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冯教育训练军队，一贯主张讲求实际，反对形式；吃苦耐劳，反对懒惰；艰苦朴素，反对摆阔；深入下层，反对浮漂；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令出必行，要止则止。他本人所作白话诗有：“我冯玉祥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等句。由于他的以身作则，所以军队形成风气，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完完全全都能做到。这里也有客观原因。西北军太穷，冯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既想扩充军队，又想把军队练成劲旅，使军队能站立得住，所以他总要想出一套办法（作法或者是作风）来。我想举以下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三大件”
  全军每一个初级军官和士兵都有“三大件”。所谓的“三大件”，实际是三小件，即针线包、擦枪袋、鞋码。既是三小件，为什么称它为“三大件”呢？主要因为这三件东西，每一个初级军官和士兵必须具备，所以大家约定成俗地把它叫“三大件”。
  针线包。内有针、线，还有准备补袜子和衣服的小块布。袜子或衣服破了，扣子掉了可随时缝补。不仅能小缝小补，官兵还有翻拆棉衣、棉大衣的本领。因为军队穷，又不能从当时的政府军需部门领到新的棉衣，所以需由士兵自己拆洗翻做。至于拆洗棉被，那更是轻易而举了。条件不好，反而能养成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小小的针线包（全军的针线包是同规格、同一大小）对官兵的生活锻炼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擦枪袋。内有擦枪钎子、擦枪镊子、擦枪油、擦枪布和擦枪小刷子。顾名思意，就是用它擦拭枪支，保持枪支的洁净，随时可以有效地使用。这种擦枪工具是极其重要的，称它为“大件”并不为过。
  鞋码。它是由一段兜鞋底的一条短皮子和一条兜鞋后跟的带子构成的。它的用处是军队行军或军队出操时用以兜住鞋子以免脱落而影响行进。
  三大件成为西北军的一个传统，冯对此甚为重视，他在检阅军队，集合部队讲话或到各部队驻扎地视察时，往往抽查士兵是否携带有三大件，缺一件也不行。
  二、修桥补路
  军队修筑驻地附近的道路，已成为一种慣例。道路不平者，则垫之；隆起不便者，则平之；低洼泥泞者，则填之。总之，军队驻地的道路应修整的，辄修整之，决不袖手旁观，视若无睹。目的是为了便利人民。由于冯要求如此，各级军官的作风即仿照行之，故也成为传统。
  三、植树木
  军队每驻一处，只要蓬植树季节，即令部队广泛植树。他这种思想与作风可能多少受了点左宗堂的影响。左宗堂是清朝官僚和军阀，据说他带领军队开往新疆，阻止俄、英两国对新疆的侵略时，由于路途遥远，在行军途中边走边令军队植柳树，日后大路两旁尚可见到高大的柳树，有人称为左公柳。冯于一九二○年由河南开往陕西时，在陕西的西部，还能看到断断续续残留的大柳树。
  冯不但在驻地附近提倡军队植树，自己住处也广为植树。他督陕时，在满目荒凉，一片瓦砾的旧皇城（北伐时他二次进驻皇城即改为红城）中，筑起一片
  平房，并栽了大量的树。当他二次进驻皇城时，树木已成荫成材了。冯由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驻南苑时，更是大量植树，后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南苑时，已为后人乘凉了。
  四、吃苦耐劳
  要求官兵能吃苦，能耐劳，必须平素有艰苦经常的训练，否则是办不到的。他的办法除了日常的操课外，行军训练是锻炼坚强意志，吃苦耐劳的方法之一。全军部队甚多，为了不紊乱而有秩序地进行行军训练，由总部参谋处统一制定行军计划，使部队在不同的方向与路线分别实施。当时士兵不怕紧张的操练，但怕艰苦的行军。基本上每月要搞几次行军，一个步兵的负重是：老式七九步枪一支，七九子弹二百发，棉大衣一件，军毯一条，小铁锹或小十字镐一把，以及刺刀、水壶、饭包等物。棉大衣和军毯一起打成背包，其中有单衣一套，衬裤褂一套，袜子一双；背包的外面，还捆上布鞋一双；饭包内，装一顿午餐的干粮；水壶内，装满一壶饮水。以上所携带的装备，算起来足有几十斤（现在已想不起一支七九步枪及子弹的重量）。行军的路程不等，总之是拂晓吃饭出发，中饭在途中吃，下午返回营地。当部队行军回到驻地营门前面的操场时，往往还要进行短时间的基本教练，或跑一趟障碍，然后才高唱歌曲返回营地。最后的基本教练主要是磨练吃苦耐劳的意志，也就是在疲劳的行军归来后，使士兵振作起来，以表示出毫不疲劳的样子。实际上，士兵已疲劳不堪了。不过这最后的一招，确能锻炼人的坚强意志及耐劳的精神，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事过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想起了当时的情况，还有点畏难。
  行军训练虽然很疲劳，但由于军官与士兵同甘共苦特别是军官对年龄小，身体不太壮的士兵的照顾，使士兵的精神尚称旺盛。连长以下的军官与士兵同行，也背负着背包，他们只带手枪而不扛步枪，不带七九子弹而已。营长虽然有马，但一般乘马的时候少，与兵同行的时候多。行军回程的时候，一般比较劳累了，特别是年龄小的兵更显得疲劳，营长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把马匹叫小兵骑上。连长、排长乃至班长，则替小兵背上背包，或者扛起枪，这对士兵是一种鼓舞，也表现出爱兵的感情，体现官长爱士兵若爱子弟的精神。
  张自忠将军当营长的时候，对士兵的操课要求非常严格，在士兵的生活上则是非常关心。行军时张很少骑马，他的马匹往往叫小兵或体弱的士兵骑。不仅如此，他每次行军都叫他的通信兵买些烧饼带着，行军中看到士兵特别疲劳者，则给烧饼吃，以鼓励前进。现在看来有人可能认为是用小恩小惠的手法待兵，但在当时确起了关心士兵，团结士兵的作用。我当学兵时是年龄较小中的一个，在行军中的疲劳时刻，曾得到他的照顾。这种过去的事情，在我脑子里时有浮现。
  五、不请客送礼
  冯玉祥将军不请客，不送礼，也反对请客送礼。他的下级也不请客送礼，上下一致，形成风气。“上有所好者，下必尤甚焉。”确是如此。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证明将军反对请客送礼的思想作风。一九二二年冯任河南督军的时候，吴佩孚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在洛阳西宫。吴佩孚五十岁，大搞祝寿活动，目的是借庆寿的机会大发横财。于是广发请柬，邀各方要人赴洛阳参加庆寿。当时的达官贵人、军阀、官僚云集洛阳为其祝寿。所送寿礼，多是金银财宝、古玩、文物、应有尽有。冯当时驻开封，距洛阳近在咫尺，礼应亲自前往祝贺。出人意料，他并未亲往，而是派代表前去。冯未送贵重礼物，而是送去蒸溜水一坛。并附一封信，内中有一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吴看过冯的亲笔信和送去的礼物，哭笑不得，表面对代表石敬亭表示高兴，内心则愤闷不乐，同时也伏下了驱逐冯玉祥出河南的动机。此冯玉祥之所以由河南督军明升暗降调任为徒有空名的陆军检阅使的原因之一也。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因小失大，是不明智的作法，不如送些厚礼，保住河南督军的地盘。可是，冯的性格，使他不愿同流合污。他只好离开河南了。
  从丢掉河南这个地盘看来，对西北军是一件不利的事，可是军队集中到北京南苑营房驻扎，得到一个便于训练的环境，则又是颇为有利的条件。诚如老子所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格言，也证明了西北军调赴北京南苑是件好事，因为对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值得庆幸的是，冯玉祥将军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李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同时由李大釗的介绍还结识了苏联驻中国的公使加拉罕，因而他才做出了去苏联考查，了解十月革命变革
  的计划。余曾有诗云：“将军练兵图救国，教授亲临真理至。结识公使加拉罕，季龙陪同到苏联。”（注：季龙是徐谦的号。徐代表孙中山与冯联系因而徐与冯的关系甚好，所以同去苏联。）
  还有一个因不请客送礼领不到军饷的例子。曹锟用贿选的卑劣手段当了总统以后，便把他的军需处长李颜青任命为政府的军需署长，掌官军饷和服装的大权。凡是领军饷者，都要对李颜青送厚礼。李颜青的手段很卑劣，凡是领饷者按四六扣、三七扣或二八扣。也就是说，如果应领一万块钱的饷，李只发给六千元或七千元，至多八千元。把少发的钱，据为私有。此外还需宴请他，送厚礼给他，否则连折扣的数目也领不到。冯不买李颜青的帐，在领饷方面就更困难了，西北军之所以穷，这也是原因之一。有时冯不得不亲自去找曹锟。其实曹锟和李颜青同类，李颜青克扣的军饷大部分给曹锟，所以曹锟便以“国库空虚”为由，不给解决，冯也只得闷闷而归。曹、李贪污如此之甚，冯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首都革命，冯推翻了曹锟贿选政府将曹锟废除囚禁，尔后放曹回天津。李颜青被抓获，严斥其克扣军饷之罪，随即把李枪决，大快人心。
  冯不是绝对不请客。他所请的客人不是达官贵人，而是官兵的家乡来军营探亲的老人。也不是绝对不送礼，他所送的礼物也不是给达官贵人，而也是送给来军营看望他们孩子的老人。很明显，他这种请客送礼，出于真挚的对官兵老人的敬爱。请客是比较丰富的家常饭，送的礼物也都是切合老人穿用的东西，冬则皮袄，秋夏则送一般的衣料。他这样作法，也是对官兵的关心，即使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机会得到馈赠，但可使大部分人受到感动，这是人之常情。冯对所属军官也有馈送，一般都是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他这种做法，是受了古时历代名将带兵的方法的感染，也就是说他能从古人的好作风中吸取教育，这是值得称颂的。
  我记得他也吃过请，谈来也是极为有趣的一个故事。一九二八年冯去南京开会，当时的南京市长刘纪文发请柬，请参加会议的要人在饭店吃午饭，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冯准时赴宴，可是空无一人，就是请客的刘市长也未到。冯初以为是弄错时间，经询问饭店的人确实无误。冯问饭店茶房（服务人员）：“请柬上是十二点，怎么连请客的主人都还未到呢？”茶房回答说：“客人要等摧请好几次才到，说是十二点，实
  际上下二点到齐就不错了。”冯闻听此言，踌躇起来。如果走了，叫人说不礼貌；如果在饭店等候，实在是浪费时间，耽误事情。忽然，他叫茶房说：“你给下一碗面条来。”茶房应声而去，不多时候端上一碗面。冯吃完了面条，便在一张纸上写到：“准时应邀前来赴宴，因主人未到，不便久候，敬扰阳春面一碗。因事离去，特致谢意。”冯留下给刘市长的这个便条，离开了饭店。这件事，当时传为趣谈。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将军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烈，这是军人应有的素养。带兵人的威与信，也往往表现在要求自己与军队有严肃遵守时间的习惯。当然将军的这种作法，也确实太爽直了些，但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作风。
  六、神速秘密
  兵法云：“兵贵神速。”冯在运用这个原则上，有其独特之处。秘密与神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能保守秘密的军队，其行动显得出人意料的迅速；不能保守秘密的军队，在行动之前已为社会所周知，则无迅速可言了。冯训练军队既注意保守秘密的教育，又强调行动迅速的锻炼。他常常在夜间而且是在官兵甜睡之际，突然吹起紧急集合的号音。这时部队则急速起床，着装，携带武器、子弹，达到事先规定的紧急集合地点集合。部队达到集合地点后，由召集紧急集合的部队的直属军官，检查人数，检查着装及应携带武器子弹是否合乎要求，然后由直属指挥官率领，出发行军。行军的方向、目标及路程，由指挥官临时向各部队简要说明，迅速出发。直到返程，大家才了解整个过程。军队每驻一个地方，都要预先规定紧急集合地点。因此只要听到紧急集合的号音，各部队官兵均能按照平日的要求行事，迅速到达集合地点。由集合到出发行军，均鸦雀无声。这种训练，可以养成军队既能保守秘密，又能行动迅速的素质。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神速秘密作风。
  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从湖南常德开往河南的军事行动是非常秘密的。首先把随军的家属零星而陆续地分批送回原籍，参谋机关把各部队的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作出周密而详细的计划，军队则不断的作行军训练以混淆地方和老百姓的视听，换言之，即先造成他们的错觉。参谋处计划出行动路线，并作出准备应付湘军袭扰的具体行动措施，以上准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一切准备工作切实完毕以后，冯玉祥将军下达军队开拔的命令，一夜之间所有部队都一声不响地在市民熟睡中离开原防地向北出发了。军队开拔的第二天，老百姓看不见十六混成旅的军队，误认为军队仍和往常一样进行行军训练。可是一直不见回来，并把驻房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老百姓才知道军队开走了。常德的地方士绅、工商各界，以后才知道冯旅长已离开了常德。这次行动，使一般人感到这个旅的开拔实在是秘密迅速，颇为惊讶。
  当军队开拔时，途中常遇到湘军的零星袭击，但由于事先计划周到，行军部队的前方警戒，侧卫警戒，以及后卫警戒警惕性很高，所以能极为安全地离开湘西的防地。
  第十六混成旅在常德地区驻防时，纪律甚好，与各界老百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军队突然北开，各界因不知消息，当然不曾欢送，甚感遗憾。于是想法表示对十六混成旅及冯旅长的谢意。他们的办法是：由地方士绅、各机关、团体共同制作了一批银质纪念章送给官兵。第十六混成旅由湖南出发，经过湖北，尔后到河南信阳地区。就在这个时候，常德各界派代表把银质纪念章送给冯将军并由他代表发给官兵。冯为这件事，对官兵作了长篇的讲话。其内容不外是军队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与老百姓建立融恰关系的重要性。官兵佩戴银质纪念章非常高兴，因而也更认识到爱护老百姓的重要意义了。从这例子看，首先显示了这个军队平素训练是很严格的；其次是由于军队的严格训练得到老百姓的好感；三是由于军队行动秘密的作风，得以顺当地通过湘军防地而安全北开，未受大的袭扰。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军队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训练和考验。
  另一个秘密神速的事例，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西北军搬师回京，进行“首都革命”，推翻曹吴贿选政府的行动。
  前面曾提到过当时刊在报纸上一首诗曰：“千里关河三日回，衔枚夜袭九城台；明朝一揭安民谕，尽訝将军天外来。”这短短的四句话，把西北军秘密神速的作风刻画得既真实而又有感染力。西北军驻南苑，曹锟大总统住在北京城内的中南海。西北军距曹锟的住处不到三十里路，可是冯要推翻曹吴的准备工作，曹吴却毫无察觉。待“天子脚下”起了火，他才惊慌失措。此乃秘密神速之功也。
  曹吴贿选总统，冯非常反对。曹吴把冯明升暗降调离河南地盘而任命为徒有个好听头衔的陆军检阅使，更使冯耿耿于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酝酿阶段，冯既有所准备，“草亭会议”决定了大计。所谓草亭会议是冯和孙岳、岳维峻（胡景翼的代表）在南苑西边西北军墓地一个茅草亭子里共同决定推翻曹吴贿选政府的一次决定性会议。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的军队沿北宁路东进，直逼山海关。吴命西北军出古北口，并派河北省长王承斌为监军。西北军先头部队到达热河的承德时，冯进驻滦平。这个时候，鹿钟麟率领的西北军后队，还在北京附近。冯在滦平的帐棚里召集将领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尔后便把鹿钟麟后队变为前队，由张之江率领的前队改为后队，班师回京。鹿钟麟率领的部队，一夜之间占领了北京城的所有九个门，占领了总统府，把曹锟囚禁起来。这次行动较上次的例子更为突出，能秘密就有神速。象这种事关重大的行动，事前稍露风声，则功亏一篑，历史上这种例子也不少。仅从以上两个例子看，可知道冯玉祥带兵、练兵以及运用兵法原则的能力，是非常成熟的。“兵贵神速，”秘密与神速的密切关系，由此可深刻领会矣。
  冯之首都革命，推翻曹吴的另一原因就是吴佩孚想消灭西北军，其方法就是“以毒攻毒”。吴命令西北军出占北口，走这条艰难崎岖的道路去进攻奉军其阴险企图是：西北军打垮奉军，对吴有利；西北军被奉军打垮，对吴也有利。冯早已识破吴佩孚对西北军的阴谋。冯在日记中曾写道：“以毒攻毒，听之已久；祥乎祥乎，尔其忘乎。”用吴所说过的这两句话以提高警惕。
  “以毒攻毒”这句话是冯在河南时，吴佩孚对冯亲自说的，事情的发生大致是这样：吴佩孚派某一个师（据说是范钟秀）去打广东。冯说他一个师怎么能打广东呢？吴说“这叫以毒攻毒”，两家谁打垮谁都有利。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对西北军就用以毒攻毒这个策略，可是吴决未想到冯早有警惕，不上他的圈套，所以冯把吴打垮了。
  七、整洁卫生
  冯为了教育官兵养成维护军容整齐洁净的作风，特别叫石敬亭写了一篇文章，使军官特别是学兵团的官兵阅读，使之养成良好的军容修养。兹将开头几句录之，以观其要求整洁之指导思想。文曰：“入门而知其家之隆替，入境而知其国之兴衰，家国如此，军队亦然。营区污秽垃圾，不问而知其卫生之不讲也；
  教室黑板剥落，不问而知其学课之不良也；操埸瓦砾纵横，不问而知其术科之不精也……”首先从反面提出不应有的现象，使官兵有所警惕，文章后段的叙述。主要是做到整齐洁净的措施了。
  西北军讲整齐洁净，讲卫生的风气是很浓厚的。各个部队无论在何处驻扎，营区及其附近，都会整理得焕然一新。任何一个部队，无论驻扎何处，首要任务是整理厨房和厕所，这已是成为一种惯例，其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消灭蝇子。冯由河南调赴北京南苑时，南苑营房破烂不堪，门窗不全，垃圾、污秽满地，苍蝇之多实所罕见。营区及其附近整理完毕后，最重要的事，就是消灭苍蝇以防传染疾病。因为苍蝇太多，冯便采取了一个彻底有效的办法：规定每个士兵每天要捕交相当数量的苍蝇，连队把士兵捕打的苍蝇交到营部，营部把各连捕打的集中起来交到团部，团部集中各营捕打的再交到旅，旅则集中交到总部付官处由付官验收后，统一埋掉。每天捕打的数目，由多而逐渐减少，到最后，一个士兵捕打两个蝇子都很不容易了。经过这种办法，在南苑大片营房、营区内，很难看到一个苍蝇，说是彻底消灭，并不夸大。
  捕苍蝇这件事，虽是为了卫生而采取的措施，但最大的效果还是锻炼了部队认真、彻底地执行上级命令的精神，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关于士兵的个人卫生方面，要求得更细，甚至剪指甲、洗脚、推头、洗颈、灭虱等等细节都有具体要求，而且必须贯彻执行。
  八、保护饮水
  西北军对水井的管理也很严格。每个营区的水井都要有木盖，息灯号以后，把木盖盖好还要有卫兵看守，以防意外。部队行军宿营时，要有卫生人员检验水井后方可食用。对在营区内水井处的卫兵，规定有守则，卫兵交接班时，要按守则交班和接班。对水井保护如此重视的原因，据说是冯在当兵时期曾遇到过因饮水中毒事件，故冯对此非常重视，各级军官和各部队都形成了保护饮水的制度。
  九、官兵无档案
  士兵只有“花名册”。以连为单位，列有这种名册。连的名册备两份，一份交所属营部，一份自存。名册上士兵仅书写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身高、左（右）手的箕斗，每个士兵都必须能背诵自己这一套。军官的姓名下还列上简历。各营、团、旅等机关的人员也均有名册，官、佐均有简历。至于官、佐、士兵受过什么奖、惩均不列入名册上，也无另外的记录办法，这样就减少了顾虑，即是受过处罚（如撤职、记过等）的人，并不防碍提升，这也是将军维系上下关系的一种好办法。
  十、各级会议少
  “会议”这个名称在西北军来说是没有的，或者说是陌生的。它从来没有开过某级军官（如连、营、团等等）的会议，这是由于他的领导制度（旧军队的领导制度）所决定的。西北军是主官决定事务，也就是说，不论是训练、教育以及生活管理等等，都是主官说了算。一般的办法是：有什么事情由主官召集下级军官讲话，指出要求做什么事、怎么办；不准作什么事，为什么；主官讲清楚了，规定好了，下级则按要求办理，不举行什么会议。有关重大的事情，由冯召集其将领商量，但通常也是由冯玉祥提出如何办理，或如何行动的意见（指示），大家无条件的照办就是了。当然，冯属下的军官，特别是将领，有意见也都能提出来。
  部队的经常性的教育、训练，则由总部的参谋处拟定常年计划，作出季度计划，下级机关再根据总部的计划作出月计划及进度配当表，逐步实施。因此，我说西北军会议甚少，也可以说，没有遇事就举行会议的作风。这种没有或者说很少会议的作风，可以使主官有充余的时间，按计划执行任务，完成他应负的责任，这种主官说了算的作风，当然会产生不能集思广益的缺点，可是已成了习惯。所以也没有听到有什么说三道四的议论。
  十一、号音就是命令
  冯玉祥将军在操埸上，在野外演习中，习惯于用号音调动部队，所以显得部队行动较之用传达的方式要迅速得多。这样做，首先要求部队官兵均能听懂号音，才能做到听见号音即刻行动。
  各营一般是在下午操课以外的时间组织士兵听号音，这种做法起了双重作用：既熟悉了号音，又活跃了士兵的情绪，实际上起到了娱乐活动的作用。其具体方法是先使号兵吹一种号音，然后问士兵是否知道是调什么部队的号令。这样反复练习，士兵逐渐地熟悉许多（全部）号音，所以每逢听到号音便能准确识别是什么号令。发号音时，一般首发“总共”，随即发“听令”。发了听令以后就要发具体调什么部队的号音了。如调某团、某营、或某连；调某级的军官、某级以上的军官或具体调某个部队的军官。“总共”、“听令”这两个号音是叫全体人员作准备，然后听到具体的调号则立即行动，这样就能很迅速地调动部队或军官到达将军的面前，确是很好的一种方法。用号音调动部队的方法，养成了部队坚决贯彻号令及快速行动的良好作风。
  《论语、颜渊》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冯玉祥将军自己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均为官兵之表率。所以说，将军之风可谓德风，其属下乐于按照他的要求实践。这可以证明“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的道理颇有使用价值。冯之吃苦耐劳，艰苦朴素，脚踏实地，好学不倦等工作作风，以及其他方面的行动，给官兵的影响很大，其勤劳节俭的生活，也给官兵以很深刻的印象。他当了陆军上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年代，还是穿他嫂嫂做的布鞋，有心的官兵是很受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