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说“九死一生”——往事回忆片断
华应民
战火纷飞的年代，常提到“九死一生”这个词。世界如果能持久和平，祖国能长期国泰民安，这个词就有可能逐步淡漠或者消失了。这或者是一种愿望，也或者是一种事实。
其实，现在活着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多是在“九死一生”中走过来的。当然，所走的路并不完全一样。
由于想到这个词儿，使我联想到我这一辈子究竟有多少次死里逃生？
“洛口遇险”
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济南大、中学校被迫停课放学。时在济南华北中学就读的我，只得携同齐河县的本校同学李业正同行，逃回原籍。李业正长我三岁，原籍宴城镇，我原籍德县，我们俩可结伴过黄河同行至桑梓店，然后分手。当时黄河洛口大桥已轰炸中断，日寇用木船连接搭成浮桥，做渡河之用。浮桥两端驻有日军，来往路人必须经此盘查。凡在此渡河者，日寇必先挥拳打行人两个耳光，然后搜身检查，有时还进行种种侮辱。
我与李业正剃成光头，穿破旧短衣，装扮成小商贩模样。走至浮桥南端，见前面有20余人在等待检查过河。远处见到日本鬼子兵检查一个穿长衫戴草帽者，似搜出一个类票夹的东西，当场即将此人击毙。另外，见有的被检查殴打后放过河去，有的被留下，在河边排队等待。当时，我们己无法回避逃跑，只得硬着头皮走向检查路口。
日本兵数人荷枪实弹气势汹汹，一日本翻译询问住址、职业等情况，我们答以为卷烟商贩，并熟练地回答居住地址。在检查李业正的提包时，一个日本兵拿走他的一个手电筒，也可能就是这个手电筒救了我一命。检查我的包裹时，由于我疏忽，将一张“防空演习讲义”忘夹在一本破旧的小说书中，引起了日本兵对我的怀疑，对我拳打脚踢，再三追问，我只答以旧书是从书摊买的，其他事不知道。这时日本兵将我拉到不让过河的排队人中间，当时计有六男一女七个人，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鬼子兵放走经盘查过河的一些人后，叽咕了一大阵，就把被留下的七个人押至涛涛黄河岸边，枪响处前边的几个人倒在了血泊中。这时李业正跑到曾拿走他手电筒的鬼子兵面前，一再说明我们“商贩”身份和年龄，这个日本兵又同一个类似小头头的鬼子叽咕之句，最后，击毙了五人，剩下了那个妇女和我。
一小时后，大概是为请示对我如何处理，两个鬼子兵押解我到洛口镇一座大房子里，里面坐着一个鬼子官，先听了鬼子兵的一段话，然后用阴森狡诈的目光看了我一阵，又拿着那张防空演习讲义看，特别注目于讲义中缝间，这事后使我想到这张讲义的中缝间写着“民国二十五年印”，这就说明讲义已是过时的了。鬼子官看了一阵，一句话也没给我说，只给鬼子兵叽咕两句，就叫我“开路”了。
我同李业正两人又回到了黄河渡口，过河后带着满腔耻辱、仇恨和庆幸未被枪杀的情绪，走到桑梓店车站。我们两人在一片荒郊原野流着惜别的泪水，攥着复仇的拳头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就这样分手了。
此后，在两三年的书信来往和消息传递中，知道李业正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任游击队区队长时，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光荣牺牲。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仍记忆难忘，李业正的音容笑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绘图”
1938年冬，在一个寒风怒吼、大雪纷飞的深夜，日寇1415部队的一个中队进驻了边临镇。从此，这一片家乡土地，便进入了烧杀抢掠、腥风血雨的年代。
1938年至1941年，这几年的冬天，我动员、组织家乡青年弟兄，举办了“农民夜校”。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学文化。由于都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时常遭受凌辱，所以仇恨日寇的情绪很高。这几年参加夜校的青年弟兄做了许多隐蔽地抗日工作。
1940年4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当时，抗日政府的力量，确像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星星之火”，但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很快就有了燎原之势。
县政府、八、九区政府成立后，有关同志逐步和我有了接触和联系。我家和边临镇近在咫尺，于是就成了抗日政府侦察敌情的前沿阵地。
1941年冬，日寇的炮楼据点遍及各地，边临镇、土桥、惠王、王槐庵、大道孙、神头……，星罗棋布。同时，我抗日力量也不断壮大，在德县由东向西逐步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在游击区、边缘区及敌占区，我们的活动也不断增强。
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县政府文教干部崔振东，通讯班刘应涛来我家说：“县长指示，我们要掌握各日伪据点的军事布署情况，将他们据点里面的布局和周围环境搞清楚，然后绘个地形图，这个任务叫我寻机完成。”
数天后，边临镇西街鬼子据点要将据点周围的所有民房拆除，意在防备对其隐蔽攻击。当时由汉奸警备队下令，要附近各村派民夫去扒房干活。这时我认为是视察敌情的良好机会，就随同本村民工到了鬼子据点。
这个据点是占用了西街刘宪增的一所院落，中间修建了一个约高30米的炮楼，大门向北，架有两层铁丝网，门东设有一个半圆形碉堡，院内有北房、西房，有较宽阔的场地，最南边是伙房和厕所，四周是加固的高墙，并有铁丝网。如果据点周围的民房拆除之后，确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由于我村民夫到的早些，被分配到据点院内西边，拆扒一部分土房，时间不长，炮楼内外的拆房民夫都到了，监工敌人的吆喝声、被拆户群众的哭叫声，乌烟瘴气，尘土飞扬，一片狼籍惨象。
这次行动，由于失误，导致了一次生死线上的惨祸。中午时分，鬼子、汉奸都去吃午饭，干活的民工也都掏出怀里揣的饼子、窝窝蹲在北墙根啃着，这时我走进南边的厕所，蹲在一个角落的厕坑上，从口袋掏出一块一寸长的铅笔头和一片香烟纸，意在记一记所见到的有关情况，刚写了几十个字，突然厕所木门被踢开，进来一个鬼子兵，我急忙将铅笔头丢进厕坑，将纸片放在了嘴里，当时可能因神色有些慌张，引起了这个鬼子的怀疑。他抓起我的胸襟，看了厕坑中并没有粪便，便面目狰狞地问我：“你什么的干活”？由于我口中的纸片尚未软化咽下，所以未能说话。这时他对我拳打脚踢之后，把我带到院子里，叫一名粗通日本话的“拨役”问我。这个人姓刘，是边镇北街人，原来盘乡卖煤油，鬼子来后，他投靠日寇，当了“拨役”，侍奉日本人，助纣为虐，横行乡里。他一再威胁我说通八路；他拿着木棍，那个鬼子拿着皮带，把我打得鼻口流血，遍体鳞伤。一顿毒打之后，把我拉到一个黑屋子里锁起来。
后来知道，本村出夫干活的乡亲，都到“拨役”刘某那里说情，证明我是老实农民，不通八路，但他置之不理，丝毫不为所动。边临镇解放后，据说此人逃亡东北，下落不明。
鬼子把我捆绑双手，锁在一间黑屋里，这屋的一角铺有一堆碎草，阴湿黑暗，在草堆里却蜷卧着一个小孩，看样子也不过五、六岁，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但又似乎未死。我想，这么点小孩犯什么“罪”，为何抓捕到鬼子据点呢？
事后才知道，据说河北吴桥的鬼子在“讨伐”时，抓捕一名抗日县长未能抓到，将县长的儿子捕来，鬼子调防行军时，将孩子留放在这里。
约近午夜，数九寒天飘着零星雪花，有七、八个鬼子提着两盏马灯，绑着我并拖着那个小孩子，走到离鬼子据点西边不远的振武庙，这座庙已是颓墙残垣，地上倒着一块石碑，鬼子把我绑在一根柱子上，把孩子放在石碑上，然后由鬼子伙房的一名中国伙夫拉来一车井水，放在石碑旁，几名鬼子狞笑着撕掉孩子身上的衣服，向他身上一盆盆地浇凉水，只见在浇第一盆水时，孩子似乎抖动了一下，以后再没有动弹，就这样把孩子冰冻在石碑上。鬼子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残杀这个无辜的孩子？是报复？是取乐？还是法西斯魔鬼本性？
鬼子一面向孩子身上浇凉水，一面给我说：“你的实话的不说，和小孩子一样，死了死了的”！
正在这寒风刺骨、鬼火闪烁的时候，看到一名日本翻译和汉奸维持会长走近几名鬼子中间，叽咕了几句，鬼子又把我带回到黑屋子里。
后来知道，是本村村长、“首事”，连同乡里群众及我舅父等人请客送礼、转托边临镇士绅，贿赂维持会长、日本翻译，我才得以“取保释放”。
后来也听说冰冻死在庙里石碑上的孩子，第二天尸体“不翼而飞”，原来是日寇伙房的伙夫韩某（边临镇西街人），连夜将孩子尸体转运到其家乡。
抗日怒火更加熊熊燃烧。
“破路”
1942年，日寇疯狂地对我抗日军民围剿屠杀，推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自德州县城通往边临镇、徽王庄、吴桥、陵县等地的土公路上，汽车、铁甲车时常往返。这时，我们也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挖掘地洞，村村连接交通沟，夜间破坏敌人行走的土公路。
3月份的一个晚上，天下着濛濛细雨，一片漆黑，八区副区长魏华南告诉我，今晚组织三华乡十几个村的群众“破路”，从边临镇以北到大道孙据点以南这一段，是敌伪据点边缘地带，要格外小心。因我是当地人，地形熟悉，所以由我和侦察员老乔同志负责督导检查。各村群众有村干带领，指挥部设在申家湾，有事由老乔出面与各村联系，我尽量不暴露身份。
由于这个地段在敌伪三个据点（边镇、徽王、孙庄）之间，属边缘区，且社会人事关系较为复杂，组织群众破路又是兴师动众之举，所以，尽管由县、区武装做了些封锁和防范工作，但仍被敌人侦知，并遭到突然袭击，没能达到破路的目的。
午夜时分，各破路段刚进行不到一小时，突然边临镇北门外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我们所设的监视岗哨，见到敌人出动，匆忙鸣枪报警。敌人从北门和东门分两路包剿而来，各段破路群众听到枪声后，很快逃避转移，煞时间都踪影全无。老乔同志说他去申家湾指挥部报信，要我向西逃避，这时已隐约看到了敌人手电筒的光亮。我飞跑到马升衢庄，刚进庄东头，不料大道孙炮楼的敌人也同时出动，许多敌兵已进了庄西头，这时我背腹受敌，无路可走，就转弯跑到当时的村长马吉林家。
马吉林是穷苦人，自幼随吴桥县的一些私业杂技团体“玩戏法”、“耍猴”、“耍把戏”，成年后，常年合伙耍杂技、跑江湖，为人很讲义气，但家景贫寒。日寇占领本地后，马升衢几家地主唆使支持他当了村长，意在使他应付当时的复杂局面，为他们服务。我们抗日区政府对他的家庭和为人了解后，进行了一些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马吉林成了一位“白皮红心”、“敌我两面政权”的边缘区村长。
我叫开马吉林的门后，这时边镇、大道孙两个据点的敌人都进了村，狼嚎鬼叫，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马吉林匆忙地把我藏在影壁墙后竖着一些玉米秸的角落里，这时敌人已在砸门，几个敌人进院后，其中有两个伪军认识马吉林，问有没有跑来八路和挖道的民工，马吉林回说没有，他们又到屋里查看一阵，在院子里乱转。这时有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朝向我藏躲的玉米秸堆刺了两刀，当时我感觉左腿部划动了一下，但屏住气一动未动。马吉林见状，忙给那两个伪军说：“我带你们到各家看，有没有八路”。敌人走出大门，马吉林把门反锁上，也跟着他们走了。
大约在村里折腾了将近一小时，忽听见南面枪声又起，敌人弄不清情况，匆忙集合，抢了些包袱和几头牛、驴，回他们的据点去了。
枪响的原因是侦察员老乔将敌情报给指挥部后，区、县干部、战士几十人即由申家湾转向陈李庄、史家阉到边镇南门外的侯庄，朝向南门炮楼打了几十枪，然后转移到九区地带去了。
敌人走后，我从柴堆里出来，马吉林也从村里回来，这时我才感觉左腿有些疼痛，裤子内部也湿了一片，到屋里点上油灯，才看到大腿出血，原来是鬼子向柴堆捅刺刀时，差一点没捅着我，大概是在抽回刺刀时，刀尖划破了肉皮，血流不止。所幸马吉林多年干马戏团，保存的有点刀伤药，吉林与吉林嫂两人给我敷上药，包扎一下，因伤势不重，马上就能走路了。吉林嫂给我擦试棉裤上的血迹时，见到棉裤被敌人的刺刀穿透一个洞，如再稍偏一点就捅在我的左腹部。吉林嫂说：“你真是福大命大，差一点就见了阎王爷”！
自此，我与马吉林成了生死患难之交。建国后，我虽调到夏津、聊城等地工作，也从未间断通信来往。1964年吉林兄患严重胃溃疡病，我陪他在人民医院动了胃大部切除手术，由于他一生摸爬滚打，而且穷困潦倒，所以身患多种疾病，于1965年去世。两年后，吉林嫂亦与世长辞。
“抗高”
1942年是日寇侵华烧杀抢掠最嚣张的一年，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其地面部队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对我根据地、游击区进行围剿堵截；天上也时有飞机侦察、扫射和轰炸，鲁北大地一时腥风血雨，乌云滚滚。
敌人也进行所谓的政治攻势，宣传“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并推行保甲制度，在敌占区发放“良民证”，组织联防自卫团等等，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抗日力量。但这些“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伎俩，在中国人的眼里不攻自破。
6月下旬，县政府派文教干部郭德元和崔振东来说，目前“青纱帐”已起，有利于我们的穿插回旋游击活动，上级考虑建立一个“抗日游击高小”，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一方面做为动员青年参军参政的桥梁组织，籍以补充和扩大我们的抗日力量。“抗高”跟县大队活动，主要是学习文化和进行抗日爱国教育。
两天后，通知我到了八区所属的五槽碾马庄，当时校长由周至刚担任，赵青祥、孙子和和我算是教员。几天后，由县、区政府推荐挑选了十几名青年干部，又在各乡、村动员了数十名青年农民，总计二十七名学员，就算“抗高开学”了。
开始几天跟随县、区武装部队活动，一天转移一个地方，中间也曾随杨忠的二营辗转于德县八、九区。住到一个村庄后，除给群众进行些宣传，帮助群众干些农活外，就是在大庙里或树林里上课学文化，利用门板当作黑板，用扒庙的石灰团做粉笔，没有什么笔墨纸张，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在小本上写，在地上画，晚上师生在一个炕上睡觉时，也提问讨论。这种不正规的教学，现在回想起来。倒把识字教学和思想教育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形象化、直观性、讨论式、谈话法等等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环境不断恶化，斗争十分残酷，这样的“抗高”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活动七、八天之后，就感到一种矛盾不易解决。“抗高”不紧随县大队没有武装保证和依托，时时随部队转移，有时又会增加部队的负担，况且部队是夜间行动，白天到一个村后，先进行封锁（本村人不准外出，外地人进入本村，也暂不准再出村，意在封锁消息），然后设岗、休息。“抗高”却是白天上课，尽管躲在庙里或树林里，不准唱歌和大声喧哗，究竟是在作息时间上有矛盾。何况晚上跟随行军数十里，白天有时也疲惫不堪。就这样，“抗高”只随军维持了一个月零七天，就被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杨集树林里，一阵机枪扫射给停办了。
一天下午，“抗高”的几十名师生在杨集村东头一片松树林里上课，还有这个村的几个儿童围观，忽听到嗡嗡地飞机声响，霎时间有两架日本飞机由西向东，来到松林上空盘旋一圈后，马上俯冲下来，对着人群扫射。当时事出意料，有十几名学员缺乏防空知识，到处乱跑，我和赵青祥同志高喊叫大家卧倒，我躺在了一个坟包的西面，紧靠我身边的是一个学员王金贵，眼看着两架飞机上下翻飞，交叉扫射。这时在村东站岗放哨的一位战士伏在崖头上向飞机打了两枪，两架飞机又扫射一排子弹即呼啸而去。
飞机走后，我们有3名学员被打死，2名被打伤，还有本村的一名儿童也被打死。其中就有伏在我身边的王金贵。王金贵年龄19岁，八区王集人，贫农家庭，因向往读书，报名参加抗高学习，不幸在这次突然事件中丧生。
县大队干部战士和我们一起，分别将死者送往家乡，做了些善后工作，当晚部队转移到六区王蛮、薛桥一带。
据知，第二天上午惠王、义渡、德平的敌人又对杨集一带“扫荡”突击了一次。
事发的第二天，县政府、县大队的领导同志即召集我们开会，说明环境紧张情况和保存有生力量，动员我们暂回家待命。
这一次遭到在杨集日寇的机枪扫射，和身边不幸牺牲的王金贵只毫厘之隔，又算是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
1942年10月，农村的秋收基本完毕，抗日“青纱帐”亦被季节“撤销”，日、伪、警、宪、特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肖华的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沂蒙山区，杨忠的二营地方部队，也转移到滨海一带，县、区武装的活动相当困难和艰苦。这时，渤海二分区传达上级指示，要我们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斗争”，根据“干部地方化”、“教员家乡化”的布署，进行“隐蔽”斗争。同时也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争方针。
一天晚上，县教育科王一清和崔振东来给我说，经研究确定要我去夏庄当教员，由政府通知该村村干，以村办形式办一所学校，内部定为抗日中心小学，并为抗日通讯联络站，和渤海二分区办的《黎明报》联系。教员伙食由村里筹办，所用粮米从每年所交公粮中扣除。夏庄是一个回民村，多是贫苦农民，和抗日政府有多方面的联系，有浓厚的阶级感情。村西南一华里多就是边临镇敌人据点。村东紧临马颊河转弯处，过河就是几十里方圆的“东下洼”，都是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丘岭荒碱地，长满了茂密的红荆、芦苇、碱蓬草，当时这一片土地就被人们戏称为“八路军的陕甘宁”。
次日，夏庄村长高端和，温玉泉来约我一同到夏庄，开始了抗日政府领导，但四面受敌的“教书生涯”
“敌驻我扰”
1943年下半年，抗日斗争的形势有所好转。秋收后，抗战军民算是渡过了42年和43年上半年百年不遇的旱灾所造成的濒临死亡的艰难岁月。德县八九区大部分村庄在游击战斗中形成了抗日根据地；从边临镇到袁桥一带的七区，在张龙等同志的带领下，游击活动也十分活跃；抗日斗争由东向西不断延伸，迫使敌人只能白天出来骚扰，夜间蜷缩在据点炮楼里不动，一到夜幕降临大部分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尽管如此，我们的军事装备和敌人相比，还是明显的敌强我弱。这时候，德县抗日军民根据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斗方针，机动灵活地同敌人搏斗。
1943年11月中旬，在一个隆冬的深夜，八区区长王中民（即刘玉斌），在申家湾小学里召开“扩瓦”大会，“扩瓦”就是扩大我们的力量，瓦解分化敌伪力量，所谓“大会”，也只是有四十多个村干、教员和“开明士绅”参加。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团结抗日的指示精神，布署了我们德县八区的战斗任务，主要内容是瓦解伪军工作。
会议结束后，王中民同志约我到申书奎家商量封锁和瓦解边临镇伪军据点的事，当晚我们进行了较周密的研究。
当时，边临镇敌伪军驻守的情况是，鬼子驻在西街和南门里两个炮楼里，伪警备队驻在北街原刘铭曾的宅院，白天东西北门各有一个班驻扎的哨所，晚上都撤到其警备队部去，街中心十字路东驻有一个伪警察所，敌、伪、警、特总计约有两个中队不到二百人，但他们可随时给德州、陵县联系调遣。伪军的中队长是董树斋、陈少发、王善同等人，都是本地人所共知的惯匪，下边所属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有的当过土匪，有些是吸食毒品的懒汉二流子，也有一部分是42、43年因严重灾荒为混饭吃当了伪军，他们家属分布在德县、陵县、吴桥各地并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王中民同志率领八区区队到了边临镇东门外的东小庄，他在边临镇大桥布署了一个班警戒，派通讯员小王通知我到了边镇东门外的战壕里，我和小王的任务是待王区长喊话开始，即迅速走到东门，将事先写好的伪军“黑红榜”贴在东门上，并将渤海军区印制的宣传品扔进圩子墙内，汉奸“黑红榜”就是根据伪军的不同表现，在他的名字上画黑红点。死心投敌，对群众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罪恶累累地画黑点，出身较好，罪恶轻微的画红点。伪军班长和士兵大部分是红点，当时，就连警备队小队长王善同也画了红点。这种活动曾一度起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
王中民同志拿着喊话筒，隐蔽在东小庄西头一堵半人高的墙头边，刚讲了四、五分钟，我这时正同小王在东门上刷浆糊贴“黑红榜”，似乎感觉头顶上空“哧”地响了一下，紧接着在王区长的喊话处“轰”地一声爆炸声，喊话顿时停止了。我和小王迅速跑到战壕里，静听了约十分钟，没有动静，刚站起来在壕内向北走，忽然在东门房顶上露出一个人头来，轰的一声向我们两人打了一枪，听声音象是土枪，把浆糊桶打掉了，小王的左臂挂了彩。我扶着小王顺战壕跑到北头，爬上来急急忙忙走到马颊河边，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给他包扎一下，到陈李庄找到村干部，派人把他送到王集去，我就隐蔽着回了夏庄学校。
第二天，派年龄较大的学生夏守功，去边镇东门外探听消息，回来说昨晚八路军喊话，被汉奸陈少发的掷弹筒打中了，墙下流了一滩血。
晚上，我连夜跑到五槽碾马庄找到王中民同志，见他躺在炕上，胸前被掷弹筒炮弹皮炸伤，好在伤势还不甚重，也知道了区队一名队员同志被炸死。
当时，我们研究考虑，敌人为什么打的这样准，能够正中目标？应该做些调查研究。因为事先我们知道，夜间敌人在东门没有布岗，站岗放哨的都是边临镇街的居民群众，他们被迫轮流打更值班，敌人从据点放炮距离较远，为何能这样准确？
事后，我们通过关系了解，说是陈少发中队刚由德州领到掷弹筒，向这个喊话方向试射，碰准了。但是我们也总结出一条教训，就是两月前王中民同志曾在这个地方进行过一次“喊话”宣传，这次又是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有可能给敌人的射击提供了测绘条件。吃一堑，长一智，血的代价也给我们以后的游击战术提供了经验。
1943年旧历春节年三十晚，农村传统习惯刚“烧香、请神”完毕，县政府通讯班刘应涛来我家说：“金秘书带领通讯班在夏庄南道沟里，叫我告诉你今晚封锁边临镇据点，扰乱敌人，不叫他们痛快过年。因你地形熟悉，叫你带几个通讯班战士围绕据点周围的村庄，挂一圈灯笼，然后通讯班向据点炮楼鸣枪射击。”我想了想说：“挂这一圈灯笼有七八个村，用的时间较长，最近敌伪特务有时夜间出来敲诈勒索，为防备万一发生敌情，最好叫本村贾春立也参加。”我一提此事，他很赞同，因他对贾也有所了解。
贾春立原在八区（惠王庄）伪区公所当区丁，区丁就是给区长跑腿送信，听差打杂的，由于对群众有些勒索行为，所以造成群众不满。他在边临镇街有亲戚郭某，开大车店（即停车住宿饭店），属地方劣绅之流。他因家景富裕，开饭店旅馆，就和伪警备队、警察所勾结联系，敌伪抓捕群众敲诈勒索，受害群众托人求情，送礼行贿时，常常住在他的店里。他就是一个中介说合、挑词驾讼、从中渔利、为敌人服务的地方势力。
我告诉刘应涛先找贾春立，叫贾再来找我，这样避免暴露身份。有贾参加万一遇到敌情甚至或被捕，有利于与敌人周旋。
约一小时后，贾春立来敲我的大门，这是先由刘应涛把他叫到金秘书处，进行“训话”后又到我这里来的。我给他开门后，他很神秘地给我说：“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此路过，驻了很多村。一位县政府的负责人给我谈了话，因咱俩是本地人地形熟悉，叫咱围边临镇各村挂一圈灯笼警戒敌人……”我做出极不情愿的样子说：“大年三十了，还叫人办这提心吊胆的事！”出门后，见有两个武装通讯班队员，拿着灯笼和一包蜡烛，没有说话就悄悄地先去边镇西边的洼李庄。这次行动贾春立虽然表现有点惊慌，但为了做“贡献”却很积极，还附带谈了些据点内部的情况。
我们四人由洼李庄、王泽庄、簸箕王、马才、侯庄、王纪口转了一圈，贾春立爬到树上挂灯笼，我给他点燃递送，两个队员负责观察动静和警戒。最后走到贾庄南湾崖，刚挂完最后一个灯笼，事先埋伏在周围的县政府通讯班向边镇据点开枪射击，煞时间，枪声四起，步枪声、机枪声（是用大火鞭、爆竹装在煤油桶内燃放，音似机枪声）、炮声（是集束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响彻四野。于是边临镇据点内象炸了锅，吹哨集合，跑步呼喊，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县政府通讯班总计20多人，一阵枪鸣炮响之后，即兴高采烈地转移到根据地过年去了。
第二天，各村群众出于对鬼子、汉奸的仇恨，在互相“拜年”之际，自发地“以讹传讹”，纷纷舆论，说：“昨晚八路军的主力军过来了，部队过了大半夜，直到快明天才过完。”“听说是贺龙的部队，由桑园那边过来向东走，还有马队、炮车！”群众听到后，都笑逐颜开。
鬼子、汉奸提心吊胆，一夜没睡觉，大年初一据点象坟墓似的死一样沉寂。
清真寺小学
1942年秋，德县抗日政府分配我在八区夏庄小学当教员，并建立抗日通讯站，我在这个回民村整整工作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离开这里。
夏庄四面有十几个敌伪据点，最近的是西南方相距仅两华里边临镇。边临镇是德县东最大的一个街镇，敌伪驻有重兵把守，除日寇一四一五部队一个中队外，还有伪县警备队、特务队、警察所、新民会等敌伪军政组织。西北方向有大道孙敌伪炮楼，相距六华里；东北有徽王庄、敌伪据点，相距十华里。
回民清真寺小学，座落在村中央，一排六间房，一个宽阔的单独院落，北面是清真寺，和学校毗连。清真寺虽已破旧，但建筑古老宏伟。两进院落，有高敞的大门和中门，大门嵌有回文匾额，西面是能纳二、三百人的礼拜堂，南北各有厢房三间，中门外还有水房子（供回民洗澡用的）两间，架子房（有放抬回民棺材的架子）两间。清真寺和清真寺小学是清朝光绪年间集资兴建的，砖墙瓦顶，雕栋画梁，完全是回教的民族形式。院内青砖铺地，古槐蔽日，颇为清雅。清真寺的诵经声和学校的读书声，日日夜夜隔墙相闻。当时主持清真寺的阿訇姓白名玉壁，德县五间房人。这位老人年逾古稀，童颜鹤发，胡须垂胸，两目炯炯有神，虽已年迈，但眼明耳聪，体格健壮，走起路来疾如风火。白阿訇粗通文墨，能顺利地阅读书报、经文，更值得敬佩的是，这位老者为人忠厚，心地善良，深明大义，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与白阿訇年龄悬殊，回汉有别，但相处三年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忘年之交。
1945年麦收前，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德县全境除县城（即现在的德城区）和城东边临镇外，大小敌伪据点都为我拔除，边镇的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就在敌人濒临歼灭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次汉奸队长陈少发率人到夏庄抓捕我，白阿訇为掩护我而惨遭毒打的事件。
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正在圈改学生作业，值班放哨的学生夏守功、夏万春气喘吁吁地来告诉我：“南边道沟里有许多汉奸持枪跑步到咱们村来了！”话音未落，就已听到街上鸡飞狗叫，人声嘈杂，同时听到汉奸威吓质问学生的声音：“你们的老师在哪里？”几个学生故意互相询问后，大声回答说：“不知道去哪里。”这时，我飞速跑出教室，越过墙头跳到清真寺。我说：“汉奸来势汹汹，可能是抓我！”这时，七十多岁的老阿訇三脚两步十分机警果断地把我带到“架子房”，用猛力抬起回民“棺匣”（即回民棺材）说：“快进去，躺下！”这个“架子房”有两具“棺匣”，房子里面存放了些高梁秫秸，由于平常很少人进去，满墙蜘蛛网，一屋子尘土，霉暗阴森。我刚躺好，略为镇静时，即听到外边汉奸的嚎叫声：“这里的教员哪里去了？”阿訇说：“不知道！他是教员教书，我是礼拜寺的阿訇，住在两个院子，我怎么能知道？”于是，响起一阵激烈地辱骂毒打和老阿訇高声辩解反抗的声音……。由于敌人知道自己已到了末日，我们县、区部队已控制了整个局势，乡村的民兵联防也随时能集合战斗，所以，他们在村里匆匆转了两户，抓了几只鸡，就急急忙忙窜回据点。汉奸走后，我到阿訇的卧室，见他满脸血迹，腰骨受伤，呻吟不止。这种惨状，使我热泪直下，悲愤难言！
我与老阿訇做了交谈商酌和给学生干部做了简短布署后，即迅速跑到九区杨集找到县长郭毓芬同志，向他汇报情况。他的分析是有坏人告密，但伪军的目的是在他们撤退之前，抓捕部分干部、群众，进行敲诈勒索。最后他说：“敌人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日寇即将投降，汉奸已有明显预感，我们为了减少损失，想争取部分汉奸缴械投诚，现已给他们书面通知，明天即由敌工部长李连贵同志去边临镇据点与汉奸队长会面谈判，今晚你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即可回工作岗位。”第二天，李连贵同志带一名通讯员进入边临镇，在伪军据点会面时，李连贵给他们说：“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日本鬼子投降已成定局，全国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你们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应该及早醒悟，要自己给自己留出路，争取反正立功……据点附近的抗日家属、抗日教员、抗日基本群众，你们负责保护，否则，你们都是本地人，你们的家属、亲族都在抗日政府掌握之中，出了问题，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自此，夏庄清真寺小学即未再出现敌伪侵犯事件。
这些事距今已有五十余年，但记忆犹新，那些为抗日战争不惜一切做出贡献的夏庄老阿訇、老村干和父老兄弟，他们的崇高精神和英雄行为都宛在目前。
县大队一连遇难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前夕，1415部队的鬼子知道已到末日，提前逃到德州城里集结待命。这时边临镇据点内只剩下汉奸伪军二百余人。汉奸头子有董树斋、陈少发、陈冠五、王善同、孙连科等人，这些人都是当地的惯匪，做恶多端的亡命之徒。他们自知边临镇解放后，人民群众不会轻易饶恕他，所以就铁了心和抗日军民对抗到底。
此时，德县全境所有敌伪据点、炮楼，都被我拔除，只剩下了边临镇。七月下旬的一天，德县县大队包围了这个据点。当时我们县大队有三个连，大队长冯三荣同志的布署是，以一个连的兵力占据贾庄、东小庄、侯庄向边临镇攻击，两个连的兵力在闫庄、宋庄两村之间通往德州的公路两旁设伏，待敌伪军向德州城撤退逃跑时，聚而歼之。这样可减少我方损失。
战斗前，县、区政府筹备了部队给养和担架队。八区区长王新清同志告诉我，上级确定叫我携同县大队粮秣干部负责收受粮米柴草和各乡、村送来的慰劳品，做好食宿供应工作。群众交来的粮草物品都登记入帐，以便在秋后交纳的公粮中扣除。
包围边临镇后的当天下午战斗开始，敌我两方枪声响成一片，至夜幕降临时，抢击仍时断时续直到夜半。由于县大队有将伪军撵出据点在外设伏的计划，所以并未向敌人冲锋攻击，而且主攻部队只一个连，人力、弹药均不占优势。岂料，敌人在第二天黎明前，没有直接向德州城方向逃窜，却偷偷出边临镇小西门向西北方向逃跑。这些急急如丧家犬，忙忙如漏网鱼的汉奸们，先跑到桑园镇车站，然后又逃到德州城。待我们的侦察员报告这一情况时，他们已跑出十余里，我们派出一个连追逐未果而回。
敌人逃跑后，县大队进驻边临镇，用两天时间组织群众将西街和南门的炮楼彻底扒掉，并扒了部分圩子墙和填平部分圩墙外的沟壕。
就在这日寇即将投降，解放了德县农村最后一个敌伪据点，万众欢腾的时刻，由于思想麻痹，军事失误，遭受到了敌人的联合袭击，使县大队一连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县大队进驻边临镇的第三天早晨，大队长冯三荣同志和他的一名通讯员叫着我一同到边临镇东门外一华里的边临镇大桥，当时因为德县最后一个敌伪大据点也解放了，心情十分愉快。这样边走边谈，走到大桥东头的龙王庙高台上；当时脑子里并没有想到在敌人已面临土崩瓦解的时刻，还会隐蔽集结，卷土重来。我们三人站在庙台上，我给冯三荣同志正在介绍东下洼的一些村庄，忽然，冯队长举着望远镜说：“不好！东南方向有敌人！”这时我也影影绰绰看到东南方王杠庄跑出来一些马队。王杠庄距边临镇只有六华里，马队眨眼间就能到达。这时边镇街里的战士都正在上早操，他们不知道这个敌情。原来派出东南方向的两名侦察员，因到王杠庄之后，敌人已由南边进村，他俩碰到敌人已无回旋余地，所以迅速插到群众家里，从王杠庄到边镇大桥是一片辽阔平川，已不能回来报信了。
我们三人飞快地跑回边临镇，刚到东门将门关闭，敌人的马队已到了东小庄，敌步兵也到了边临镇桥。敌兵分两路，一路直接袭击边临镇街，一路跑向西北，在夏庄南边的一片松树林里截击。
冯队长到边镇后，火速命令二、三连出边镇小西门向西北撤退，一连出北门迎击敌人进行掩护。这时，敌兵已到了边临镇十字街，与没来得及撤退的战士和炊事员拼杀，由于寡不敌众，当即有七、八名战士光荣牺牲。
一连指战员百余人，边打边退，当走到由贾庄通向夏庄约半里长的道沟里时，遭遇到了事先在松林里伺机等待截击的日伪军。煞时间，敌人的轻、重机枪齐鸣，我们的人被敌人炮火封锁在道沟里。
部队转移时，我跟随一连出的北门，身上带了些帐目、条据之类，我们共同走到夏庄道沟时，一连连长张建洪同志说：“英民同志，你没有带枪，行动方便，赶快跑几步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如能见到八区区队，叫他们鸣枪接应一下！”听罢，我即跑步到部队前边，跑到“高家夹道”南头的一堵短墙下蹲下，这时步枪、机枪声，手溜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难辨敌我。激战近一小时，边临镇西北方向已无动静，估计二、三连已安全转移。在激烈的枪声中我看到张连长连续两次发起冲锋攻击，均被敌人炮火压的抬不起头来。最后一次见到张建洪同志站起身来，手举匣枪，高声大喊“冲啊！”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在了张连长身上。连长的牺牲，军心有些焕散，全连也牺牲了大约有近一半的战士。于是连队战士弓腰持枪跳出道沟向村内转移，但是道口已被敌人机枪封锁，所有从这里跳出转移的同志，都牺牲在敌人的枪下。
我见此情景，即迅速由“高家夹道”向北跑，再折向东，跑到马颊河，跳进水里，在一片芦苇中蹲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约近一小时村里没有了动静，我爬上岸来，拧干衣服上的水，慢慢观察着走进村里。原来敌人进村后匆匆忙忙抢了些衣物，牵了几头牲畜，就到边镇集合去了。我急忙走到南道沟战场，见一连的战士横躺竖卧地惨死在那里，也见到连长张建洪同志的尸体，当时悲愤之情难以言表。
我们的县大队这次惨遭失败，事后分析，主要是在取得胜利面前思想有些麻痹，另外，县大队在敌人溃逃后，不应全部进驻在边镇街内，部队应驻扎在边镇周围村庄，或者一分部驻扎在近村，形成犄角之势。这是我们游击战、运动战长期的经验做法，这次却忽略了。
我自己这次随军行动，听了连长张建洪同志的嘱托与劝告，提前跳出了敌人的封锁圈，否则，也要同一连的同志同归于尽了。
张建洪同志和一连的战士，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们的英雄形象和我伴随了一生！
征粮、支前
1946年6月初，渤海军区部队在袁也烈司令员率领下，包围攻击德县县城。
德县县政府抽调部分干部，在所属各区组织民兵担架队、大车队支援前线，并按照区划征收夏季公粮。根据八区区政府的部署，我和当时的财粮助理王学文被分配在八区连五寨子一带的20多个村组织这项工作。6月7日前，担架队，攻城云梯队，运送给养粮秣的大车队，都先后抵达德县县城周围待命，6月7日解放德州的战斗打响了。我和王学文在这20几个村组织督促支前工作，并进行夏征的核算和粮食征收。支前物资源源送去德州，战斗胜利消息也频频由德州传回。就在这胜利频传，欢欣鼓舞的时刻，王学文同志却被德州城逃出来的残敌枪杀了。
6月11日中午吃过午饭后，我和王学文在北贾庄一家门洞里支上门板躺着休息，由于连续几天的日夜劳累，王学文很快就睡着了。我躺了一会要去便溺，便走向南边场园中的厕所。我刚蹲下就听到庄西头群狗狂吠，紧接着就人声嘈杂和许多人的跑步声；我侧首一看，见有几十个人陆续向东跑，有的身着便衣，有的穿着伪军军装，有的背着或扛着步枪，还有的扛着机枪。当时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德州逃出的残敌，也想到王学文还在睡觉，随即有一声枪响，我想可能出了事故。
当时的情况是，街道上鸡飞狗叫，人声嘈杂时，王学文也醒了，他提枪走出“过车门”，许多残敌走到面前，已来不及退避，敌人见他是持枪的“八路”，就要抓他缴械，据房东大娘远处看到，王学文可能在举枪反抗的时候，被敌人一枪击中了。
王学文同志是在我们即将胜利的时刻壮烈牺牲了。我又是一个生死线上的幸存者。
德县县城解放后，时任县长的李向平同志率县政府部分人员由王官庄进驻县城与军管、公安人员着手整顿社会秩序，肃清藏匿在市区的残敌。我被调任清理敌档小组成员。
6月下旬，县政府通知我到董屠区参加夏粮征收工作。
德县在这个区征收公粮较晚，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较差。上级指示结合爱国粮的征收的同时要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依靠群众，教育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每到一个村先给群众挑水，扫院子，帮助干农活，吃饭吃粗粮，交米票、菜金，以实际行动说明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
我到董屠区后，区长季奎生同志接待了我并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和区财粮助理陈旭东，八区来协助工作的刘芳顺，带两个民兵到河沟刘村，用三天的时间完成周围十八个村的征收任务。
季区长和我交谈的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五人便由区公所出发到河沟刘去。接近傍晚，到了河沟刘。这时庄东头站着一个青年农民，陈旭东同志问他村长住在那里，他说：“村长在茶馆里，招待弟兄们吃晚饭，你们来了正好一同吃，都是自己人！”我们一听不对头，事先知道县、区并没有向这个村派人，那来的“自己弟兄？”陈旭东令民兵将他带走，想把他带到村外，询问一下茶馆里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青年农民见势头不对，不愿走，就嚷了几句。这时，远处见到茶馆里有一人探头，随即跑出来约有七、八个人，都手提步枪或匣枪，他们隐蔽在街两旁向我们开枪射击。
原来这是一伙潜入和盘居在董屠区的地主还乡团和土匪黑团，他们到各村以“征粮”名义敲诈勒索，抢劫民财，和我们遇上了。我们的两位民兵有步枪两只，但只有六十多颗子弹；陈旭东带有一只底把匣枪，我带一只手枪，都是只有几粒子弹，远程射击，无济于事。土匪、还乡团约有十几个人，他们的武器好，都有长短枪。双方射击约十几分钟，他们见我们人少，且只有两人还击，就向我们集中火力并逐步逼进。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我开始避身在庄东土地庙东侧，陈旭东和刘芳顺在村东头的房跟处，两位民兵同志跪伏在一堵短墙下还击。民兵的子弹快要打完，敌人渐渐逼近，陈旭东大声喊“撤！”我们就在敌人密集地枪声中跑散了。陈旭东和两个民兵地理熟悉，穿越有关村庄去找区部，刘芳顺跑到一户群众家里；我在敌人的枪击追逐下，向东北方向的红荆丘岭地里飞跑过去。跑了一阵，敌人不追了，我就躺在红荆丛中休息，这时天已漆黑，各村断断续续枪声四起，有敌人鸣枪，也有我们民兵联防鸣枪。我对东屠区村庄和地形均不熟悉，所以，就干脆躺在红荆丛中睡觉了。一觉醒来到了第二天的旭日东升，脸和嘴唇虽被蚊子叮了许多疙瘩，但却睡了六、七个小时的“太平觉”。
太阳升起时，我走出红荆丛林，陈旭东和区队的一些同志正在寻找我……。
完成征粮任务后，于6月底我和刘芳顺到王官庄县政府汇报，然后回八区原地工作。
我离开董屠区大约半月，于7月上旬的一天，区长季奎生同志被土匪“还乡团”杀害。我和季奎生同志虽仅一面之识，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噩耗传来时，使我非常悲愤，久久不能忘怀。
战争年月，有多少这样的好同志死于难测的旦夕之间啊！
青州会议途中
1948年春，德县县政府通知去青州（益都）参加山东教育研究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效农、李泽普、刘基业、韩中有、华连岐、于正心、梁绣章和我，由县文教科长梁键同志带队。当时济南、青岛还由敌人占领，从济南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各城市和山东广大农村都先后解放了。
由德县县政府所在地王官庄出发，经陵县、临邑、商河，在济阳的仁风渡黄河，再路经青城、高青、桓台、索镇、临淄等地，辗转到了青州城。这时黄河以南的城镇刚刚解放，墙壁上的反动标语还未清除。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部分城乡群众对共产党干部还有某些疑惧。几百里的长途跋涉，还遭到几次土匪和国民党散兵的骚扰与袭击，最后，总算安抵目的地。
途中在仁风渡黄河和陶唐口遭济南敌机轰炸，又算是“死里逃生”。
当我们走到仁风镇黄河渡口，据当地群众介绍，济南国民党飞机常来黄河渡口轰炸过往军民，轰炸时间大都在黎明前后。于是，当晚我们就住宿在黄河沿岸的一个小村。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到渡口和一位摆渡的老船工大爷联系，摆渡船工有两人，是长期在黄河岸边撑船的能手。木船在河边水中先逆流而上，至中游船工猛力划拨，接近南岸前，使船顺流划至南岸渡口。木船刚越过滔滔中流时，忽听到西南上空飞机轰鸣声，霎时间，一架敌机到了渡船的头顶上，接着敌机向渡船投掷两枚炸弹，一颗投在船的后边，似乎未炸，一颗在船的右侧爆炸了，轰隆隆一声巨响，木船被河水和气浪冲击向左翻了，有几个人被甩在了河里，有几个人则抓住船尾飘流，好在这时的木船已接近南岸，到了浅水处，两名老船工和有几位同志会泅水，大家相互搀扶爬到岸边，没有一人伤亡。敌机吼叫着向东北方向飞走了，船工见他的船歪在水里，但没有炸毁，两人朝着敌机飞走的方向骂了几句，坐在河滩上笑了。我们几个人拧干了衣服，向船工道谢，交付了船钱后，又匆匆上路了。
过黄河走到青城吃早饭，年龄最大的李泽普同志说：“我们这次过河，真算有惊无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不定敌机再投炸弹时把王耀武也投下来哩！”
又一天，走到一个比较偏僻荒凉的地方叫陶唐口。这个地方村落稀疏，遍地沙丘，土公路两侧连续不断的有一些射击掩体。据我们分析，可能是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为掩护撤退时挖掘的，都是些直上直下，仅容一人，深度一米多的圆坑。我们走在这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沙丘地带，时近中午，天气炎热，又饥又渴，我的两脚磨起水泡，一瘸一拐，十分疼痛。梁键同志指着前面一个隐隐约约的村庄说：“到前边吃饭、休息，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我们都能打败，区区几个臭脚泡何足挂齿？”
我们正边走路边说笑间，忽然又听到嗡嗡声，抬头一望，从西南方向又飞来一架敌机。我们迅速疏散，都分别蹲在了土公路两旁的射击掩体里。这时敌机飞到我所在的掩体圆洞垂直上方，似凝立不动，在这几秒钟的刹那间，我忽然灵机一闪，爬出这个圆洞，飞速地滚向南边的另一个圆洞，身体刚刚蹲下，就听“轰”的一声，飞机掷下的炸弹爆炸了。这颗炸弹不偏不倚正炸在我原来蹲着的那个圆洞上，这时我两耳被震得有些耳聋，脑袋也有微疼麻木，似停止了思维。稍停一会，感觉有些憋气，原来这两个圆洞距离不远，炸弹把那个洞炸了一个土坑，溅出的沙土把我埋在了这个圆洞中。我的思维清醒后，猛一使劲，将头露出来。这时，飞机早飞走了，其他几个同志都在洞里出来走向我的身边，见我没被炸伤，都非常高兴。大家劝我在坑边坐着休息了半小时，见我头上、脸上尽是黄沙土，好象化装的丑角一样。许效农同志开玩笑说：“英民同志真不简单，和古代土行孙一样，会土遁，你教会我们，再遇到飞机轰炸，咱就集体土遁。”
在青州会议的行军途中，遇到两次飞机轰炸，都化险为夷。回忆往事，倒也津津有味。
青州会议距今五十多年，那时聚集在青州的有两个会议，一是“教育研究会”约四千人；一是“建设研究会”约四千人，总计八千人。还有陈毅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驻扎在云门山区；有华东局、山东省和各行署机关。由于党政军民在青州一带，集中很多，所以济南国民党的反动报纸大肆宣传“共匪云集益都”。当时我们也能看到敌伪报纸，每班一份，籍以研究他们的动向，他们被我军围困时，就吹嘘孤城“固若金汤”；他们败退时就说：“主动转移”或边打边退安抵济南……。山东省除济南、青岛外，各地城乡都被我军解放，国民党军政人员、敌伪时期的汉奸、特务，还有土改被斗的地主、恶霸、黑团土匪等逃亡到其省城济南。那时群众说济南是“三面八路一面匪，一城司令半城兵”。三面八路说法是指三面被我包围，一面匪是指吴化文的军队占据一方。也说：“李延年，延年不益寿，王耀武，耀武不扬威”。总之，敌人岌岌可危，我们解放济南指日可待了。集中八千人，召开“两个研究会”，实际也是准备解放济南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渤海行署所属的教育会议人员，被分布位在青州十中。这期间，常由山东省和渤海行署的一些领导同志做各种内容的报告。期间，做报告、讲话最多的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白滔同志，反复讲解教育工作的重要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1948年恢复和发展山东教育，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济南解放前夕，在青州“两个会议”上，挑选500人，组成“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队”，由省政府的李澄之同志带队，浩浩荡荡向济南行进，这时济南战役已经打响了。
以上是旧中国和战争年月中极为平常的事，在那苦难的旧社会和日寇侵华的年代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日日夜夜在死亡线上挣扎，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解放祖国而英勇献身！
倏忽间，今年我已经八十岁了，回忆历经坎坷艰险的一生，断断续续地以通俗的土言土语，写下这么几个片断，从心灵上寄托一下为祖国捐躯的同志们和饱经忧患已故父老乡亲的哀思和怀念！
这都是一些实际经历，所以也想到留下一点资料，如能被后人看到，或者能有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古代甄选人才故事
人才有高低之分，也有真伪之别，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甄别人才，是领导者的职责，也是一门领导艺术。
春秋时期晋国中军尉祁奚向晋侯告老请退，晋侯问他由谁来继承其职位，祁奚举荐自己的儿子祁午；晋武帝下诏征求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唐中宗时武则天命众宰相各推举尚书一人，狄仁杰自荐其子狄光嗣。后人评论此三事，不是“美奚、安、仁杰之能违众举亲”，就是“赞午、玄、光嗣之能不负举”，其实最值得称道的当属晋侯、司马炎、武则天三位为君者的用人不疑。
任则不疑，疑即不任，甄选人才最忌既疑又任，否则将自食恶果。清道光帝在位三十年，颇思振奋求治，但在用人上却囿于满汉之见，对林则徐、邓廷祯等汉族能员或疑或黜，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宋代胡仔《若溪渔隐丛话·之一·居士》有云：“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唐朝韩滉节制三吴时，一次，有位故旧的儿子来投奔他。来人从外表看上去毫无长处，且不通人情世故，但韩滉却从他在宴席上始终端坐不与邻座交谈的表现上，看到了其铁面无私、不曲不阿的过人之处，便命他为看守仓库的小吏。果然，此人上任后，“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甄选人才时如求全责备，挑剔缺点，就很难识用人才。 （摘自《联合日报》张凤磊）
德县飞机场的建立及其焚毁
贾士君
一九一七年八月，由在德县城南庞庄（现已划为平原县）迁至德县的基督教神父德弗兰，以基督教公理会名义，在德县城东（俗名东地）创立博济医院。德弗兰一方面主张建院，另方面以建院名义，开始传教，他本是德国人，传教后并加入美国国籍。
该院创办后，人手很少，医、政、司职人员总共不过十多人，德弗兰任院长。当时由于博文中学的外籍人员和基督教会博济医院的外籍人员，所需医药、器械等物资，均由美国运进。当时交通不便等客观条件限制，须在上海搭机往返于美国之间，费时费力。出于这个目的，德弗兰便设想在德县修建一机场，该计划很快得到德县教会势力的同意和支持。
一九一九年冬，由美国基督教会派出代表三人，名曰“三人小组”，与德县地方当局进行磋商，并达成初步协议。筹建投资费用，由德县地方政府、教会与驻德人员共同负担，一切筹建事宜，均由德弗兰主管办理。机场设计规模极小，初步规划先由县东北宽阔地带，占地方圆三、四华里。当时中国境内，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因此，德弗兰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以致搁弃。
一九二五年以后，军阀张宗昌盘踞山东，这时，在德县搁弃的机场原址，又进行大规模扩建。范围扩至东到七里庄（岔河以东），南至肖何庄，西到罗庄、芦家大院，北到长庄以南，所征土地一千六百多亩，方圆十多华里。土地征价比数，每亩折合谷米五元一石，全部兑换现洋，周围各村农民，春种秋收，一律折价，发放青苗费。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兵分三路，直取山东。张宗昌匆忙败退，率残部三五团逃至德县境内暂作喘息。一九二八年初，北伐军势如破竹，乘胜包抄晋鲁，直至各省。张宗昌穷途末路，下令将德县飞机场所有系统全部捣毁殆尽，大部三五团兵士解散，张携随从亲信四十余人怆惶逃走，嗣后，德县飞机场杂草丛生，狐兔出没，一片荒凉景象。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十月，德县沦陷。次年，大约四、五月间，日军征用大量城乡民工，以农村人居多，约有三千多人，分期分批的，在原地域进行平复场地、修岗楼、建飞机窝，筑掩体，土地面积扩至一千五百亩，周围方圆二十华里。所用民工，每人每天三角伪钞（大正昭和年俗称老头票）的生活费，他们对中国民夫残酷虐待，轻者打骂、关押，重则至死。修建机场，整个过程为期两年，其间时断时续，到一九三九年基本建成。
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我华北、华南各战场节节失利，为挽败局，在军事装备上，加强了防御，妄图作最后的挣扎。八月，在义塚川日军总队长（日军总头目）编制下，在机场建立了防护营。下设运输队、补给队、保安队、运输队，负责运输弹药、枪支、物资，供给空投等。补给队管后方，增兵调员，添补分配。保安队负责安全，组织布署，并随时听从指挥调遣。在罗庄村南每天辎重车辆来往不断，在罗庄村东，据有一排苇席棚，内储有大批建筑材料，另有军需物资，手套、大米，汽油等，另有马棚、草料棚。罗庄村北埋设约一华里长木桩，木桩上架有飞机伪装台，机场从东南到西北长约二十华里，飞机窝设在长庄村南三个，罗庄村北两个，七里庄村一个，跑道从东南的七里庄延伸到长庄的西南角，储存飞机最多到过七十余架。
一九四四年夏天，四架标有国民党徽的战斗机，从东北方向的桑园火车站，截击了两列日军货车后，直奔德县县城方向而来，追赶着一架标有太阳图案的日军小飞机，在长庄村东南上空，日机被击中，连翻跟斗，一溜黑烟直冲机场汽油库坠地，将已停在机场的四架飞机撞击燃烧爆炸，引起一片冲天大火，但整个飞机内其他设施并未完全烧毁。
一九四五年，我德县二区队摸清敌情，在队副郭连信同志带领下，有队员魏厚新、李文海、满茂盛、刘吉明、李保山等十余名同志，装扮成民夫混进机场，另外，又派队员郑德荣、郝呵吧、杨四等人，担任护卫任务。在日落黄昏，便与被日军早抓进机场干活的三个木匠取得联系，一位叫骆振芳（河北故城县人）；一位叫张恩庆（山东平原县荣家庄人）；另一位记不清名字。首先，解除了守卫机场西北角的日伪军武装，紧接着发动众多民夫，一起协同战斗，放火点燃工棚，席棚易燃物资，顿时火光冲天，日军吓得目瞪口呆，乱作一团。大火烧至直到天明，方才减弱。
至此，德县飞机场经过两次大火，其场内设施，近乎全部焚毁。
女裁缝与泰山“千年和平钟”
张闽文
在五岳之首的泰山脚下，一座“千年和平钟”引人入胜。然而，有谁会想到，此钟却是德城区一个47岁的女裁缝刘凤珍为迎接2000年特意在泰山竖立的，此举耗资80余万元，其中刘凤珍个人出资35万元，其余部分由3家企业捐助。
为了这座钟，刘凤珍奔波16个月，上泰山50余次，为寻求合作者跑遍半个中国，差点搭上性命；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10余万元的债；甚至她还因此与丈夫差点失和；她那原本红红火火的裁缝店也曾关门。为了这座钟，她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终于在1999年12月5日，一座高2.5米，以大理石为基座的时钟在泰山呈现在人们面前，当刘凤珍用颤抖的手，剪开一块彩绸，这个刚强的女性，双眼溢出了泪水，这泪水的滋味，只有刘凤珍自己知道。
刘凤珍是德州“挪亚文化服饰有限公司”经理，德城区政协委员，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6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甚至想到全家自尽。是街道党组织和居委会雪中送炭，为刘凤珍和姐弟几个每月全家解决15元的补助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幼小的刘凤珍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报答社会。
贫寒让刘凤珍早熟。她12岁就拜师学裁剪，手艺长进很快，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夫妻双双来到艾连和的家乡山东德州，开了一个裁缝铺子。8年创业奋斗，夫妻俩终于一针一线“缝”出了近40万元，小裁缝店也改名“挪亚文化服饰有限公司”。
富裕了，艾连和想投入再生产或买房置地享受生活。刘凤珍却想做一件能实现报恩心愿，对社会有益的好事情。
1998年8月的一天，刘凤珍因事去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策划创意人，在他的迎接2000年系列创意中，有一项是在泰山上竖一座“千年和平钟”。这很合刘凤珍的心意，特别是想到能在1999年子夜时分敲响时钟，让钟声通过传媒响遍全世界。她便毫不犹豫，当场签下合同，花35万元买断了这个创意。
当刘凤珍把这一切告诉丈夫时，艾连和大惊，埋怨她怎么不跟自己商量一下，并且觉得这件事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刘凤珍不信，就独自一人上了泰山。在泰山入口处，她看中一块地皮，准备把钟竖在那里，她还找到一家民间工艺美术设计室，委托他们设计时钟样式。然而，泰山管委会找到她，说泰山作为世界自然保护遗产，不能随随便便竖钟；一些专家、学者也说竖钟不是种庄稼，今天种上明天就收走，这是文物，得和泰山共存。
刘凤珍一听呆住了。不过，她还是全力说服有关方面，讲自己竖钟不图名不图利，只想表达一个平民百姓热爱祖国的心情。后来，虽说泰山管理部门破例同意，但是，人力、财力、物力却让刘凤珍不知所措。
刘凤珍请来朋友，共同出谋划策。大家感到，这事若靠她一人之力，难以办成，必须寻找合作伙伴。她跟丈夫商量，想从家里再拿点钱，艾连和责怪她要把家里的血汗钱折腾光，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她开始到各地奔波。可是，不少企业家说，看不出这事能带来什么效益、有什么回报。为了竖钟，刘凤珍只好将自己的住房作抵押，得到一笔贷款。而由于忙竖钟，她无法再接业务，裁缝铺关了门。
刘凤珍感到莫大的悲哀，她不懂这事怎会变成这样，她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帮自己一把，以至叹息如今一些人急功近利，没有理想和追求了。
就在刘凤珍万念俱灰之际，从北京传来消息，一些老将军听说了她的事迹，正设法相助。1999年元旦刚过，在一些老将军的组织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接着，先后有3家企业捐款41万元。其中山东招远东方华茂实业公司资助30万元。刘凤珍把千年钟竖起的日子定在1999年12月5日。就在竖钟的前一夜，因为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引发心脏病，她昏死了过去。然而，刘凤珍是顽强的，她终于战胜了死神，按时为千年钟剪了彩。
刘凤珍说，作为一个小人物，她终于办成了一件大事情，圆了一个宏伟的梦。她说，将来有可能的话，她还想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演讲。她的女儿说，她很佩服妈妈的精神和毅力，但自己不会做这样的事。女儿倒是觉得妈妈的裁剪手艺令人叫绝，想接班，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大师。
现在的刘凤珍又重操她的服装生意，她要让开办已有10年的挪亚服饰学校重振旗鼓，并要把已经注册的“挪亚服饰”品牌打出去，争取成为国内外知名服装品牌。刘凤珍现在很忙，走南闯北，了解行情，拓展市场。人们相信，能够竖起“泰山千年和平钟”的刘凤珍，一定能够在她的服装生意上成就一番大事业，因为，刘凤珍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干大事业的人。
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诸葛亮的茅庐，两人在隆中对话的故事，千年传为美谈。近日，我国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考证指出：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之事，最早出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此外，“正史”《三国志》中《蜀志》卷五也有类似的记载。与此相反，三国时魏国史学家鱼豢所修撰的《魏略》却记载是诸葛亮去见刘备，而不是刘备去访诸葛亮。他见机行事，用激将法去刺激刘备，争得刘备另眼相看。当时还有一部名为《九州春秋》的史书，也记载了诸葛亮去谒见刘备的事，内容与《魏略》的记载大致相同。
两种记载到底谁真谁假？史教授指出，鱼豢是魏国有名的史学家，记事十分认真，他又是诸葛亮同时代的人物，在《前出师表》还没有问世之前，他已动手编撰《魏略》，写下了诸葛亮去见刘备之事。史式教授还有一个根据，《三国志》成书100多年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对“三顾茅庐”提出了质疑。
史式教授认为，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提“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有他的苦衷，刘备嘴上说“吾得孔明，如鱼得水”，而实际上刘备对他并没有言听计从。诸葛亮在向刘阿斗上《前出师表》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刘备不听其劝告一意孤行的往事。心想：如果我领兵在外，无暇内顾，阿斗又不听话，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岂不糟糕！于是就向阿斗编造出一套“三顾茅庐”的故事来，说明你爸爸对我是如何尊重。
过去有不少人还对诸葛亮有误会，认为他连年兴师，艰苦奋斗，只不过是为了报答刘备个人的“三顾”之恩。史式对“三顾茅庐”的新解，证实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了蜀国。
【摘自《人民日报》（网络版）】
华应民
战火纷飞的年代，常提到“九死一生”这个词。世界如果能持久和平，祖国能长期国泰民安，这个词就有可能逐步淡漠或者消失了。这或者是一种愿望，也或者是一种事实。
其实，现在活着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多是在“九死一生”中走过来的。当然，所走的路并不完全一样。
由于想到这个词儿，使我联想到我这一辈子究竟有多少次死里逃生？
“洛口遇险”
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济南大、中学校被迫停课放学。时在济南华北中学就读的我，只得携同齐河县的本校同学李业正同行，逃回原籍。李业正长我三岁，原籍宴城镇，我原籍德县，我们俩可结伴过黄河同行至桑梓店，然后分手。当时黄河洛口大桥已轰炸中断，日寇用木船连接搭成浮桥，做渡河之用。浮桥两端驻有日军，来往路人必须经此盘查。凡在此渡河者，日寇必先挥拳打行人两个耳光，然后搜身检查，有时还进行种种侮辱。
我与李业正剃成光头，穿破旧短衣，装扮成小商贩模样。走至浮桥南端，见前面有20余人在等待检查过河。远处见到日本鬼子兵检查一个穿长衫戴草帽者，似搜出一个类票夹的东西，当场即将此人击毙。另外，见有的被检查殴打后放过河去，有的被留下，在河边排队等待。当时，我们己无法回避逃跑，只得硬着头皮走向检查路口。
日本兵数人荷枪实弹气势汹汹，一日本翻译询问住址、职业等情况，我们答以为卷烟商贩，并熟练地回答居住地址。在检查李业正的提包时，一个日本兵拿走他的一个手电筒，也可能就是这个手电筒救了我一命。检查我的包裹时，由于我疏忽，将一张“防空演习讲义”忘夹在一本破旧的小说书中，引起了日本兵对我的怀疑，对我拳打脚踢，再三追问，我只答以旧书是从书摊买的，其他事不知道。这时日本兵将我拉到不让过河的排队人中间，当时计有六男一女七个人，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鬼子兵放走经盘查过河的一些人后，叽咕了一大阵，就把被留下的七个人押至涛涛黄河岸边，枪响处前边的几个人倒在了血泊中。这时李业正跑到曾拿走他手电筒的鬼子兵面前，一再说明我们“商贩”身份和年龄，这个日本兵又同一个类似小头头的鬼子叽咕之句，最后，击毙了五人，剩下了那个妇女和我。
一小时后，大概是为请示对我如何处理，两个鬼子兵押解我到洛口镇一座大房子里，里面坐着一个鬼子官，先听了鬼子兵的一段话，然后用阴森狡诈的目光看了我一阵，又拿着那张防空演习讲义看，特别注目于讲义中缝间，这事后使我想到这张讲义的中缝间写着“民国二十五年印”，这就说明讲义已是过时的了。鬼子官看了一阵，一句话也没给我说，只给鬼子兵叽咕两句，就叫我“开路”了。
我同李业正两人又回到了黄河渡口，过河后带着满腔耻辱、仇恨和庆幸未被枪杀的情绪，走到桑梓店车站。我们两人在一片荒郊原野流着惜别的泪水，攥着复仇的拳头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就这样分手了。
此后，在两三年的书信来往和消息传递中，知道李业正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任游击队区队长时，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光荣牺牲。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仍记忆难忘，李业正的音容笑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绘图”
1938年冬，在一个寒风怒吼、大雪纷飞的深夜，日寇1415部队的一个中队进驻了边临镇。从此，这一片家乡土地，便进入了烧杀抢掠、腥风血雨的年代。
1938年至1941年，这几年的冬天，我动员、组织家乡青年弟兄，举办了“农民夜校”。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学文化。由于都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时常遭受凌辱，所以仇恨日寇的情绪很高。这几年参加夜校的青年弟兄做了许多隐蔽地抗日工作。
1940年4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当时，抗日政府的力量，确像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星星之火”，但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很快就有了燎原之势。
县政府、八、九区政府成立后，有关同志逐步和我有了接触和联系。我家和边临镇近在咫尺，于是就成了抗日政府侦察敌情的前沿阵地。
1941年冬，日寇的炮楼据点遍及各地，边临镇、土桥、惠王、王槐庵、大道孙、神头……，星罗棋布。同时，我抗日力量也不断壮大，在德县由东向西逐步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在游击区、边缘区及敌占区，我们的活动也不断增强。
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县政府文教干部崔振东，通讯班刘应涛来我家说：“县长指示，我们要掌握各日伪据点的军事布署情况，将他们据点里面的布局和周围环境搞清楚，然后绘个地形图，这个任务叫我寻机完成。”
数天后，边临镇西街鬼子据点要将据点周围的所有民房拆除，意在防备对其隐蔽攻击。当时由汉奸警备队下令，要附近各村派民夫去扒房干活。这时我认为是视察敌情的良好机会，就随同本村民工到了鬼子据点。
这个据点是占用了西街刘宪增的一所院落，中间修建了一个约高30米的炮楼，大门向北，架有两层铁丝网，门东设有一个半圆形碉堡，院内有北房、西房，有较宽阔的场地，最南边是伙房和厕所，四周是加固的高墙，并有铁丝网。如果据点周围的民房拆除之后，确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由于我村民夫到的早些，被分配到据点院内西边，拆扒一部分土房，时间不长，炮楼内外的拆房民夫都到了，监工敌人的吆喝声、被拆户群众的哭叫声，乌烟瘴气，尘土飞扬，一片狼籍惨象。
这次行动，由于失误，导致了一次生死线上的惨祸。中午时分，鬼子、汉奸都去吃午饭，干活的民工也都掏出怀里揣的饼子、窝窝蹲在北墙根啃着，这时我走进南边的厕所，蹲在一个角落的厕坑上，从口袋掏出一块一寸长的铅笔头和一片香烟纸，意在记一记所见到的有关情况，刚写了几十个字，突然厕所木门被踢开，进来一个鬼子兵，我急忙将铅笔头丢进厕坑，将纸片放在了嘴里，当时可能因神色有些慌张，引起了这个鬼子的怀疑。他抓起我的胸襟，看了厕坑中并没有粪便，便面目狰狞地问我：“你什么的干活”？由于我口中的纸片尚未软化咽下，所以未能说话。这时他对我拳打脚踢之后，把我带到院子里，叫一名粗通日本话的“拨役”问我。这个人姓刘，是边镇北街人，原来盘乡卖煤油，鬼子来后，他投靠日寇，当了“拨役”，侍奉日本人，助纣为虐，横行乡里。他一再威胁我说通八路；他拿着木棍，那个鬼子拿着皮带，把我打得鼻口流血，遍体鳞伤。一顿毒打之后，把我拉到一个黑屋子里锁起来。
后来知道，本村出夫干活的乡亲，都到“拨役”刘某那里说情，证明我是老实农民，不通八路，但他置之不理，丝毫不为所动。边临镇解放后，据说此人逃亡东北，下落不明。
鬼子把我捆绑双手，锁在一间黑屋里，这屋的一角铺有一堆碎草，阴湿黑暗，在草堆里却蜷卧着一个小孩，看样子也不过五、六岁，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但又似乎未死。我想，这么点小孩犯什么“罪”，为何抓捕到鬼子据点呢？
事后才知道，据说河北吴桥的鬼子在“讨伐”时，抓捕一名抗日县长未能抓到，将县长的儿子捕来，鬼子调防行军时，将孩子留放在这里。
约近午夜，数九寒天飘着零星雪花，有七、八个鬼子提着两盏马灯，绑着我并拖着那个小孩子，走到离鬼子据点西边不远的振武庙，这座庙已是颓墙残垣，地上倒着一块石碑，鬼子把我绑在一根柱子上，把孩子放在石碑上，然后由鬼子伙房的一名中国伙夫拉来一车井水，放在石碑旁，几名鬼子狞笑着撕掉孩子身上的衣服，向他身上一盆盆地浇凉水，只见在浇第一盆水时，孩子似乎抖动了一下，以后再没有动弹，就这样把孩子冰冻在石碑上。鬼子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残杀这个无辜的孩子？是报复？是取乐？还是法西斯魔鬼本性？
鬼子一面向孩子身上浇凉水，一面给我说：“你的实话的不说，和小孩子一样，死了死了的”！
正在这寒风刺骨、鬼火闪烁的时候，看到一名日本翻译和汉奸维持会长走近几名鬼子中间，叽咕了几句，鬼子又把我带回到黑屋子里。
后来知道，是本村村长、“首事”，连同乡里群众及我舅父等人请客送礼、转托边临镇士绅，贿赂维持会长、日本翻译，我才得以“取保释放”。
后来也听说冰冻死在庙里石碑上的孩子，第二天尸体“不翼而飞”，原来是日寇伙房的伙夫韩某（边临镇西街人），连夜将孩子尸体转运到其家乡。
抗日怒火更加熊熊燃烧。
“破路”
1942年，日寇疯狂地对我抗日军民围剿屠杀，推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自德州县城通往边临镇、徽王庄、吴桥、陵县等地的土公路上，汽车、铁甲车时常往返。这时，我们也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挖掘地洞，村村连接交通沟，夜间破坏敌人行走的土公路。
3月份的一个晚上，天下着濛濛细雨，一片漆黑，八区副区长魏华南告诉我，今晚组织三华乡十几个村的群众“破路”，从边临镇以北到大道孙据点以南这一段，是敌伪据点边缘地带，要格外小心。因我是当地人，地形熟悉，所以由我和侦察员老乔同志负责督导检查。各村群众有村干带领，指挥部设在申家湾，有事由老乔出面与各村联系，我尽量不暴露身份。
由于这个地段在敌伪三个据点（边镇、徽王、孙庄）之间，属边缘区，且社会人事关系较为复杂，组织群众破路又是兴师动众之举，所以，尽管由县、区武装做了些封锁和防范工作，但仍被敌人侦知，并遭到突然袭击，没能达到破路的目的。
午夜时分，各破路段刚进行不到一小时，突然边临镇北门外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我们所设的监视岗哨，见到敌人出动，匆忙鸣枪报警。敌人从北门和东门分两路包剿而来，各段破路群众听到枪声后，很快逃避转移，煞时间都踪影全无。老乔同志说他去申家湾指挥部报信，要我向西逃避，这时已隐约看到了敌人手电筒的光亮。我飞跑到马升衢庄，刚进庄东头，不料大道孙炮楼的敌人也同时出动，许多敌兵已进了庄西头，这时我背腹受敌，无路可走，就转弯跑到当时的村长马吉林家。
马吉林是穷苦人，自幼随吴桥县的一些私业杂技团体“玩戏法”、“耍猴”、“耍把戏”，成年后，常年合伙耍杂技、跑江湖，为人很讲义气，但家景贫寒。日寇占领本地后，马升衢几家地主唆使支持他当了村长，意在使他应付当时的复杂局面，为他们服务。我们抗日区政府对他的家庭和为人了解后，进行了一些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马吉林成了一位“白皮红心”、“敌我两面政权”的边缘区村长。
我叫开马吉林的门后，这时边镇、大道孙两个据点的敌人都进了村，狼嚎鬼叫，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马吉林匆忙地把我藏在影壁墙后竖着一些玉米秸的角落里，这时敌人已在砸门，几个敌人进院后，其中有两个伪军认识马吉林，问有没有跑来八路和挖道的民工，马吉林回说没有，他们又到屋里查看一阵，在院子里乱转。这时有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朝向我藏躲的玉米秸堆刺了两刀，当时我感觉左腿部划动了一下，但屏住气一动未动。马吉林见状，忙给那两个伪军说：“我带你们到各家看，有没有八路”。敌人走出大门，马吉林把门反锁上，也跟着他们走了。
大约在村里折腾了将近一小时，忽听见南面枪声又起，敌人弄不清情况，匆忙集合，抢了些包袱和几头牛、驴，回他们的据点去了。
枪响的原因是侦察员老乔将敌情报给指挥部后，区、县干部、战士几十人即由申家湾转向陈李庄、史家阉到边镇南门外的侯庄，朝向南门炮楼打了几十枪，然后转移到九区地带去了。
敌人走后，我从柴堆里出来，马吉林也从村里回来，这时我才感觉左腿有些疼痛，裤子内部也湿了一片，到屋里点上油灯，才看到大腿出血，原来是鬼子向柴堆捅刺刀时，差一点没捅着我，大概是在抽回刺刀时，刀尖划破了肉皮，血流不止。所幸马吉林多年干马戏团，保存的有点刀伤药，吉林与吉林嫂两人给我敷上药，包扎一下，因伤势不重，马上就能走路了。吉林嫂给我擦试棉裤上的血迹时，见到棉裤被敌人的刺刀穿透一个洞，如再稍偏一点就捅在我的左腹部。吉林嫂说：“你真是福大命大，差一点就见了阎王爷”！
自此，我与马吉林成了生死患难之交。建国后，我虽调到夏津、聊城等地工作，也从未间断通信来往。1964年吉林兄患严重胃溃疡病，我陪他在人民医院动了胃大部切除手术，由于他一生摸爬滚打，而且穷困潦倒，所以身患多种疾病，于1965年去世。两年后，吉林嫂亦与世长辞。
“抗高”
1942年是日寇侵华烧杀抢掠最嚣张的一年，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其地面部队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对我根据地、游击区进行围剿堵截；天上也时有飞机侦察、扫射和轰炸，鲁北大地一时腥风血雨，乌云滚滚。
敌人也进行所谓的政治攻势，宣传“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并推行保甲制度，在敌占区发放“良民证”，组织联防自卫团等等，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抗日力量。但这些“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伎俩，在中国人的眼里不攻自破。
6月下旬，县政府派文教干部郭德元和崔振东来说，目前“青纱帐”已起，有利于我们的穿插回旋游击活动，上级考虑建立一个“抗日游击高小”，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一方面做为动员青年参军参政的桥梁组织，籍以补充和扩大我们的抗日力量。“抗高”跟县大队活动，主要是学习文化和进行抗日爱国教育。
两天后，通知我到了八区所属的五槽碾马庄，当时校长由周至刚担任，赵青祥、孙子和和我算是教员。几天后，由县、区政府推荐挑选了十几名青年干部，又在各乡、村动员了数十名青年农民，总计二十七名学员，就算“抗高开学”了。
开始几天跟随县、区武装部队活动，一天转移一个地方，中间也曾随杨忠的二营辗转于德县八、九区。住到一个村庄后，除给群众进行些宣传，帮助群众干些农活外，就是在大庙里或树林里上课学文化，利用门板当作黑板，用扒庙的石灰团做粉笔，没有什么笔墨纸张，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在小本上写，在地上画，晚上师生在一个炕上睡觉时，也提问讨论。这种不正规的教学，现在回想起来。倒把识字教学和思想教育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形象化、直观性、讨论式、谈话法等等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环境不断恶化，斗争十分残酷，这样的“抗高”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活动七、八天之后，就感到一种矛盾不易解决。“抗高”不紧随县大队没有武装保证和依托，时时随部队转移，有时又会增加部队的负担，况且部队是夜间行动，白天到一个村后，先进行封锁（本村人不准外出，外地人进入本村，也暂不准再出村，意在封锁消息），然后设岗、休息。“抗高”却是白天上课，尽管躲在庙里或树林里，不准唱歌和大声喧哗，究竟是在作息时间上有矛盾。何况晚上跟随行军数十里，白天有时也疲惫不堪。就这样，“抗高”只随军维持了一个月零七天，就被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杨集树林里，一阵机枪扫射给停办了。
一天下午，“抗高”的几十名师生在杨集村东头一片松树林里上课，还有这个村的几个儿童围观，忽听到嗡嗡地飞机声响，霎时间有两架日本飞机由西向东，来到松林上空盘旋一圈后，马上俯冲下来，对着人群扫射。当时事出意料，有十几名学员缺乏防空知识，到处乱跑，我和赵青祥同志高喊叫大家卧倒，我躺在了一个坟包的西面，紧靠我身边的是一个学员王金贵，眼看着两架飞机上下翻飞，交叉扫射。这时在村东站岗放哨的一位战士伏在崖头上向飞机打了两枪，两架飞机又扫射一排子弹即呼啸而去。
飞机走后，我们有3名学员被打死，2名被打伤，还有本村的一名儿童也被打死。其中就有伏在我身边的王金贵。王金贵年龄19岁，八区王集人，贫农家庭，因向往读书，报名参加抗高学习，不幸在这次突然事件中丧生。
县大队干部战士和我们一起，分别将死者送往家乡，做了些善后工作，当晚部队转移到六区王蛮、薛桥一带。
据知，第二天上午惠王、义渡、德平的敌人又对杨集一带“扫荡”突击了一次。
事发的第二天，县政府、县大队的领导同志即召集我们开会，说明环境紧张情况和保存有生力量，动员我们暂回家待命。
这一次遭到在杨集日寇的机枪扫射，和身边不幸牺牲的王金贵只毫厘之隔，又算是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
1942年10月，农村的秋收基本完毕，抗日“青纱帐”亦被季节“撤销”，日、伪、警、宪、特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肖华的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沂蒙山区，杨忠的二营地方部队，也转移到滨海一带，县、区武装的活动相当困难和艰苦。这时，渤海二分区传达上级指示，要我们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斗争”，根据“干部地方化”、“教员家乡化”的布署，进行“隐蔽”斗争。同时也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争方针。
一天晚上，县教育科王一清和崔振东来给我说，经研究确定要我去夏庄当教员，由政府通知该村村干，以村办形式办一所学校，内部定为抗日中心小学，并为抗日通讯联络站，和渤海二分区办的《黎明报》联系。教员伙食由村里筹办，所用粮米从每年所交公粮中扣除。夏庄是一个回民村，多是贫苦农民，和抗日政府有多方面的联系，有浓厚的阶级感情。村西南一华里多就是边临镇敌人据点。村东紧临马颊河转弯处，过河就是几十里方圆的“东下洼”，都是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丘岭荒碱地，长满了茂密的红荆、芦苇、碱蓬草，当时这一片土地就被人们戏称为“八路军的陕甘宁”。
次日，夏庄村长高端和，温玉泉来约我一同到夏庄，开始了抗日政府领导，但四面受敌的“教书生涯”
“敌驻我扰”
1943年下半年，抗日斗争的形势有所好转。秋收后，抗战军民算是渡过了42年和43年上半年百年不遇的旱灾所造成的濒临死亡的艰难岁月。德县八九区大部分村庄在游击战斗中形成了抗日根据地；从边临镇到袁桥一带的七区，在张龙等同志的带领下，游击活动也十分活跃；抗日斗争由东向西不断延伸，迫使敌人只能白天出来骚扰，夜间蜷缩在据点炮楼里不动，一到夜幕降临大部分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尽管如此，我们的军事装备和敌人相比，还是明显的敌强我弱。这时候，德县抗日军民根据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斗方针，机动灵活地同敌人搏斗。
1943年11月中旬，在一个隆冬的深夜，八区区长王中民（即刘玉斌），在申家湾小学里召开“扩瓦”大会，“扩瓦”就是扩大我们的力量，瓦解分化敌伪力量，所谓“大会”，也只是有四十多个村干、教员和“开明士绅”参加。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团结抗日的指示精神，布署了我们德县八区的战斗任务，主要内容是瓦解伪军工作。
会议结束后，王中民同志约我到申书奎家商量封锁和瓦解边临镇伪军据点的事，当晚我们进行了较周密的研究。
当时，边临镇敌伪军驻守的情况是，鬼子驻在西街和南门里两个炮楼里，伪警备队驻在北街原刘铭曾的宅院，白天东西北门各有一个班驻扎的哨所，晚上都撤到其警备队部去，街中心十字路东驻有一个伪警察所，敌、伪、警、特总计约有两个中队不到二百人，但他们可随时给德州、陵县联系调遣。伪军的中队长是董树斋、陈少发、王善同等人，都是本地人所共知的惯匪，下边所属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有的当过土匪，有些是吸食毒品的懒汉二流子，也有一部分是42、43年因严重灾荒为混饭吃当了伪军，他们家属分布在德县、陵县、吴桥各地并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王中民同志率领八区区队到了边临镇东门外的东小庄，他在边临镇大桥布署了一个班警戒，派通讯员小王通知我到了边镇东门外的战壕里，我和小王的任务是待王区长喊话开始，即迅速走到东门，将事先写好的伪军“黑红榜”贴在东门上，并将渤海军区印制的宣传品扔进圩子墙内，汉奸“黑红榜”就是根据伪军的不同表现，在他的名字上画黑红点。死心投敌，对群众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罪恶累累地画黑点，出身较好，罪恶轻微的画红点。伪军班长和士兵大部分是红点，当时，就连警备队小队长王善同也画了红点。这种活动曾一度起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
王中民同志拿着喊话筒，隐蔽在东小庄西头一堵半人高的墙头边，刚讲了四、五分钟，我这时正同小王在东门上刷浆糊贴“黑红榜”，似乎感觉头顶上空“哧”地响了一下，紧接着在王区长的喊话处“轰”地一声爆炸声，喊话顿时停止了。我和小王迅速跑到战壕里，静听了约十分钟，没有动静，刚站起来在壕内向北走，忽然在东门房顶上露出一个人头来，轰的一声向我们两人打了一枪，听声音象是土枪，把浆糊桶打掉了，小王的左臂挂了彩。我扶着小王顺战壕跑到北头，爬上来急急忙忙走到马颊河边，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给他包扎一下，到陈李庄找到村干部，派人把他送到王集去，我就隐蔽着回了夏庄学校。
第二天，派年龄较大的学生夏守功，去边镇东门外探听消息，回来说昨晚八路军喊话，被汉奸陈少发的掷弹筒打中了，墙下流了一滩血。
晚上，我连夜跑到五槽碾马庄找到王中民同志，见他躺在炕上，胸前被掷弹筒炮弹皮炸伤，好在伤势还不甚重，也知道了区队一名队员同志被炸死。
当时，我们研究考虑，敌人为什么打的这样准，能够正中目标？应该做些调查研究。因为事先我们知道，夜间敌人在东门没有布岗，站岗放哨的都是边临镇街的居民群众，他们被迫轮流打更值班，敌人从据点放炮距离较远，为何能这样准确？
事后，我们通过关系了解，说是陈少发中队刚由德州领到掷弹筒，向这个喊话方向试射，碰准了。但是我们也总结出一条教训，就是两月前王中民同志曾在这个地方进行过一次“喊话”宣传，这次又是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有可能给敌人的射击提供了测绘条件。吃一堑，长一智，血的代价也给我们以后的游击战术提供了经验。
1943年旧历春节年三十晚，农村传统习惯刚“烧香、请神”完毕，县政府通讯班刘应涛来我家说：“金秘书带领通讯班在夏庄南道沟里，叫我告诉你今晚封锁边临镇据点，扰乱敌人，不叫他们痛快过年。因你地形熟悉，叫你带几个通讯班战士围绕据点周围的村庄，挂一圈灯笼，然后通讯班向据点炮楼鸣枪射击。”我想了想说：“挂这一圈灯笼有七八个村，用的时间较长，最近敌伪特务有时夜间出来敲诈勒索，为防备万一发生敌情，最好叫本村贾春立也参加。”我一提此事，他很赞同，因他对贾也有所了解。
贾春立原在八区（惠王庄）伪区公所当区丁，区丁就是给区长跑腿送信，听差打杂的，由于对群众有些勒索行为，所以造成群众不满。他在边临镇街有亲戚郭某，开大车店（即停车住宿饭店），属地方劣绅之流。他因家景富裕，开饭店旅馆，就和伪警备队、警察所勾结联系，敌伪抓捕群众敲诈勒索，受害群众托人求情，送礼行贿时，常常住在他的店里。他就是一个中介说合、挑词驾讼、从中渔利、为敌人服务的地方势力。
我告诉刘应涛先找贾春立，叫贾再来找我，这样避免暴露身份。有贾参加万一遇到敌情甚至或被捕，有利于与敌人周旋。
约一小时后，贾春立来敲我的大门，这是先由刘应涛把他叫到金秘书处，进行“训话”后又到我这里来的。我给他开门后，他很神秘地给我说：“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此路过，驻了很多村。一位县政府的负责人给我谈了话，因咱俩是本地人地形熟悉，叫咱围边临镇各村挂一圈灯笼警戒敌人……”我做出极不情愿的样子说：“大年三十了，还叫人办这提心吊胆的事！”出门后，见有两个武装通讯班队员，拿着灯笼和一包蜡烛，没有说话就悄悄地先去边镇西边的洼李庄。这次行动贾春立虽然表现有点惊慌，但为了做“贡献”却很积极，还附带谈了些据点内部的情况。
我们四人由洼李庄、王泽庄、簸箕王、马才、侯庄、王纪口转了一圈，贾春立爬到树上挂灯笼，我给他点燃递送，两个队员负责观察动静和警戒。最后走到贾庄南湾崖，刚挂完最后一个灯笼，事先埋伏在周围的县政府通讯班向边镇据点开枪射击，煞时间，枪声四起，步枪声、机枪声（是用大火鞭、爆竹装在煤油桶内燃放，音似机枪声）、炮声（是集束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响彻四野。于是边临镇据点内象炸了锅，吹哨集合，跑步呼喊，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县政府通讯班总计20多人，一阵枪鸣炮响之后，即兴高采烈地转移到根据地过年去了。
第二天，各村群众出于对鬼子、汉奸的仇恨，在互相“拜年”之际，自发地“以讹传讹”，纷纷舆论，说：“昨晚八路军的主力军过来了，部队过了大半夜，直到快明天才过完。”“听说是贺龙的部队，由桑园那边过来向东走，还有马队、炮车！”群众听到后，都笑逐颜开。
鬼子、汉奸提心吊胆，一夜没睡觉，大年初一据点象坟墓似的死一样沉寂。
清真寺小学
1942年秋，德县抗日政府分配我在八区夏庄小学当教员，并建立抗日通讯站，我在这个回民村整整工作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离开这里。
夏庄四面有十几个敌伪据点，最近的是西南方相距仅两华里边临镇。边临镇是德县东最大的一个街镇，敌伪驻有重兵把守，除日寇一四一五部队一个中队外，还有伪县警备队、特务队、警察所、新民会等敌伪军政组织。西北方向有大道孙敌伪炮楼，相距六华里；东北有徽王庄、敌伪据点，相距十华里。
回民清真寺小学，座落在村中央，一排六间房，一个宽阔的单独院落，北面是清真寺，和学校毗连。清真寺虽已破旧，但建筑古老宏伟。两进院落，有高敞的大门和中门，大门嵌有回文匾额，西面是能纳二、三百人的礼拜堂，南北各有厢房三间，中门外还有水房子（供回民洗澡用的）两间，架子房（有放抬回民棺材的架子）两间。清真寺和清真寺小学是清朝光绪年间集资兴建的，砖墙瓦顶，雕栋画梁，完全是回教的民族形式。院内青砖铺地，古槐蔽日，颇为清雅。清真寺的诵经声和学校的读书声，日日夜夜隔墙相闻。当时主持清真寺的阿訇姓白名玉壁，德县五间房人。这位老人年逾古稀，童颜鹤发，胡须垂胸，两目炯炯有神，虽已年迈，但眼明耳聪，体格健壮，走起路来疾如风火。白阿訇粗通文墨，能顺利地阅读书报、经文，更值得敬佩的是，这位老者为人忠厚，心地善良，深明大义，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与白阿訇年龄悬殊，回汉有别，但相处三年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忘年之交。
1945年麦收前，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德县全境除县城（即现在的德城区）和城东边临镇外，大小敌伪据点都为我拔除，边镇的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就在敌人濒临歼灭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次汉奸队长陈少发率人到夏庄抓捕我，白阿訇为掩护我而惨遭毒打的事件。
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正在圈改学生作业，值班放哨的学生夏守功、夏万春气喘吁吁地来告诉我：“南边道沟里有许多汉奸持枪跑步到咱们村来了！”话音未落，就已听到街上鸡飞狗叫，人声嘈杂，同时听到汉奸威吓质问学生的声音：“你们的老师在哪里？”几个学生故意互相询问后，大声回答说：“不知道去哪里。”这时，我飞速跑出教室，越过墙头跳到清真寺。我说：“汉奸来势汹汹，可能是抓我！”这时，七十多岁的老阿訇三脚两步十分机警果断地把我带到“架子房”，用猛力抬起回民“棺匣”（即回民棺材）说：“快进去，躺下！”这个“架子房”有两具“棺匣”，房子里面存放了些高梁秫秸，由于平常很少人进去，满墙蜘蛛网，一屋子尘土，霉暗阴森。我刚躺好，略为镇静时，即听到外边汉奸的嚎叫声：“这里的教员哪里去了？”阿訇说：“不知道！他是教员教书，我是礼拜寺的阿訇，住在两个院子，我怎么能知道？”于是，响起一阵激烈地辱骂毒打和老阿訇高声辩解反抗的声音……。由于敌人知道自己已到了末日，我们县、区部队已控制了整个局势，乡村的民兵联防也随时能集合战斗，所以，他们在村里匆匆转了两户，抓了几只鸡，就急急忙忙窜回据点。汉奸走后，我到阿訇的卧室，见他满脸血迹，腰骨受伤，呻吟不止。这种惨状，使我热泪直下，悲愤难言！
我与老阿訇做了交谈商酌和给学生干部做了简短布署后，即迅速跑到九区杨集找到县长郭毓芬同志，向他汇报情况。他的分析是有坏人告密，但伪军的目的是在他们撤退之前，抓捕部分干部、群众，进行敲诈勒索。最后他说：“敌人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日寇即将投降，汉奸已有明显预感，我们为了减少损失，想争取部分汉奸缴械投诚，现已给他们书面通知，明天即由敌工部长李连贵同志去边临镇据点与汉奸队长会面谈判，今晚你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即可回工作岗位。”第二天，李连贵同志带一名通讯员进入边临镇，在伪军据点会面时，李连贵给他们说：“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日本鬼子投降已成定局，全国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你们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应该及早醒悟，要自己给自己留出路，争取反正立功……据点附近的抗日家属、抗日教员、抗日基本群众，你们负责保护，否则，你们都是本地人，你们的家属、亲族都在抗日政府掌握之中，出了问题，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自此，夏庄清真寺小学即未再出现敌伪侵犯事件。
这些事距今已有五十余年，但记忆犹新，那些为抗日战争不惜一切做出贡献的夏庄老阿訇、老村干和父老兄弟，他们的崇高精神和英雄行为都宛在目前。
县大队一连遇难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前夕，1415部队的鬼子知道已到末日，提前逃到德州城里集结待命。这时边临镇据点内只剩下汉奸伪军二百余人。汉奸头子有董树斋、陈少发、陈冠五、王善同、孙连科等人，这些人都是当地的惯匪，做恶多端的亡命之徒。他们自知边临镇解放后，人民群众不会轻易饶恕他，所以就铁了心和抗日军民对抗到底。
此时，德县全境所有敌伪据点、炮楼，都被我拔除，只剩下了边临镇。七月下旬的一天，德县县大队包围了这个据点。当时我们县大队有三个连，大队长冯三荣同志的布署是，以一个连的兵力占据贾庄、东小庄、侯庄向边临镇攻击，两个连的兵力在闫庄、宋庄两村之间通往德州的公路两旁设伏，待敌伪军向德州城撤退逃跑时，聚而歼之。这样可减少我方损失。
战斗前，县、区政府筹备了部队给养和担架队。八区区长王新清同志告诉我，上级确定叫我携同县大队粮秣干部负责收受粮米柴草和各乡、村送来的慰劳品，做好食宿供应工作。群众交来的粮草物品都登记入帐，以便在秋后交纳的公粮中扣除。
包围边临镇后的当天下午战斗开始，敌我两方枪声响成一片，至夜幕降临时，抢击仍时断时续直到夜半。由于县大队有将伪军撵出据点在外设伏的计划，所以并未向敌人冲锋攻击，而且主攻部队只一个连，人力、弹药均不占优势。岂料，敌人在第二天黎明前，没有直接向德州城方向逃窜，却偷偷出边临镇小西门向西北方向逃跑。这些急急如丧家犬，忙忙如漏网鱼的汉奸们，先跑到桑园镇车站，然后又逃到德州城。待我们的侦察员报告这一情况时，他们已跑出十余里，我们派出一个连追逐未果而回。
敌人逃跑后，县大队进驻边临镇，用两天时间组织群众将西街和南门的炮楼彻底扒掉，并扒了部分圩子墙和填平部分圩墙外的沟壕。
就在这日寇即将投降，解放了德县农村最后一个敌伪据点，万众欢腾的时刻，由于思想麻痹，军事失误，遭受到了敌人的联合袭击，使县大队一连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县大队进驻边临镇的第三天早晨，大队长冯三荣同志和他的一名通讯员叫着我一同到边临镇东门外一华里的边临镇大桥，当时因为德县最后一个敌伪大据点也解放了，心情十分愉快。这样边走边谈，走到大桥东头的龙王庙高台上；当时脑子里并没有想到在敌人已面临土崩瓦解的时刻，还会隐蔽集结，卷土重来。我们三人站在庙台上，我给冯三荣同志正在介绍东下洼的一些村庄，忽然，冯队长举着望远镜说：“不好！东南方向有敌人！”这时我也影影绰绰看到东南方王杠庄跑出来一些马队。王杠庄距边临镇只有六华里，马队眨眼间就能到达。这时边镇街里的战士都正在上早操，他们不知道这个敌情。原来派出东南方向的两名侦察员，因到王杠庄之后，敌人已由南边进村，他俩碰到敌人已无回旋余地，所以迅速插到群众家里，从王杠庄到边镇大桥是一片辽阔平川，已不能回来报信了。
我们三人飞快地跑回边临镇，刚到东门将门关闭，敌人的马队已到了东小庄，敌步兵也到了边临镇桥。敌兵分两路，一路直接袭击边临镇街，一路跑向西北，在夏庄南边的一片松树林里截击。
冯队长到边镇后，火速命令二、三连出边镇小西门向西北撤退，一连出北门迎击敌人进行掩护。这时，敌兵已到了边临镇十字街，与没来得及撤退的战士和炊事员拼杀，由于寡不敌众，当即有七、八名战士光荣牺牲。
一连指战员百余人，边打边退，当走到由贾庄通向夏庄约半里长的道沟里时，遭遇到了事先在松林里伺机等待截击的日伪军。煞时间，敌人的轻、重机枪齐鸣，我们的人被敌人炮火封锁在道沟里。
部队转移时，我跟随一连出的北门，身上带了些帐目、条据之类，我们共同走到夏庄道沟时，一连连长张建洪同志说：“英民同志，你没有带枪，行动方便，赶快跑几步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如能见到八区区队，叫他们鸣枪接应一下！”听罢，我即跑步到部队前边，跑到“高家夹道”南头的一堵短墙下蹲下，这时步枪、机枪声，手溜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难辨敌我。激战近一小时，边临镇西北方向已无动静，估计二、三连已安全转移。在激烈的枪声中我看到张连长连续两次发起冲锋攻击，均被敌人炮火压的抬不起头来。最后一次见到张建洪同志站起身来，手举匣枪，高声大喊“冲啊！”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在了张连长身上。连长的牺牲，军心有些焕散，全连也牺牲了大约有近一半的战士。于是连队战士弓腰持枪跳出道沟向村内转移，但是道口已被敌人机枪封锁，所有从这里跳出转移的同志，都牺牲在敌人的枪下。
我见此情景，即迅速由“高家夹道”向北跑，再折向东，跑到马颊河，跳进水里，在一片芦苇中蹲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约近一小时村里没有了动静，我爬上岸来，拧干衣服上的水，慢慢观察着走进村里。原来敌人进村后匆匆忙忙抢了些衣物，牵了几头牲畜，就到边镇集合去了。我急忙走到南道沟战场，见一连的战士横躺竖卧地惨死在那里，也见到连长张建洪同志的尸体，当时悲愤之情难以言表。
我们的县大队这次惨遭失败，事后分析，主要是在取得胜利面前思想有些麻痹，另外，县大队在敌人溃逃后，不应全部进驻在边镇街内，部队应驻扎在边镇周围村庄，或者一分部驻扎在近村，形成犄角之势。这是我们游击战、运动战长期的经验做法，这次却忽略了。
我自己这次随军行动，听了连长张建洪同志的嘱托与劝告，提前跳出了敌人的封锁圈，否则，也要同一连的同志同归于尽了。
张建洪同志和一连的战士，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们的英雄形象和我伴随了一生！
征粮、支前
1946年6月初，渤海军区部队在袁也烈司令员率领下，包围攻击德县县城。
德县县政府抽调部分干部，在所属各区组织民兵担架队、大车队支援前线，并按照区划征收夏季公粮。根据八区区政府的部署，我和当时的财粮助理王学文被分配在八区连五寨子一带的20多个村组织这项工作。6月7日前，担架队，攻城云梯队，运送给养粮秣的大车队，都先后抵达德县县城周围待命，6月7日解放德州的战斗打响了。我和王学文在这20几个村组织督促支前工作，并进行夏征的核算和粮食征收。支前物资源源送去德州，战斗胜利消息也频频由德州传回。就在这胜利频传，欢欣鼓舞的时刻，王学文同志却被德州城逃出来的残敌枪杀了。
6月11日中午吃过午饭后，我和王学文在北贾庄一家门洞里支上门板躺着休息，由于连续几天的日夜劳累，王学文很快就睡着了。我躺了一会要去便溺，便走向南边场园中的厕所。我刚蹲下就听到庄西头群狗狂吠，紧接着就人声嘈杂和许多人的跑步声；我侧首一看，见有几十个人陆续向东跑，有的身着便衣，有的穿着伪军军装，有的背着或扛着步枪，还有的扛着机枪。当时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德州逃出的残敌，也想到王学文还在睡觉，随即有一声枪响，我想可能出了事故。
当时的情况是，街道上鸡飞狗叫，人声嘈杂时，王学文也醒了，他提枪走出“过车门”，许多残敌走到面前，已来不及退避，敌人见他是持枪的“八路”，就要抓他缴械，据房东大娘远处看到，王学文可能在举枪反抗的时候，被敌人一枪击中了。
王学文同志是在我们即将胜利的时刻壮烈牺牲了。我又是一个生死线上的幸存者。
德县县城解放后，时任县长的李向平同志率县政府部分人员由王官庄进驻县城与军管、公安人员着手整顿社会秩序，肃清藏匿在市区的残敌。我被调任清理敌档小组成员。
6月下旬，县政府通知我到董屠区参加夏粮征收工作。
德县在这个区征收公粮较晚，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较差。上级指示结合爱国粮的征收的同时要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依靠群众，教育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每到一个村先给群众挑水，扫院子，帮助干农活，吃饭吃粗粮，交米票、菜金，以实际行动说明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
我到董屠区后，区长季奎生同志接待了我并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和区财粮助理陈旭东，八区来协助工作的刘芳顺，带两个民兵到河沟刘村，用三天的时间完成周围十八个村的征收任务。
季区长和我交谈的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五人便由区公所出发到河沟刘去。接近傍晚，到了河沟刘。这时庄东头站着一个青年农民，陈旭东同志问他村长住在那里，他说：“村长在茶馆里，招待弟兄们吃晚饭，你们来了正好一同吃，都是自己人！”我们一听不对头，事先知道县、区并没有向这个村派人，那来的“自己弟兄？”陈旭东令民兵将他带走，想把他带到村外，询问一下茶馆里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青年农民见势头不对，不愿走，就嚷了几句。这时，远处见到茶馆里有一人探头，随即跑出来约有七、八个人，都手提步枪或匣枪，他们隐蔽在街两旁向我们开枪射击。
原来这是一伙潜入和盘居在董屠区的地主还乡团和土匪黑团，他们到各村以“征粮”名义敲诈勒索，抢劫民财，和我们遇上了。我们的两位民兵有步枪两只，但只有六十多颗子弹；陈旭东带有一只底把匣枪，我带一只手枪，都是只有几粒子弹，远程射击，无济于事。土匪、还乡团约有十几个人，他们的武器好，都有长短枪。双方射击约十几分钟，他们见我们人少，且只有两人还击，就向我们集中火力并逐步逼进。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我开始避身在庄东土地庙东侧，陈旭东和刘芳顺在村东头的房跟处，两位民兵同志跪伏在一堵短墙下还击。民兵的子弹快要打完，敌人渐渐逼近，陈旭东大声喊“撤！”我们就在敌人密集地枪声中跑散了。陈旭东和两个民兵地理熟悉，穿越有关村庄去找区部，刘芳顺跑到一户群众家里；我在敌人的枪击追逐下，向东北方向的红荆丘岭地里飞跑过去。跑了一阵，敌人不追了，我就躺在红荆丛中休息，这时天已漆黑，各村断断续续枪声四起，有敌人鸣枪，也有我们民兵联防鸣枪。我对东屠区村庄和地形均不熟悉，所以，就干脆躺在红荆丛中睡觉了。一觉醒来到了第二天的旭日东升，脸和嘴唇虽被蚊子叮了许多疙瘩，但却睡了六、七个小时的“太平觉”。
太阳升起时，我走出红荆丛林，陈旭东和区队的一些同志正在寻找我……。
完成征粮任务后，于6月底我和刘芳顺到王官庄县政府汇报，然后回八区原地工作。
我离开董屠区大约半月，于7月上旬的一天，区长季奎生同志被土匪“还乡团”杀害。我和季奎生同志虽仅一面之识，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噩耗传来时，使我非常悲愤，久久不能忘怀。
战争年月，有多少这样的好同志死于难测的旦夕之间啊！
青州会议途中
1948年春，德县县政府通知去青州（益都）参加山东教育研究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效农、李泽普、刘基业、韩中有、华连岐、于正心、梁绣章和我，由县文教科长梁键同志带队。当时济南、青岛还由敌人占领，从济南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各城市和山东广大农村都先后解放了。
由德县县政府所在地王官庄出发，经陵县、临邑、商河，在济阳的仁风渡黄河，再路经青城、高青、桓台、索镇、临淄等地，辗转到了青州城。这时黄河以南的城镇刚刚解放，墙壁上的反动标语还未清除。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部分城乡群众对共产党干部还有某些疑惧。几百里的长途跋涉，还遭到几次土匪和国民党散兵的骚扰与袭击，最后，总算安抵目的地。
途中在仁风渡黄河和陶唐口遭济南敌机轰炸，又算是“死里逃生”。
当我们走到仁风镇黄河渡口，据当地群众介绍，济南国民党飞机常来黄河渡口轰炸过往军民，轰炸时间大都在黎明前后。于是，当晚我们就住宿在黄河沿岸的一个小村。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到渡口和一位摆渡的老船工大爷联系，摆渡船工有两人，是长期在黄河岸边撑船的能手。木船在河边水中先逆流而上，至中游船工猛力划拨，接近南岸前，使船顺流划至南岸渡口。木船刚越过滔滔中流时，忽听到西南上空飞机轰鸣声，霎时间，一架敌机到了渡船的头顶上，接着敌机向渡船投掷两枚炸弹，一颗投在船的后边，似乎未炸，一颗在船的右侧爆炸了，轰隆隆一声巨响，木船被河水和气浪冲击向左翻了，有几个人被甩在了河里，有几个人则抓住船尾飘流，好在这时的木船已接近南岸，到了浅水处，两名老船工和有几位同志会泅水，大家相互搀扶爬到岸边，没有一人伤亡。敌机吼叫着向东北方向飞走了，船工见他的船歪在水里，但没有炸毁，两人朝着敌机飞走的方向骂了几句，坐在河滩上笑了。我们几个人拧干了衣服，向船工道谢，交付了船钱后，又匆匆上路了。
过黄河走到青城吃早饭，年龄最大的李泽普同志说：“我们这次过河，真算有惊无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不定敌机再投炸弹时把王耀武也投下来哩！”
又一天，走到一个比较偏僻荒凉的地方叫陶唐口。这个地方村落稀疏，遍地沙丘，土公路两侧连续不断的有一些射击掩体。据我们分析，可能是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为掩护撤退时挖掘的，都是些直上直下，仅容一人，深度一米多的圆坑。我们走在这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沙丘地带，时近中午，天气炎热，又饥又渴，我的两脚磨起水泡，一瘸一拐，十分疼痛。梁键同志指着前面一个隐隐约约的村庄说：“到前边吃饭、休息，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我们都能打败，区区几个臭脚泡何足挂齿？”
我们正边走路边说笑间，忽然又听到嗡嗡声，抬头一望，从西南方向又飞来一架敌机。我们迅速疏散，都分别蹲在了土公路两旁的射击掩体里。这时敌机飞到我所在的掩体圆洞垂直上方，似凝立不动，在这几秒钟的刹那间，我忽然灵机一闪，爬出这个圆洞，飞速地滚向南边的另一个圆洞，身体刚刚蹲下，就听“轰”的一声，飞机掷下的炸弹爆炸了。这颗炸弹不偏不倚正炸在我原来蹲着的那个圆洞上，这时我两耳被震得有些耳聋，脑袋也有微疼麻木，似停止了思维。稍停一会，感觉有些憋气，原来这两个圆洞距离不远，炸弹把那个洞炸了一个土坑，溅出的沙土把我埋在了这个圆洞中。我的思维清醒后，猛一使劲，将头露出来。这时，飞机早飞走了，其他几个同志都在洞里出来走向我的身边，见我没被炸伤，都非常高兴。大家劝我在坑边坐着休息了半小时，见我头上、脸上尽是黄沙土，好象化装的丑角一样。许效农同志开玩笑说：“英民同志真不简单，和古代土行孙一样，会土遁，你教会我们，再遇到飞机轰炸，咱就集体土遁。”
在青州会议的行军途中，遇到两次飞机轰炸，都化险为夷。回忆往事，倒也津津有味。
青州会议距今五十多年，那时聚集在青州的有两个会议，一是“教育研究会”约四千人；一是“建设研究会”约四千人，总计八千人。还有陈毅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驻扎在云门山区；有华东局、山东省和各行署机关。由于党政军民在青州一带，集中很多，所以济南国民党的反动报纸大肆宣传“共匪云集益都”。当时我们也能看到敌伪报纸，每班一份，籍以研究他们的动向，他们被我军围困时，就吹嘘孤城“固若金汤”；他们败退时就说：“主动转移”或边打边退安抵济南……。山东省除济南、青岛外，各地城乡都被我军解放，国民党军政人员、敌伪时期的汉奸、特务，还有土改被斗的地主、恶霸、黑团土匪等逃亡到其省城济南。那时群众说济南是“三面八路一面匪，一城司令半城兵”。三面八路说法是指三面被我包围，一面匪是指吴化文的军队占据一方。也说：“李延年，延年不益寿，王耀武，耀武不扬威”。总之，敌人岌岌可危，我们解放济南指日可待了。集中八千人，召开“两个研究会”，实际也是准备解放济南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渤海行署所属的教育会议人员，被分布位在青州十中。这期间，常由山东省和渤海行署的一些领导同志做各种内容的报告。期间，做报告、讲话最多的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白滔同志，反复讲解教育工作的重要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1948年恢复和发展山东教育，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济南解放前夕，在青州“两个会议”上，挑选500人，组成“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队”，由省政府的李澄之同志带队，浩浩荡荡向济南行进，这时济南战役已经打响了。
以上是旧中国和战争年月中极为平常的事，在那苦难的旧社会和日寇侵华的年代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日日夜夜在死亡线上挣扎，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解放祖国而英勇献身！
倏忽间，今年我已经八十岁了，回忆历经坎坷艰险的一生，断断续续地以通俗的土言土语，写下这么几个片断，从心灵上寄托一下为祖国捐躯的同志们和饱经忧患已故父老乡亲的哀思和怀念！
这都是一些实际经历，所以也想到留下一点资料，如能被后人看到，或者能有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古代甄选人才故事
人才有高低之分，也有真伪之别，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甄别人才，是领导者的职责，也是一门领导艺术。
春秋时期晋国中军尉祁奚向晋侯告老请退，晋侯问他由谁来继承其职位，祁奚举荐自己的儿子祁午；晋武帝下诏征求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唐中宗时武则天命众宰相各推举尚书一人，狄仁杰自荐其子狄光嗣。后人评论此三事，不是“美奚、安、仁杰之能违众举亲”，就是“赞午、玄、光嗣之能不负举”，其实最值得称道的当属晋侯、司马炎、武则天三位为君者的用人不疑。
任则不疑，疑即不任，甄选人才最忌既疑又任，否则将自食恶果。清道光帝在位三十年，颇思振奋求治，但在用人上却囿于满汉之见，对林则徐、邓廷祯等汉族能员或疑或黜，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宋代胡仔《若溪渔隐丛话·之一·居士》有云：“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唐朝韩滉节制三吴时，一次，有位故旧的儿子来投奔他。来人从外表看上去毫无长处，且不通人情世故，但韩滉却从他在宴席上始终端坐不与邻座交谈的表现上，看到了其铁面无私、不曲不阿的过人之处，便命他为看守仓库的小吏。果然，此人上任后，“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甄选人才时如求全责备，挑剔缺点，就很难识用人才。 （摘自《联合日报》张凤磊）
德县飞机场的建立及其焚毁
贾士君
一九一七年八月，由在德县城南庞庄（现已划为平原县）迁至德县的基督教神父德弗兰，以基督教公理会名义，在德县城东（俗名东地）创立博济医院。德弗兰一方面主张建院，另方面以建院名义，开始传教，他本是德国人，传教后并加入美国国籍。
该院创办后，人手很少，医、政、司职人员总共不过十多人，德弗兰任院长。当时由于博文中学的外籍人员和基督教会博济医院的外籍人员，所需医药、器械等物资，均由美国运进。当时交通不便等客观条件限制，须在上海搭机往返于美国之间，费时费力。出于这个目的，德弗兰便设想在德县修建一机场，该计划很快得到德县教会势力的同意和支持。
一九一九年冬，由美国基督教会派出代表三人，名曰“三人小组”，与德县地方当局进行磋商，并达成初步协议。筹建投资费用，由德县地方政府、教会与驻德人员共同负担，一切筹建事宜，均由德弗兰主管办理。机场设计规模极小，初步规划先由县东北宽阔地带，占地方圆三、四华里。当时中国境内，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因此，德弗兰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以致搁弃。
一九二五年以后，军阀张宗昌盘踞山东，这时，在德县搁弃的机场原址，又进行大规模扩建。范围扩至东到七里庄（岔河以东），南至肖何庄，西到罗庄、芦家大院，北到长庄以南，所征土地一千六百多亩，方圆十多华里。土地征价比数，每亩折合谷米五元一石，全部兑换现洋，周围各村农民，春种秋收，一律折价，发放青苗费。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兵分三路，直取山东。张宗昌匆忙败退，率残部三五团逃至德县境内暂作喘息。一九二八年初，北伐军势如破竹，乘胜包抄晋鲁，直至各省。张宗昌穷途末路，下令将德县飞机场所有系统全部捣毁殆尽，大部三五团兵士解散，张携随从亲信四十余人怆惶逃走，嗣后，德县飞机场杂草丛生，狐兔出没，一片荒凉景象。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十月，德县沦陷。次年，大约四、五月间，日军征用大量城乡民工，以农村人居多，约有三千多人，分期分批的，在原地域进行平复场地、修岗楼、建飞机窝，筑掩体，土地面积扩至一千五百亩，周围方圆二十华里。所用民工，每人每天三角伪钞（大正昭和年俗称老头票）的生活费，他们对中国民夫残酷虐待，轻者打骂、关押，重则至死。修建机场，整个过程为期两年，其间时断时续，到一九三九年基本建成。
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我华北、华南各战场节节失利，为挽败局，在军事装备上，加强了防御，妄图作最后的挣扎。八月，在义塚川日军总队长（日军总头目）编制下，在机场建立了防护营。下设运输队、补给队、保安队、运输队，负责运输弹药、枪支、物资，供给空投等。补给队管后方，增兵调员，添补分配。保安队负责安全，组织布署，并随时听从指挥调遣。在罗庄村南每天辎重车辆来往不断，在罗庄村东，据有一排苇席棚，内储有大批建筑材料，另有军需物资，手套、大米，汽油等，另有马棚、草料棚。罗庄村北埋设约一华里长木桩，木桩上架有飞机伪装台，机场从东南到西北长约二十华里，飞机窝设在长庄村南三个，罗庄村北两个，七里庄村一个，跑道从东南的七里庄延伸到长庄的西南角，储存飞机最多到过七十余架。
一九四四年夏天，四架标有国民党徽的战斗机，从东北方向的桑园火车站，截击了两列日军货车后，直奔德县县城方向而来，追赶着一架标有太阳图案的日军小飞机，在长庄村东南上空，日机被击中，连翻跟斗，一溜黑烟直冲机场汽油库坠地，将已停在机场的四架飞机撞击燃烧爆炸，引起一片冲天大火，但整个飞机内其他设施并未完全烧毁。
一九四五年，我德县二区队摸清敌情，在队副郭连信同志带领下，有队员魏厚新、李文海、满茂盛、刘吉明、李保山等十余名同志，装扮成民夫混进机场，另外，又派队员郑德荣、郝呵吧、杨四等人，担任护卫任务。在日落黄昏，便与被日军早抓进机场干活的三个木匠取得联系，一位叫骆振芳（河北故城县人）；一位叫张恩庆（山东平原县荣家庄人）；另一位记不清名字。首先，解除了守卫机场西北角的日伪军武装，紧接着发动众多民夫，一起协同战斗，放火点燃工棚，席棚易燃物资，顿时火光冲天，日军吓得目瞪口呆，乱作一团。大火烧至直到天明，方才减弱。
至此，德县飞机场经过两次大火，其场内设施，近乎全部焚毁。
女裁缝与泰山“千年和平钟”
张闽文
在五岳之首的泰山脚下，一座“千年和平钟”引人入胜。然而，有谁会想到，此钟却是德城区一个47岁的女裁缝刘凤珍为迎接2000年特意在泰山竖立的，此举耗资80余万元，其中刘凤珍个人出资35万元，其余部分由3家企业捐助。
为了这座钟，刘凤珍奔波16个月，上泰山50余次，为寻求合作者跑遍半个中国，差点搭上性命；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10余万元的债；甚至她还因此与丈夫差点失和；她那原本红红火火的裁缝店也曾关门。为了这座钟，她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终于在1999年12月5日，一座高2.5米，以大理石为基座的时钟在泰山呈现在人们面前，当刘凤珍用颤抖的手，剪开一块彩绸，这个刚强的女性，双眼溢出了泪水，这泪水的滋味，只有刘凤珍自己知道。
刘凤珍是德州“挪亚文化服饰有限公司”经理，德城区政协委员，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6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甚至想到全家自尽。是街道党组织和居委会雪中送炭，为刘凤珍和姐弟几个每月全家解决15元的补助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幼小的刘凤珍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报答社会。
贫寒让刘凤珍早熟。她12岁就拜师学裁剪，手艺长进很快，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夫妻双双来到艾连和的家乡山东德州，开了一个裁缝铺子。8年创业奋斗，夫妻俩终于一针一线“缝”出了近40万元，小裁缝店也改名“挪亚文化服饰有限公司”。
富裕了，艾连和想投入再生产或买房置地享受生活。刘凤珍却想做一件能实现报恩心愿，对社会有益的好事情。
1998年8月的一天，刘凤珍因事去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策划创意人，在他的迎接2000年系列创意中，有一项是在泰山上竖一座“千年和平钟”。这很合刘凤珍的心意，特别是想到能在1999年子夜时分敲响时钟，让钟声通过传媒响遍全世界。她便毫不犹豫，当场签下合同，花35万元买断了这个创意。
当刘凤珍把这一切告诉丈夫时，艾连和大惊，埋怨她怎么不跟自己商量一下，并且觉得这件事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刘凤珍不信，就独自一人上了泰山。在泰山入口处，她看中一块地皮，准备把钟竖在那里，她还找到一家民间工艺美术设计室，委托他们设计时钟样式。然而，泰山管委会找到她，说泰山作为世界自然保护遗产，不能随随便便竖钟；一些专家、学者也说竖钟不是种庄稼，今天种上明天就收走，这是文物，得和泰山共存。
刘凤珍一听呆住了。不过，她还是全力说服有关方面，讲自己竖钟不图名不图利，只想表达一个平民百姓热爱祖国的心情。后来，虽说泰山管理部门破例同意，但是，人力、财力、物力却让刘凤珍不知所措。
刘凤珍请来朋友，共同出谋划策。大家感到，这事若靠她一人之力，难以办成，必须寻找合作伙伴。她跟丈夫商量，想从家里再拿点钱，艾连和责怪她要把家里的血汗钱折腾光，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她开始到各地奔波。可是，不少企业家说，看不出这事能带来什么效益、有什么回报。为了竖钟，刘凤珍只好将自己的住房作抵押，得到一笔贷款。而由于忙竖钟，她无法再接业务，裁缝铺关了门。
刘凤珍感到莫大的悲哀，她不懂这事怎会变成这样，她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帮自己一把，以至叹息如今一些人急功近利，没有理想和追求了。
就在刘凤珍万念俱灰之际，从北京传来消息，一些老将军听说了她的事迹，正设法相助。1999年元旦刚过，在一些老将军的组织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接着，先后有3家企业捐款41万元。其中山东招远东方华茂实业公司资助30万元。刘凤珍把千年钟竖起的日子定在1999年12月5日。就在竖钟的前一夜，因为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引发心脏病，她昏死了过去。然而，刘凤珍是顽强的，她终于战胜了死神，按时为千年钟剪了彩。
刘凤珍说，作为一个小人物，她终于办成了一件大事情，圆了一个宏伟的梦。她说，将来有可能的话，她还想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演讲。她的女儿说，她很佩服妈妈的精神和毅力，但自己不会做这样的事。女儿倒是觉得妈妈的裁剪手艺令人叫绝，想接班，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大师。
现在的刘凤珍又重操她的服装生意，她要让开办已有10年的挪亚服饰学校重振旗鼓，并要把已经注册的“挪亚服饰”品牌打出去，争取成为国内外知名服装品牌。刘凤珍现在很忙，走南闯北，了解行情，拓展市场。人们相信，能够竖起“泰山千年和平钟”的刘凤珍，一定能够在她的服装生意上成就一番大事业，因为，刘凤珍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干大事业的人。
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诸葛亮的茅庐，两人在隆中对话的故事，千年传为美谈。近日，我国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考证指出：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之事，最早出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此外，“正史”《三国志》中《蜀志》卷五也有类似的记载。与此相反，三国时魏国史学家鱼豢所修撰的《魏略》却记载是诸葛亮去见刘备，而不是刘备去访诸葛亮。他见机行事，用激将法去刺激刘备，争得刘备另眼相看。当时还有一部名为《九州春秋》的史书，也记载了诸葛亮去谒见刘备的事，内容与《魏略》的记载大致相同。
两种记载到底谁真谁假？史教授指出，鱼豢是魏国有名的史学家，记事十分认真，他又是诸葛亮同时代的人物，在《前出师表》还没有问世之前，他已动手编撰《魏略》，写下了诸葛亮去见刘备之事。史式教授还有一个根据，《三国志》成书100多年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对“三顾茅庐”提出了质疑。
史式教授认为，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提“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有他的苦衷，刘备嘴上说“吾得孔明，如鱼得水”，而实际上刘备对他并没有言听计从。诸葛亮在向刘阿斗上《前出师表》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刘备不听其劝告一意孤行的往事。心想：如果我领兵在外，无暇内顾，阿斗又不听话，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岂不糟糕！于是就向阿斗编造出一套“三顾茅庐”的故事来，说明你爸爸对我是如何尊重。
过去有不少人还对诸葛亮有误会，认为他连年兴师，艰苦奋斗，只不过是为了报答刘备个人的“三顾”之恩。史式对“三顾茅庐”的新解，证实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了蜀国。
【摘自《人民日报》（网络版）】
相关地名
德城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