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2年秋，德县抗日政府分配我在八区夏庄小学当教员，并建立抗日通讯站，我在这个回民村整整工作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离开这里。
  夏庄四面有十几个敌伪据点，最近的是西南方相距仅两华里边临镇。边临镇是德县东最大的一个街镇，敌伪驻有重兵把守，除日寇一四一五部队一个中队外，还有伪县警备队、特务队、警察所、新民会等敌伪军政组织。西北方向有大道孙敌伪炮楼，相距六华里；东北有徽王庄、敌伪据点，相距十华里。
  回民清真寺小学，座落在村中央，一排六间房，一个宽阔的单独院落，北面是清真寺，和学校毗连。清真寺虽已破旧，但建筑古老宏伟。两进院落，有高敞的大门和中门，大门嵌有回文匾额，西面是能纳二、三百人的礼拜堂，南北各有厢房三间，中门外还有水房子（供回民洗澡用的）两间，架子房（有放抬回民棺材的架子）两间。清真寺和清真寺小学是清朝光绪年间集资兴建的，砖墙瓦顶，雕栋画梁，完全是回教的民族形式。院内青砖铺地，古槐蔽日，颇为清雅。清真寺的诵经声和学校的读书声，日日夜夜隔墙相闻。当时主持清真寺的阿訇姓白名玉壁，德县五间房人。这位老人年逾古稀，童颜鹤发，胡须垂胸，两目炯炯有神，虽已年迈，但眼明耳聪，体格健壮，走起路来疾如风火。白阿訇粗通文墨，能顺利地阅读书报、经文，更值得敬佩的是，这位老者为人忠厚，心地善良，深明大义，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与白阿訇年龄悬殊，回汉有别，但相处三年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忘年之交。
  1945年麦收前，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德县全境除县城（即现在的德城区）和城东边临镇外，大小敌伪据点都为我拔除，边镇的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就在敌人濒临歼灭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次汉奸队长陈少发率人到夏庄抓捕我，白阿訇为掩护我而惨遭毒打的事件。
  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正在圈改学生作业，值班放哨的学生夏守功、夏万春气喘吁吁地来告诉我：“南边道沟里有许多汉奸持枪跑步到咱们村来了！”话音未落，就已听到街上鸡飞狗叫，人声嘈杂，同时听到汉奸威吓质问学生的声音：“你们的老师在哪里？”几个学生故意互相询问后，大声回答说：“不知道去哪里。”这时，我飞速跑出教室，越过墙头跳到清真寺。我说：“汉奸来势汹汹，可能是抓我！”这时，七十多岁的老阿訇三脚两步十分机警果断地把我带到“架子房”，用猛力抬起回民“棺匣”（即回民棺材）说：“快进去，躺下！”这个“架子房”有两具“棺匣”，房子里面存放了些高梁秫秸，由于平常很少人进去，满墙蜘蛛网，一屋子尘土，霉暗阴森。我刚躺好，略为镇静时，即听到外边汉奸的嚎叫声：“这里的教员哪里去了？”阿訇说：“不知道！他是教员教书，我是礼拜寺的阿訇，住在两个院子，我怎么能知道？”于是，响起一阵激烈地辱骂毒打和老阿訇高声辩解反抗的声音……。由于敌人知道自己已到了末日，我们县、区部队已控制了整个局势，乡村的民兵联防也随时能集合战斗，所以，他们在村里匆匆转了两户，抓了几只鸡，就急急忙忙窜回据点。汉奸走后，我到阿訇的卧室，见他满脸血迹，腰骨受伤，呻吟不止。这种惨状，使我热泪直下，悲愤难言！
  我与老阿訇做了交谈商酌和给学生干部做了简短布署后，即迅速跑到九区杨集找到县长郭毓芬同志，向他汇报情况。他的分析是有坏人告密，但伪军的目的是在他们撤退之前，抓捕部分干部、群众，进行敲诈勒索。最后他说：“敌人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日寇即将投降，汉奸已有明显预感，我们为了减少损失，想争取部分汉奸缴械投诚，现已给他们书面通知，明天即由敌工部长李连贵同志去边临镇据点与汉奸队长会面谈判，今晚你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即可回工作岗位。”第二天，李连贵同志带一名通讯员进入边临镇，在伪军据点会面时，李连贵给他们说：“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日本鬼子投降已成定局，全国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你们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应该及早醒悟，要自己给自己留出路，争取反正立功……据点附近的抗日家属、抗日教员、抗日基本群众，你们负责保护，否则，你们都是本地人，你们的家属、亲族都在抗日政府掌握之中，出了问题，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自此，夏庄清真寺小学即未再出现敌伪侵犯事件。
  这些事距今已有五十余年，但记忆犹新，那些为抗日战争不惜一切做出贡献的夏庄老阿訇、老村干和父老兄弟，他们的崇高精神和英雄行为都宛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