进行“铁壁合围”。4月29日黎明5时我军发现敌情，当时认为是敌人的一般扫荡，并不知是大合围，也弄不清敌军的兵力部署。如果向西北方向突围，进入枣强县便可避开敌军主力，少受损失。因情况不明，决定大队人马向南运动，这正中敌人诡计。武城县委、县府也不掌握全部敌情，跟随大队的尾巴南撤，后卫部队阻击敌人。
  上午八、九点钟，一群日伪军埋伏在武城北巩庄西南的水塘边探头探脑，窥测我军动向。这时我军一名骑兵战士从西南方向赶来，这是侦察突围路线的战士。敌人一见嚷嚷着：“来了！来了！快打！”他们趴下就开枪，这位骑兵也看见了敌人，听见枪声迅速下马，卧倒在一个新坟后面，那战马似懂人事，围着战士兜了一圈看着战士，战士一挥手，战马便向西跑去，只见那战士架好轻机枪，瞄准敌人，狠狠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敌群马上乱了营，有的叫，有的往后跑，有几个吓得跌进了水塘里，而那战士从容自若地提着轻机枪，向马跑的方向走去。
  我军南撤中欲从西里屯突围，打开一个缺口进入清河县，但刚入西里屯不久，日军已紧追上来。这时我方侦察员从南宫方向侦察回来报告，敌人已把大沙河严严封锁了，这条大沙河有一里多宽，是毫无遮挡的开阔地带，如在此突围必定损失残重，因此军区领导下不了在此突围的决心，继续侦察突围方向。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范朝利、薛瑞、刘志坚等同志在十二里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计划。
  军区机关领导决定向南突围。我军红马连及其他后卫部队也是边打边撤。近中午12点时，敌人攻到了十二里庄附近，武城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可利用的地形、地物较少，有不少干部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敌人的飞机投下一连串的炸弹，不断向人群俯冲扫射，这样一来我们的直属机关、部队被打散了。我19团在何柳屯打开缺口冲了出来，由于联系不上，大部队仍旧向南撤去。
  4月29日早5时许，红马连连长费连祥正率全连在郑口南边警戒，这时冀中回民支队的一群女兵惊慌南撤，说发现大批日军向南压来。费连长一边南撤，一边派人飞马报与军区首脑机关。
  红马连是冀南军区特务连，主要任务是保卫冀南区首脑机关。全连共67骑，配备有三部掷弹筒，三挺机枪，其余每人一支捷克式步枪，身背一把大砍刀，威风凛凛，装备较好。费连长英勇善战，得知首脑机关已经南撤，率队迅速沿清凉江南撤，至白发寺马村时看见满载鬼子的6部大汽车，还有摩托队，正疾速向东，过河扑来。如让敌人过了河，很快就能追上我大队人马。一定拦住他！费连长下令“打”！机枪只打了两梭子，敌人的汽车就抛了锚。日本兵下车就地散开卧倒，向河东堤上射击。我红马连居高临下打得很顺利，日军死伤无数。对射一阵后，我军不能恋战，速上马向我大机关靠拢。当撤到于姑屯，又发现日军骑兵和车队向东扑来，费连长下令阻击。我们机枪一
  响，敌骑兵立即调转马头向南跑去。汽车上的日本军纷纷跳下卧倒向我射击。费连长当时看清了有6、7个鬼子，20多个伪军被打倒。
  红马连阻击的激烈枪声，引来了东边的一队敌骑兵向西疾奔。这时黄沙飞扬，对面看不见人。费连长下马前去观察，见尽是高大、白头心的马匹，断定是日本骑兵来增援。他们一心牵挂着首脑机关的安危，无心恋战。鬼子骑兵没看清红马连，朝汽车跑去。
  红马连速南撤至冯王庄，正遇上公安局长梁振芝带领20多人的队伍从西撤下来，互相通报了敌情。梁局长说：“西边敌人很多，我们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向西冲不出去，我们公安已分开行动，向河西街（建国镇）突围。”这时，妇救会的二三百女青年也被敌人赶到这里，要求费连长的骑兵连带她们向西冲出去，费连长解释说：“兵力相差太悬殊，我们连自己也难冲出去，何况加上你们上百人，你们不如就地隐藏到老乡家中，换掉黑制服，穿上农家服装，让敌人认不出。”她们听取了这一意见。费连长向冯王庄的村干部作了安排，大部分被老乡藏好，并认作女儿、干妈等。部分妇救会青年随大队向南而去。
  在西里屯，红马连又拦住日军一个5、6辆车的车队，轻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压住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地阻止了敌军进攻。这时，有许多干部、群众从两侧向西突围成功。
  眨眼间，红马连冲到霍庄南部，与白马连及警卫营等部合力杀敌。首脑机关大队人马均在此突围。
  近中午时，敌包围圈逐渐压缩，原威县县委的5名同志，被敌人围到霍庄一带。他们从村西南跑来时，其中李亚同志中弹负伤，大家轮流背着他跑。李亚看见敌人越来越近，他毅然说：“你们不要背我了，赶快离开这里，越快越好！”但是同志们谁也不肯离开自己的战友。不忍心自己的战友陷入魔掌，革命的情谊把他们五人的心连在一起。李亚同志想到威县十几万人民的抗日斗争还需要这些同志去领导，他坚定地说：“为了威县革命的胜利，你们必须快离开我！”组织决定留下其中一位女同志照料李亚。三位同志含泪告别李亚，向西突围而去。李亚同志看着逼近的日寇对女同志说：“这儿危险，你也快走！”女同志果断地说：“不，我不能走，这是组织决议，要活，我们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说着背起李亚就跑，刚跑几步，女同志中弹栽倒地上，一群暴徒蜂涌而上，将这两位同志押到霍庄，日寇第二天就把他们杀害了。
  中午一时许，我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大队人马向南撤到武城河西街、霍庄、毛店一带。敌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四面包围，鬼子吼叫着向霍庄西南扑来，敌机在头上盘旋扫射，不时投弹，坦克、骑兵也冲上来，枪炮声大作，妄图围歼陷入重围的我军政官兵。我指挥机关下令向南突围。白、红马连、21团、警卫营拼命还击，打得日、伪军不断倒下。虽经顽强战斗，但三次突围未成功，这时，一个战士高喊着：“同志们，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坚决和敌人拼到底！”我方战士高喊着：“冲啊”奋不顾身杀向敌军，敌人一见惊慌失措，往后退去。我骑兵勇猛拼杀，在包围圈西北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但又遇上敌人第二道防线，又是一场血战。敌人拼命封锁突破口，我军全力拼杀。只杀得天昏地暗，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黄沙蔽日，飞沙走石，能见度极差。借着风沙掩护，我骑兵团白、红马连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全力拼杀。杀了三进三出，费连长右眼受伤。当时陈再道同志到山西开会去了，他的爱人和警卫员随队伍撤退。撤退中，陈再道爱人受伤。大队人马趁风沙进入清河县，突出了重围。正是狂飙为我从天落，飞沙助我胜恶魔。老百姓们说：“老天爷受感动了，帮助我抗日军民突围成功。”部分掉队的、被打散的机关干部，党校、干校的学员和受伤的战士被困在霍庄，躲藏到群众家中。
  在掩护机关干部突围中，我白马连伤亡惨重，几十匹白马死在冲向呈村、庄科的路边、麦田中。伤员爬到麦田里躲藏，冀南区银行专驮票券的几匹大黑骡被炸成两段。
  中午南撤时，武城县委书记冯洗尘和几位领导干部魏章等同志商量决定不走了，就地分散隐蔽，一人或二人藏一户。冯书记和魏章同志带着十几个人向冯王庄村奔去。分开躲藏后，冯书记和魏章就躲藏在冯王庄她姐家牛棚的高粱叶子堆里。敌人没有细搜就冲过了冯王庄，合围大部队去了。冯书记一行待鬼子攻过了冯王庄后，就跑出来向北撤退。一路上他们遇到敌人就卧倒在麦田隐蔽。等敌人过去爬起来再走。到巩庄村时，已是下午五时。他们在夹皮墙里藏到晚上，又躲过了敌人的一些岗哨。总之，武城县委因采取分散隐蔽的做法才没受到大的损失。公安队指导员赵黎荒、县长戚夯和警卫员朱春（戚庄村人）等人向东突围过了运河。
  再说这天上午，武城县大队正驻在武城南部。武城与清河边界上，南边的敌人向北一压，他们就发现了敌情，立即向南突围，打开了缺口，成功地冲出合围圈。当时，政委王新去冀中参观学习地道战，由大队长张保山带领，使这支队伍完整地保存下来。陈化民带领的第三区中队，藏在马家寺一带的老乡家中，也没受到损失。
  四、突围中的公安局
  上午发现敌情时，局长梁振芝、通信员刘英华及公安队从瓦子庄正押解一小批案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教育释放了轻犯，就地枪毙了几名重犯，从瓦子庄撤到何柳屯。在何柳屯堤下和敌人遭遇，望着敌人对我抗日军民的残酷屠杀，他们满腔怒火，沉着应战，边打边退，毙伤了不少敌人，但自己伤亡也不少。梁局长战中腹部受伤。部队撤到霍庄附近，大黄风刮得天昏地暗，行路艰难。大部队突围了，他们冲出霍庄村后，不知什么时候梁局长不见了，后来听说梁局长突围中颠落下马退到霍庄一百姓家的车棚里，天黑时敌人挨户搜查。敌人刚一进门，他击毙了两个日本鬼子后被俘。日伪军知道他是公安局长，严刑拷打追问我军政秘密。梁振声大义凛然，坚决不吐一言，经过两天审讯，在霍庄村英勇就义。临刑前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梁局长牺牲后敌人还不放过其尸体，架上秫秸倒上油烧了。当晚老乡们收拾了梁局长的骨灰和从骨灰里捡出的铜皮带卡子、钢笔帽，怀着悲痛的心情安葬了这位年仅28岁的英雄。
  这次反扫荡中，武城公安局50余人大部分战死，有的失踪、被俘。
  地委行署保卫股长刘杰同志受专员郭鲁派遣从枣强县来武城到骑兵团找人，在付官屯遇上敌人，随部队跑到曹寺、毛店时包围圈越来越小，而我警卫营和骑兵正在同敌激战突围。刘杰和正、副班长躲到一个小井坑里，每人打了不到十枪，班长就牺牲了。他和副班长躺倒装死，被打扫战场的敌人发现了，先押到十里庄，后到大营、郑口、德州转济南，用火车押送往东北。他俩夜间乘伪军打瞌睡时跳下火车。刘杰摔昏了，第二天才醒来，辗转找到县政府，后经地下交通站转到冀南，找到了组织。
  五、霍庄惨案
  那天下午，我首脑机关等大队人马突围后，5时战斗结束，敌军进入霍庄及周围的村庄疯狂搜查、屠杀我军政人员。敌坦克、装甲车停于村西。
  敌人进村后烧杀抢掠，杀猪宰羊，闹得鸡飞狗跳，我方许多军政人员和百姓被挑死。
  霍庄村村民王德顺的弟弟在外地做工，这天正赶上在家中，日本鬼子二话不讲，将其挑死在大门前。我方49名干部战士、伤员被押到一个大坑前，逼讯冀南区党的领导去向，不讲就挑死，但无一人说出。这些青年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走狗汉奸”的口号英勇就义。
  我军藏在村林秸垛里的7个同志，天黑向外冲时，被鬼子抓住。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们英勇不屈，谁也不出卖组织，最后惨遭杀害。
  在一个场院里，日军抓住我几十人，都被扒掉上衣捆绑，十人一排趴在地上，日军用刺刀逐个刺死。
  掩藏在村南边郭巨胜家的一个女兵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想从她身上得到我方情报，用金钱诱她投降，她怒斥敌人。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严刑拷打使其屈服。敌人吼叫着：“不投降就杀头！”这位女兵大义凛然地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死也不投降！”面对带血的刺刀，这个女兵面不改色，最后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地牺牲了。
  还有一对不知名字的年轻夫妇，也被敌人残杀。被杀死的文工团、党校、财干校中的学员，多是15岁左右的少年。
  这次反扫荡中，我方422名同志牺牲，大部分是党政干部、学员、文工团员，一小部分是战士。这就是日军在武城霍庄一带制造的撼震华北的“4.29”惨案。
  六、军民情深
  4月29日那天，我广大人民群众为掩护、抢救自己的亲人子弟兵不怕抓、不怕打、甚至牺牲生命，写下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赞歌。我们的同志被打伤、打散后，藏到群众家里被老百姓保护起来，有的称亲戚，有的年轻妇女称是她丈夫，有的老太太说干部、战士是她儿子，对伤病员说成摔伤。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是抗日斗争中的铜墙铁壁。刘志坚同志在回忆这次反扫荡的情况时说：“武城的群众是很好的，掩护了我们。”
  4月29日那天下午，霍庄村民王宝忠家掩藏了一个干部。这位同志唯恐敌人发现被连累，非要离开。王宝忠拉着这位同志的手说：“同志，咱们是一家人，你放心，有我们在就有你在！”正说着，鬼子冲进门，呜里哇啦，抓住这个同志就往外拖。紧急关头，王宝忠向女儿使眼色，9岁的女儿王爱爱跑上去，紧紧抱住这位同志的腿哭叫着不停地喊叔叔，就这样骗过了敌人。
  霍庄孙风友老大爷家跑进一个同志，他马上帮助该同志换掉军装藏起来，把其头发弄乱，让其躺在坑上，冷静地对鬼子说：“我的孩子病了，别惊动他！”鬼子哪听这一套，闯入屋内气势凶凶地冲到炕前拉人就走。孙大爷急得直流泪，忙跑去对鬼子大声说：“我儿子病了好几天，他可受不了呀！”在孙大爷的掩护下，晚上安全地转移出去。
  霍庄村南麦田里，隐蔽着腿负重伤的冀南日报社编辑马赛维同志，孙风鳌、孙立元偷给他送饭，晚上把他送到清河县交给了党组织。
  “4.29”那天晚上，霍庄临村的群众发现伤员就舍生忘死地救护。巩庄村北麦田里躲藏着一位重伤员干部刘平，在二里庄西北地里的坯〓子里隐蔽着我七旅战士修国祥同志，他的腿受了伤。当夜，巩庄的地下党员把他们接到村里，掩藏在张福武同志家中，天天送水送饭，照料治伤，直到他们恢复健康归队。
  4月29日下午5时后，日军用汽车把被我军击毙的鬼子尸体往德州拉了好几汽车。敌人在霍庄周围的几个村里搜人、掠夺财物，烧杀了两天才离开，并掠走几车财物。
  继“4.29”之后，在冀南又粉碎了敌人“6.11”、“9.12”三次大合围扫荡，我们进行反扫荡战斗30余次，毙敌1700余人，打乱了日寇妄图摧挎我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冀南主力总队、建立其“华北兵站基地”的战略狂想。七、在恶化的形势中坚持斗争“4.29”反扫荡之后，冀南根据地形势恶化，解放区缩小，敌人加紧“治安强化”，三里一岗，五里一哨，连续清剿20余天。武城县共有据点20余处，伪军人数骤增，敌人扫荡更加频繁。
  恶化的形势使武城人民的生活更苦。但英勇的武城军民没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42年5月，王新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戚峰任副政委，杨广义任副大队长，武城县公安局迅速恢复。行署专员郭鲁兼地区公安局局长。梁振芝局长牺牲后由刘军同志任局长，赵黎荒任公安队指导员，刘英华仍在公安队，很快发展到50人。在恶劣的环境中，武城县委、县大队、公安，为保存和积蓄抗日力量，“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麻雀战，坚持持久地抗日斗争。
  铁杆汉奸伪县长吴继普因告密“有功”，日本人封他为文登道尹（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1953年被武城县公安局抓获枪毙。
  至今，50多年过去了，每年的4月29日，武城、故城县的党政军民等各界人士都来霍庄扫墓，祭奠“4.29”为国捐躯的先烈们。每年这天，费兰祥、刘英华等在北京工作的干部也来霍庄扫墓，并向后人们讲述我军这次难忘的突围。
  后来，徐向前同志题词：“‘四·二九’反扫荡牺牲烈士永垂不朽！”陈再道同志题写了：“烈士业绩永垂青史！”
  （注：此文据费兰祥、陈化民等参加“四·二九”反扫荡老干部回忆及武城县党史、公安史整理）
  于1998年4月6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始末
  程明三 周裕来
  1937年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达晋东南辽县（现左权县）。为侦察平汉铁路以东情况，联络中共地方党与一切抗日组织，发动民众游击战争，由师教导团的30名干部和师随营学校的部分学员，组成挺进支队。支队长是386旅（旅长陈赓）772团原参谋长孙继先，他在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曾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第一团（团长杨得志）第一营营长，胥光义任政委。支队经过短时间准备，于12月13日横越平汉铁路，到达冀南任县。这是八路军由太行山开往冀鲁豫大平原的第一支部队。
  1938年1月中旬，八路军东进纵队（1937年12月组建，属一二九师）司令员陈再道（原386旅副旅长）、政委李菁玉率部抵达任县、隆尧地区。两支部队会合后，在陈再道等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共同组织、开展抗日活动。2月8日，东进纵队进入南官县城。9日，以挺进支队和一二九师385旅769团5连，及一二九师后方留守处军政干校的部分学员为骨干，组成津浦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王育民任政委（河北省故城县人，原为中共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下辖：五连，该连曾参加过长征和烧毁24架日军飞机的阳明堡夜战。连长杨万兴（四川人）、指导员范××（原在师后方留守处干校）；工兵连，由师直工兵连的一个排在南官扩充而成，连长为肖福，指导员为孙怀堂；特务连，原为南宫地区党组织新建的抗日游击队；三个连共约400人。其任务一是炸黄河铁桥，破坏津浦铁路，阻挠日军南侵，配合鲁南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中国军队抗战，二是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三是对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进行统战工作，团结支援爱国将领范筑先抗日；四是积极作战，消灭敌人，扩充、壮大自己。2月15日，在中共鲁西北特委张承先的陪同下，从南宫县城出发，由武城东渡运河，进军夏津县城。这是八路军进入山东境内的第一支部队。随后，恩县党的负责人刘子蔚、马诚斋派党员王玉成（现名王克东）前往迎接。接着，离开夏津城关，进驻恩县县城（现属平原县）附近的夏寨、八里庄、大洞头。支队初到恩县后，在恩县县委的协助下，夜袭了德县城（现德州市城区）南的黄河涯火车站，炸坏了黄河涯的铁路桥梁。2月下旬，又奔赴济南市郊的洛口，准备乘夜爆破黄河铁桥。但日军岗哨林立，铁桥上安有探照灯，戒备森严，我部队不能靠近，几次行动均未成功。炸桥不成，就改为掀铁轨。头几次由于没经验，全支队忙活大半夜，敌人白天几小时就修复了。后来，一位爱国扳道工向我军献法：只拔道钉，不掀铁轨。轧路车通过没事，列车一到就翻；没有工具，可让铁匠打造。这位工人还提供了一部分工具。一试果然奏效，一列货车的前半截拧成麻花，迟滞了敌人的运输。此后，支队返回夏津，又由夏津进驻恩县旧城，以旧城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4月中旬，支队袭击了平原火车站，打死日军10余名，活捉“日商”两名。继之又派出两个排奔袭德县以北的连镇火车站，其中，连长肖福带的一个排炸坏了站北铁路小桥。在旧城期间，除积极出击作战外，还协助张承先创办了军政干校，派支队民运干事李仁贵（现名王化先）直接参与干校的日常工作；支持和帮助中共恩县县委建立了八路军恩县武装工作团和恩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在当时一二九师活动区域为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群众组织，同时，经恩县县委同意，党员白金荣、李华珍等组织的七八十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升入津浦支队，编为二连；陆续接收了一些自愿参军抗日的进步青年和会道门武装。随着部队的扩大，成立了津浦支队第一营。营长为杨万兴，下辖三个连：一连是工兵连改编的；二连是原恩县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连长为白金荣；三连是在恩县一带扩充建立的，连长为王吉文。五连独立（该连直接受孙继先指挥），特务连番号不变。5月上旬，政委王育民带领骑兵排西赴南宫取电台，11日，归途中，在南宫城东南的小屯被反动会道门“六离会”包围，王育民等24名官兵因怕误伤受蒙蔽的群众，而全部惨遭暴徒杀害。其后由潘寿才继任政委。
  津浦支队在袭扰打击日、伪军，协助地方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政权和武装的同时，还和土匪杂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1937年10月3日；日军侵占德县城，山东第四专区（专署驻临清）以专员兼保安司令赵仁泉为首的大小官员闻风携款而逃。在国民党县乡政权垮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还没到达、日伪势力尚未深入广大农村之际，土匪、兵痞、青红帮和会道门头子等趁机蜂起，招兵买马拉起“义勇军”。一时间，团长、司令多如牛毛。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着蹂躏残害人民、干扰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1938年春天，扰害高唐、恩县、夏津、平原、禹城等县的大股土匪、杂顽武装主要有二皮脸子（本名冯寿彭，原清平县人，旧军人出身）、高梁楂（本名王化三，出身土匪，原恩县现武城县人，后任日伪恩县县长）、张八（本名张栋臣，夏津县人，民国初年即当土匪，曾在军阀张宗昌、日伪军刘配臣部任过职，后任国民党冀鲁边区暂编第八师师长）、李九（本名李彩题，高唐县人，老土匪、青帮头子，是1928年5月4日破坏中共鲁北特委的首犯之一，后任日伪高唐县县长）、胖娃娃（本名李俊兰，原恩县现夏津县人，青帮分子，老土匪，后任国民党冀鲁边区暂编第八师副师长）、程荆璞（禹城县人，先被国民党收编，后投降日寇）和白菊花（本名张子成，平原县人，兵痞，1938年夏投日，先后任日伪恩县和平原县县长）等。这时，在恩县旧城附近的土顽，除王化三以外还有一个孔宪圣（绰号孔三滚子）。津浦支队进驻恩县旧城以后，王化三对我军表示友好，愿意合作抗日，并派其子王桂华到旧城参加我党举办的抗日军政干校。而孔三滚子既和我军对立，又和王化三闹矛盾。为了争取、团结王化三，打击孔三滚子，津支用智取的办法，收缴了孔三滚子百余人的枪。5月中旬，陈再道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进入山东临清河西街。为策应主力作战，津支由旧城向南活动，牵制临（清）、夏（津）、清（平）交界地区的反动武装。5月26日，八路军689团、东纵二团和第五支队，在临清城南消灭伪军张殿卿部1000余人，有力地震慑了临清一带的伪军和土顽，以冯寿彭为首的“抗八联军”迅速瓦解，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八路军继续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高唐的李九，既欠有杀害中共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等旧债，又犯有勾结反动县长谋害地方抗日武装首领崔子固、吴子杰（已被张承先代表范筑先收编）的新罪。盘踞高、恩、夏、平、禹交界地区的李俊兰与其帮凶张栋臣，更是十恶不赦。李俊兰自称独立混成旅旅长，拥有6个大队（营），两个小团（一个刚收编的，一个新建立的，实力相当于连、排），共1000多人，分驻平原四区大崔、梨园和五区柳庄、西黄庄、郑官屯、大白佛屯等土围子，虽然表面上接受范筑先收编，但实际上匪性不改。
  他不仅备有铡人的“龙虎铡”，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和平原的日伪县长相勾结，老百姓畏之如虎，恨之入骨。张栋臣部的1000多人，分驻平原五区的祖庄、崔庄和高唐的北镇等土围子，与李九、李俊兰南北呼应，沆瀣一气，严重地威胁着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阻塞八路军东进破路的重要通道。
  自5月底到6月初，李俊兰部到处搜罗口袋，准备抢小麦。为了粉碎李匪的抢粮企图，并彻底为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除害，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根据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相机解决李九和李俊兰”的命令，令津浦支队于6月6日进驻平原五区腰站。腰站人民热烈欢迎，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动下，积极准备支前。6月7日上午，津支一部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架云梯爬入大白佛屯土围子，消灭了李俊兰卵翼下的“小寇团”（即寇宝成部）。午后，经过激烈交火，攻克西黄庄土围子，消灭李匪第三营之大部，其营长郑宝信（绰号郑大麻子）率残部向柳庄逃命时被打伤。同日，还分兵突破郑官屯和小崔庄土围子，打垮了被李匪收编的“小王团”（头子王金榜，有100多人、枪），收缴了张匪卵翼下的“小张团”的枪。接着，集中兵力包围了盘踞在柳庄大围子里的李匪主力第二营（营长李吉发，绰号二牛子）。柳庄大围子墙高而坚固，围濠宽且水深，李二牛子仗恃人多（共300余人），枪好，子弹足，工事坚固，负隅顽抗，固守待援，因而战斗陷于胶着状态。次日，陈再道指挥八路军正规部队769团（团长陈锡联）、689团（团长韩先楚）和第五游击支队（支队长曾国华），由临清东进高唐、平原交界地区，增援津浦支队。6月9日，我军由白天炮击柳庄震慑守敌，侧击张华赶跑李匪援兵，晚饭后采取攻三面留一面的战术，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向二牛子发起总攻（津支负责攻打北面）。由于白天匪兵们已被炮声吓破胆，李二牛子也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所以我军一会儿便由西面爬上柳庄大围子。顿时，匪军鬼哭狼嚎，仓皇弄开东门，像受惊的野兔一样，拚命往枪声稀疏的东北方向窜逃。其后尾刚到小围子东北角，前头即进入我伏击部队火力圈。顷刻，轻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向敌群，跑在前边的匪兵们纷纷倒地，跑在后边的回头南逃当了俘虏。此外，窜出东门即由大围子之间向北逃跑的数十人，窜到原恩县城南十里铺附近，被红枪会团团包围，全部死于枪刀之下。经过历时三天的战斗，李俊兰部被打死打伤200多人，被俘160多人，缴获长短枪约400支（大部分武装了津支），骡马数十匹。同时，在高唐城东北严集一带消灭了张八、李九各一部。由此，李九龟缩高唐城里不敢露头，张八、李俊兰成了惊弓之鸟，连夜率残部过铁路东逃。不久，我军又收编了平原五区近百人（枪）的地主武装。从此，初步打开了高唐、恩县、夏津、平原、禹城五县的抗日局面，当月，在夏津城关建立了以张承先为书记的鲁西北特委，有力地促进了各县党员和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为创建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五县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组织和群众基础。
  柳庄战斗结束后，正规部队迅即返回临清，津浦支队仍留原地区坚持抗日活动。这时，一些进步青年纷纷参军，津支很快发展成为两个营（二营营长王吉文解放济南时任师长，在战斗中牺牲）和一个警卫连，共700余人。
  同年6月，由于日伪杂顽的夹击，冀鲁边区形势急剧恶化，中共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处境十分危险。为此，中央决定将这一地区划归北方局和一二九师领导（党政工作由冀鲁豫边区省委代管），并调津浦支队和第五支队前往增援。津浦支队和第五支队从夏津出发，经过平原城西南的腰站等村，于6月29日晚，在平原城东南的姚屯子车站（现林庄车站）附近东越津浦铁路，遂进驻平原城东北的马务等村。第二天继续向乐陵、宁津方向进军。我军尚在进军途中时，夹击、围攻庆云、乐陵的日伪杂顽即闻风撤逃，冀鲁边之围随迎刃而解。7月初，津浦支队和第五支队到达宁津、乐陵、庆云地区。当月，津支与五支队一起，在庆云县城（老城）西北的黑牛王庄，全歼反动武装刘颜臣部800多人。此后，又与五支队配合，在南皮（现属河北省）南部接近宁津、乐陵县境的莲花池、罗张、杠子张等村，打垮伪军穆金城部2000余人，从而扭转了冀鲁边区的抗日局面。8月，津浦支队和五支队一起西上破袭津浦铁路。破路后，津浦支队进驻宁津县城，用智取的办法生俘已暗中投日的宁津县长张伯荣、大队长张立志、公安局长吕子久等共500多人，并将张伯荣押解乐陵处决。9月27日，肖华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百余名指挥员到达乐陵。10月初，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正式成立，并整编了冀鲁边区抗日部队。在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津浦支队（整编后有的称其为第四支队，仍属一二九师建制）向北进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开辟了东光、南皮、盐山、孟村等县的广大地区；袭击了桑园、连镇、七里店等火车站，迟滞了日军的铁路运输；并和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杂顽，促进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打开了冀鲁边区的抗日局面。同时，津支本身也得到了扩充和壮大，不仅零星接收了很多新兵，并于8月2日接受宁津“抗日铁血团”负责人的请求，将该部改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到11月初，津支已发展到枪支齐全的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共1000多人。但是，胜利来之不易，如在攻打宁津西赫庄之敌时，一营一连连长肖福负伤（回鲁西北医治，痊愈后改任津浦支队新一营一连连长，在平原五区一带活动），二连连长白金荣英勇牺牲。
  1938年11月13日，日军由泰安、东阿出动两个联队（大于营小于团）西上进犯聊城，聊城告急。为此，中央军委和一二九师电令津浦支队和青纵三团迅即增援。接电后，津浦支队提前结束在宁津县柴胡店地区的休整，昼夜兼程进军聊城，火速为爱国将领范筑先解围。不料，由于国民党顽固分子李树椿、王金祥（范的参谋长）的阴谋破坏和出卖，津浦支队刚刚到达博平附近，青纵三团尚未赶到之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入聊城，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等将士壮烈殉国。之后，原以范筑先为司令的鲁西北游击司令部辖区（包括四、六两个专区及一、二专区的部分县）内军队分裂，政局混乱，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及时稳定人心和抗日局势，扶持范筑先生前所辖的抗日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免遭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消灭与吞并，并协助中共鲁西和鲁西北两个特委恢复与开展工作，中央军委和一二九师决定成立八路军先遣纵队（属一二九师），并调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属一二九师建制）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任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奉命到达鲁西北之后，于12月9日正式组成了纵队司政后机关。津浦支队、青纵三团、一二九师骑兵团以及冀鲁边游击支队（以张承先为书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组建的地方武装，简称冀鲁边支队或冀鲁支队）在李聚奎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在南起聊城，北迄德县的平原地区坚持游击作战。11月中旬，日军侵占聊城、临清以后，为遏止我军的抗日活动，派一中队日军和一部分伪军侵占了清平县城。津浦支队为拔除这一钉子，在青纵三团的配合及地方党组织与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夜袭清平县城，全歼了东、西、南三个城门楼上的敌人，后因天将破晓，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转移乡村，不久，残敌弃城逃跑。继李聚奎入鲁之后，为进一步加强鲁西和鲁西北的领导和军事力量，十八集团军（原名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又令386旅旅长陈赓率688团（属一一五师建制，配合一二九师行动）和本旅补充团，于12月7日由冀豫交界地区起程，东进鲁西和鲁西北两特委辖区（14日入境），统一领导和指挥八路军及其他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1939年1月10日，为掩护三十二支队（中共博平县委组建的地方武装，约1400多人）集结，免遭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暗算，陈赓遵照师部指示，亲自指挥688团、津浦支队、青纵三团攻打高唐县城。按照作战部署，津浦支队围攻东面，防禹城之敌，负责打援，夜11点开火，约12点基本上攻占高唐城。后因敌人退聚中心据点，凭借强大火力，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一时不能攻克，激战约三小时，我军撤出战斗，11日拂晓，陈赓指挥部队全部转移到夏津东南部。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10余名，俘虏伪军10余名，缴获步枪10余支，横扫了城周围的伪组织。13日，鲁西北特委直接领导的冀鲁支队也开到夏津。同日，陈赓令其随津浦支队行动，和688团、青纵三团一起，做袭击恩县县城，破袭津浦铁路，配合冀南反扫荡的战斗准备，突然，师部电令陈赓改变原计划，并率688团于16日赶到邱县（当时属山东，党组织归鲁西北特委领导）、威县交界地区，进行新的机动。同时命令津浦支队、青纵三团进驻临清、夏津之间，相机策应各方行动。同月24日，冀鲁支队在临清境内正式升入津浦支队，整编为新一营，营长为龙宗一，副营长为曹丕堂（曾给徐向前当通信员），教导员彭天琦，下辖四个连，400多人（枪）。当时，为了相机策应陈赓歼敌，继续随津浦支队老部队与青纵三团在临清一带活动。完成任务以后，返回津浦前线，仍以平原五区腰站为中心，战斗在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禹（城）、德（县）边区。
  2月10日，陈赓率主力一部，在紧靠山东边境的香城崮全歼日寇一个加强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活捉8人。14日，陈赓率主力移驻卫运河东岸，师部电报令其全部南下冠县集结，执行新的任务。不久，陈赓带领主力西回冀豫交界地区，迎接掩护陈光、罗荣桓入鲁。同月19日（农历春节），津浦支队（已化名巴州支队；不含新一营）从冠县以南的莘县北上，返回齐（河）、禹（城）、高（唐）、在（平）交界地区。21日，在禹城城南破袭津浦铁路，炸翻火车一列。随后，于一天夜间，在青纵三团（化名成安团）的配合下，对已向反面转化，教育争取无效并部署部队和我军对抗的李惠民，及深受其影响的李连祥、吴春阳等三股土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李惠民部全歼（李惠民被击毙），消灭李连祥之一部，吴春阳部狼狈逃窜；缴获迫击炮一门，步枪数百支。李连祥挨打以后，愿意接受我军改编，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后来叛变）。3月4日晚上，津浦支队禹城县的陈武营、青纵三团驻茌平县的许楼（现属高唐县）。同日夜间，鲁西区党委和先纵机关及先纵二团由鲁西冠县一带进驻茌平的琉璃寺（现属高唐县）。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拂晓前，先纵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商讨行动计划，部署战斗任务。黎明发现敌情（三千多日伪军进行报复扫荡），随即令孙继先等各回部队指挥战斗。孙继先赶回陈武营时，这里的战斗已经打响。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消灭日军200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夜幕降临，津浦支队先派管理员李华珍带领部分后勤人员向北突围，迷惑敌人，接着，又由孙继先等指挥战斗部队乘机向南突围。同时，驻琉璃寺、许楼的鲁西区党委和先纵机关，以及先纵二团、青纵三团等也都胜利突围。此役，我军虽然消灭很多敌人、缴获一些武器，但也付出相当代价，如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赵伊坪和先纵二团团长荆维德等同志均不幸牺牲。
  津浦支队陈武营突围后，奉李聚奎之命渡过黄河（当时因为已在河南花园口改道，河水很浅），转移到泰西大峰山区。新一营继续留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津浦支队到达泰西以后，在肥城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攻克董家庄等日伪据点。3月中旬，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直及686团（不含三营），由鲁西进入泰西地区。3月底，李聚奎率先纵二团、青纵三团、129师骑兵团，赴太行山区执行新的任务，留下津浦支队归陈光、罗荣桓直接指挥（仍属129师建制）。4月22日傍晚，津浦支队新一营从平原县境出发，到德县县城与黄河崖之间炸毁铁路数百米。次日拂晓，转移到高、平、禹交界地区的常、赵二庄（属禹城县，两村相距二、三百米，都有土围子）。天一明，千余日伪军将新一营包围，日军用机枪、大炮凶狠地扫射和轰击，我军在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凭借围墙与民房英勇顽强地予以还击。战斗进行到下午5点左右，新一营打退敌人的八次冲锋，自身伤亡30余人（包括连长和正、副指导员各一名）；因敌人普通炮弹和燃烧弹一齐打，村内房屋基本上被烧光，死伤了很多老百姓。尽管我军将士奋勇作战终因敌人增兵500多人，放毒瓦斯（教导员彭天琦、排长沙连成等都因中毒留下眼疾），所以新一营被迫在敌人调兵力发动第九次总攻时乘机提前（原计划到天黑）由敌结合部分路突围，并计划夜间赶到平原五区腰站住宿。部队到达第一集合点时，营首长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进行研究，认为腰站地处要冲目标显著，敌人很可能跟踪而至，便决定改驻平原五区西窑上村。第二天，敌人果然跟踪而来，直扑腰站。在敌人忙于包围腰站之际，我部队化整为零，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依靠村庄和交通沟与日、伪军进行周旋，结果，日、伪军一无所获。日、伪扫荡之后，新一营分散到平原五区各个堡垒村庄，协助地方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除奸、破路等抗日活动。5月，支队部派李春健（原恩县现武城桃花店人，1938年春天参军时任津浦支队参谋）回平原五区，将新一营接到泰西大峰山区同支队部会合。
  1939年5月11日，在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的统一指挥下，津浦支队同686团等部队一起，在肥城的陆房地区，凭险据守激战终日，打退敌人九次进攻，毙伤日、伪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人，粉碎5000多日伪军的九路围攻，胜利突出重围。同月，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朱瑞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统一指挥活动在南起徐州，北至沧州广大地区内的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等八路军部队。6月7日，徐向前、朱瑞等从冀南起程来山东，津浦支队奉一二九师之命派老一营进行护送。老一营随徐向前等到达鲁中后，被留在八路军第一纵队总部，脱离津浦支队建制。
  同年9月18日，津浦支队奉命由鲁西进军鲁南，途中在宁阳县杏山庄遭日军包围。支队部警卫连首先抢占山头，激战到天亮，全连只剩下10余人。新一营顽强战斗一天，不仅伤亡很大，营长龙宗一失踪（以后定为牺牲），并有一些指战员因和部队失掉联系，返回鲁西北家乡（多数又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天黑，新一营将集中起来的部队缩编成一个连。全支队突围后，当晚东越津浦铁路，开往鲁中南地区。11月4日，奉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津浦支队脱离一二九师建制，改属山东纵队。1940年2月，津浦支队与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合并，合并后称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潘寿才任政治委员。至此，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历史名词。
  德州清剿匪特概述
  李武祥 李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全国人民积极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美好家园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积极发动内战，他们在组织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进行正面进攻的同时，还组织了匪特、“还乡团”、“暗杀团”等潜入我解放区，猖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据查，潜入我区内的“还乡团”匪特就多达198股，5150余人。他们配有长短枪、轻重机枪和小炮，我区基层干部、党员和群众被杀害的就达2066名。对此，共产党领导的我解放区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渤海军区先后成立后方剿匪司令部和剿匪指挥部，马千里任指挥，肖锋、肖平、李发任副指挥，冀南二分区剿匪指挥部，由尹文昌任指挥，马立朝任副指挥，在津浦铁路两侧开展了大规模清剿匪特活动和反奸除霸斗争，处决了一批伪特、汉奸、恶霸、地主分子。擒获了以李世明、林书堂为首的小股武装匪徒，查出了国民党华北先遣区第五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史存善逃前藏匿的枪支弹药，平息了以赵维和、史焕章等为首的投敌叛乱事件和以国民党特务杜希明为首的反革命暴动事件等，生俘国民党特务和暴乱分子150余人，共击毙伪匪特和还乡团分子1200余人，俘掳1500人，投诚1800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新生的德州革命政权。
  （一）
  以济南为中心的国民党反动派收罗禹城、齐河、夏津、临邑、商河、济阳六县逃往济南的地主、恶霸、伪杂、惯匪、特务等编成“特务队”（也称“反斗争暗杀大队”）、“还乡团”达98股，3400余人，在济南至德州津浦铁路两侧活动。其主要活动特点有五：一是远道奔袭，昼伏夜出；二是内线（当地地主、惯匪、流氓家属、叛徒、内奸）引路、指户，突然将村（户）或我办公地点、民兵驻地等包围，捕杀即走；三是化装成解放军或地方武装人员，窜犯解放区，进行抢掠和屠杀；四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刺刀保护下，公开进行阶级报复，惨杀干部和无辜村民；五是造谣生事，“提刀”、“传人头”恫吓群众，甚至架祸于人，离间我党政与群众的关系等。从1946年2月至1948年9月，我区有1265名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翻身农民被杀害，其状之惨，目不忍睹。
  1946年6月，大汉奸张德新在国民党军队106团的配合下，以千人之众向齐河解放区进攻。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粮抓丁，无所不为，激起了解放区军民的强烈义愤。6月25日，渤海军区部队及新一团、八六团和老三团，与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匪特在桑梓店、晏城、齐河展开激战。6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向齐河县境内大举进犯，企图颠复齐河、河西、齐禹三县的新生政权，打通津浦铁路通道，扫清济南外围。我军将敌部围歼，击毁敌机一架。7月10日晚，我军攻克晏城外围孙庄据点，同时，还解放了桑梓店至济南之间的王尔镇车站，宋庄的国民党和“还乡团”匪特闻讯不战而逃，打乱了国民党企图利用铁路调动兵力、分割我解放区的计划。1947年1月29日，渤海边区七师、十一师和二分区十二团、津浦支队及平禹、齐禹独立营，展开对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九旅李连祥部的攻势。经两昼夜激战，拔除敌人大小据点18处，歼敌1300余人，缴获一大批武器。李连祥在我炮火轰击下，放弃盘踞9年之久的魏寨子，于30日夜率残部逃往晏城。
  1947年5月12日，齐禹、禹城县独立营配合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在晏城一带歼灭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九旅李连祥部。毙、伤、俘千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机枪46挺、步枪2000余支、短枪100余支、电台一部、骡马40余匹。匪首李连祥负伤逃跑，被齐禹四区民兵擒获。晏城解放后，5月20日，齐禹县政府在杨圈召开公审大会，将李连祥及贾长山、刘洪山等罪犯处决。摧毁了国民党“还乡团”匪特的落脚点，扫清了济南西北侧的外围，使冀鲁豫、冀南、渤海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二）
  陵、德两县在清剿中以二分区部队、县大队为主，民兵联防为辅，组织了几十支精干的小部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很快摸清了刘胜、张俊才、李弓子、刘可头、史存善、陈贯伍、孙连珂等匪特的活动规律，采取夜间设伏、重点盯梢、下食引虎、悄悄跟踪、顺秧摸瓜等方法，在不长时间内，将上述国民党“还乡团”匪特全部歼灭。共毙、伤、俘80余人，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近百支，为人民政权消除了隐患。1946年3月，匪首何狗子、匪特分子陈锅子、高蛮子、杨回回等10余人，预谋到塘坊村破坏土改大会。因大会没开，这伙匪特连夜逃到陵县老官陈村悄悄藏起来。村支部书记陈德香发现后，立即向郑家寨区委书记罗星报告。接报告后，罗星同志率区队和民兵联防队立即前往围剿，打死杨回回和高蛮子，活捉了一个匪特分子，战斗中罗星同志负伤。在德县，还组织了武工队，配合县大队发动群众，清剿匪特。发现可疑者他们就明查暗访，跟踪追击，先后扑获匪特分子6人，均系罪大恶极者。在剿匪斗争中，我党的基层组织和民兵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北纪村党支部书记对窝匪中的一个“二流子”说：“待匪特来时马上报告，以立功补过，否则严加惩办。”他慑于民主政府的威力，不敢违误。一天，他报告说，有三名匪特藏在他家，党支部便一面派民兵严加监视，一面派人到县、区送信。县、区立即派公安武装队和区队前来围剿，将匪首刘可头等捕获，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4支。
  （三）
  商河县逃往济南的地主、恶霸、汉奸、匪特，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组成“还乡团”返回本县。以匪首马辛波、王大海为主的15个团伙（股）600余人在全县范围内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屠杀干部、党员和翻身农民数百人。5月，商河县委组织力量，配合骑兵连，在沿边空白区积极进行剿匪斗争，扫除土改运动的障碍。十天内共击毙，俘掳匪特百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在李家坊召开4000人大会庆祝胜利。10月，渤海军区剿匪部队，骑兵大队等由前后王奔袭济阳以牛成安（绰号一只牛）为首的武装匪特及商河刘成奠为首的“还乡团”组织。在济阳县、区武装的配合下，围歼匪特130余人，活捉并处决了牛成安等匪首，为民除了害，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唱大戏，欢庆这一胜利。
  7月，商河县委在小张家村召开有400人参加的干部会议，要求土改全面展开的同时，清剿“还乡团”、匪特工作也全面展开。县委针对“还乡团”、匪特活动的情况，确定将南部几个区的村支部书记、农会主任300多人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配备武器，由县委负责人分头带领，配合县区武装和民兵，分3路查剿“还乡团”匪特，并发动群众，配合行动。经查剿，共毙、俘“还乡团”匪特100余人。随后，对全县16起惨案及时进行查处，召开了500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了7个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
  1946年11月，渤海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李发，在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积极配合下，率部队、骑兵连，毙伤匪特370余名（其中毙匪营长王建堂，俘“还乡团”大队长阮振荣），缴获机炮2挺，长短枪115支，子弹2474发及其他军用品，取得清剿工作的巨大胜利。
  （四）
  冀南军区新四旅、冀南二分区部队及恩县、平原、高唐的地方武装，在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胥光义的指挥下，于1946年6月，在高唐境内围歼土顽邓（协臣）团、袁（砚秋）团、刘（洪海）团，歼敌大部，少部分逃往德州。6月11日德州解放后，夏津、恩县、武城、平原的干部、群众派人到德州，在德州党组织和武工队的协助下，指认并捕获一大批“还乡团”匪特分子。8月，夏津、恩县、平原支前运粮民工38人，行至高唐县张大屯，被“还乡团”匪特包围活捉，受尽人身折磨后被活埋。同时，流窜于高唐、平原、禹城一带的地主“还乡团”匪特等武装1000余人明目张胆地合围平原五区。平原县大队及恩县、故城县大队各1部，在夏津独立团长、分区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马立朝的统一指挥下，进行英勇顽强地反击，毙伤敌军150余人，俘虏了伪区长王富章等30余人，“还乡团”匪特头子刘宝忠负重伤率残部逃窜。10月，平原县杂团头子五纯修率匪徒200多人袭击县民主政府后劫狱，捋走在押犯王富章、韩杰三等人。县公安局长张耕野率公安干警迅速出击，击毙1人，伤多人，公安干警无1人伤亡。随后，将王富章、韩杰三等处决。
  （五）
  是年，平原、平北两县的“还乡团”匪特活动也极为猖獗，半年之内有257名干部、党员和基层群众被惨杀。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冀南军区二分区建立故城、武城、恩县、平原四县联合剿匪指挥部，夏津独立团长马立朝任副指挥，率四县县大队进驻平原，协同冀南军区派来的武装工作团、平原县公安保卫队和民兵武装，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活动。5月在恩、武边境地区消灭“还乡团”匪特二营一个中队。1946年7月，在郑官屯一战，又粉碎了高唐的郑团、平原的杂顽军1000余人，有力地保卫了平原解放区和冀南二地委机关。平北县组成了联防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县武装。各区建立联防队，五至七个村为一联防区，从而加强了情况交流，也便于互相支援，两县军民经过多次战斗，在给“还乡团”匪特以歼灭性打击的同时，还清查捕获了一批潜伏的“还乡团”匪特分子，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为更好地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分别在平原县城、郭刘庄等地，召开了公审大会，会上处决了30余名“还乡团”匪特首要分子。到1946冬，土匪和“还乡团”匪特基本被肃清，为土改清除了障碍。
  （六）
  1947年6月，济阳、商河、临邑三县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由军分区副司令员肖平任指挥兼政委，从三县县大队各抽一个连，由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在剿匪斗争中，打破县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对“还乡团”匪特实行各个击破。
  当时，匪特、还乡团活动十分嚣张。10月，济阳发生“传人头”事件，国民党大队长、历城县河西乡乡长周方泉，带“还乡团”窜到清宁区解家营，杀害了民兵队长王文斗和贫农李长发，并将两人头颅砍下，在全区农村传递，恐吓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传人头”事件。1947年9月22日，夏津县城北五区宋里官屯一带10多个村的反动会道门头子，煽动300多人暴乱，他们围攻区委、区政府，杀害了区委书记张文祥，组织干事唐殿荣及民兵队长等8人，打伤5人。案发后，夏津、武城、恩县三县联防指挥部调集军区七团一连、夏津公安队及夏津四区、武城一区民兵将暴乱分子包围在孙小屯南洼地。我军政治攻势无效，即以武力平息暴乱，击毙暴徒孙玉玲、孙茂林等20余人，击伤道会门头子李风山等9人，抓获暴乱分子240人。当天，夏津县委书记纪照青，县长张仁甫等到五区处理善后事宜，并在区政府驻地孙家窑召开群众大会，决定枪决策划、煽动反革命暴乱的首要分子9人，扣押审查暴乱分子10人，释放受蒙蔽的群众。
  （七）
  1947年11月20日，德州破获反革命暴动案。国民党派遣特务杜希明，从天津到德州，阴谋策划暴动，妄图抓捕市委、市政府负责人，砸银行，抢贸易公司，收编地方武装，然后窜往济南。暴动时间定于本日晚12时。当晚，德州市公安局收到深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报告后，立即兵分三路，围剿暴乱分子，将杜希明等110名叛匪一网打尽。不久，将杜希明等首犯处决。
  1948年1月20日，在齐河、禹城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回民支队在沿黄的桃园、丁家口、刘家庙、邹家庄一带清剿告捷，将伪匪聂宜庆部400余人大部歼灭，毙伤聂宜庆等百余人，活捉16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
  1948年3月，夏津县逃往济南的由反动地主、恶霸匪特所组成的“暗杀团”、“还乡团”计114人，分12个组分别窜回夏津、恩县。仅夏津县境20个村庄，被惨杀的干部、党员和基层群众就有46人，伤2人，抢走牲畜36头，长短枪5支。4月初，冀南二分区决定，由夏津、恩县集中300名民兵，参加联合剿匪斗争，分区武装科长尹文昌任指挥，至1948年，经数次追踪、包围、堵截，将窜入夏津、恩县境内的“暗杀团”、“还乡团”全部歼灭，依法处决“还乡团”匪特等170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全胜。
  1948年春，国民党历城县长岳伯芬，纠集保安二十五团与鲁西“还乡团”1800余人，到济阳县孙耿一带抢粮。渤海军区12团武工队一个连及济阳县大队诱敌于史家坞一带，歼敌大部，其参谋长与“还乡团”匪特头子孙善亭被击毙，缴获迫击炮10门，掷弹筒80个，轻重机枪20挺，步枪700余支，取得了史家坞战斗的胜利。
  1948年6月27日，禹城以孙元发为首的国民党“还乡团”匪特分子23人，伪装成解放军，通过潜伏的内线，从晏城窜入禹城，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工商局、商店、事务所及银行办事处，打死工作人员5名，打伤3名，抓走4名，抢走北海币1300万元，冀鲁豫币9.7万元，长枪2支，子弹151发。案发后，渤海二专署和禹城组成联合破案组，将勾匪、窝匪者全部查清追捕。齐河解放后，参与此案的凶犯全部落入法网。禹城县委作了一个结合镇反开展政治攻势的决议，各区分别召开千人以上的报仇公审大会，将被害干部、群众的姓名、职务等写在灵牌上，然后经公审，宣布国民党“还乡团”匪特分子的罪状，对匪特首要分子予以处决。
  1948年7月29日，济南国民党军队派武装匪特80余人，带机枪3挺，小炮数门，冒充平原县大队，骚扰平禹解放区，被平禹地方武装包围在九圣庙一带，毙伤俘副营长宋西海以下10余人，缴获炮1门，长短枪10余支。
  （八）
  1946年初以沧州为魔穴的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在逃的地主、恶霸、伪匪“还乡团”匪特（也称暗杀团、小组子、高帽队）陆续潜入庆云、宁津、乐陵等县境进行骚扰和报复活动，计有42股，250余人，杀害脱产干部55名，基层干部群众和翻身农民75名。
  沧州顽军卵翼下的国民党庆云县长于中孚、王大知、刘东益等搜罗残渣余孽，组成国民党“还乡团”匪特14股160余人，22次窜入庆云县境进行骚扰报复活动，残杀脱产干部4人，基层干部群众25人，伤3人。1946年麦秋刚过，石佛寺逢集，他们包围了集市，封锁村庄，密布岗哨，放进不放出，对人进行搜身，货品、现款一律没收。重点是牲口市、粮食市和青菜市，逼着人们把钱扔在大街上，不扔就打，往返四趟，抢去的旧币装了十几麻袋，牵走了五匹骡子，驮着财物，鸣枪数响后，路经纪王桥向南窜去。同年农历6月20日夜，史家阁村的反革命分子吴景明，勾结以常小泉为头子的国民党“还乡团”匪特30余人，开枪打死区委驻村干部邓乐生，杀害了民兵队长吴占奎，把农会干部吴献周打得死去活来。不久，常小泉匪特又窜到邓集，闯进邓乐顺家，绑架了邓母吴氏（妇女主任）。7月14日，“还乡团”匪特靳立亭、李小生、靳万奎、撒连方等窜入大靳村，刀砍了农会干部靳献举，毒打了周提升，并扬言“要杀十八条人命，把农会干部斩尽杀绝”。不久，赵德祥等在撒家店南洼杀害了我地方工作人员任贵。同年秋，一天夜间，“还乡团”匪徒在大地主王希奎、王希代的勾引下，窜入中王村，把农会主任王殿才夫妇杀死，用刀把头砍烂，将尸首投入马颊河内。不久，常家反革命分子常吉礼，勾来撒耀林匪伙，闯入霍家林，一次就杀害了农会主任霍三云、副主任霍万云、村长霍希玉，大高林农会主任李俊青和毕家农会主任毕金鸾等五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中王惨案和霍家惨案。仲秋的一个夜间，住在杨庄子的“还乡团”匪特和韦家村的反动分子一起窜入韦家村，将农会主任韦炳坤斧剁重伤后，纵火烧房，焚尸灭迹。8月10日，撒耀林、杨银汉等“还乡团”匪伙，窜到了东杜树刘村，杀害了村农会主任薛秀山和副主任李马氏。15日，这伙匪徒又到杨习武村绑架了十八村的农会主任杨宝珍，逼他指认农会干部。杨宝珍坚贞不屈，被砍死在大道上。9月18日，何延凯“还乡团”匪伙，以反动分子杨和甫、朱景森、宋连方、杨胜枝为内线，趁夜潜入前庄科村。次晨，闯入民兵连长杨印轩家，见杨没在，又闯到民兵干部杨印松家，毒打杨印松。其父农会主任杨玉甫闻声回家，一进门就被匪徒用大镐砸死。他们把杨印松架到村外河套里杀害，并牵去一头驴，抢去衣物等一宗。以撒耀林为头子的“还乡团”匪伙，一度窝藏在大道王村北前柳林东的几座砖窑里，扬言“要把所有的党员、农会干部杀光。”我政府工作人员任奎元（任家店人）被这伙匪徒截住，绑架到后桥村西毒打后用刀砍死。11月20日晚，张洪印、袁相林等闯进西张村，把农会干部、民兵连长张维岭绑到村外杀害。二区粮所干部马自成（香坊村人）去住店途中被掳去，砍死在范庵东北的谷子地里。
  当“还乡团”匪特在四县境内窜扰、蒋介石集团对解放区大举进攻之时，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便乘机反噬。有的大放厥词向贫下中农威胁恫吓；有的胁迫农会，倒退果实；有的勾结“还乡团”匪特，杀害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还有的密谋成“小组”，趁火打劫，进行阶级报复。庆云县杨呈村反动分子李文、杨风楼密谋投奔马庄的国民党“还乡团”头子路希秋，他们在晚上偷包袱、牵驴、筹款2000余元，想去天津买枪支弹药，回村大干，妄图先杀农会主任杨廷杰，后杀农会干部周延标。杨呈党支部及时发现，把李文、杨风楼二匪追捕法办。西田村被斗的伪保长田克宽之父大叫大嚷：“国军攻到黄河涯啦！共产党完了。”“穷小子们吃我一斗谷子，叫你还我一斗麦子，弄我一头驴，叫你还我一匹金马驹子。”中马地主分子马云甫扬言：“撒耀林要中马的七个人头。”并威逼贫农马金山退地4亩。前大店地主分子郭玉亭大叫：“大店村不安五口铡刀，是铡不完的。”后丁村地主分子丁春元，在群运后，手持砍刀围村大骂：“你们分我的财产，必须如数退回，少一点儿也不行。和你们算不清的帐！”东安务村地主分子武廷寿在街上泼口大骂：“谁家分我的东西不给送回来，叫你养男为盗，养女为娼！”王古泉村富农分子王青风，把农会分给贫农的牛牵回去，把20余户所分地里的庄稼，强行收到他家去。西张富农分子张秀文、张万年拉着大车向农会要粮、要东西。南齐富农分子齐龙西逼着农会干部倒退果实。歪柳村大地主张子森逼迫翻身户退地30亩。乔万地主分子乔洪升、乔洪玉逼着农会干部倒退果实，乔兴如分得的牛，魏玉清分得的骡子、大车，都被要了去。周尹村地主分子周祖厚，乘夜凶杀农会主任周培令，砍十三刀，幸未致命（周祖厚当即追捕，不久正法）。后安务村的武周全、张振荣等，成立“黑农会”，批斗原农会干部武先全，叫农会干部靠边站。李泮池村地主分子李步清暗中操纵，组成“黑农会”，并拉拢腐蚀原农会干部，抢走农会武器。
  针对以上情况庆云县委采取有力措施和坚决的行动，粉碎了“还乡团”和阶级敌对势力的反捕。县委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调整了县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抽调各区队忠实可靠、勇敢善战的队员充实了县大队，分区派来了骑兵连队，支援剿匪斗争。县大队和分区骑兵连互相配合，成为进剿“还乡团”匪特的主力。县委对农村工作也作了全面安排，加强了村干部的力量，发挥了群众武装的作用，对革命立场坚定、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进行了深入细微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心情舒畅地重返工作岗位。各区、乡组织民兵联防队，昼夜站岗放哨，巡逻盘查，严密监视“还乡团”的流窜动向和阶级敌对势力的活动，发现情况，立即上报。事如紧急，鸣枪为号，各村民兵闻警立即配合行动。
  在“还乡团”匪特气焰嚣张的时候，我地方武装和民兵，首先注重打击匪徒的气焰，解救遇难干部，以减少损失。撒耀林等10余名匪徒窜到板营，绑架了大刘村农会主任王桂先和板营农会主任闫林芳。板营民兵王作新和大刘民兵石玉好等，不顾个人安危，鸣枪营救，匪徒仓惶逃窜，王、闫二人得以脱险。“还乡团”头子路明和高湾的杨同会等10余名匪特窜到杨呈赵，绑架了农会主任李保安，锁在房里严刑逼问其他农会干部的情况。区长戴光正在高湾，闻讯后立即率区队急驰杨呈赵，分两路夹击匪徒，李保安和杨呈赵的农会干部幸免遇难。一天上午，匪特窜入西韩村，绑架了驻村的两名女干部，窝藏在顾家村史得明家，县大队一部二区队和民兵包围了匪巢，匪徒趁夜窜入青纱帐，两位女干部遇救脱险。
  分区骑兵连到庆云县后，在东左耳击毙匪特1名。1946年秋末冬初，县大队把“还乡团”追到毕家村，将该村包围。匪徒突围时，在小李、西田之、李殿贞被击毙，其余向柴林庄方向溃逃，结果，这股匪徒全部就歼。二区区委，以西韩民兵为主力组成的民兵联防队，是拥有百十来支枪的精干武装。西韩的韩景春、东辛店的刘洪春分任正副队长。区队还和乐陵县郑家庙村的联防队长韩国林建立了密切地联系，枪响为号，互相支援。7月的一天，联防队奉区委指示，把守马颊河上的薛家大桥，活捉了“还乡团”匪徒唐振江，带至东辛店街东正法示众。不几天，以史德洪为首的“还乡团”住在顺家，排长韩希海率联防队进剿，打伤了匪伙岗哨，其余抱头北窜。四区区委组织各村民兵，分片成立联防队，如前后庄科、张辛、严务联防队，武单屯、姜屯、大小淀等村联防队。柴林庄民兵力量较强，调出一个班随区委活动。区委书记张金楷为了加强这个村民兵的战斗力，特拨给了一批武器弹药，并组织关家、东左耳、王皇的支部成员，夜里带枪到柴林庄集中活动，晚上搜洼，南到大胡、北到张辛大麻湾。一次，“还乡团”20余人住无棣炉篱头村，被分区骑兵连和县大队追到关家村南的湾子里，民兵联防队配合包围，除张耀星、张明、李殿臣三匪徒漏网外，全部就歼。
  秋尽冬来，青纱帐已倒，分区部队、县大队、民兵联防跟踪追击，各处包剿。加之各村民兵、群众，男女老幼一齐动员，大部“还乡团”匪特已分股就歼，残余逃回沧州。
  在进剿、歼灭“还乡团”匪伙的同时，为了消除隐患，巩固胜利成果，各村民兵、贫农群众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分子的专政。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如有非法活动立即予以打击。对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勾结“还乡团”迫害贫农、杀害农会干部、欠有血债、罪恶昭著者，召开斗争、镇反大会，实行严厉镇压。勾结“还乡团”股匪，制造中王惨案的大地主王希魁、王希代，被政府分片召开镇反大会，就地正法。
  1947年春，清算了一批反攻倒算的地富分子，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庆云县党政领导在中马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判。中马村的马云甫、马英台，东北树刘村的杨玉恒、张连元、张元贞、张云庄、侯振邦、尹明德、程光德等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惩处。还有一些人人痛恨的“还乡团”头目，在逃未获，随着沧州、天津等城市的解放，都先后一一缉捕归案。1947年秋，在大靳召开大型公判大会，把“还乡团”匪特12名就地正法。沧州解放后，“还乡团”头目常小乐落网，押解回县，在庆云城关召开公审大会，群众对常匪愤恨至极，男女老幼一拥齐上，要把他千刀万刮，经工作人员的多方解说，群众才亲眼看着把他执行枪决，解了心头之恨。不久，吴赞训、韩占鳌、赵德祥等匪首先后被捕，解回庆云，公开审判。国民党土顽“还乡团”首恶分子撒耀林，远逃东北，也终于在1952年被捕落网，解回本县枪决示众。
  宁津县（振华县）朱华章、范子杰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将国民党宁津县党部迁往沧县（州），在宁津县境内秘密设立三个情况站，指示其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匪特分子，长期隐蔽，伺机待动，采取各种手段，刺探我方军政情报，散发反动传单，造谣威慑群众。1946年元月22日，在沧县又组成89人的国民党“还乡团”匪特，分组派到宁津境内进行暗杀破坏活动。我渤海一分区和冀中八分区于1946年5月7日组织冯（口）泊（镇）战役，宁津县（振华县）逃敌、伪大队长鲍秀祥带残兵向沧县（州）逃窜途中，被我军围追堵截予以歼灭，共毙、伤、俘1000余人，缴轻机枪10多挺、长短枪650余支，掷弹6个。鲍秀祥被击毙，大汉奸伪联保主任周建屏被活捉。县委、县政府组织精干的武装力量分两次出师到泊镇、黄骅等地进行剿匪斗争，成绩显著。夏季公审处决了在宁津县作恶多端的大汉奸周建屏。11月底分区剿匪主力部队骑兵连，在地方武装的大力配合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歼灭了潜入宁津县境内的“还乡团”匪特80余人，有力地保卫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1946年8月乐陵县县大队升级到主力部队后开赴前线。乐陵县逃往沧县（州）等地的地主、恶霸、土匪头子趁机组成“还乡团”匪特，对党员、干部、土改积极分子、翻身农民进行疯狂反捕。9月“还乡团”匪特乘机袭击三间堂公安局，9名干警惨遭杀害。不久，“还乡团”还在王明吴村，郭屯村等杀害我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翻身农民等数人。为了粉碎“还乡团”的罪恶活动，县委、县政府领导区队武装与村民兵小队，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狠狠打击了“还乡团”的骚扰破坏活动，“还乡团”匪特全部被歼。1947年6月渤海军区部队配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青（县）沧（州）战役，解放了青县和沧州，活捉了血债累累的伪警总队队长刘佩忱。随着沧州的解放，逮捕处决了一批逃往沧州的“还乡团”匪特分子和勾结“还乡团”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保卫了土改运动的胜利果实。
  1948年9月，二分区积极支援济南战役，全区组成一个民工团，各县组成一个民工营，开赴前线，支援我军解放济南。商河民工营五连连续8昼夜抢救伤员，荣获纵队嘉奖，被授予“济南战役民工连”的光荣称号。后方的干部、群众也为解放济南各尽其力，如济阳县各村妇女日夜辛劳，磨出上等面粉180万斤，供应前线。
  济南的解放，标志着整个山东的解放，也标志着德州地区各县（市）逃往济南的地主、恶霸、“还乡团”匪特的最后覆灭和剿匪斗争的胜利结束。
  在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中，德州地区的党政军民，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为打败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埋葬蒋家王朝、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洒下的鲜血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他们光荣的斗争历程，在新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1999年4月5日
  （作者系德州市政府民政局离休干部）
  省立平原第五乡师始末
  王朝玺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山东省教育厅相继在全省各地创办了八所乡村简易师范。平原第五乡师是其中之一。
  这所学校自1931年创办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解散，在短短六年半时间里，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培养输送了近百名高级干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毕业于平原五乡师的许多老同志，或来信函，或千里迢迢前来探望，表达对母校真挚的思念之情。
  一 创办与发展1931年初，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在鲁北平原县建立省立第五乡师。3月，厅长何思源委派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邹平人王冠宸赴平原筹建，并委任其为首任校长。
  平原县地处鲁北平原，土地平坦肥沃，自然条件较好，更有津浦铁路交通之便，具备建立乡师的条件。平原县政府也愿意接受，以发展本县教育，显示自己的“政绩”，提高自己的威望。
  双方通过协商，平原县政府将县立中学迁至西城，校舍让与新建乡师。
  此校址位于城内东南，北面和西面是居民街道，东临是文庙和文庙小学，南临平原名胜琵琶湾，校门东南几十步远的城墙上有一座明代为纪念三国刘备做平原县令而修建的“龙门”。此处地势高爽，环境幽美。
  原校舍在清末为景贤书院，1928年县政府改办县立中学。王冠宸赴平原创办省立乡师时，对校舍稍事修葺，购置一批教学设备，聘任了教职员工，6月初筹备就绪，暑期始招第一届新生。6月6日定为平原五乡师建校纪念日。
  校长王冠宸思想开明，治学严谨，崇尚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根据乡师的办学宗旨，开学初在校门两边的墙壁上，书写了陶行知先生创办南京晓庄师范的一副楹联为办学的座右铭：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随后制定了学校规章制度，建立起正规的教学秩序，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但由于健康原因，他仅在平原五乡师任职一年，翌年暑假，省教育厅又委任惠民人熊秀山为校长。熊秀山系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年轻有为，事业心强，到任后即对乡师进行扩建，先后建起教学楼一座，礼堂六间，澡塘三间，使学校规模逐年扩大，教室、办公室、师生宿舍均敷应用。又在近城农村办起乡师附小一所，农场一处，以供学生教育实习和农业劳作实践之用。
  乡师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经费省厅拨发，校长由厅长任免。学校的教职员工均由校长聘任，待遇比较丰厚。校长和学校中层领导成员月薪120元至150元大洋，教员和职员月薪80元至120元大洋。
  平原五乡师的领导机构：校长统管学校校务。下设教务、训育、事务、推广、农事五部。各部设主任一名，职员一至三名（有的由教员兼任），分管诸项具体业务。附小设主任一名，由乡师教员兼任。
  随着逐年招生人数的增加，聘任的教职员也逐渐增多。到1934年暑假，根据四年学制招满四级八班学生之后，学校共有教职员28名。其中专职、兼职领导成员7名；专任、兼任教员16名；专职职员五名。教员水平都比较高，其中大学本科毕业者9名，占56％；专科毕业者5名，占31％；其他两名，占13％。因多数教员毕业于全国名牌大学，所以当时五乡师的师资力量是比较雄厚的。
  平原五乡师为简易初级师范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四年。其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教育实施之原则，注重健全师资之培养，推进教、学、做三者合一之新计划与新精神。”培养目标为乡村国民小学教员。熊秀山在1935年《平原乡师同学录·序》中说：“吾华素以农立国，乡村人口实占绝对的多数；而近年来，乡村之凋敝，教育之不振，彰人耳目。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改建乡村，复兴民族，要在吾人之努力。既肩此重任，在校者宜如何黾勉学业，尽瘁于学理之研究；出校而服务社会者宜如何克尽厥职，收实验之功效。”所设课程有国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地理、历史、农村经济与合作、乡村社会学、农业与实践、测验与统计、生理卫生、心理学、教育学概论、小学教材教法、公民、音乐、美术、童子军训练、体育等。此外，尚有劳作及教育实习（学生自二年级开始轮流到附小上课）。每周课时为32—34节。
  当时的学生来源主要为鲁西北各县农民子女，少数来自鲁西南、鲁中等地。毕业之后，教育主管部门不包分配，职业自谋，故学生多有“毕业即失业”之虞。自1931年始招一级两个班学生80名，嗣后每年递招两班。至1934年暑假后，在校生达四级八班263名。又至1936年暑假，计招六级十二班。学生480名。前三级修业期满届时毕业；后三级因抗战爆发、学校解散学生肄业离校。1937年暑假因“七·七”事变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未招新生。
  二 进步、爱国组织
  1931年暑期，平原五乡师创办不久，一级学生刚刚入学，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翌年初，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寇不仅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而且威胁到我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然而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妥协投降，对内疯狂镇压，搞白色恐怖。
  五乡师的教职员大多是大学毕业的青年，具有民族感、爱国心；学生绝大部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纯朴正直。面对国土沦丧、白色恐怖的社会现实，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便成为他们政治思想的主流。
  1931年夏和1932年秋，马霄鹏（又名马著骡）和李竹如（又名李一凡）先后到平原五乡师任教。他们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受上级党组织委派，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利用和校长熊秀山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校友关系，在鲁北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熊秀山虽为国民党员，但思想比较开明，为人正派，又较重义气，因而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活动开了绿灯，学校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政治气氛十分活跃。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进步、爱国的群众组织，先后在师生中诞生。
  读书会 成立于1932年秋季，一级学生马诚斋、张一粟、赵毅、高峻岳等发起，不久发展到20多人。是半公开性组织。一般师生只知道学生中有“读书会”，但不知具体组织情况。吸收会员时，经读书会主要成员观察、考验一个时期，看其政治思想确实进步者，才被接纳。1934年地下党支部成立后，读书会便成为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始终在马霄鹏、李竹如的指导下开展课外读书活动。阅读的书刊都是革命理论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大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读书生活》，“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论战的文章；文学作品主要有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及苏联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当代革命文学名著。
  在李、马两位老师指导下，读书会经常举办座谈讨论会，会员们相互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评议时事政治，探讨革命真理。
  从1932年到1937年，读书会在五乡师学生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产生过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近百名五乡师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过这一组织。
  一二剧社 大约成立于1933年初。是在李竹如、马霄鹏两同志的倡导下，作为学生和教职员业余文娱活动的民众团体而建立起来的。校方同意并在经费上给予一定支持。教务主任李资乾、教员亓品三、会计吴节侯以及熊秀山校长的夫人、附小教员杨子明都参加了剧社的活动。到1937年暑假的四年多时间里，在学校和社会上广泛演出了许多政治内容进步的戏剧和宣传抗日爱国的文娱节目。如左翼戏剧家洪深、曹禺的《五奎桥》、《香稻米》、《雷雨》、《日出》；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的《三江好》、《秋阳》，还有宣传破除迷信和反对封建落后意识的《奶奶的主张》、《械斗》等。特别是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李竹如同志怀着国土沦丧的悲愤心情，立即编导了一出大型讽刺话剧《大登殿》，在校内和平原城乡多次演出，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炮制伪满洲国的罪行和阴谋，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并且尖锐深刻地讽刺、鞭答了汉奸卖国贼的无耻行径，激发了广大师生员工和人民群众的强烈爱国义愤。
  在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气氛极为窒息，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极为贫乏的情况下，平原五乡师进步师生创办的一二剧社，每次在校内和社会上公演，都极为轰动，观众人山人海。他们还时常利用星期天到郊区农村作巡回演出。演出前一般先作一段抗日救亡宣传讲演，民众反映很好。
  当时五乡师四级学生、剧社骨干演员、建国后曾任国防科委组织部长的吴凤翔同志（已离休）在回忆材料中说：“一二剧社的活动和演出，对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破除封建迷信等起了重要作用；对学生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亲自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提高爱国主义觉悟，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应充分估价她的历史作用。”
  醒民剧社 成立于1935年下半年。一级学生是年暑假毕业之后，五乡师地下党的负责人马霄鹏指示已毕业的学生党员赵毅、高峻岳二人，联络乡间的一些小知识分子，办起这个剧社。主要结合现实生活编演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型文娱节目，在农村开展宣传活动。于国难当头的时期，“唤醒民众”。他们经常回校向马老师汇报剧社的活动情况，以得到马老师的帮助指导。为了使剧社取得合法地位，便于活动，马霄鹏亲自领他们到县文化馆备了案，并将他们介绍给文化馆的人员。
  醒民剧社在赵毅、高峻岳工作的平原五区一带，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因而他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后来在这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开辟五区以及平（原）、恩（县）、夏（津）、武（城）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恩县教育促进会 约成立于1935年下半年。省立聊城三师毕业的共产党员刘子蔚（在聊城三师曾任中共鲁西总支书记）在恩县教育界发起建立的公开性组织。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其目的是从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开辟党的工作。刘子蔚利用恩县同乡关系，在平原五乡师发展了一批会员，恩县籍的学生马诚斋、王克东、刘锡九、刘绍文、张海光等人大部分参加了。
  壁报组（或叫壁报委员会）五乡师学生政治思想活跃，学习气氛也比较浓厚。几乎各班级都成立起壁报组，出刊壁报。二级学生在教室外的西墙上，办的壁报几乎占了半面墙，有报头，有图案画，文章都是用毛笔字抄写在纸上，贴到墙壁上的。内容健康，体裁多样，有时事政治评论、小品、简讯，也有诗歌、散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很有吸引力。学生下课之后，经常围着观看。据吴凤翔回忆，当时二级的马金城（现名丁原）、三级的赵金铭（赵子平）、五级的庞集云等同学都是办壁报的骨干。
  涛声社1934年下半年，由四级学生谭怀恩创办，约有十几人，吴凤翔是骨干成员。该组织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小刊物《涛声》，32开本，都是社员自己写稿、凑钱印刷的。是个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小刊物，发表的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小品、评论等。约办了五期，在五乡师学生中产生过一定影响。
  《禹声报》于1934年下半年由禹城籍学生王禄清（后改名王克寇，抗战时期鲁西北老二团政委）、于漫青创办。主要宣传马列主义、抗日救亡。在两年多时间里，冒着被反动当局查禁取缔的危险，登载了《还我河山》、《起来、亿万同胞们！》、《拿起刀枪冲向战场》、《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战文章。他们有时出刊后以传单的形式向群众散发，有时张贴在校内外墙壁上，具有较强的战斗性。
  西山草木社 据三级学生、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同志（原名陶德明）回忆，当时五乡师有个“西山草木社”，是由刘、崔、薛、杨四位同学发起组织的。不过，其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
  《平原乡师》校刊 创办于1936年10月，停刊于1937年6月15日暑假前。每月两期，共刊出十五期，今存六期，其余散佚。前十期一般分四个栏目——普通理论，实施报告，校友消息和文艺作品；后五期不分栏。其内容有反映农村贫穷落后愚昧迷信及社会黑暗现实的，有宣传鼓动抗日救国的，有毕业校友交流教学经验体会的，有学校教学、行政工作简讯等，内容都较健康进步。从现存六期的文章中，没有发现一篇带有反共色彩的。
  《平原乡师》校刊由乡师农村服务指导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编辑兼出版、发行。平原县大同书局印刷（铅印）。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具体发起者及编辑委员会成员已无从查考。
  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是我党领导的全国性抗日爱国组织。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这一组织在平原五乡师也秘密发展。原乡师学生张伯达、王文昌等就是在学校参加的。但对领导者和组织情况却不了解。
  三 党支部的建立
  马霄鹏和李竹如来到平原五乡师之后，就首先对学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启蒙教育。他们一方面引导“读书会”的学生通过阅读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探求革命真理，一方面利用班主任的职务和教国语课兼任《乡村社会学》、《农村经济学》课程，直接向学生灌输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马鹏霄以上《乡村社会学》的名义，实际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社会科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发展史；李竹如也借讲《农村经济学》的名义，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自编的讲义和补充教材中，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话。他们还经常向学生透露一些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胜利消息，教育学生们“不要相信国民党统治者那些大人先生们的鬼话——他们是一群衣冠禽兽”！
  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一批进步学生很快成长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强烈愿望。由于马、李二人一直未敢暴露党员身份，1934年1月，一级二班学生马诚斋由恩县同乡刘子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五乡师第一个学生党员。3月到9月，马诚斋又和马、李二位老师共同发展了读书会骨干赵毅、张一粟、高峻岳、张国平4位同学入党。10月，建立起平原乡师党支部。马诚斋任支部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1935年李竹如离任、一级学生毕业之后，五乡师地下党的活动由马霄鹏和马诚斋（因领导罢课学潮未毕业）继续领导，到1936年春，党支部又先后发展了王克寇（原名王禄清）、于漫青（原名于春溪）、于忠（原名于以绥）等学生入党。
  平原五乡师党支部的建立与发展，在鲁北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播下的革命火种，到抗战爆发前后，就在鲁北广阔原野上熊熊燃烧成抗日烈火，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四 反会考学潮
  1935年初夏，一级学生临近毕业。根据国民党省教育厅规定，全省师范毕业学生都必须参加统一会考，合格者才准予毕业。其目的在于禁锢学生的政治思想，引导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压制学生的爱国热情。这种会考制度引起全省师范学生的强烈不满。以赵健民为首的济南一乡师党支部（此时赵健民兼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决定串联全省师范学生，发动一场统一大罢课学潮，来抵制统一会考。
  是年5月初，平原五乡师党支部与赵健民取得联系。不久，济南一乡师党支部派张振乙、王文轩来平原五乡师，与马诚斋等商议罢课学潮事宜。五乡师党支部经过暗中发动和周密部署，于5月中旬举行了全校大罢课。
  罢课一开始，由四级的吴凤翔负责把“童子军”（国民党的官办组织）动员起来，组成纠察队，首先把全部教职员都监视起来，从校长到各部主任，每个人的居室门外，都放上两名纠察队员拿着童子军棍站岗，不准他们外出；校门口站一个小队，不准外人进校；并派一个小队在学校围墙外面巡逻。然后全校学生集合大礼堂开会，由罢课领导成员宣布罢课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等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会考罢课学潮就这样展开了。
  罢课斗争一连坚持了三天。训育主任李冠五到各班游说劝止，威胁恐吓，都无济于事。乡师学生的罢课斗争在平原县引起很大震动。校长熊秀山知道学生罢课不是针对校方来的，但苦于学生们这样闹下去无法向上级交代，便与国民党县政府取得联系，第四天夜里，县长曹梦九派出200多名军警，将乡师包围，进行镇压。军警赶走了学生纠察队，又包围搜查了学生宿舍，准备抓捕罢课领导人。天亮之后，强迫学生都到大礼堂集合，熊秀山训话后，曹梦九又声色俱厉地对学生训斥了一番，责令学生复课。于是这场罢课学潮被镇压下去了。
  由于其它学校的罢课斗争没有搞成，平原五乡师学潮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事前，马诚斋等罢课斗争领导人，为了不使马霄鹏老师暴露身份，未曾同马老师商议、取得马老师的指导；罢课时，由纠察队把全体教职员监视起来，也失去老师们的同情支持。所以，反会考罢课学潮遭到失败。据熊秀山的次子熊振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共产党员）说，他父亲后来曾跟他谈到过五乡师学生罢课事件，当时熊秀山很作难，不处理几个发动罢课的学生，向省教育厅没法交代，于是同马霄鹏秘密商量，最后互相妥协，取得一致意见：开除马诚斋、张一粟、赵毅等6名同学（也有说5名），均发给修业期满的肄业证书（马诚斋于暑假后又复学随下一级学习，次年毕业）。
  五 流亡·南迁·解散
  1937年暑假，省教育厅将熊秀山调往省立惠民六乡师任校长，并将惠民乡师校长孙怀瑾（孙璞如）调往平原五乡师。各校教师也由各校的校长聘请，来了一次大调动。学生们感到十分惊讶，莫名其妙。
  以孙怀瑾为首的新班子，一到任就宣布解散读书会、一二剧社等一切学生组织，甚至连伙食委员会也予解散，一切由学校当局直接领导，不让学生参与意见。而且每次周会上都宣读总理遗嘱，唱国民党党歌；每天早晨都举行升旗仪式；还加紧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加紧了对学生们的思想控制，学校的政治空气一下子沉闷起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局势动荡，人心慌乱，学校没法上课。学生们对日寇的大举侵华，极为愤慨，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更为气愤。他们纷纷议论：誓死不做亡国奴！这时，平津学生流亡团开始一批批路过平原南下，五乡师学生受到启示，也酝酿组织流亡团南下。于是各班推选出代表，代表们开会作出组织“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的决定。曾请孙怀瑾出任团长；孙坚决不干；其他教职员也不肯出头。于是学生代表们推选吴凤翔和张德祥任正副团长，并组成团部。自愿参加流亡团南下的学生达160余名，都编成队，班为中队，年级为大队，各设正副队长。团部下设指挥股、总务股、交际股等。组织工作就绪之后，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宣布“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的正式组成。
  9月中旬，马厂失守，沧州危急：韩复榘的部队，驻扎在平原、德州一带，形势更危机了。看来黄河以北很难守住，于是学生流亡团决定南下。当时火车正集中运兵，客车已经混乱，经过和平原车站交涉，流亡团学生乘上返回济南的运兵空车，到达济南。教育厅长何思源接见了“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的代表，认为整个学校有组织带出来的，平原乡师是头一个，因而还夸奖了学生代表们几句。
  根据省厅决定，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连夜乘车到达泰安，进驻泰安三中复课。不久，孙怀瑾也带领乡师大部分教职员南迁来到泰安三中。由于时局混乱，人心不稳，教师不全，课本缺少，在泰安三中也无法上课。于是学生们出于爱国抗日热情，又自发组织了“平原乡师战时服务团”，到泰安大街上宣传抗日，募捐抗战军费，并到各家医院慰问伤兵，做些力所能及的抗战工作。
  十月上旬，五乡师又南迁兖州，与兖州乡师合住一个校舍，仍不能开课。大部分学生感到没有继续读书之望了，便开始各谋出路。这时，惠民乡师也迁至兖州，马霄鹏也来到这里。他遵照党的指示，将熟悉的一部分平原乡师“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输送到山西临汾八路军一一五师随军学校，使他们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其他学生，有一批被国民党的中央炮校干训班招募去，余下的，于11月份继续随学校南迁。辗转途中，师生大部各奔前程，到达湖北均县时，已所剩无几，学校便自行解散。
  自创办至此，平原五乡师历时六年半的时间。
  德州船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及生活变化的回忆
  冯宝庆
  旧社会，德州的船民世世代代以船为家，常年生活在卫运河中，依搞水上运输为生。那时候船民们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无保障，受尽了敲诈和勒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占领了我国的大好河山，侵吞了我国的矿产资源，垄断了卫运河的航运大权。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船民们东奔西逃，过着饥寒交迫的穷苦生活。为了求生存，许多船民卖掉船上的工器具，有的还把船一点一点地拆毁卖掉，用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卫运河的船舶有大有小，最大船只一百二、三十吨，小的船只二、三十吨。每户船上的家属子女多少不等，但都有男女老少，都得在一个船廒里生活住宿，甚不方便。船廒分上廒、中廒、下廒三间，其中：上廒（也叫倒坐）是晚辈人或子女们生活住宿的地方，其大小宽不过五尺，长不过七尺。中廒（也叫当敞）即过道，专供人们出入船和烧火做饭的地方，宽不过三尺、长不过五尺。下廒是老人和长辈生活住宿的地方，也是接待亲朋和招待客人的地方，靠前梁摆设一个宽一尺半、长二尺的小桌子，有左右对面铺，每个铺大小只有四尺宽、六尺长，中间走道宽不过三尺、长不过五尺，既窄又小。其船廒面积（包括上中下廒）总长不过一丈五尺，宽不过八尺。若有十几口人，既有男女老少，又有辈分大小，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和住宿，是怎样艰苦和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船民们岸上无家，停船又无固定的地方，所以造成船民世世代代都没有到岸上求学的条件和机会，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文盲。船民们自幼生长在船上，和陆地上很少有交往，更少有亲朋关系，故旧社会，船民的子女长大之后，只能在船民之间为子女互成婚姻，造成了船民辈辈都是老表亲关系。
  建国后，党中央、毛主席非常重视卫运河的航运事业，不久在天津成立了华北内河航运管理局和华北内河船运公司。这是有史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卫运河上建立的新政权组织。接着在天津、德州、临清、新乡四大港口设立了航运办事处和航运分公司。从此船民们在航运办事处领导下，认真学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及对船民们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船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船民们越是得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照顾，就越感到政治上有了地位，经济上有了好转，生活上更有了保障。因而对接受思想改造的信心就不断增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大，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接着船民们又经历了镇压反革命和肃反运动；抗美援朝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三反”、“五反”及一九五三年开展的水上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使船民更加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认清了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的监督作用。经过各种政治教育，绝大多数船民们，都自觉地爱国守法。
  旧社会船民生活疾苦，家景贫寒。例如有一家人口多的船民，想再买条船，分出一些人去生活，可是买不起，只好让他家的年青人带着孩子们，搬到船的马口舱和桅舱里住宿。这实际是装货的舱，又黑又暗，夏天被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冬天又没钱买煤取暖还得挨冻。1956年他的船加入公私合营以后，党和政府及航运办事处领导首批给他家安排了宿舍，让他全家搬到岸上定居，从此他家住上了暖房热屋。接着他家的子女们也到航运子弟学校上学了，他家老年人较多，有病有灾的时候，也能及时到航运医院诊治看病了，他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再如我家，旧社会岸上无亲无故，仅有一只一百吨的水船，在卫运河上靠运输生活。一家三代也是在一个船廒里住宿生活，其中：有我的父母、弟弟和弟媳、三个十几岁的妹妹和我夫妇二人，还有我的孩子和侄女四人，共计13口。一家既有公婆与儿媳，又有大伯与弟媳，加上十几岁的妹妹们，常年在一个船廒里住宿生活，不方便得很。也因家景贫寒买不起船不能分出一些人去生活。在我父亲的安排下，让我夫妻带着孩子搬到楂舱里居住，这个舱是盛工器具的舱，宽不过三尺，长不过九尺，连一个单人床铺的面积也没有，住我好几口人，真是够挤的了。1956年我船加入合营后，党和政府及航运办事处的领导，极为关心我家的生活和住宿问题，帮助我在本市豆腐巷街，租到三间私人的房子，让我先搬下船来暂时居住，待有宿舍后解决。从此彻底改变了我家的生活面貌，扭转了常年以船为家和挨冻受罪的贫困家景。这就是船民们加入公私合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获得的幸福生活。
  记得1955年冬季，德、临两港的私有船只，按着航运办事处的部署，分别停在德州和临清两地，迎接公私合营的到来。一天市委、市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召开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和船民及家属大会，由市委领导作报告，宣讲党中央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及赎买政策的大政方针，教育工商业者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认识，积极地加入公私合营行列，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公私合营的伟大任务。会后，德州航运办事处、临清航运管理站的领导，根据市委领导部署和讲话精神，及时地在德州、临清两港成立了对私“改造委员会”。德州港由航运办事处梁永森同志任主任，船民柴天太为副主任，委员有工人刘金元、傅春秀、王如林等。临清港由航运管理站牛吉仁同志任主任，船民李长华为副主任，委员有工人赵福成、徐廷贵、船民翟克绪和我本人等。航运办事处及时召开船民及其家属大会。会上由私改委员会梁永森主任作报告，他再次宣讲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宣传船民参加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的好处等。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完成私改任务，“私改委员会”领导又从船民中吸收部分骨干、积极分子参加了私改工作。整个私改任务，用了一个冬季的时间。经过党政领导多次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宣讲教育，使船民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觉悟，每个船民都心情舒畅地自愿报名，积极地加入公私合营的行列。“私改委员会”，遵照党的赎买政策，对德州、临清两港二百五十余只私有船舶，进行分类评比，按质估价。经公议众评后，对每只船估价的数额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使船民心服口服。船价作为股金入股，纳入国家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系列。
  当时德州加入合营船只约140艘，临清加入合营船只约110艘，两港合计约250艘。合营时的大好形势，热闹景象已过去40多年了，现在回忆起来犹在眼前。当时船民及其家属子女，情绪是那样高涨，精神是那样昂然，真是群情振奋。大家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向党交心，向党报喜，表示愿在党的指引下，接受思想改造，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公私合营后，船民们遵照党制定的以本企业为改造基地、以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为统帅、以工作实践和劳动为基础的“三以”方针，引导船民（包括家属子女）积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充分调动了船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性，为航运事业尽职尽责。
  自从船民转为国家正式职工以后，党对所有在职的船民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原则，对船民按合营前在船上担负的职务和技术能力，给以合理安排。如对原管船的，领导上还让他们继续担任船长职务；对船民中的从业人员，也都按着每个人的技术状况，分别安排他们担负头工、舵工、号工、伙工等重要职务。对年老体弱的船民（包括妇女和困难户），也都适当地安排他们干辅助劳动。党组织还安排在合营工作中作出成绩的骨干、积极分子，担任企业的中层领导和基层管理人员，有的提为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合营工作完成后，经济体制变了，生产方式也随之改变，船民的家属还按原来的生活方式，继续留在船上就不适应了。当时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生产特别繁忙，给航运事业带来了重多的运输任务。为适应新的生产需要，船上必须固定长期工人，才能确保运输任务的完成。这时候船民们也感到家属子女必须离船上岸定居，不然固定工人无处住宿。船民们纷纷向企业要宿舍，并要求帮助找房子，尽快地将家属子女搬到陆地定居，改变有史以来在船上生活的旧方式。
  航运办事处多次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安置船民家属下船定居的问题。在当时宿舍少、条件差的情况下，一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市的领导和航运办事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宣讲船民家属下船居住的好处和意义，并告诉船民，领导上要有计划、一步一步地把大家安排到陆地上来定居。当时领导的话我还记得清楚，航运办事处梁永森主任说：“船民同志及家属同志们，你们要听党的话，要相信党的政策，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让你们的家属子女搬到陆地上来居住生活，这是党对你们的关心爱护，为你们的长远利益着想，使你们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他紧接着讲：“你们听领导的话尽快搬下船来，这好处可多啦。现在咱们的宿舍还不多，要想办法克服暂时的困难，等咱们办事处赚钱多了，不但多盖宿舍而且还要盖大楼呢。到那个时候让你们都住上高楼大厦，按上电灯电话，吃上大米白面，鸡鸭鱼肉，穿上绸缎尼子衣服。最重要的是你们下船后，首先子女们能得到上学的机会，你们的老人有病有灾能得到及时治疗。到那时，就不用我召开这样的动员大会了，你们都会争先恐后抢着搬下来，恐怕拦也拦不住的，你们说是吧？”
  梁主任的话是那样真切，他对船民和家属们是那样的关心爱护。梁主任诚恳的态度，慈祥的面容，宏亮的声音，以及他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还在我脑中回绕着。我深切怀念这位老干部，可惜这位老主任，刚刚完成私改合营工作任务就累病了，送往天津医院医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这篇稿件是卫运河德州港所有船民及家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情况的真实写照。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时加入合营的船民有250多人（即原工商业者），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事过境迁，他们中有200多位老船民，走的走，去的去先后离开了人世，到现在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四、五十人了。尚健在的老船民和老家属们，有时候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说话聊天，无意中说到合营时的情况。大家深有体会地说：旧社会咱们自己养船算什么，挨打受骂，谁拿我们养船的当人看待，在船上挨冻受罪，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生活。若没有共产党的教育、领导，没有加入公私合营行列，哪有我们船民今天的幸福生活。还有的说，“听、跟、走”的路，咱们走对了。到现在，咱们拿着政府发给的退休金，病了有人管，享受着国家的劳保待遇，这真是旧社会想也想不到的事呀。航运办事处梁主任讲的话，不是都实现了吗，看一看我们现在吃的、穿的、住的、屋内摆的家具、电器等生活用品，不是远远地超过了那时领导所说的吗。
  合营后，领导让我继续担任船长，不久，我加入了工会和共青团组织。1984年退休后，我继续尽个人所能为我市的经济建设服务。于1989年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9年3月14日
  平原县最早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及其发展概况
  张权义
  平原1946年解放，次年即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土改，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贫下中农由于原来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差，有的有劳动力及牲畜（或半个牲畜），有的没有劳力、没有牲畜，生产工具不配套、不齐全等等，这些问题均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广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这时，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指示，要搞社会主义，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这完全符合生产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因此，自1952年12月份，开始成立互助组。县委首先在一区的城北康庄，三区的土地庙，五区的小张庄，六区的侯庄、王亭言做起。后发展到7923个，入组农户32791户，占总户数的48％。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初级社。
  初级社自1953年的春天，开始搞了两个合作社，即康庄赵传锋合作社，土地庙刘庆云合作社。以后发展到70多个合作社。到1955年9月发展到474处。在此基础上又组织高级社。
  高级社，是自1955年冬天（11月份）开始成立的。开始一个区搞一个试点，即青陵寺的康庄、韩庄，腰站的腰站街，张官店的土地庙，鸣鸡店的董集、宫庄，刘屯的庞张，三大李的匡李。后来全县发展到649处。在此基础上，于1958年建立了人民公社。
  上述就是平原县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历史概况。仅供参考。
  1998年9月16日
  从德州棉花产量的变化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仝振一
  从40年代起，我就与棉花打交道，50年代后，我便与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亲身经历了棉花产量的高低起伏，体会到了棉农的喜怒哀乐，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棉花产量的飞跃发展。现将自己的所经、所见、所闻写成文字，以飨读者。
  1961年德聊分家，我带原职，由聊城到德州，任德州地区农林局副局长兼地区农科所所长，文革后任地区棉办副主任，八十年代任地区科委副主任、农艺师、地区棉花顾问团团长。我参加了历届的棉花领导班子。回顾几十年的植棉生涯，感触颇深。在那吃大锅饭的年代，我腿跑肿了，劲用尽了，还四次农药中毒，险些丧失生命，可棉花就是上不去。
  德州是个老棉区，也是全国的重点棉区。1949年建国时亩产皮棉24斤，奋斗了十年，也就是到了1959年每亩单产皮棉35.6斤，十年增产11.6斤，每年每亩仅增产一斤多。更令人痛心的是，文革中由于穷过渡，瞎折腾，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1977年棉花产量跌到每亩皮棉15斤。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全区（1993年德州地区才改德州市）棉花产量连年大幅度提高，愁眉苦脸的群众露出了笑颜。大家高兴地说：“联产计酬棉连心，一年就能大翻身”；“人叫人动人不动，政策调动积极性”；‘金山银山，党的政策是靠山”……。“要发家种棉花”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心声。家家起早贪黑，人人争分夺秒。村边地头、公路旁、沟头壕沿、家庭院内，都种上了棉花。新闻媒介、街头巷尾到处都传颂着棉花丰收的喜讯。夏津县东李官屯公社1980年种棉26.000亩，总产26，800担，比上年增产4倍多，粮食增产38万斤。人均分配236元，比上年47元增189元。不但好地增产，盐碱地也大大增产，陵县梅镇周家改碱植棉方，就是一个突出典型。六个大队，794户，3，117人，总耕地6，526亩，地势低洼，土壤盐碱化，人们常说：“开了周家堰，淹了德平县，乐陵不来堵，淹到无定府。”过去种粮亩产不过百斤，种棉亩产只有二、三十斤，1980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采取了“三大”种植技术，加上营养钵育苗移栽法，解决了碱地植棉的三大难：出苗难、保苗难、早熟难。面积由1975年的80多亩扩大到4，000亩，亩产由二、三十斤皮棉，猛增到155.5斤皮棉，相当于1975年的13倍，成了全国全省全区改碱植棉的红旗。1980年全区植棉230万亩，亩产皮棉87斤，为1977年15斤的5.8倍；总产200万担，为1977年26.5万担的7.69倍。以后产量逐年增长，1984年棉花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全区植棉500万亩，亩产皮棉179斤，总产皮棉890万担，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占全省棉花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人均贡献皮棉169.1斤，其中夏津、平原、陵县人均贡献皮棉200斤以上。同时，粮食也获得了大丰收，全区总产49.6亿斤，向国家贡献七亿斤，人均贡献135斤，出现了“金山银山一肩挑，粮食棉花齐飞跃”、“盖新房、娶新娘，男女老少喜洋洋”的繁荣景象。
  （作者：原德州地区科委副主任，现德州市科委离休干部）
  注：三大一集中，采用大沟、大水、大肥的方法，集中在碱地好拿苗。
  德州一棉改革纪实
  姜中元
  德州一棉有限公司，原名德州棉纺织厂。于1958年5月14日经国家计委批复筹建，设计规模为50752枚纱锭，布机2016台，1959年12月31日纺织形成一条龙生产；1960年6月22日布机试车，织出第一批布，同年10月成立中共德州棉纺织厂委员会，武善敬任书记，吴炳嵩任副书记兼厂长；1963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停建下马；1964年8月国家计委批准恢复建设，续建总投资455万元，续建后规模调整为47424枚纱锭，1908台织机；“文革”期间，由于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王效禹插手德州一棉的“文革”运动等原因，致使该企业派性冲突尖锐，生产难以为继，1971年9月28日厂长吴炳嵩因长期被揪斗死于隔离室，企业生产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974年8月24日原德州地区行署副专员德州市委书记张龙调任德州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主持企业的恢复生产工作；此后先后调整了几次领导班子，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旧体制的束缚，直至80年代初期，生产仍时断时续。当时的职工队伍号称7913部队，即上午7点上班9点走，下午1点上班3点溜，在1983年的严打期间一次就有30多人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德州一棉人心涣散、管理混乱，已成为山东纺织战线出了名的破落户、老大难。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吹到了一棉，同年10月青年工程师39岁的王根源和38岁的于向阳分别就任德州一棉厂长和党委书记，并在全市率先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从此一棉的干部职工展开了一场同陈旧观念、落后机制的生死搏杀，一棉走上了一条振兴发展的快车道。十五年间，德州一棉的领导班子又调整了三次（见附件），厂长换了三任，不管谁当厂长，一棉人坚持改革的决心没变，团结进取、争创一流的精神没变。正因如此，一棉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如今德州一棉与改革前相比，固定资产增长了30倍，生产能力实现了翻番，累计实现利税近4.5亿元，完成出口创汇9700万美元，年均实现利税长期处于省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在88年一93年期间还曾跻身于全国纺织系统十强和全国最大工业企业（按利税排序）500强行列。同时先后荣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纺织系统双文明优秀单位和山东省文明企业等数十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被授予省纺织系统唯一一家工交企业综合样板厂。
  一、“严”字当头抓管理，建立良好的生产经营秩序
  只有饱尝了混乱、落后之苦的一棉职工，才能深切体会到：没有严格的管理，就不会有一棉的今天。
  德州一棉的管理之“严”在山东乃至全国纺织界是出了名的。从1984年开始，他们就定下了“严”字当头抓管理的基调，并决心“下猛药，促整治，严励惩戒那些违规违纪人员”。于是，一名职工仅仅因为偷拿了一只纱穗而被开除了厂籍；先后有5名职工因为触犯了在生产区禁止吸烟的规定而受到了下调一级工资、留厂察看的处分；几位年轻的小伙子因上班时间到锅炉房洗澡而受到扣除当月奖金，下浮工资的处理……对这些人员
  的严厉惩处，使人们看到了领导的决心，真正体验到了纪律的严肃性，于是人们再也不敢视厂规厂纪为儿戏了，“散、乱、差”的企业面貌迅速得以扭转，管理秩序随之走上正规，生产效率得到空前提高，企业当年实现利润1528万元，相当于前三年的总和。
  企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好得了一时，却不可能长治久安。基于这种认识，德州一棉在生产秩序步入正规之后，迅速把管理工作转向综合治理阶段。他们不仅建立了200多种近700项规章制度、技术标准，而且组建起上百人的专兼职检查队伍，具体负责监督、考核制度的落实。如今走进这里，就象走进了一张被各种规章制度编织的网，大到生产运行的各环节，小到职工食堂卫生，甚至自行车存放是否定位都有人管。当某企业领导询问一棉职工：你们的领导对职工如此苛刻、严厉，为什么你们还承受得了时，这位职工的回答是：制度虽严，但针对的不是绝大多数职工，真正受到惩戒的只是少数违规人员，我们只要按制度要求去做，也就无所谓严与不严了。德州一棉的实践证明：科学、严格的管理，不仅能为职工所接受，也是职工迫切的要求。
  在德州一棉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企业管理的潜力，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舍得下力去挤压，流淌出来的全都是效益。事实上，德州一棉的振兴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不断开掘管理潜力的历史。劳动用工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部颁标准，德州一棉现有生产规模用工应在万人左右，而他们实际只有6300多人，仅节省工费每年就超过千万元，部颁一档水平的吨纱用棉量为1080kg，而他们则长期保持在1040kg左右，按其棉纱年产量18000吨计算，年节约原棉700余吨，折合费用800多万元。他们在管理挖潜上既盯住西瓜，也不放过芝麻：对用于坯布打包用的绳子，总是在允许的范围内短了又短，就连几元钱一大把，每根仅有20来公分的绯子线他们也是能够回用的绝不浪费一根。仔细分析一棉强化管理，深挖潜力的作用，就会发现：它直接增加的是效益，可降下来的是成本，这又为企业确立产品的价格优势，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产生了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浅而深，由表及里，不断向深层次、高水平发展的过程。德州一棉的管理也走过了这样的历程，而且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行为，应该说，这也是德州一棉的一个重要管理特色。早在1986年，他们就顶着各方的压力毅然推广并采用了国家颁发的八九质量标准。虽然由于标准提高，质量指标下降了，企业暂时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他们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提高质量，拓展市场的机遇。当这一标准正式推行，而众多企业因产品达不到出口质量要求不得不放弃外贸订单时，德州一棉却因率先执行新标准而始终保持了出口商检合格率97％以上，不仅巩固了原有的外销渠道，而且争取到更多的用户，占领了更大的市场空间。这一年他们的外贸交货值达到700多万美元，较上年增长近5倍，一步跨入了全国纺织系统出口创汇百强行列。为了适应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新趋势，自1997年以来他们又主动推行了ISO9000标准，并于1998年4月正式通过了认证，实现了企业管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既为进一步扩大出口创汇架设起一座桥梁，又为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开辟出一条生路。
  二、“敢”字当头抓改革，不断增添企业活力
  德州一棉的改革成果曾引起《人民日报》的极大关注，其改革做法也曾召致全国数百家企业上万人前来参观学习。何故？主要原因就是坚持以发展生产做为改革的基本方向，敢于在大胆改革传统的旧体制弊端方面走在了大家前列。
  一棉落后，就落后在“干好干坏一个样”上，是大锅饭压抑了职工干劲。于是他们对症下药，在1985年初大胆改革了内部分配制度：一线工人实行岗位计件工资制，工资奖金捆在一起全额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三线工人实行结构工资制，收入与实绩挂钩，不再旱涝保收。当时平均主义大锅饭还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一棉的这一“大逆不道”之举一时召来众多责难。有的上级主管部门下令停止，以“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有个别职工质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哪里去了？然而一棉领导层坚持认为：旧的分配制度所养成的惰性舍此而不能铲除，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舍此而不能调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舍此而不能真正体现，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只有让实践去作评说！他们硬着头皮坚持下来，于是上岗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全新的分配机制使压抑了多年的劳动热情一下子进发出来，改革前后对比，棉布日产量由16万米猛增到了21万米，棉纱单产由35kg上升到43kg，仅此一项年增利润320多万元，《人民日报》为此而惊叹：“改革，人们怎样理解你”。
  劳动人事管理制度一直是一个最封闭而又最敏感的领域。1986年社会上的文凭风、学历风非常盛行，就象“鲤鱼跳龙门”一样，人们一旦取得了文凭，便获得了干部资格，便可以脱离生产岗位，终身享受干部待遇。然而正是这种干部身份终身制锈蚀了职工的进取心。于是当人们还在崇尚文凭、热恋学历的时候，他们又率先把改革的触角伸向了干部人事制度，宣布实行“重文凭，不唯文凭，重在真才实学，德才兼备，不在年龄、文凭、身份上一刀切”的用人原则，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工人也可以受聘干部岗位，而且干什么活，拿什么钱。难怪这一改革在当时曾令同行发出这样的感叹：你们干了我们想干而不敢干的事！须知，当时的干部终身制还在全国范围内根深蒂固，然而，他们看准了：如果无权动用“朝廷命官”，就无法有效地激发起干部队伍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就难以消除人浮于事的现象。在这次改革中包括8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300余名富余人员，有的分离出来从事第三产业，有的充实到生产一线，同时一大批优秀工人被提拔到了干部岗位，从此那种混天渡日的现象不见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干部娜了位。随之而来的轰动效应便是人人为企业发展思良策竭全力，尽职尽责。清花车间工人沙永茂勤奋好学，敬业爱岗，受聘为车间主任后，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特长，大胆进行技术革新，先后取得四十多项技改成果，创造直接经济效益700多万元，1991年被评为全国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造积极分子，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改革就是破旧立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走改革路就必须实事求是。1986年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跨入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新阶段，众多企业实行了厂长个人承包，德州一棉也被列为山东省首批试点单位。对此，一棉领导人认为，这种做法在大企业中至少存在三个隐患：不利于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不利于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防止短期行为。于是他们将上级下达给厂长个人的承包指标逐级分解落实到了每位职工身上，将个人承包演变为全员承包，使全厂上下形成了责任共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后来，当许多企业因实行厂长个人承包，没能处理好厂长与职工、国家与企业、眼前与长远利益关系而出现了只求多分多拿，不顾企业发展的短期行为时，德州一棉却通过命运共同体营造出上下同欲、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改革，在一棉改出了活力，改出了动力，改出了合力。1986年—1990年德州一棉的利税指标年年超过20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原同等规模的纺织厂。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棉纺行业市场疲软，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一棉又在转换经营机制上进行了大胆探索：转变产权结构，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调整机构设置，把原来的18个处室精简为六部一室五公司，而且各部室正职均由副总兼任；完善购销体制，实行费用包干前提下的目标利润责任制，同时对非生产部门进行过渡剥离，开展社会职能有偿服务，并鼓励其创办实业，开源创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使一棉逐步构建起一个适应市场要求的快速的反应与调控机制。近两年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纺织品外贸出口受阻，国内市场过剩，行情急剧下挫，德州一棉正是凭借其灵活的市场机制始终保持了产销两旺的态势，98年实现利税达4205万元，其中利润736.1万元，继续居省内同行业领先地位。
  三、“先”字当头抓技改，确保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
  德州一棉近15年最大的变化当属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1984年只有50000枚纱锭，1908台有梭织机，固定资产仅为2200万元，而且工艺落后，设备老化，只能生产中低档纯棉纱和粗支布；1998年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环锭110000枚、气流纺2000头和1300多台有梭织机，32台片梭织机，375台喷气织机，固定资产达6.6亿元的大型企业，而且技术装备达到了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具备了生产各种成份的高支纱、特种纱以及不同织物组织的坯布、长丝织物和色织产品的能力。
  德州一棉的技改是成功的，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促进产品升级为目的，科学确定技改投向和数量，量力而行，滚动发展，并在具体运作上较好地把握了六条原则：一是整体装备能力做到生产工艺、生产品种、机械性能、生产能力和主辅机与检测仪器综合配套。“七五”期间，他们在大胆引进2000头气流纺、96台特宽幅喷气织机及其配套设备的同时，对原工艺流程进行了填平补齐，并投资400多万元配套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质量检测仪器，建立起中心试验室，从而使生产技术水平与检测技术水平得到了同步提高。二是本着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料的原则，努力做到技术装备与原料结构相适应，他们投资470万元成套引进的2000头气流纺纱机就是根据自身即将大批量开发生产高支纱、必将形成大量下脚棉的需求而搞的，实施这一项目后不仅每年回用下脚棉600吨，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当年便收回了全部投资。三是坚持高标准，高起点，高速度。他们在设备引进中，紧紧跟踪世界技术新潮流，做到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在1988年开始引进280喷气织机时，市场上的宽幅布并不旺销，但通过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其潜在市场需求很大，结果投产后不到一年，宽幅布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560万元的贷款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全部还清。四是经济实用原则，在不影响整体功能发挥的前提下，能用国产设备替代的尽量不引进，能引进部件解决问题的就坚决不整机引进。他们利用引进V型气动加压牵伸装置进行的3万锭国产细纱机嫁接改造与整机引进相比，不仅节约了近1/3的技改费用，而且改造后的细纱机的质量指标完全可以达到国际市场上的技术标准。五是锲而不舍不停步，始终保持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九五”期间他们又把握市场脉搏，投资1500多万美元和4000多万配套人民币先后引进了用于生产长丝织物的87台喷气织机和用于色织生产的100台多臂混纬喷气织机及其配套设备，其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在国内同行业均属少见。六是超前培养人才，为技改项目顺利实施筹足技术后备力量。例如，针对纺织装备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他们在引进设备之前二年便开设了电子、机械、微机等电大班、中专班以及在岗职工技术培训，先后培养出各种专业人才500多名。由于人才培养超前化，不仅保证了引进设备的顺利安装、调试、开车，而且对挖掘引进设备的先进性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在引进喷气织机上开发生产的某一高密品种被织机制造厂的专家称之为“中国的专利”。
  事实告诉人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谁拥有领先的技术，谁就能够抢占制高点，赢得竞争的主动权，并最终取得胜利。
  四、塑造一棉精神，培育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德州一棉巨变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两手抓”，使企业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如何形成的呢？
  “企业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德州一棉历届领导班子成员严以律己，公平处事的工作作风是形成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可缺少的因素。1984年末，厂里决定狠抓迟到早退，且实行罚款制度。新制度实行第一天，有十几人迟到，其中有两名副厂级领导。“工人迟到可以处罚得轻一点，但对干部一点也不能迁就”——厂党政联席会上做出如此规定。第二天，一张处理通报贴在了壁报栏里，两名副厂级领导的名字特别醒目，并特别
  注明：工人迟到罚款10元，厂级罚款20元。人们震动，信服了。自此，一棉领导自觉形成了这样一种规矩：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好，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执行规章是这样，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一棉凡是集体决定了的事情，一旦制度化，厂长工人就一律平等，从无例外，他们每年都要盖几幢宿舍楼，每次分房，全厂职工都能准确地算出来，能不能分上，能够分到第几幢几单元，因为厂领导率先垂范，一切按规定办，谁够条件，谁的分数高，谁就能分上房、住好房。其身正，不令也行。领导班子的感召力由此而萌生，工人们从领导身上看到了希望，得到了力量，心气顺了，自然也就干劲倍增。在德州形成了“找工作到一棉”的小气候，一棉人可以挺起腰杆走在大街上了，一棉职工每当谈起自己的企业时，总是充满自豪地说：“我是一棉人”。
  德州一棉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自觉摆正关心职工生活的位置，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促进生活改善，生活改善推动生产发展的路子，这是他们增强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途径之一。15年间他们先后投资4000多万元，兴建了近70幢水、电、暖配套齐全的家属单元楼，而且通过狠抓环境秩序治理，使一个昔日人称“南泥湾”的大杂院变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省市环境优美工厂，就连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参观者都惊奇地称赞：“这里就象个小亚运村”。他们投资上千万元大力发展从学前幼儿教育到成人职业教育的各项教育事业，既为职工创造了良好的成才环境，也解决了子女“上学入托难”。他们还投资数百万元，把厂卫生所逐渐发展成拥有80张床位、大型X光机、心电图诊断仪、高压氧仓等先进医疗设施齐全的职工医院，解决了职工“看病住院难”。投资上百万元为每位职工投保2000元的财产险和5000元的人身意外伤害险，解除了职工后顾之忧……德州一棉舍得在职工身上花大钱办实事，使职工亲眼见到了生产发展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真正体验到了企业发展与个人利益不可分割的关系，为自己做事，谁还三心二意不舍得下力气呢？
  “春风花雨润人心”是德州一棉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又一项措施。一棉人不会忘记：1985年的除夕之夜，为了让坚守生产岗位的职工能吃上过年的饺子，是厂长王根源、书记于向阳带领全体机关干部来到职工食堂亲自为大家包水饺，并将一盘盘水饺端到了他们面前。三伏酷暑，高温高湿，又是厂领导率领机关部室人员来到车间，将一杯杯的清凉饮料送到工人手里……棉人也不会忘记：寒冬腊月午夜时分，当老工人曲桂芳因忙于工作，下班没赶上通勤车时，是厂长亲自派车将其送到了家门口；为了抢救一个得了白血病的普通工人的生命，厂里出车出人将其送到中国血液研究中心治疗，住院三年，光医疗费厂里就花了12万多元……人们更不会忘记：当有的职工反映食堂夜班饭菜质量有所下降时，家住距厂区10多里的党委书记于向阳半夜到食堂进行检查……感情的传导是相互的，领导越是关心职工，职工就更加热爱企业，一位下夜班的女工骑车回家，当她见到几辆外地的卡车停在路旁打听去一棉的路，又得知这些车是给自己的工厂送生产急需的原料时，就不顾一夜的劳累，不顾已经走出了七、八里的路，立即返回，骑着自行车给司机带路，一直把车带到厂门口，才悄然离去。早春二月，下水道堵塞，工人韩明德只穿一条短裤，在一米多深的井下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把管道疏通。德州一棉人用自己的实践再一次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是生产力中最具能动性、创造性的要素，与其他要素相比，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满足，同时还有精神方面的追求。
  现在一棉人正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奋勇前进。目前，其近期规划已经形成：计划在1999年引进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特宽幅喷气织机，淘汰现有的全部有梭织机，他们正在为跻身于世界纺织工业强手之林而继续奋斗。
  附：德州一棉1984年以来历届厂领导班子成员名单
  德州一棉1984年以来历届厂领导班子成员名单
  1984年一1993年：
  厂长：王根源 书记：于向阳
  副厂长：张森、章湘生、石永义
  副书记：刘洪礼 工会主席：赵洪武
  纪委书记：梁成初 总经济师：韩周笃
  总工程师：江燮
  厂长助理：周庆春、马慧斌、崔德平、庄云生
  1993年一1997年：
  厂长、书记：于向阳
  副厂长：马慧斌、崔德平、周庆春
  副书记：刘洪礼 纪委书记：赵洪武
  工会主席：张森
  厂长助理：庄云生、张启民、袁绍恕
  1997年—1998年：
  厂长：张学慧 书记：于向阳
  副厂长：马慧斌、李会江、段守江
  副书记：张学慧、马慧斌
  纪委书记：周庆春 工会主席：霍晓光
  厂长助理：张启民、袁绍恕
  1998年一今：
  厂长：张学慧 书记：于向阳
  副厂长：李会江、段守江、方立民、刘雪梅
  副书记：张学慧、李会江、周庆春
  纪委书记：周庆春 工会主席：霍晓光
  （作者单位：德州一棉）
  山东德百集团发展纪实
  秦霞
  山东德百集团的前身是德州市百货大楼，始建于1981年，1983年5月隆重开业。建店十七年来，虽然领导班子换了两届，但他们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顾客需要为目标，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经营方针，不断深化改革，闯出了一条市场化经营管理的企业发展之路，先后被评为“全国商业信誉企业”、“全国优质服务企业”、“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单位”、“省级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省级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省流通行业经济效益排头兵”，98年跨入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百强之列，并于1999年10月份作为山东省流通行业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全省改革开放二十年先进典型巡回报告团。总经理杨维星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山东省退伍军人模范标兵”、“山东省诚信经商奖”、“全国内贸系统劳动模范”，光荣地当选为山东省九届人大代表。
  一、以丰富的商品吸引顾客，以优质的服务赢得顾客。
  建店之初，大楼周围是一片茅草地和乱泥塘，居民稀少，交通不便，位置偏僻，遇有刮风下雨更是黄沙满天，泥泞遍地。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在这里建百货大楼不是明智之举，谁能到这儿来买东西？尽管如此，百货大楼在人们的议论和猜测中开业了。当时这座国家投资13万元，贷款384万元建起的大楼营业面积仅4000平方米，职工一部分是从各商业单位抽调的，一部分是从社会招收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其它单位调入和部队转业的，共计320多人。开业后的百货大楼困难重重，企业无资金，运输无工具。进货就用地板车拉，营业员既是装卸工，又兼顾站柜台，十分辛苦。就连开会的时候也是坐在地上；职工喝水用一口大锅烧；去厕所要到500米以外的公共厕所。
  尽管条件艰苦，可是大楼的干部职工没有退却。以孙福慧为书记和杨秀岩为经理的大楼领导班子，认真分析市场形势，制定出正确的经营战略，找准市场切入点。当时在德州这地方，有影响的商店就是二零（现百货公司）和三零（现华联商场），它们占据的地理位置较好，一个靠近火车站，一个紧挨汽车站，客流量大；作为百货大楼没有这一优势可言，可是百货大楼却是全市唯一的一座具有四层营业楼的综合商场，设施和购物环境都是一流的。针对这一情况，大楼领导提出了“以丰富的商品吸引顾客，以优质的服务赢得顾客”的经营战略，着重在经营的品种质量和服务信誉上做文章。刚开业大楼所经营的品种就不下2万余种。
  人们逐渐从购物中认识到大楼的商品品种全，一次购物便可满载而归，商品全成了百货大楼的一大特色。大楼的知名度逐步在人们的心目中上升，每逢节假日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到大楼走一走，看一看。
  驻足不前就是退步。大楼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随着市场的需求和大楼的扩建，他们不断增加商品品种和服务内容，目前经营的商品已达4万余种，其中名牌商品达70％以上，大到几万元的家电，小到几分钱的针头线脑，样样具全，形成了“高档商品做龙头，中档商品做主流，低档商品样样有”的全方位经营格局，使大楼“商品全”的特色更加光彩夺目。
  在满足顾客购物需求的同时，大楼还根据顾客的购物心态和实际需要，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增添服务项目，以优质的服务取信于顾客。在同行业中，他们率先提出并实行了“售前、售中、售后”一体化服务的经营模式，占领了市场制高点。现在德百集团的家电售后维修中心在周围十几个县市已小有名气，他们实行二十四小时电脑值班服务，随叫随到；他们免费设计，免费上门安装，免费调试，大大方便了顾客。有个顾客在大楼买了台空调，对商品和大楼服务挺满意，又给他远在三百里以外的河北任邱县老家的父母买了台威力空调，家电售后服务中心人员二话没说，前去安装，等干完活再乘公共汽车回到家时，已是夜里12点多钟了。96年7月的一天下午，河北省东光县塑料厂的顾客来大楼购买了价值1千多元的礼品镜，第二天8点前用，尽管已接近下班时间，德州离东光100多里路，但他们还是马上派车送货。可谁知就在车快到厂门口时，礼品镜不慎被颠坏，送货人员非常着急，马上返回商店请示领导。杨维星总经理听后说：“损失我们自己担。”并立即派两名值班经理又装了一面礼品镜，连夜送往东光，当他们回到商店时已是凌晨4点多了。第二天，塑料厂给大楼送来一幅“服务见真情，满意在大楼”的牌匾，表示河北人民的深情和谢意。
  大楼的服务是全方位的，不但时刻为顾客着想，也时刻为生产厂家着想。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生产企业也同样时刻经受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大楼不是一味地等待厂方供货，而是采取“反弹琵琶”的方法，及时为厂方提供新的市场行情和动态，使厂方在设计和制订生产计划时更有针对性。他们视信誉为企业之魂，有一年从青岛针织厂购进一批毛巾被，付款时，由于对方领导班子调整无人管，他们一连打了几次电话，要求厂方寄来帐户和帐号，以及时汇款。后来管销售的公司经理当了厂长，对德百集团也格外照顾，在毛巾被出现卖方市场、现款提货仍需排队的情况下该厂长对销售人员说：“你们想办法让百货大楼的人员提货，要多少给多少，货款不够可以赊销，这个企业信誉很高。”结果不但提前拉走货物，赢得了商机，还赊欠了几万元的货物。直到今天他们两家的业务关系一直很好，互相信任。
  二、不断深化改革，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复杂的市场，百货大楼不断深化内部改革，改变以往企业发展靠贷款的扩张方式，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实现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扩张。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需要，百货大楼本着边经营边建设的思路，于1984年开始了第二期扩建工程的筹建，1985年正式启用，新增营业面积4000平方米，总营业面积达到了8000平方米，当时，百货大楼在全省有“四最”之称，即：建店时间最短，营业面积最大，职工年龄最小，经济效益最好。随着大楼的发展，周围也陆续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专卖店，使原来荒凉偏僻的地带发展成为如今德州市的繁华地带。
  93年11月，杨维星走马上任，担任了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他带领全店干部职工，开始了百货大楼的二次创业，先后实施了二十多项技改工程，三期扩建工程，累计投资6000多万元，新增营业、仓储面积30000多平方米，完全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使百货大楼实现了超常规跨跃式发展。
  短短六年间，与前10年相比，营业面积扩大了3倍，销售额、利税额、总资产各增长了3倍，综合经济效益在全省大中型商场排列前10名，并进入全国大中型零售企业百强之列。
  那么百货大楼是怎样实行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扩张的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租赁经营。对现在的德百家私城和华联商厦的成功租赁就是例证。
  德百家私城的前身是新华商场，营业面积3000多平方米，开业两年后，因经营不善被迫停业。后来，又租赁给皮鞋厂，不到两年，也负债累累，被迫停产。从此，这个楼便闲置了七八年，院内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蚊蝇孳生，一片狼藉。有人说：“这个地方风水不好，干什么都赔钱！”大楼就是不信这个邪！1996年经过科学论证，与对方签订了20年的租赁合同，投入500多万元，对老楼进行装修，改造。开业后又进行了三期扩建工程，使经营面积增加到11000多平方米，成为鲁西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家具专卖店。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还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98年3月2日，按照市委、市府的要求，百货大楼又对停业四个月的华联商厦实行了租赁经营。德州华联商厦兴建于94年，营业面积为17000平方米，设施、设备、环境都是一流的，开业三年，由于管理不善等诸多因素，负债4000多万元，被迫停业。租赁经营时，市政府允许有10—15％的职工下岗，但为了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和稳定人心，德百集团提出人员不减而且工资先发。租赁后他们对原有的商品一概处理，商品全部由大楼补充，并选派20多名业务骨干充实到华联商场的管理队伍中去。开业后的华联商场凭借大楼良好的信誉和严格的管理机制，焕发了第二个“青春”。华联商场的租赁成功不仅使800多人再就业，而且使近300名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有了保障。近几年来，德百集团不仅没有一个下岗职工，而且还吸纳社会待业青年和下岗职工2000多人，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实践证明：靠无形资产实行租赁经营，为迅速膨胀企业规模赢得了宝贵时间，是一条投入少，见效快的成功之路。如今的山东德百集团成为“无亏损企业、无刑事犯罪、无下岗职工”的“三无”企业。
  企业在膨胀，改革在深化。98年5月，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以百货大楼为基础，组建了山东德百集团，使企业在改革的道路上跨出了新的一步。山东德百集团是以百货大楼为核心层，以华联商场、家私城、亚飞汽车连锁店、服装加工厂、装饰材料批发大市场等十几个分公司为紧密层，以商贸为主，生产加工多业并举的鲁西北大型商业集团。集团现有员工2600余人，营业面积达到了5万多平方米，总资产达3亿元。98年下半年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又成功地组建了“山东德百大马戏团”这一全国一流的大型杂技马术表演团体，已成功地巡回演出几百场，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三、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造就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不断增强企业凝聚力。
  “只有高素质的员工才能创造高质量的服务，只有科学的管理才能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这是从德州百货大楼到德百集团先后两届领导班子的共识。“向管理要效益”，是他们共同的经营之道，也是大楼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为此他们先后修订了《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五章50条、《柜台十不纪律》，使每个职工都有明确的行动准则。
  企业的兴衰最关键的是人，拥有高素质的员工是一个企业立足市场的根本。为使职工队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增强竞争力，他们从95年开始坚持每年举办业务和军事培训，聘请商校的讲师和市武警支队的教练员对业务骨干进行业务和军事培训。培训的内容涉及柜组核算，市场营销，经济法，职业道德等科目。培训结束后，进行严格考试，合格人员颁发合格证，持证上岗，保证了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
  市场经济的竞争激烈无情，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网点的迅速发展，使国营大店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为使员工进一步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服务竞争意识，他们广泛开展了“远学李素丽，近学高海丽”的优质服务竞赛活动，让职工认识到榜样就在身边，体会到服务是永恒的主题，、是立业之魂。为使员工亲临现场，切身感受到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他们先后组织千名员工到北京、郑州、北戴河、厦门等地参观学习，开阔了眼界，找到差距，增强了自信心，做到远学有方向，近学有目标，涌现出了许多服务标兵和业务能手。如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微笑服务的“全国先进女职工”高海丽；工作任劳任怨，业务技术娴熟，商品知识问不倒的家电商场营业员聂震；笑脸迎顾客，情暖顾客心，练就“一手一秤准”的李丽；工作不怕脏不怕累，人称“铁姑娘”的赵雪梅；想顾客所想，急顾客所急，千方百计为顾客排忧解难的吴兴华等。大楼的营业员每天都在用真诚的微笑，优质的服务回报着顾客和社会。
  在德百集团每位员工都有一种“无私奉献，追求一流”的进取精神。95年6月，百货大楼第四期技改工程进入了关键时刻，而这时施工队的壮工又都回家麦收去了。为确保工程按期交付使用，大楼领导带领全体员工，连续十几个晚上奋战，在灯火辉煌的建筑工地，推石子，运水泥，从晚上8点一直干到凌晨2点，第二天照常坚持上班，没有一人喊苦、叫累。就连干惯了泥瓦活的工人师傅都竖起了大拇指：“真行！真是好样的！”96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下班时还是天空晴朗，不到一
  个小时功夫，突然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马路上的积水一尺多深，100多名干部职工不约而同地冒雨及时赶到单位搬运商品，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避免了国家财产的损失。这就是德百人。
  现在，德百集团正在沿着党的十五大指引的方向，向着新的目标前进。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作者单位：德百集团）
  德州老龄工作概述
  于滋如
  国家规定，60周岁以上的人称为老年人。按国际标准，老年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为“老年型”社会。德州和全省、全国及全世界一样，当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由于医疗知识的普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生育率迅速下降，长寿老年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
  1990年全市老年人口为45.67万人，1994年我市与全省同步进入“老年型”，1995年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有55.48万人，1997年全市老年人口已达到58.72万人，超过了齐河一个县的总人口数。从1990年到1997年7年间，老年人增加了13万多人，平均年净增1.86万人。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一方面说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较快，计划生育工作卓越有成效，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保障压力剧增，家庭负担加重，老年医疗、老年婚姻、老年文化、老年产业、代际关系等特殊问题突出等等。另外，与发达地区相比，我市人口的老龄化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缺乏迎接人口老龄化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这一基本情况决定了全市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一战略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大力发展老龄事业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
  1996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拟定了《中国老龄工作发展纲要》等一系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政策法规。1998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全国开展国际老年人活动意见的通知》。山东省在1988年率先制定出台了地方法规《山东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和《山东省优待老年人规定》。
  德州各级党政领导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工作也非常关心和重视，1987年之后，各级老龄组织相继建立，活动普遍展开。1987年4月，市（原地区）老龄委正式组建。在一年的时间内，县、乡两级都很快建立了老龄委，农村建立了老年协会，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老龄工作网络和一支比较好的老龄工作队伍。1997年在机构改革中，市委确定市、县两级老龄委由退居二线的老同志负责改为在职的领导同志兼任主任；老龄委办公室保持了稳定并有所加强；乡镇老龄组织进一步充实；农村老年协会按照“有组织、有章程、有阵地、有经费、有活动”的要求，进行了整顿提高。
  老年人的老有所养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大部分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从1989年起，全市农村普遍开展了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的工作。据统计，全市已有35万多老年人与子女或代养人签订了赡养协议书。截止1998年上半年，已进行公证的赡养协议书达18万件，依法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全市已有115万多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幅盖面逐年扩大。全市有1万多名孤寡老人的生活已实行了乡镇统筹供养；4000多名五保老人，被收到235处敬老院养老，每逢春节和老人节，还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慰问。一些高龄老人享受到特殊待遇。有的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敬老补贴金，为90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举办生日宴等等。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市人民公园、新湖公园、儿童乐园、苏禄王墓、烈士陵园已对老年人免费开放，火车站、汽车站、医院对老年人实行优先。
  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条件逐步得到改善，老年人的文化精神生活进一步得到充实。全市已开设老年门诊5处，设老年人家庭病床1054张，市直几所医院都明确规定，对老年人就诊优先照顾；免收普通挂号费。老有所学成为一种新时尚。全市先后建立老年大学（学校）10所，已有8000多名老年人毕业和正在校学习。老年人文体活动遍布全市城镇，正在向广大农村延伸，老年人的精神更加焕发。全市已组建各种类型的老年活动场所2798处，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宽松愉快的环境。有8万多老年朋友常年坚持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使老年人情绪高涨，精神饱满。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今天，广大老年人又积极响应党中央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伟大号召，充分运用在实践中长期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继续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成为继续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社会力量。市老龄委把兴办老年经济实体作为“老有所为”的一件大事来抓。据统计，全市已兴办各种老年经济实体1179家，参与老年人10919名，完成了产值2.5亿元，累计实现利税1984.2万元。有的迈出家门，走向社会，各尽所能，奉献余热，为两个文明建立新功。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解决好老龄问题，对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关系重大，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已历史地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并将成为我们国家和各级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工作目标的全面落实。
  1998年10月30日
  德州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合并情况简介
  市民政局 市政协文史学宣委
  为使德州市的乡镇区划更趋合理，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农村行政管理、方便人民生活，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压缩行政人员、减少财政开支，我市自2000年5月，开始了对乡镇的调整合并工作，8月份结束。由于领导重视，合并方案科学合理，操作程序全面周密，思想政治工作主动细致，整个工作进展顺利，群众反映良好。
  我市原有乡镇（街道办事处）198个，合并后减少到125个，共减少73个，减少比例为36.9％。其中，街道办事处由5个增至11个，增加比例为120％；乡镇由193个减至114个，减少79个，减少比例为40.9％。合并前平均每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51万人，合并后平均3.98万人，比合并前增加1.47万人，增加比例为58.6％。其中一些乡镇（街道办事处）更换成了更具现代气息的新名称（附表）。
  乡镇合并工作是一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措施，它的巨大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但是有些直接效果现已初步表现出来，一是通过强弱合并，使原来规模较小、经济实力较弱、改变财政困难无望的25个乡镇摆脱了困境，干部和教师的工资开始正常发放，原来欠发的工资大部分已经补发。
  二是通过乡镇合并，有18个乡镇在引水排涝、道路建设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三是通过乡镇合并，使乡镇领导班子的配备做到了好中选优，进一步提高了乡镇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四是为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五是减少了办公费用。这次乡镇合并，共减少乡镇73个，全市每年可节省办公费用4000多万元。
  注：1.调整后平均每个街道办事处人口65326人，面积20.32平方公里，村居34个。2.调整后平均每个乡镇人口32284人，面积71.4平方公里，自然村50个。3.街办、乡镇减少比例31.3％。
  德州基督教工作的开端与发展纪实
  〔美国〕艾丽斯·里德①撰 杨 敏译
  早在1866年，在离德州不远的天津的小教堂里，斯坦利②先生遇见一些人，这些人说服他南下去他们村庄旅行。其中一人北上天津，旨在寻找西方枪、炮和其他物资，准备以此来对抗地方官府。地方官府正试图逮捕他，因为他利用一个秘密会社的迷信习惯赚钱。此人无意中来到教堂，听到斯坦利先生宣传爱的信条，便改变了主意，并发出了邀请。于是斯坦利访游了他的村庄。此后几年里，斯坦利先生又偶尔在此逗留过几回。
  庞庄③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斯坦利先生被派来进行调查。其结果是：斯坦利先生于1878年2月12日开始做救济工作。在冬末和春天几个月中，亨利·D·波特④先生继承了他努力的成果。价值近12，000美元的中国货币分发给了115个村庄。此次饥荒终了时，传教工作显然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对外国人的偏见已大部分消失。
  此次饥荒救济经历的一个现实结果是颇令人信服的，尤其是波特医生这样认为，即庞庄应辟为一个新的立足点。波特医生和史密斯⑤先生立即着手开展医务和福音传教两方面的工作。两年之后才有了合适的寓所。随后，他们的妻子来到了身边，并偕同带来了玛丽·波特⑥小姐。
  卫氏医院⑦建于1885年。次年教堂建成，其建筑材料与劳力是当地教民提供的。一位教师在从外面借来的房子里开始给男孩子们上课。直到四、五年后，当地才有充分把握担保把学校搬进新的工作园地。波特小姐创办了女子学校，入学资格是不裹脚。格特鲁德·威克福⑧小姐接替了妇女福音传教工作，她的孪生姊妹格雷斯⑨于1887年负责女子学校工作。
  传教士和中国传道者们八方游历的结果，使小教堂四处兴建。一位和尚从某处听人说起史密斯先生，他听了史密斯的讲道，受到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信仰。1877—1878年饥荒过后，他把所掌管的村庙连同20多亩地归为教堂。
  1877年，庞庄学校增加了年级数，共有43名男生，他们大都是教徒或是见习护士，候补名单上还有另外15名男生。次年一座为60名男生准备的新建筑落成，这些男生自付一半或更多的膳食费。
  义和拳时期，庞庄园地奇怪地免遭破坏。几乎是南从扬子江北至阿穆尔河⑩，天津通商口岸外，唯一未遭破坏的布道园地便是庞庄。教士们被允许返回时，发现自己的房屋相当适宜居住〓。
  1903年，庞庄有八名传教士。在曾经是“不屈不挠反抗外国”的德州，新的势力正在发展。主要街道上的资产者买通了一位已成为基督教徒的回族钱庄经理，得到其帮助，建成了一座内部小教堂。半月一次的门诊颇受欢迎，从而使礼拜诊疗时慕名而来的人数常多达上百人。
  教徒共有256人，住在90个村庄，其中妇女的人数相当惊人。37名妇女参加了一个暑期培训班。所开设的实用课避免了两项诉讼，使18名妇女答应戒吸烟草，19名妇女发誓反对娃娃亲和早婚，影响到极其穷困的42名妇女有希望成为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的人，并鼓励数名妇女和姑娘不裹脚。
  专科学校有35名男生，寄宿学校有30名女生。1907年，从美国布道会来了一个代表团，他们在报告中说：“有一点将永远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将最终掌握她的整个教育制度……而且……其目标是一个联合的中国基督教会，这教会将尽可能少地容纳那些民族和教派特征，那些特征是已将教义带给中国人，忠于由各族人民和各个教派组成的基督教徒的人所具有的。”
  在没有令人满意的公共学校时，同那些教堂合作的布道会决定，它将为基督教团体的全部儿童提供小学和中学，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学校将完全自理。一旦有了令人满意的政府学校，这些学校应得到资助，但布道会或那些教堂必须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提供教育，课程的设置则应与政府学校一致。
  1909年，在德州城东1.5英里处购置了一块地皮。这是一块盐碱涝洼地，因而售价极低。这是为把学校和医院从庞庄搬迁到那儿所作的准备。过了些时候，从美国布道会领取了专款，便破土动工了。先建了医院和男校，后建了女校和中美两国工作人员的寓所。
  1904年，在南郊买了一块地皮，在此修建了一所小学和一座更大的教堂。
  1916年秋，教室和宿舍落成，学校自庞庄迁此。
  1917年9月，大运河南岸决堤，洪水逐渐淹没了园地和周围地区，除医院的二楼和三楼尚可继续使用外，其余建筑都只得撤空。
  有两个人，他们在庞庄开始上学，在北京的学院里继续深造后，成为德州男校的教员。后来他们被送往美国进一步深造，其中之一王元信先生，于1928年被任命为这些学校的校长。
  国民党掌握政权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新政权设立了教育部，并确定了课程设置。省教育厅批准王先生创办联合教育，这在省内是首批学校之一。之后，为了纪念在庞庄创办第一所男校的波特医生和首创女校的威克福小姐，学校被命名为“博文中学〓”。这些学校在原来很小的规模上有所发展，于是又修建了新宿舍，还在男生区建了一座图书馆。
  仿效许多美国私立高等学院的办法，格林尼尔学院〓开始在中国青年人的教育上提供帮助感兴趣。始自1916年，四对夫妇到达此地，同行的还有一位未婚妇女艾丽斯·里德。稍后两名中国人：王先生和侯先生——本校和美国学院的毕业生，加入了这一行列。从1921年起，格林尼尔学院毕业的青年人，每二年一轮来此，在英语和体育运动方面提供了可贵的帮助。此后，美国经济危机使这一计划无法继续实施。
  本校在国家教育部注册，这意味着这儿的毕业生得到官方的承认，所以课程须按教育部规定，学校接受政府督学定期视察，毕业班的学生得到文凭前，必须通过省级考试。
  到1930年，本校被公认是方圆80英里之内最好的学校，因为在这儿得到良好的指导，个性培养受到重视。这一点为下列事实所证明：一直在省级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学生中包括德县县长的儿子，商会会长的儿子，县学校（政府）负责人的妹妹和乡下一个最富有的人的儿子，还有城里几位知名商人的女儿。
  直到日本占领中国北部为止，本校一直在发展。有些年纪大些的学生奔赴自由中国〓，绝大多数去了成都地区。1937年秋，日军占领了全部布道建筑。在此之前，医院工作就停止了，学校也关闭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医生和教师们都离去了。
  1938年1月，日军已向南方逼进，只在德州留下一小股占领力量，他们撤出布道园地，中美人员可以返回了。随后，开始了整理工作。
  日本军事当局允许重新开办本校。虽无人愿在他们的统治下卖力，但有许多学生因年岁太小，不能参加中国西部由许多中学和高等学院学生参加的群众运动，所以，重新开办我们学校的事就定下来了。慢慢地，学生回来了，起初人数廖廖无几，但到春季学期末，已有相当多的学生注册。校长王先生因言辞很尖锐地谴责日本的占领，所以公认他返回是不安全的。这样，艾丽斯·里德小姐接管了校务，由一个先后在本校和学院毕业的人做助手，此人因为家庭缘故，未能逃往自由中国。
  困难的岁月接踵而至，但学校仍旧开办，过了一段时间，王先生回来重掌教务，似乎是安全了。
  伴随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这里的一切都完结了。日本官员来到园地，通知美国人员说，学校和医院必须关闭。美方强烈要求，学校是否可由中国校长负责，中国教师执教而继续开办，并非只有美国人经办不可。这一请求横遭拒绝。于是，第2天，学生们唱着校歌启程回家了。
  1946年12月，当地的共产主义政权命令将所有建筑物拆毁。据一位途经德州去北京的中国公民报道，德州东部的村庄按照命令，派出人和大车，拆毁建筑，并把建筑材料运到东边出售。
  【译者注】
  ①艾丽斯·里德（Alice C.Reed）女，1890年2月生，毕业于美国格林尼尔学院。1916年来华，曾掌管德州博文中学校务。1941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现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雷蒙市。
  ②斯坦利（Stanley）较早侵入天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
  ③庞庄，在山东省武城县境内。
  ④亨利·D·波特（Henry D.Porter），牧师兼医士，1872年来华，1880年来庞庄，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逃回美国。
  ⑤史密斯（Arthur H.Smith） 1872年来华，1880—1905年在庞庄。在华期间，他肆意干涉中国内政，著有《中国在动乱中》、《中国之进步》、《今日之中国与美国》等书。
  ⑥玛丽·波特（Mary H.Porter），亨利波特之妹，1882—1902年在庞庄办女校。
  ⑦卫氏医院是为了纪念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塞缪尔·夷尔斯·威谦士（SamuelWellsWiulams曾译为卫三畏）而起名。威廉士将所著字典的版权赠给美国公理会。公理会又以该字典的收入在庞庄修建医院。
  ⑧格特鲁德·威克福（Ellen Gertrude Wyckoff ），女，1887—1915年在庞庄任女校校长，后移住德州。
  ⑨格雷斯（Helen Grace Wyckoff），格鲁特德的孪生姊妹，后移住德州。
  ⑩阿穆尔河（the Amur River），即黑龙江。
  〓义和团运动时，庞庄的美国传教士曾由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护送至济南，坐船顺小清河到羊角沟，再转至烟台。
  〓博文中学的取名根据亨利·波特和格特鲁德·威克福的旧译名。
  〓格林尼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在美国埃阿华州。
  〓自由中国指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统治区。
  【编者注】
  艾丽斯·里德，原在博文中学时名叫芮义德。
  我所知道的德州博文中学和崇真小学
  王文汇
  德州（民国改县）博文中学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所创办的学校。她和济南的齐鲁大学、北京的潞河中学、燕京大学与美国的歌仁乃乐大学（Grinnell College）有着密切的关系。博文中学的毕业生有很多升入以上几所学校得以深造。
  博文中学开始并不在德州。于1866年一1885年间美国传教士山理医生威廉及博恒理与山东恩县庞庄（今武城）的贫苦农民相识，逐渐在那里开办教堂进行传教并创办了医院和学校。当时学校和医院都以传教为主，学校开设宗教内容的课程，但也聘请当地儒学老先生教授“四书、五经”的汉文内容、并添设算术、博物、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的课程。
  当时，教室并不多，设备较简陋，入学学生也很少，多为附近村庄的教民子女，除庞庄外，尚有管庄、看水庄、周全庄、青王庄、小何庄……上述村庄除教民子女外尚有部分农民子女入学。学生由教会供给食宿及书费。
  女生入学必须废除缠足，放脚为天足。此举为新文化妇女解放有着进步的意义。至1887年又来了几位美国女教士担任教师，男女学生有所增加。当时学校有男生五六十人，女生二三十人。学生生活改为自带粮食，其他费用由学校供给。教学内容原设置的“四书、五经”，仍由三位私塾老师任教，还有一位美籍教师担任英文、算术及理化常识课，同时添设体育课（球类运动）。这是当时附近一二十个县内唯一的一所“洋学堂”。这样的学堂，在北方也很少见。后来因津浦铁路通车经过德州，教会于1904年在德州南关购买基地，自1910年开始修建大教堂——俗称礼拜堂，附有钟楼。每逢礼拜日（即星期日）晨间，钟楼上响起了钟声，城里与乡村的教民闻声纷纷前来听传道、做礼拜。
  1911年在教堂院落中又修建了4间瓦房和两大间教室，建立了崇真小学，后来发展为初高级完全小学。该校于1941年被侵华日军查封。
  南关教堂的修建人有美籍传教士兼医生德富兰（后任东地卫氏博济医院院长）和教民王元福负责来德建造。大礼拜堂及钟楼由德福兰主持设计，王元福监督施工。
  王元福系平原县看水庄人，曾在庞庄读书，后升入协和书院（原通州协和大学前身），毕业后任山东恩县小学教员。南关教堂建成后即在德州定居。
  1909年教会又在德州城东约两华里处购买盐碱地300余亩修建了博文中学及卫氏博济医院。
  1916年，学校全部由恩县庞庄迁至德州新址东地。同年博文中学与美国的歌仁乃乐大学建立兄弟学校关系，此后，可以互派留学生，可以互相交流和支援教师。由于同属教会学校，歌仁乃乐大学派来的教师，多是牧师和传教士，博文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也都是教徒中的优秀者，或在齐鲁、或在燕京大学深造后的学生和在该校任教很久的教师。当时博文中学有一规定：凡在该校任教达10年以上者，可以由学校推荐、保送到以上学校免费深造。
  1917年秋运河决口，东地被淹，此后博文中学及卫氏医院周围修建了一圈高3米，上宽2米，下宽4米的砖包皮围墙。围墙外砌砖皮，内为土坡，土坡上遍栽红荆条。南围墙两端各修筑有坐北朝南的大门，东大门直冲博文男校，西大门直冲卫氏医院（当时这一带农村的农户大都筑有为保家护院而修的土墙，俗称“围墙”）。
  博文中学迁往德县之后的校长自1916—1930，先后有美籍的牧师梅克仁（Panr Mac Eac Hron）、1916—1922海尼格（AlfvedD.Herningor）、1917—1927麻海如（HaroldS.Matheus）等人担任校长职务，同时也有中国教员兼任校长。在博文中学任校长的中国人先后有王景文、朱依仙（1926—1929），自1929年后由王元信任校长。1930年外籍校长全部退出职务。
  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如：减少课程中的宗教内容，加强汉文教学，加强英语和理科教学，开展体育及文艺活动，学习武术，演唱京剧，开展勤工俭学，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与学生信仰宗教完全自由，教徒与非教徒一律对待，直至课程中完全取消宗教内容。因此教会活动则成为基督教徒个人的信仰，非教徒师生根本不问不闻。
  在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实行了男女合校，将原博文男校与卫氏女中合为一校，改称“博文中学”。1931年又在山东省教育厅申请立案，成为正式的私立完全中学。学制与课程以及教材全用当时国家统一的中学教材（当时山东省教育厅是何思源任厅长）。
  1933年博文中学参加全省会考成绩名列第2被评为教学质量优秀的学校。1937年日军侵华，10月3日占领德县城，学校被迫停办。1938年春恢复上课，由美籍教师芮义德代任校长。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日美关系破裂，学校被封闭，芮义德被关进山东潍县日军的集中营。学校与医院成了日军的营房。1946年学校及医院全部被拆除。
  1952年在博文中学原址上又建起了德州第二中学。原博文中学的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虽已消失，但她所培养的很多人才，乃遍及全国。如：有的成为知名人士，有的是国家领导干部，也有的分布在海外地区及一些国家成为学者、专家。大多数人从事医务、文教工作。
  自从“文革”之后得以互相通讯往来，大家怀着对博文中学的眷恋，于1986年5月11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山东德州博文中学纪念建校百周年庆祝大会，并合影留念。国内的老校友侯仁之、高沂、项堃等特地由国外赶回北京，参加了大会。还有来自海南岛的83岁高龄的老大姐周荣先校友，也有博文中学所在地——山东德州的校友代表参加。同年5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了题为：《博文中学校友纪会百年校庆》的消息；美国歌仁乃乐大学也发来贺信，并派原在博文中学的美籍教师弗思儒夫妇赶来参加祝贺。1986年5月25日山东济南的校友，也集合在一起聚会庆祝。
  笔者曾参加了北京、济南的纪念德州博文中学建校百周年庆祝活动，校友们多是70岁左右的老人。大家济济一堂回忆往事，畅谈祖国大好形势，心中无不感慨万千。现将所知，从略记述下来，供史料研究者参考。
  附录
  博文中学有关人物
  王元信，字诚斋，1892年出生于平原县看水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02—1915年先后在本村小学，恩县崇正中学和北京通县协和大学读书。毕业后曾在山西铭贤中学、北京协和医院和德州博文中学任英文、理化教员。1927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又在德州博文中学任校长，1937年德州沦陷后离校。
  日伪时期，在济南中学任教，解放后任济南铁路中学校长。1957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济南市民进副主委，济南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兼市政协秘书长。1958年在铁路中学退休，1969年12月在济南逝世。
  芮义德（AliceC.Reed），189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洲欧拍林市的一个教师家庭。1915年毕业于歌仁乃乐大学，1916年来华，任卫氏女校（即博文中学前身）英语教员兼教音乐课。她工作之余，力习中文，后来能用汉语教课和交谈。1920年起任卫氏女校校长，时年已为30岁的未婚女子。她致力于教育事业，终身未嫁。她曾在美募捐购得一架钢琴赠给博文中学。她每学期都从个人收入中拿出一定数目的钱，作为奖学金赠送给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从不署名，使获得者也不得知钱是从何处来的。
  20年代初她回国渡假，特意绕道东北，途经苏联，横穿西伯利亚，得以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来后常向师生介绍苏联见闻。1937年后，日军侵入中国，那时她曾代理博文中学校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她被日军关进日本（山东潍县）集中营，后被遣返美国，使她一度中断教育事业。
  1943年她再度来华，曾在北京潞河中学任教。1948年返美，1963年因年迈多病隐居加州一所教育事业养老院中，1985年8月21日去世，享年95岁。
  于巍岑，名振钧，德州城东杏园堤口人。1886年出生于书香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对诗词歌赋和书法均有很深的造诣。于先生终生从事教育事业，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学堂，毕业后回家乡。曾任过吕家街完全小学校长，后在博文中学任国文教员达十几年之久。在博文中学任教时，团结进步学生，支持爱国行动，曾帮助进步青年学生王力全进行地下活动，王力全多次在他家中秘密开会或住宿。他曾在德州《北鲁日报》发表署名为“黄华”的《当我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的文章，反驳“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诬蔑之词。又曾发表《药王庙的冤魂》以反对军队枪杀老百姓和医院的牧师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对此曾引起学校当局的恼火和某些教师的反对。他思想进步，教课认真，团结教师，受到师生好评，威望很高。日军侵占德州后他被迫离职。后因家境贫困，年老多病，在1943年患脑溢血病故，享年56岁。
  王力全，河北省阜城县人，1930—1932年在博文中学读书期间，借管理图书馆之便购置大量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他曾自编自演“活报剧”到城乡宣传，曾在《北鲁日报》创办副刊《南风》，并组织进步青年秘密开会，宣传爱国抗日。1931年12月他发动全校学生罢课3天，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并邀请沧州中学宣传队来德宣传抗日。1932年他组织博文中学进步学生为抗议“一·二八”事变举行罢课。1933年，他以德县仓廒小学校长的身分，在博文中学、师范讲习所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他是博文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区景南县县长。1949年，他随军南下，一直在武汉工作，于1977年因患癌症逝世。
  19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