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文史拾录（四则）
  郭新中
  国民党德县地方组织概况
  1911年（清宣统三年），德州就有同盟会活动。民国成立后，德州改为德县，至1928年5月，始终为直、皖、奉系军阀争夺和割据之地，故国民党德县地方组织处于地下状态。此间，少数同盟会会员秘密进行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宣传。自1913年至1927年4月，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德县国民党党员，积极开展党务，宣传三民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曾提出打倒军阀，反对妥协外交，打倒帝国主义，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对唤醒民众，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到积极作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1928年5月，北伐军方振武第四军团、贺耀祖第三军团、孙良城第三军等部，沿津浦线北上，5月17日攻占德县，奉系军阀部队败退北撤，德县国民党组织的活动才正式得以公开。抗日战争时期，德县国民党组织主要活动于八、九区一带。其党员有的真正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有的迫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参加了名义上抗日，实则反共的“抗日游击队”、“抗日同盟军”，后来这些武装集团的头目有的投降日伪，充当了汉奸，也有的放弃了信仰，蛰居他乡。日军投降后，德县国民党组织配合收编的伪军，积极准备内战，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组织暗杀团反攻倒算。1946年6月，八路军渤海军区发起解放德州战役，德县国民党组织逃往济南。
  一、秘密时期的国民党组织
  同盟会德州支部1911年，平原籍同盟会会员朱星垣秘密潜入德州，在城内第一高等小学校建立起同盟会德州支部。开始，只有会员7人，后又发展6人。其主要活动是秘密开展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宣传，号召民众参加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国民党德县县党部1912年（民国元年），国民党员刘荫岐、陈铭鼎等人，在德县城外宣讲所建立国民党德县县党部。其主要活动，一是进行反帝爱国、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革命宣传；二是积极发展党员，首先学界人士纷纷参加，继而四乡的知识青年亦闻风兴起，入党者甚多，很快就发展至千余人。翌年4月，山东省议会选举刘荫岐、陈铭鼎为省议员。
  中国国民党山东省直属德县区分部1924年（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员赵注东受山东省党部秘密派遣，以扶轮小学教员身份，来德县建立组织，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等秘密活动。他先后发展德县第二高等小学（土桥）教员张慧生和学生韩子介、李益孟、董书田等人入党，成立中国国民党山东省直属德县区分部，负责人张慧生、赵注东，化名郭德芬（国德分的谐音，即国民党德县区分部）与省党部进行秘密通信联系。至1926年春党员发展至城东土桥、城西二屯、城北桑园，共20余人，遂成立区党部。北阀军攻克武汉后，赵注东投考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德县区党部工作即只由张慧生负责。1927年夏，在北平、天津、济南等地求学的德县籍国民党员学生均担负发展党员的使命回德度暑假。此时，张慧生在博文中学任教员，他们就以该校为中心开展活动，党员发展至50余人。根据党员发展状况，划分为3个区党部，组织德县临时县党部，推定李超艇任常务委员，张慧生任秘书，李少梅、徐乃真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二、公开时期的德县国民党组织
  中国国民党德县临时县党部1928年（民国十七年）5月17日，国民革命军北阀部队攻占德县，奉系军阀部队败退北撤。至此，被北洋军阀争夺、割据达17年之久的德县，终被控制于国民政府手中，于是组织中国国民党德县临时县党部，党务正式公开。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国民党中央在全国推行反共排共的“清党运动”，但德县时值军事甫定，临时县党部“印信”亦未领到，就附设“三民主义研究会”，开展研究和宣传活动。
  中国国民党德县党务指导委员会1928年（民国十七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遣党务指导委员孙启孟、王明伦、李超艇、宋达民、张宝英5人来德县，组成中国国民党德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推定孙启孟任常务委员，李超艇任组织部长，王明伦任训练部长，张宝英任宣传部长，宋达民任民众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首先接收了德县临时县党部，办理了党员总登记，全县共登记“合格党员”42人。接着，在全县指导成立了3个区党部、9个区分部。是年11月，筹备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德县第一次党员大会，但因事前未得到省党部正式核准和内部发生派系争斗，未能完成选举程序。1929年（民国十八年）3月，筹备召开了第二次全县党员大会。会议期间，省党部派监选员韩仲衡来德监选。经票选，任亦重、孙启孟、张慧生、李超艇、王明伦5人为执行委员，张开鲁、张宝英2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任克毅、祁崇训、曲会庭3人为监察委员，梁廷璋1人为候补监察委员。
  中国国民党德县执监委员会1929年（民国十八年）3月，国民党德县第一届执监委员会宣誓就职。不久，李超艇、王明伦先后“辞职就学”，张开鲁、张宝英递补为正式执行委员，推孙启孟为常委，任亦重为组织部长，张慧生为训练部长，张宝英为宣传部长，张开鲁为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委。是年9月，筹备召开了第三次全县党员大会，省党部派梁醒黄来德指导。1930年（民国十九年）2月，执监委员会任期届满，且执行委员孙启孟、张宝英又“先后去职”，遂呈请改选，但未获得省党部批准。同年4月22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展开“中原大战”，5月，晋军占领德县，执监委员会活动转入“地下”。9月24日，国民党军队收复德县，省党部责成张慧生、张开鲁继续负责。因执行委员人数不足，拟进行改选，但未获省党部批准。1931年（民国二十年）3月，省党部以德县所属党员不足成立县党部法定人数为由，改为山东省党部直属德县区党部，另派区党部筹备委员来德。
  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直属德县区党部筹备委员会1931年3月，省党部派毛振凤、房振声、徐觉民为省党部直属德县区党部筹备委员来德办理接收事宜。3月4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德县各级党部奉令变更组织，废除了原委员会下设的部、会，改设总务、训练、宣传、民运等干事分掌职务。不久，又增派李振中、刘玉崑、黄钧达、石道远、李可镇、何文达、谢灿章、李聚五、李纯绅、李凤岑为省党部直属德县区党部筹备委员。1932年2月，省党部撤销直属德县区党部筹备委员会，改派党务整理委员来德。
  中国国民党德县党务整理委员会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月，省党部派何文达、李纯绅、谢灿章、石道远、李凤岑为德县党务整理委员，组成德县党务整理委员会。不久，又更迭改派车操、梁廷璋、张慧生、田纯玉为整理委员。是年12月，德县党务整理委员会选举张慧生、梁廷璋、狄志浩为代表，出席了中国国民党山东省代表大会。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省党部又改派殷乾之、狄志浩、张开鲁为德县党务整理委员，推定张慧生为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委。将全县划分为3个区党部、9个区分部，共管理党员108人。此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下令国民党地方组织停止活动，德县党务整理委员会于1934年向国民党德县县政府办理移交后解体。
  中国国民党德县抗日县党部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3日，侵华日军占领德县。1938年4月，国民党地方组织恢复活动。德县部分国民党员随李玉双、宋达民等人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抗日同盟军”，活动于八、九区一带。国民党“德县抗日政府”县长李玉双兼任“国民党德县抗日县党部”主委，接受“国民党山东省抗日省党部”（省党部驻沭阳）领导。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4月，李玉双被其部属暗杀。翌年春，宋达民公开宣布投降日军，其部属刘儒林严厉指责他的叛国行为，被其当场枪杀，以胁迫部众投敌。
  中国国民党德县县党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德县县党部于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20日重新公开组建。省党部派李有典任书记长，组训干事祁崇训、张书文，宣传干事宁鸣鹤，总务干事李朝忠。此时，只有国民党员30人。1946年春后，张修桐、韩德全先后继任书记长，委员兼组织干事许殿承，委员兼宣传干事周凤麟、华展程，委员兼义务干事许殿元、宁鸣鹤。在城区下设2个区分部，此时，共有国民党员60人。1945年9月，由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出资，县党部创办《德县向导日报》（后改称《动力报》）进行反苏反共煽动宣传。欺骗城内居民，组织起商会、搬运、黄包车工会、妇女会、学生会等筹备委员会。配合守军，以搜查日伪、汉奸及敌产为名，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发现贵重物品，即行“没收”。派工派伕，修筑城防工事，积极准备内战。组织暗杀团，出城暗杀共产党烈军属、农会干部、民兵和农民积极分子。配合守军，强征粮款。1946年3月12日，强迫城内男、女中学及崇德、模范等25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会同600余名警察，进行反苏、反共、反民主大游行。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6月，德县解放，韩德全等逃往济南，许殿元、周凤麟伙同德县的20名商人国民党员随其在济南开展活动。1947年8月，在济南的国民党德县县党部与三青团德县分部合并为德县党团统一委员会，党方为正，团方为副，由原县党部书记长韩德全任统一委员会书记，原三青团德县分部书记孙雪琴任副书记，有组织干事5人，宣传干事3人，对外仍称国民党德县县党部。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9月，济南解放，其组织解体。
  1993.6
  元朝皇帝无陵墓
  每个封建王朝，皇帝死后都有一座陵墓。唯独元朝皇帝却不见留下陵墓，这是什么缘故？
  原来，元朝皇帝的葬仪和其他朝代不同。据叶子奇《草木子》一书记载，元朝皇帝死后，不用棺椁，也没有殉葬品，只是“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挖一条很深的坑埋入。地面堆土后，“用万马蹴平”，并派一支队伍把这地区暂时封锁，等到青草长成，一点也看不出痕迹后才解除。因此后世就很难发现其遗迹。
  （编者摘）
  伪鲁北道尹公署、东临道尹公署、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组织概况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对鲁北、鲁西北、冀鲁边地区的法西斯统治，1938年3月至1943年9月，先后在德县（德州）设立伪鲁北道尹公署、伪东临道尹公署和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这些伪政权机构，对控制伪基层政权，忠实地执行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政策，统治和奴役鲁北、鲁西北和冀鲁边区人民，发挥过很大作用。现根据手头掌握的有关资料，将其组织情况简单分述如下。
  一、伪鲁北道尹公署
  1938年3月5日，伪山东省公署派员来德县，在城内永庆寺（现一中所在地）成立了伪鲁北道尹公署，1938年3月5日至1939年8月13日，由成逸庵充任伪道尹。1939年8月13日至1940年6月15日，由王露红接任。日本顾问为赖户口、许本，警务顾问岸本茂正。下设一室三科，即秘书室、第一科（民政科）、第二科（财政科）、第三科（警务科）。辖鲁北、鲁西北地区36县。
  秘书室，配有秘书、科员、翻译、电报员、打字员等。负责拟制布告、电报和重要的秘密文件等事项。第一科，即民政科，配有民政科长、视察、督学、科员、办事员等。负责监督、视察整个鲁北道行政区所辖各县的行政、人员调动、教育等工作。第二科，即财政科，配有财政科长、技正、技士、科员、办事员、雇员等。负责审查道辖各伪县公署的预算、决算和建筑工程等工作。第三科，即警务科，配有警务科长、科员、办事员、雇员等，负责管理道辖各县的伪警察局（所）、伪警备队，和搜集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情报等。
  伪鲁北道尹公署所辖的36县，有津浦铁路以东的鲁北一带13县，即沾化、利津、无棣、阳信、惠民、滨县、蒲台、青城、商河、临邑、乐陵、德平、陵县；鲁西北一带23县，即德县、恩县、平原、夏津、武城、禹城、临清、高唐、清平、茌平、博平、聊城、堂邑、馆陶、冠县、邱县、莘县、阳谷、寿张、朝城、濮阳、范县、观城。
  二、伪东临道尹公署
  1940年6月，日伪将伪鲁北道所辖区域划分为伪东临道和伪武定道。以津浦铁路为界，铁路以东13县划归伪武定道，伪道尹公署设在惠民；铁路以西17县划归伪东临道，伪道尹公署设在德县。1942年6月，日伪在德县设立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伪东临道尹公署迁至禹城。1940年6月15日至1944年9月25日，伪东临道尹是王永苍，1944年9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伪东临道尹是董政华。日本顾问为赖户口、胜田。
  伪东临道尹公署下设机构与原伪鲁北道尹公署基本相同。秘书仲义敏，第一科（民政科）科长王品山，第二科（财政科）科长袁松言，第三科（警务科）科长严世英（又说阎世英、冉世英），后为张春羲。
  伪东临道尹公署所辖17县为：德县、恩县、平原、夏津、武城、禹城、临清、高唐、清平、博平、茌平、聊城、堂邑、馆陶、冠县、邱县、阳谷。
  三、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
  在日伪开展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本侵略者和伪河北省政权为加强对冀鲁边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全面进攻和控制，于1942年6月将河北省伪真定道、伪渤海道的南部与山东省接壤的13县，专门划定为伪真渤特别行政区。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设在德县城南关的耶稣教堂内，行政长官为曾留学日本的北京人雷恒成。
  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下设：秘书室，主任吴白石，秘书胡芗九，负责文书工作和伪公署机关人员的工资、经费收支、总务、庶务等事项；民政科，科长谢恩科，负责特区各县户口、保甲、民政等事项；财政科，科长吴铸人，负责特区各县田赋收入、经费核算等事项；建设科，科长马承勋，负责公路、运河建设、管理等事项；教育科，科长×××，负责特区各县教育工作；警务科，科长王龙光，后为张绍武，科员刘公展，负责特区各县警务、保安团队工作；宣传室，主任陈景涛，后为李业昌，负责特区各县宣传工作；视察赵吾卿，后为刘润田，技正陈景涛（陈德光），督察刘××。
  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在名义上虽未专设日本顾问，但实际上由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部德县陆军联络部（日军特务机关）机关长本间诚大佐直接控制。
  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所辖13县为：献县、阜城、交河、景县、武邑、衡水、枣强、冀县、故城、吴桥、东光、南皮、德县。
  1943年9月，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撤销。
  德州市发掘一座明代古墓
  最近，德州市在地区妇幼保建站院内发掘出一座明代古墓。
  该墓为明代弘治年间兵部左侍郎张海（字文渊）与其妻、妾合葬墓。该墓为三口棺木，东西排列。中棺为墓主人张海，东棺为其妻潘氏，西棺为其妾。墓葬简陋，直接入土，无墓室，棺周围亦无殉葬品，经开棺查检仅有铜钱21枚。
  经初步考证，墓主人张海为德州人，明弘治年间曾官至兵部左侍郎，后被贬，卒于弘治戊午年（1498年）。21年后，其妻死于明正德己卯年（1519年），其子女将其及其妻、妾合葬于德州城东二里处。据碑文记载，张海一生刚正廉洁。为纪念其功德，故清朝官员撰文，并用优质石料汉白玉篆刻墓志铭，为其一生刚正廉洁，死后又墓葬从简而歌功颂德。
  转自《德州日报》
  日伪“治安强化运动”与德县日伪当局有关活动拾零
  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伪先后推行了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实施保甲制和连座法；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加强特务活动，强迫百姓接受伪化；对“非治安区”，以“轮番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此时，德县为其“治安区”，德县日伪当局积极参与了“治安强化运动”。
  一、日伪“治安强化运动”概况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3月21日开始，日伪推行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实行保甲制，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旅行证、身份证，扩编、整训“治安军”等。日军为发动太平洋战争，对抗日力量和人民群众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相结合的“总力战”。对不同地区，分别实施“扫荡”、“清乡”、“蚕食”。挖封锁沟，增修碉堡、岗楼，广设据点，分割、封锁和围困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活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进入了抗日战争中最为困难的阶段。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7月开始，日伪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发展乡村自卫力量与攻势”，“军警宪特协作”，以“实践剿共”；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实施大规模“扫荡”，“坚持长时期清剿”。同时，继续修筑碉堡和公路，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各方面的封锁。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11月1日开始，日伪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建立物资对策委员会和经济封锁部，采取多种措施，断绝共产党及其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物品来源。用掠夺法和“三光政策”来破坏抗日根据地。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针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展开的反攻势，1942年3月30日开始，日伪又转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实施“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此次“运动”是在极富有欺骗性的“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等口号下进行的，以图达到奴化教育中“教民”、“养民”、“保民”的“三大目标”。形成思想上的“东亚解放之启蒙运动”，政治上的“防共自卫之治强运动”，经济上的“勤俭增产之厚生运动”。并提出“忠国家、复东亚、重道义、尚勤俭、负责任、守纪律”的“六项要领”。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10月8日开始，日伪又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中心目标”是加强特务工作，派遣各类特务人员，深入到抗日根据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配合日伪军“清乡”、“蚕食”；潜入埋伏，打入共产党及其军队内部，“里应外合”，“剿灭抗日力量”。此次，日伪提出“三要点”，即军事上“剿灭共匪”，“完成大东亚战争”；政治上“肃正思想”，“中日提携”；经济上“建设华北”，“减低物价”，“加紧开发”。日伪命令各级伪政权做到：（1）恢复旧县、区、乡制，训练区乡长；切实编组和完善“自卫团”，“摧毁各级抗日政权”。（2）集中运用一切军事力量，向一县突击；县集中一切军事力量，向某区乡和数村突击，再占领基本区，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推进。（3）每区建立一至数个据点，并以此为中心进行“清乡”；详细调查户口，逮捕共产党和抗日分子，对嫌疑者，亦一概逮捕。（4）每20人中抽1丁，每区至少要保证抽出400人以上，编组“自卫团”。（5）时常组织小规模的军事突击，实施“扫荡”。日军专司“驱逐歼灭”，伪军专司镇压抗日分子，掩护特务活动和进行宣传。同时，加强点线封锁，“密切配合，利用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的一切“缝隙”，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降低和削弱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在民众中的威信，以图“牢牢掌握民心”。
  二、德县日伪当局有关活动拾录
  加强宪特力量在原有宪兵和特务组织的基础上，1941年4月，以日军小头目佐佐木和汉奸夏茂森、赵广文为首，组建了德县宪兵工作队，直属德县宪兵队指挥。同月，由日军小头目松浦任顾问、于圣言任团长，组建了德县宪兵队剿共团。1942年6月，日伪在德县城设立伪真渤特别行政区公署，日军为其规定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华北日军特别是冀鲁边区日军的各种军事行动，督促伪保安队、伪警察局（所）等驱使老百姓挖掘封锁沟、遮断壕，修筑公路、碉堡，推行“铁路爱护村”、“情报带到车站交换法”等。随之，日军抽调宪兵骨干组建了真渤特别行政区宪兵大队，驻德县城。活动重点是德县、沧县、禹城、平原，并对“特区”所辖各县宪兵队（分队、分遣队）进行“指导”。同时，德县日本宪兵分队改编为分遣队。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部，为控制和指挥伪真渤特区的特务活动，由各地抽调特务骨干分子，成立德县陆军特务机关（即华北派遣军参谋部德县陆军联络部），设有总务、政务、产业、情报四个系，由日军特务机关长本间诚领导，潜伏于东地医院内。1942年秋，日军采取“对华新政策”，将宪兵改组为公开的和秘密的两部分。公开的是抽调宪兵骨干，组建特别警备部队，赴抗日根据地袭扰破坏、经济掠夺和搜集情报；秘密的是在各地设立“公馆”、“医院”、“洋行”等秘密特务机构，专门搜集情报和策反。在德县城，日伪利用多种渠道和关系，组建了谍报网络。其中，利用的宗教团体有佛教会、基督教会、东地教会、一贯道、红卐会等；利用的机关团体有伪县公署、县合作社、棉花改进会、新民会、伪县保安队、伪县警察局等；利用的洋行有德利洋行、烟卷组合、毛皮收购洋行、福和公棉花收购洋行等；利用的商业关系有鲁德粮栈、德大商号、振泰商号、道生银号、崂山烟卷公司等；利用的旅馆、烟馆有万福旅馆、沈阳旅馆、同德成烟馆、万里香烟馆、大成土膏店等；另外，还有妓院“云芳书寓”等，计有间接从事特务活动者百余人。
  扩充地方武装在原有伪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新任伪县长刘冬秀在第一、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根据日伪当局的指令，积极扩充伪德县保安大队。其中，收编徽王庄黑团为第四中队，收编五、六区匪团为第五中队，收编九区匪团为第六中队。不久，又增编3个中队，使伪军数量增加了近千人。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新任伪县长佟昌武，又根据日伪当局的指令，将伪德县保安大队扩充至12个中队。这些伪地方武装，在日军的支持和唆使下，有恃无恐，经常配合日军或单独“扫荡”、“清乡”，镇压抗日军民，敲诈欺压百姓，窃取抗日情报，抢粮抢钱掠物，抓工派伕修筑军事设施，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1942年，德县伪军积极参与了日军对冀鲁边区的“大扫荡”，所到之处，大肆屠杀抗日军民，破坏抗日政权，实行“三光政策”。冀鲁边抗日军民奋起反“扫荡”，经大小30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但抗日军民因损失较大，使冀鲁边区的斗争形势趋于恶化，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活动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发放身份证件德县日伪当局，为便于搜捕抗日分子，控制百姓的行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大规模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日军规定：凡12岁以上的居民，均须办取“良民证”，证上粘贴本人照片，经伪警察局（所）加盖钢印。外出遇见日军，必须出示此证，行90度鞠躬礼，口称“太君”，否则，将以抗日嫌疑罪予以逮捕，轻则被打伤，重则充当劳工甚至丧生。
  城乡加强戒备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军武力驱使城乡百姓筑碉堡、建据点、挖封锁沟，大修军事设施，实行分割包围。在德县城西、南、东各营房和城东北飞机场、北厂、小锅市、桥口、黄河涯、宋奇屯、五里庄、许官屯、曹家庵、留智庙、土桥、边临镇、仙人桥、董屠等据点的基础上，1941年春又建陈宝亮据点，1941年9月建杨集据点，1942年7月建后寺、徽王庄、程家等据点，1942年8月建李全真据点。1942年中秋节后，日军德县警备司令官山口命令县区伪政权机构，组织百姓在四区边界挖掘北起白草洼、南至四女寺长达30余公里的封锁沟，并拟与卫运河沟通放水，沿沟东侧修筑5座大型碉堡。山口为愚使百姓挖沟，将此封锁沟亲自命名为“惠民沟”，并派40余名日军和百余伪军武装监视。在德石敌工队等部打击下，日军的工程计划未能实现。在六区，日伪逼迫百姓，挖掘了东北至雨淋店、西南至前董庄长达50多华里的封锁沟。德县城乡据点密布，岗卡如林。凡出入县城的百姓，均须验证搜身，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横祸。菜农、商贩等无不被岗哨勒索或哄抢，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抗日军民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各种爱国进步势力在城乡处境艰难，有的甚至难以立足。
  控制交通线路日本侵略者从其侵华战略地位出发，于1940年8月正式动工修建德石铁路，1941年3月开始通车，以进行军事运输和大量掠夺中国的煤炭、矿石、粮食、棉花等资源。日军沿铁路线挖掘护路沟，修建据点，命令伪政权开展“模范护路村”活动，并在要害路线派驻精锐部队，严加防护。护路装甲车昼夜巡逻，稍有风吹草动，就开枪开炮。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除在铁路沿线各要地有常驻的日伪军外，还有由日军真渤特别行政区宪兵大队派部与伪华北交通特务队联合，负责铁路沿线的“治安巡逻”，并设有警务系，指挥伪铁路警务分段和伪保安大队等保护铁路及其设施。
  日伪对德县城乡公路的控制，主要由伪德县汽车警务分段与各伪保安中队负责。并设有车务、乘务、警务、警备、司法、特务等专门机构，指挥伪军、伪警在各要道分割设卡，稽查车辆和行人，尤其严加控制“禁运物资”，以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德县在运河水运交通上处于枢纽地位。日伪在华北地区设有“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铁路局内河航运营业所”和“船管办事处”等机构，管理内河船政和控制水运船舶，并建有伪河防武装。但内河深入到广大农村，日伪无法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只能在各重要港口要冲设立航运营业所，强迫船民组织起“船主同业公会”，运输军需物资和掠夺的物资。德县水运段的水运“安全”，主要由以日军为头目的伪河防队和伪水上警务分段负责，并设有船务、特务、保安、司法、警备等机构，“各司其职，强化水上治安”。
  镇压抗日军民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加强了对抗日军民的镇压。1941年5月，德县宪兵工作队在城西逮捕了河北省抗日游击队队员佟金堂，关押在德县日本宪兵分队监狱。日军对其施以木棍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刑讯逼供达4个月之久。佟金堂坚贞不屈，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德县日本宪兵队无可奈何，便把他押送到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同月，德县宪兵队吴松涛工作队抓捕到河北省景南县抗日武装组织的侦察员孙才清、八路军冀南军区东进挺进纵队七旅二十一团卫生所指导员岳福恒，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二人叛变，对抗日军民造成很大威胁。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采购员刘书潭秘密来德县城采购抗日根据地急需的无线电器材，险些被吴松涛工作队查获，历经坎坷，才得以过关。当刘书潭第二次秘密来德县城采购物资时，被吴松涛工作队逮捕，受尽酷刑，后被押送北京杀害。在1941年3月至1942年底的整个“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军、警、宪、特经常联合行动，出入车站、码头、客栈、商店、邮局、戏院、烟馆、妓院等处所，查验证件，查禁禁运物资，拆检来往信件、包裹等。有“其他嫌疑”者，大多遭逮捕，轻者罚款保释。有“抗日嫌疑”者，多被关押拷打甚至杀害。许多人被罗织各种罪名遭逮捕，因无钱保释而被送往“劳工协会”，押至日本或中国东北等地充当劳工。
  实行奴化教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县日伪当局奉命强行关闭了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德县东地设立的博文中学和崇真小学，将部分学生和教员归并到德县中学；将马神庙初级小学改为完全小学并命名为“模范小学”；将吕家街小学改为女子小学；在马家溜口街建立日本小学。日本侵略者为加速消灭德县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强制各学校增开日语课程，要求各学校必须向学生宣扬和灌输“王道乐土”、“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安居乐业”和日本神道，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日军宪兵队和特务机构，以推荐教员为名，向学校派遣特务或“眼线”，监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言行，定期汇报。日军宪兵队则时常以“抗日嫌疑”在德县城内外搜捕爱国进步师生，对其肆意迫害。
  驱逐美籍人员1916年，美国驻中国天津基督教公理会，为扩大教会势力，增强教会影响，在德县城东地一带购地300余亩，先后耗资11.85万美元，建成大小楼房10座、平房若干所，将原设在恩县庞庄（今武城县郝王庄乡庞庄）的教会医院迁来德县，分别设立了卫氏博济医院、苏氏护士学校、博文男子中学、卫氏女子中学和基督教会等。1940年后，日美关系日趋紧张，驻德县日军经常采取各种方法对美籍人员进行刁难。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封闭了博文中学后，又将美方其它机构强行关闭，并将博济医院院长孔美德及其他美籍人员遣送至潍县集中营，后由日美双方做为战俘交换回国。此后，东地设施概被日军占用，其他工作人员均被遣散，自谋生路。日军将楼房做为其军营和特务指挥机关驻地。伪新民会日本特务小川贯一，掠取了医院的医疗器械，纠集部分人员成立了“德县新民会诊所”，以行医为名进行特务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泽生来德县收编伪军始末
  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至德县，各界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但是，阴霾未及散尽，乌云又滚滚而来。蒋介石集团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准备内战，除指令国民党正规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地、争先受降外，还实行了蒋日伪合流，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推行“蒋交防”，将大批助纣为虐的伪军、汉奸武装和土匪顽杂部队，收编为“国民党军队”，将其头目加封为“国民党将领”，充当“接收大员”。
  王泽生其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山东沦陷后本为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其职衔为国民党军统局山东省鲁北大队中校大队长（一说其为国民党中统人员）。日伪时期，他在恩县组建有百余人的武装，活动于苦水铺一带。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向老百姓要粮要捐，祸害人民，当地百姓称该股武装为“土匪小王团”。日军投降后，王在恩县组建了“华北先遣军第五路”，藉此招兵买马，扩充武装。
  “华北先遣军第五路”成立后，于1945年10月份由恩县耀武扬威地开进德县城。王泽生声称该部队为嫡系“中央军”，中央委任他为“第五路副总指挥”，将指挥部设于南门东道廒。其总指挥为当时任济南铁路局警务接收处处长的陈冠儒。陈是名誉职务，实际上由王泽生掌管一切。姜锡五任指挥部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军需处、军械处、军医处、政工处、谍报队和机要室等，并配有电台。指挥部派员四处联系，广为宣传，大造声势，收编本地和外地溃逃而来的伪军，先后组建了第一、第二和第七“纵队”，共900余人。
  “第五路第一纵队”，由在恩县收编的伪恩县保安队300余人组成，崔继武任司令兼“第五路指挥部”军法处处长。其部队驻指挥部，担负指挥部警卫任务，王泽生视其为亲信部队。“第二纵队”为收编伪德县保安大队（约5个中队）余部300余人组成，原伪中队长史存善任司令，张右昌任副司令，高铁桥任参谋长兼参谋室主任。部队驻封家街，担负东门至南门之间的城防任务。“第七纵队”为收编原驻河北省泊镇的伪宁津县保安队300余人组成，鲍秀山任司令。部队驻北营，担负城北外围防御任务。
  以上3个“纵队”，均设有参谋室、副官室、军需室、军医室、军法室、政工室等，各辖3个“支队”。其中，史存善的“第二纵队”由高铁桥兼任参谋室主任，下设三科，第一科（人事）科长张瑞霖，第二科（文书）科长安郁照，第三科（情报）科长安文生；蔡琚村任副官室主任，副官有安文元、李剑秋、王弼杰、薛××；李馀堂任军需室主任，庶务军需官（分管金库）×××，被服军需官严铭三，粮秣军需官（分管仓库）崔天祥；曲禹卿任军医室主任，军医官有刘耀宗、陈×；军法室军法官于子臣；杨季三任秘书室主任代政工室主任，下设两科一队，组织科科长吴芝圃，书记南春生，宣传科科长崔廷秀，科员王世珂、吴冠生，政工队队长马希全，队员有刘镇武、孙云鹏、徐文庆、王郁文、刘振盈。“第一支队”队长戚午亭，“第二支队”队长高长江，“第三支队”队长张××。第一、第七“纵队”编制序列与“第二纵队”相同，其成员不详。
  “第五路指挥部”所设电台，定时联络，上报情报。情报上报给哪个领导系统不详，据说是上报给总指挥陈冠儒。共产党、八路军控制区有关情报及其在德县城内的情报站、采购人员住所等情报，基本由指挥部谍报队搜集和提供。在“第二纵队”，来往信件的传递、阅办专由副司令张右昌负责。“纵队”设有一机密房间，其他人不准入内，只有军法官于子臣出入接待来往联络人员，收发来往信件。其情报来源除由公开设立的情报组织提供外，史存善又安插亲信×××，以传达兵的名义每日化装外出，有时装扮成拾粪人，身背粪筐，专门到五区搜集黄河涯一带的情报。于子臣赴济南联络时，此人也一同前往，其身穿的棉服内藏有一块绸布，上面写有“代电”等字样，以资对证、联络。
  1945年11月，“第五路指挥部”参谋长姜锡五、“第二纵队”参谋长高铁桥等人，曾率200余人赴北乡小屯“讨伐”，以拒缴粮、款等罪名，逮捕进步村民带回城内，后枪杀六七人。在此次行动中，“第二纵队”政工队随同前往，并在集市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内容多为“迎接国军北进”等，并强令老百姓给城内部队缴纳粮食，不准与共产党八路军接近。
  “第五路”与“保安第十三旅”等部经常发生磨擦和火并事件。据说1945年12月，王泽生在济南被扣押。理由为“第五路”的组建根本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正统”当局的指示，完全是王泽生等人一手策划的。消息传至德县城，“第五路”人心大乱，各“纵队”纷纷自寻出路，部队土崩瓦解。姜锡五、崔继武率“第一纵队”逃回恩县，后来的情况不详。鲍秀山率“第七纵队”逃往河北沧县，投奔国民党沧县驻军，驻防泊镇，后被八路军歼灭。史存善派于子臣去济南找陈冠儒想办法，陈将“第二纵队”收编为“津浦铁路济德段第三警备大队”，史存善改任大队长，部队驻德县火车站、汽车公司等地，任务为保护铁路安全。部队虽有了番号，但并未解决供给问题，1946年春，又被国民党德县中将指挥王继祥收编为“暂编独立第十三总队独立第二营”，派驻城西北小锅市、北厂一带，担负卫运河河防任务。同年6月，在解放德州之战中被八路军歼灭。张右昌、高铁桥漏网，连夜逃往北京，投奔调任北京铁路局警务处处长的陈冠儒。
  日降后德县驻军概况
  王连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月十五日正式向世界宣布战败投降。
  蒋介石为了夺取抗日胜利果实，一面下令不许日本侵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另一方面借口受降，与美国政府相勾结，加紧用美国空军运输机和海军舰只，将大量的军队运输到被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港口，并向解放区步步逼进。与此同时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豢养的汉奸、伪军以“国军地下工作队”的名义改编为“正牌”的国军，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
  下面是笔者所知日降后德县驻军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一部分驻军
  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统特务王泽生，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的授意下，首先奉命来德县将伪军改编为“国军”，名称为“国民革命军华北先遣军第五路总指挥部”。由陈冠儒为总指挥，田宜民、王泽生为副总指挥。该指挥部设立在南门东道廒原日伪合作社内，其大小官员，都是王泽生从家乡恩县、武城一带网罗来的伪保安队、警察所的成员及其它汉奸的亲友。其部队系由伪德县保安队史存善部改编的第二纵队；从宁县被八路军击溃而逃来德县的鲍秀山部改编的第七纵队；恩县的崔广涛部改编的武装政治工作队组成。是年十二月，山东省伪省长杨毓珣率所谓“先遣军”来德县后，王泽生的“第五路总指挥部”被撤消。王泽生乃去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调查室主任、特务头子陈冠儒，当了第二处第三谍报组组长。其所属部队本系一群乌合之众，指挥部撤消后，有的率部逃回原地；有的另找靠山……至此，显赫一时的“第五路”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第二部分驻军
  “华北先遣军”。该部原是伪华北绥靖军，亦即“治安军”，系驻防山东平度、掖县、青州等地的三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辖两个团，隶属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绥靖总署。日降后，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将其改编为“华北先遣军”，由伪山东省省长杨毓珣任司令。不久，又改编为三个师，原集团军司令改任师长。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该部配合已投降的日军渡边师团重光联队共千余人，攻占了已被八路军控制的平原县城。十一月十九日由日军护送着进驻德县城。第七师驻东地博济医院内，第十一师担任城防，第十三师驻原兵工厂内。不久，该部又改编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独立第一纵队”。一九四六年一月，杨毓珣奉命调往济南任中将参议，由国民党中将王继祥来德县任第一纵队总指挥。不久，该部又改为国民党暂编“独立第十三纵队”，又将三个师改编为三个团，原第七师师长孙凤祥改任第一团团长，原第十一师师长李鸿汉改任第二团团长兼城防司令，原第十三师师长宋廷玉改任第三团团长。
  第十三纵队在马家溜口街设立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中校汪本仁任训练班的主任。第十三纵队还在马家溜口街原朝鲜银行旧址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名称为“励进社”，由第十三师的团长舒培德当主任。
  另外，第十三纵队为了解决兵原不足的问题，将从日本回国途经德县的“华工”誉为“脱难将士”，编为独立营，由庞××任营长。
  王继祥来德县后，首先下令日军重光联队及原驻德县的日军不准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继而把三千日本人放走。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指使和纵容驻德县的伪军和特务，暗杀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经常袭扰八路军驻地。
  第三部分驻军
  张光第部。该部原属曹振东部，自称“曹五旅”。该部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将主要力量盘踞德平称霸一方，表面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暗地里却与侵华日军狼狈为奸，不断侵犯解放区。一九四二年八月，该部曾配合日军千余人及刘佩臣的汉奸部队“皇协护民军”千余人进犯沾化、利津地区。当八路军攻克德平县城时，该部溃退到宁津县，又同伪军头目鲍秀山部串通一气，继续为非做歹。一九四五年八月，八路军攻占宁津，张光第部溃退到德县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将其收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三旅，张光第任旅长。该部作恶多端，德平、陵县、临邑、德县等地的人民切齿痛恨。德县解放时张光第被击毙。
  第四部分驻军
  刘佩臣的汉奸部队——河北省真定道皇协护民军。
  刘佩臣是河北省沧县的惯匪，潜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流氓。日军侵占天津、沧县伊始，刘佩臣就死心踏地地投靠了日军。在日军的支持下，他在沧县一带网罗汉奸、土匪、流氓，组成皇协护民军，驻防沧县，充当日军的鹰犬。日军南侵，该部尾随进入山东境内，先后在乐陵、沾化、惠民等地驻防，经常配合日军扫荡、讨伐、合围、清乡。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制造“无人区”，是一支嚣张一时的铁杆汉奸武装。在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下，刘佩臣率残部展转窜逃进入德县城，到德县不久，刘佩臣欲返回老巢，中途又被八路军击溃，其残部逃到沧县。沧县解放时刘佩臣被俘，解往惠民伏法。
  第五部分驻军
  原德县保安大队董书斋、史存善部。日伪时期，董书斋曾配合日军在上岛寺设立据点，镇压抗日军民，残害无辜百姓。他敲诈百姓的方法名目繁多，如有一次他派人将公路旁的电线杆砍倒十余华里，事后，却向日军报告，诬为周围村庄的百姓所为，藉口向周围村庄百姓勒索财物，然后将所得款项中饱私囊。因此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但国民党当局却委任他为保安第十三旅三十团团长。德县解放后依法将其处决。
  史存善原是德县一带的匪首，一九四二年投靠了日军，任伪德县保安大队第五中队的中队长。史存善在黄河涯设立了据点，依仗日军的势力，制造了大量的血案，强占民女充作自己的妻妾竟达七人之多。日降后国民党当局却委任他为先遣军第五路第二纵队的司令。一九四六年春，又改任为津浦铁路济德段警备第三大队队长之职。
  另外还有自我加封的“华北挺进骑兵第四纵队”司令曹福云部，也在八路军的打击下逃至德县城，在火神庙街挂起牌子招兵买马。更有甚者土匪杂顽军候坤山部，在车站街沈阳旅馆门前插起大旗耀武扬威，也自封司令（实际有兵不过三五十人）。
  飞机场驻有国民党军地勤中队（数目不详），队长系空军中尉郑世儒。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①民国二十四年李树德督修《德县志》。 ②1946年渤海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解放德州之战》。 ③1960年《德州市志》稿。 ④1958年《德州市军事志》稿。 ⑤部分馆藏档案。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①《德州市志》1960年稿。 ②德州市部分敌伪档案。 ③1942年《大众日报》。 ④1988年12月《德州市党史资料》第四辑。 ⑤1990年版《德州市军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