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山东德县有一位热爱教育、诲人不倦，同情革命、乐善好施的桑梓名士，他就是受到德县人民尊重的爱国教育工作者于巍岑先生。
  于巍岑（振钧），德县城东杏园堤口人，生于1886年。幼年受家庭教育，就读私塾，熟读五经四书，对诗、词、歌、赋和书法均有一定造诣。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时，曾一度参加过革命组织。以后就读于天津北洋学堂，毕业后，多数同学均加入军政界，而他却终生甘愿从事教育工作。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愿当一辈子教书匠，吃一辈子粉笔面，这是自己的夙愿。”他原名于伟臣，以后改名于巍岑，从中便可看出他不肯步入仕途的思想变化。
  最初，他在德县城内职业学校任教，工资微薄，无法养活全家，后经友人介绍到东地卫氏女中任国文教员。卫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他本人不仅不是基督教徒，而且还坚信无神论，到这样的学校教书，真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当时卫氏女中缺教员，而且女子学校又需温厚正派的教师，他体胖心阔，性情开朗，善于团结同事，关心学生，工资要求不高，正是当时学校急需的人选对象。他到校不久，便深得师生欢迎，又加待人和气，在家排行老四，故有“于四乐”之称，后也称“于四先生。”
  大革命时期，北伐革命军到达德县，革命气氛热烈，在“打倒列强”的呼声中，牧师、教士纷纷逃离，学校无人管理。于是1927—1929年间，由他代理卫氏女校校长，直至革命风潮渐息以后，美国人陆续返回，他便依旧去做他的国文教员。后来学校改名为博卫中学，男女合校后又改为博文中学。学校几度变化，他依然是国文教员，在名誉、地位上从无任何奢望。
  于先生每天除上课外，下课后便拖着疲倦的身体，抱着一撂撂的作文簿，回家在煤油灯（那时博文中学校内教室和洋人院里装有学校自备发电的电灯，教师家中没有电灯）下批改作文卷子。他批改卷子从不了草马虎，总是逐字推敲，仔细批阅，所批作业，都尽量保存原意，从不大删大改，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因此，学生对于老师非常敬佩，说他改文章真是一针见血，画龙点睛。他在上课讲完正文之后，常爱非常风趣地朗读一些唐诗、古文，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多从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知识。每逢年节，很多学生，包括已毕业多年的老学生都要成群结队地到他家拜年祝贺，师生感情融洽可见一斑。有位同学贺宗然曾说：“于老师对我们学生很有感情，他给我们上国文课黑板字写得太好了，真是龙飞凤舞，划得黑板吱吱响……。于老师能诗善写，长于吟咏，每吟咏得意之作，摇着头，拉着长调，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都爱听他讲课，真是永生难忘。”
  于巍岑先生思想倾向进步，经常发表些进步言论和文章，曾在德县师范讲习所办的《北鲁日报》上署名黄华写过《当我坐在台上的时候》，说中国人已经开始觉醒，从一盘散沙中走出来，从落后中站起来，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中国人了……。他还写过一篇《药王庙的冤魂》，揭露反动军队乱杀无辜，惨害百姓，以及医院牧师枪杀中国工人的事，愤怒地斥责凶手。在社会上和学校内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博文中学任教时与学生王力全等关系密切。王力全是共产党员，有几次他曾和几个青年到他家秘密集会，于老师都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条件。王力全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景县县长，全国解放后，他曾到处打听于老师的下落。他说，当年于老师思想进步，我把他当作党员发展对象，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
  由于他思想进步，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视，不久校方便借口凡在本校教学十年以上者，可去北京大学进修一年之机，将其解顾。
  1932年，于巍岑被博文中学解聘后，许多军政界同学邀他去做官，他都一一谢绝。后由在济南齐鲁中学任校长的老朋友张子珍聘到齐鲁中学任教。这里工作量大，而工资收入微薄，为了维持全家的温饱，他不得不晚上再去充当家庭教师。他千辛万苦、早出晚归的在齐鲁中学工作了两年多。
  他在济南任教期间，正是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那时很多无辜青年学生被扣上“赤匪”的罪名被捕、被押，遭受迫害，有些进步学生曾多次到他家躲藏，临走时他总是资助路费，即使自己家庭经济极端困难，对他人的困难也是慷慨解囊相助，从不含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山东，德县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伪政权企图利用他的声望请他“出山”，被他拒绝。为了逃避敌伪势力找麻烦，他只得东躲西藏，经济上愈加困难，生活比过去更苦。
  1943年春，于巍岑先生突发脑溢血，左体偏瘫，语言不清，丧失了工作和谋生的能力。于是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后来又忍痛将家中的八亩薄田卖掉，以解买药求医和生活添补之急。由于生计艰难，又加病体折磨，于先生脾气变得急躁暴烈、忧郁烦闷，使病情愈加恶化，先生不幸于当年病故，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