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1942年是日寇侵华烧杀抢掠最嚣张的一年，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其地面部队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对我根据地、游击区进行围剿堵截；天上也时有飞机侦察、扫射和轰炸，鲁北大地一时腥风血雨，乌云滚滚。
敌人也进行所谓的政治攻势，宣传“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并推行保甲制度，在敌占区发放“良民证”，组织联防自卫团等等，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抗日力量。但这些“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伎俩，在中国人的眼里不攻自破。
6月下旬，县政府派文教干部郭德元和崔振东来说，目前“青纱帐”已起，有利于我们的穿插回旋游击活动，上级考虑建立一个“抗日游击高小”，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一方面做为动员青年参军参政的桥梁组织，籍以补充和扩大我们的抗日力量。“抗高”跟县大队活动，主要是学习文化和进行抗日爱国教育。
两天后，通知我到了八区所属的五槽碾马庄，当时校长由周至刚担任，赵青祥、孙子和和我算是教员。几天后，由县、区政府推荐挑选了十几名青年干部，又在各乡、村动员了数十名青年农民，总计二十七名学员，就算“抗高开学”了。
开始几天跟随县、区武装部队活动，一天转移一个地方，中间也曾随杨忠的二营辗转于德县八、九区。住到一个村庄后，除给群众进行些宣传，帮助群众干些农活外，就是在大庙里或树林里上课学文化，利用门板当作黑板，用扒庙的石灰团做粉笔，没有什么笔墨纸张，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在小本上写，在地上画，晚上师生在一个炕上睡觉时，也提问讨论。这种不正规的教学，现在回想起来。倒把识字教学和思想教育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形象化、直观性、讨论式、谈话法等等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环境不断恶化，斗争十分残酷，这样的“抗高”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活动七、八天之后，就感到一种矛盾不易解决。“抗高”不紧随县大队没有武装保证和依托，时时随部队转移，有时又会增加部队的负担，况且部队是夜间行动，白天到一个村后，先进行封锁（本村人不准外出，外地人进入本村，也暂不准再出村，意在封锁消息），然后设岗、休息。“抗高”却是白天上课，尽管躲在庙里或树林里，不准唱歌和大声喧哗，究竟是在作息时间上有矛盾。何况晚上跟随行军数十里，白天有时也疲惫不堪。就这样，“抗高”只随军维持了一个月零七天，就被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杨集树林里，一阵机枪扫射给停办了。
一天下午，“抗高”的几十名师生在杨集村东头一片松树林里上课，还有这个村的几个儿童围观，忽听到嗡嗡地飞机声响，霎时间有两架日本飞机由西向东，来到松林上空盘旋一圈后，马上俯冲下来，对着人群扫射。当时事出意料，有十几名学员缺乏防空知识，到处乱跑，我和赵青祥同志高喊叫大家卧倒，我躺在了一个坟包的西面，紧靠我身边的是一个学员王金贵，眼看着两架飞机上下翻飞，交叉扫射。这时在村东站岗放哨的一位战士伏在崖头上向飞机打了两枪，两架飞机又扫射一排子弹即呼啸而去。
飞机走后，我们有3名学员被打死，2名被打伤，还有本村的一名儿童也被打死。其中就有伏在我身边的王金贵。王金贵年龄19岁，八区王集人，贫农家庭，因向往读书，报名参加抗高学习，不幸在这次突然事件中丧生。
县大队干部战士和我们一起，分别将死者送往家乡，做了些善后工作，当晚部队转移到六区王蛮、薛桥一带。
据知，第二天上午惠王、义渡、德平的敌人又对杨集一带“扫荡”突击了一次。
事发的第二天，县政府、县大队的领导同志即召集我们开会，说明环境紧张情况和保存有生力量，动员我们暂回家待命。
这一次遭到在杨集日寇的机枪扫射，和身边不幸牺牲的王金贵只毫厘之隔，又算是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
1942年10月，农村的秋收基本完毕，抗日“青纱帐”亦被季节“撤销”，日、伪、警、宪、特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肖华的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沂蒙山区，杨忠的二营地方部队，也转移到滨海一带，县、区武装的活动相当困难和艰苦。这时，渤海二分区传达上级指示，要我们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斗争”，根据“干部地方化”、“教员家乡化”的布署，进行“隐蔽”斗争。同时也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争方针。
一天晚上，县教育科王一清和崔振东来给我说，经研究确定要我去夏庄当教员，由政府通知该村村干，以村办形式办一所学校，内部定为抗日中心小学，并为抗日通讯联络站，和渤海二分区办的《黎明报》联系。教员伙食由村里筹办，所用粮米从每年所交公粮中扣除。夏庄是一个回民村，多是贫苦农民，和抗日政府有多方面的联系，有浓厚的阶级感情。村西南一华里多就是边临镇敌人据点。村东紧临马颊河转弯处，过河就是几十里方圆的“东下洼”，都是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丘岭荒碱地，长满了茂密的红荆、芦苇、碱蓬草，当时这一片土地就被人们戏称为“八路军的陕甘宁”。
次日，夏庄村长高端和，温玉泉来约我一同到夏庄，开始了抗日政府领导，但四面受敌的“教书生涯”
敌人也进行所谓的政治攻势，宣传“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并推行保甲制度，在敌占区发放“良民证”，组织联防自卫团等等，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抗日力量。但这些“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伎俩，在中国人的眼里不攻自破。
6月下旬，县政府派文教干部郭德元和崔振东来说，目前“青纱帐”已起，有利于我们的穿插回旋游击活动，上级考虑建立一个“抗日游击高小”，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一方面做为动员青年参军参政的桥梁组织，籍以补充和扩大我们的抗日力量。“抗高”跟县大队活动，主要是学习文化和进行抗日爱国教育。
两天后，通知我到了八区所属的五槽碾马庄，当时校长由周至刚担任，赵青祥、孙子和和我算是教员。几天后，由县、区政府推荐挑选了十几名青年干部，又在各乡、村动员了数十名青年农民，总计二十七名学员，就算“抗高开学”了。
开始几天跟随县、区武装部队活动，一天转移一个地方，中间也曾随杨忠的二营辗转于德县八、九区。住到一个村庄后，除给群众进行些宣传，帮助群众干些农活外，就是在大庙里或树林里上课学文化，利用门板当作黑板，用扒庙的石灰团做粉笔，没有什么笔墨纸张，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在小本上写，在地上画，晚上师生在一个炕上睡觉时，也提问讨论。这种不正规的教学，现在回想起来。倒把识字教学和思想教育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形象化、直观性、讨论式、谈话法等等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环境不断恶化，斗争十分残酷，这样的“抗高”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活动七、八天之后，就感到一种矛盾不易解决。“抗高”不紧随县大队没有武装保证和依托，时时随部队转移，有时又会增加部队的负担，况且部队是夜间行动，白天到一个村后，先进行封锁（本村人不准外出，外地人进入本村，也暂不准再出村，意在封锁消息），然后设岗、休息。“抗高”却是白天上课，尽管躲在庙里或树林里，不准唱歌和大声喧哗，究竟是在作息时间上有矛盾。何况晚上跟随行军数十里，白天有时也疲惫不堪。就这样，“抗高”只随军维持了一个月零七天，就被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杨集树林里，一阵机枪扫射给停办了。
一天下午，“抗高”的几十名师生在杨集村东头一片松树林里上课，还有这个村的几个儿童围观，忽听到嗡嗡地飞机声响，霎时间有两架日本飞机由西向东，来到松林上空盘旋一圈后，马上俯冲下来，对着人群扫射。当时事出意料，有十几名学员缺乏防空知识，到处乱跑，我和赵青祥同志高喊叫大家卧倒，我躺在了一个坟包的西面，紧靠我身边的是一个学员王金贵，眼看着两架飞机上下翻飞，交叉扫射。这时在村东站岗放哨的一位战士伏在崖头上向飞机打了两枪，两架飞机又扫射一排子弹即呼啸而去。
飞机走后，我们有3名学员被打死，2名被打伤，还有本村的一名儿童也被打死。其中就有伏在我身边的王金贵。王金贵年龄19岁，八区王集人，贫农家庭，因向往读书，报名参加抗高学习，不幸在这次突然事件中丧生。
县大队干部战士和我们一起，分别将死者送往家乡，做了些善后工作，当晚部队转移到六区王蛮、薛桥一带。
据知，第二天上午惠王、义渡、德平的敌人又对杨集一带“扫荡”突击了一次。
事发的第二天，县政府、县大队的领导同志即召集我们开会，说明环境紧张情况和保存有生力量，动员我们暂回家待命。
这一次遭到在杨集日寇的机枪扫射，和身边不幸牺牲的王金贵只毫厘之隔，又算是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
1942年10月，农村的秋收基本完毕，抗日“青纱帐”亦被季节“撤销”，日、伪、警、宪、特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肖华的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沂蒙山区，杨忠的二营地方部队，也转移到滨海一带，县、区武装的活动相当困难和艰苦。这时，渤海二分区传达上级指示，要我们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斗争”，根据“干部地方化”、“教员家乡化”的布署，进行“隐蔽”斗争。同时也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争方针。
一天晚上，县教育科王一清和崔振东来给我说，经研究确定要我去夏庄当教员，由政府通知该村村干，以村办形式办一所学校，内部定为抗日中心小学，并为抗日通讯联络站，和渤海二分区办的《黎明报》联系。教员伙食由村里筹办，所用粮米从每年所交公粮中扣除。夏庄是一个回民村，多是贫苦农民，和抗日政府有多方面的联系，有浓厚的阶级感情。村西南一华里多就是边临镇敌人据点。村东紧临马颊河转弯处，过河就是几十里方圆的“东下洼”，都是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丘岭荒碱地，长满了茂密的红荆、芦苇、碱蓬草，当时这一片土地就被人们戏称为“八路军的陕甘宁”。
次日，夏庄村长高端和，温玉泉来约我一同到夏庄，开始了抗日政府领导，但四面受敌的“教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