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1907年先父张静斋就读于济南杨庄山左公学，在张彦臣、赵竹容、徐云卿等人的联络下，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告独立。然而在山东，先是独立，旋即取消独立，形势逆转。于是他毅然参加了徐子鉴先烈为主要领导人发动的登、黄起义，并任军需科长，为起义武装的供给做了大量工作。1912年3月起，任烟台都督府委员。
  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父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袁斗争。先后任同盟会鲁支部文牍，广州革命政府青岛秘密机关秘书。曾一度被捕入狱，后在日本革命朋友的帮助下脱险。
  二
  1929年，母亲病故。这是对父亲的沉重打击。那时我的小妹还不足3岁，弟弟5岁，我7岁，哥哥10岁，姐姐也不过17岁。父亲伤心极了，常常暗自哭泣。在这之前他已决然脱离了国民党，甚至咒骂国民党。为了抚养幼小的儿女，为了生活，经赵竹容等老战友和朋友们的帮助，在黄县志成中学，后改成县立中学任历史、语文教员。许多友人劝他续弦，都被婉拒。这一方面出于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对儿女的爱怜之情；另方面，经济上也无力再增加半点负担。不久小妹夭亡。一系列打击，使他表面看好像意志消沉，穿着随便，长发垂肩，不修边幅。但内心却仍然非常坚强。
  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在教学和与学生的广泛接触中，总是引导学生们扩大视野，追求真理。那时候我读小学五年级，住在父亲的宿舍里。我见到每天晚上都有学生三三两两来与父亲聊天，古今中外，文学政治，社会现状，国家前途无所不谈。有一次，我听到他对几位同学说，我们图书馆里有许多“好书”，“五四”时期的各种进步书刊都有，如高尔基、鲁迅的著作都应该认真阅读。同学们在他的引导下，争相阅读进步书刊。
  一年一度的“双十节”，黄县各界总要集会纪念。几乎每次都有父亲登台讲演。那时我就读的凤鸣小学和其他各中小学一样，都列队参加。我亲自听到他在讲话中说：“辛亥革命是胜利了也是失败了。推翻数千年封建帝制就是胜利，大权被袁世凯及其以后的军阀所窃取就是失败。因其失败，故而才有讨袁革命和后来的北伐大革命。然而北伐大革命也失败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被破坏，耕者有其田也成了空话，新旧军阀合流，外敌入侵日深……”
  三
  抗日战争爆发，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当地的乡校也一哄而散。1938年初，因事先已有内部消息，父亲日夜盼望的我党领导的马保三一支队，终于东进龙黄，把盘踞在黄县城内游杂武装王景宋部缴了械，王本人被俘。我看到父亲欣喜若狂，天天与一些青年朋友谈论抗敌大事。此时，我家里真可说是成了我党同志的联络点。
  这个时期，有许多青年，胸怀抗敌救国大志，但在各种政治色彩的武装都以抗日相标榜的纷乱局面前，而不知所去。这时，父亲就满腔热情地指导和鼓励他们投奔我党的抗日武装。例如同村的江民风将军，就是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参加革命的。江民风同志曾对我回忆说：“我去请教静斋先生，他说，你去参加共产党（部队）吧！走这条路是绝对不会错的。我相信他的话，我参加了革命。”
  1938年春，我党领导的三支队在掖县成立。父亲应朋友之邀，带领我和弟弟去部队住了一个多月。我和弟弟看演戏学唱歌，接受抗日熏陶，父亲天天与朋友谈论抗战时局，还为《抗战日报》题词：“抗战必胜”。这个时期是我党抗战武装大发展时期，他的许多学生，纷纷参加革命。这其中我所知道和认识、后来成为各级领导同志的就有：仲曦东、周绍明、仇天钧、林基秀、由履新、孙致中、乔屹、刘润荷、王文裕（女）等。同年夏，在二姐张秀珩率先参军之后，八九月间，父亲又把16岁的我送入了部队，不久又将14岁的弟弟而〓也送入了部队。
  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弟弟而〓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父亲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以年过半百之躯，毅然响应党的召唤，投身于抗日前线，参加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曾任胶东抗协分会执委兼秘书长、胶东参议会驻会委员、胶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兼行政公署教育处长，为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2年冬季日寇拉网大扫荡，父亲因年老体弱，被疏散在靠近威海的边沿区农民家里。敌寇拉网时发现了他，并进行盘问。
  他以沉着的态度和当年对烟台比较熟悉而伪称是来自烟台收购皮货的商人，巧妙地瞒过了敌人。后来他对我说：“我当时藏有手枪，如被发现，我会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在作战的间隙中，他还经常接受领导机关的邀请，为中共胶东区党委、胶东行政公署、胶东军区的部分机关干部，讲解中国历史。他以唯物主义观点讲解历史，受到人们的称赞。
  四
  济南解放后，他进入济南接管文物工作。此后曾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主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处主任；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山东省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山东省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他非常重视人才，常是求贤若渴，且重友谊。为搞好文物工作，想方设法寻找这方面的人才。这里有件事值得一提：
  王献唐先生是山东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济南解放前即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济南解放后家居无事。父亲接管了文物工作之后，曾与当时省的领导同志郭子化商讨，请王献唐先生出山，共同抓好文物工作。在省领导的支持下，他会见了王献唐先生，并进行了非常热情的谈话。当得知王家生活困难，几达无米下炊的境况时，便立即派人送去一口袋小米应急。后来王献唐先生被任命为山东省文管会副主任，并在考古工作中，从实践到理论都有重大建树。先父70岁时，为了生活和精神上有人照料，找了个老伴。献唐先生手书诗作一首相赠。诗中有句云：“居肬七十作新郎，漫道梨花压海棠”。“醉把琼浆开口笑，神仙不羡羡鸳鸯”。他们之间经常开玩笑，在诗中也是如此。父亲将此诗珍贵保存，裱后装镜挂于室内。从这里可见他们之间友谊之深。
  在他负责文物工作期间，在保护、保管、发掘、整理、考查研究和运用文物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
  1951年，正当抗美援朝紧张之时，为了防备万一，根据上级命令，在他亲自组织领导下，将古管会内珍贵文物近千箱转移保存。1953年形势缓和后又运回会内。1954年3月——5月，在他的重视和支持下，派出文管会工作人员与华东文物工作队一起，发掘清理沂南汉墓，并与南京博物馆合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他与王献唐等人参加为编委成员，并正式出版。同年8月，省文管会一部分人员在他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按照文化部文物局关于建立第一个省级地志博物馆的要求，完成了山东古代史文物的陈列任务，并将文管会库存文物及保管人员全部划归省博物馆。
  他十分重视1956年4月在梁山县宋金河支流出土的明代洪武五年兵船的发掘整理工作。当地分解装船运济后，在他的精心指导下，由老船工突击复原，很快交省博物馆组织展出。他还亲自出场讲解，并摄成纪录片放映。
  在他主持下，1959年由省文馆处与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山东省普查文物展览》，并合编了《山东文物选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文物考古的新收获。
  他非常重视近现代文物的保护和搜集工作。他将自己珍藏数十年的与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子鉴先烈的合影，献给了博物馆保存。他在省人代会上，与王统照、王献唐、徐眉生等人联合提出：“急须组织各方力量，继续及时征集本省革命文物案”。并指出：“革命文物……是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最真实、最生动的反映，它不但能教育广大群众认识伟大的革命斗争历史，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能鼓舞人民群众更进一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还进一步指出：“山东人民在历史上就有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物，决不能让他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该提案，理所当然的得到了省人民政府的重视。
  1953年，朱德总司令路过济曾与他会见。两位在不同省份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的同庚老人，晤谈甚欢，并在他的居室前合影留念。
  1961年，应党中央的邀请，他作为山东省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人，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并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登上了主席台。他还与其他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人一起与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他艰苦朴素，一生清廉。进城后仍保持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为了照顾他年老体弱和工作需要，组织上要为他配备汽车，他却认为太过铺张而谢绝。后又提出要为他配备一辆专用黄包车，也被他谢绝。他管理全省文物工作十数春秋，自己又十分喜爱文物，但他个人却没有保留一件文物，直到他辞世。他无愧一个老同盟会员应有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