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为缅怀荣成辛亥革命先烈，最近我们根据辛亥革命烈士家属李绍、李绦等在民国元年（1912年）提出的诉《状》和死而复生幸免遇难者李穆斋的《遭险纪略》，以及亲历荣成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张济人老先生于1961年回顾撰写的《辛亥革命实录》等资料，经查阅历史档案，多方考证核实，综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祈请知情者赐教补正。
  革命的曙光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帝国主义入侵，内忧外患，民不聊生。1911年月10日10日，武昌举义，全国响应。同年11月12日，烟台起义成功，组成临时军政府。次日山东又宣布独立。这时登州知府孙熙泽秉承山东都督孙宝琦的旨意，通电所辖各县独立。荣成知县刘文炳则不为所动。于是荣成境内革命党人，便推举劝学所所长曲璜（字渭纶，清贡生），以考察教育为名，赴济南探听虚实。曲璜抵济后，借住鞠思敏处（字承颖，荣成城山卫人，同盟会会员），不期与同仁刘培源相遇。此时山东已取消独立，清廷新委任巡抚张广建，巡警道吴炳湘上任，大肆逮捕革命党人，镇压革命，济南形势十分险恶，烟台便成为山东革命中心。因此，鞠思敏、曲璜、刘培源一起离开济南，经烟台返荣成。在烟台又遇见由东北返乡的李慕堂（字子孺，夏庄镇同家庄人）。李在荣成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员时，就与曲璜、鞠思敏相识，因在集贤寺庙会上劝学时鼓吹革命，主张共和，为反对派所不容，流亡东北。在东北又受辛亥革命志士熊成基的影响，推翻清廷的意志更加坚强。当听到山东独立消息后，立即动身返回故里，投身革命，在烟台巧遇鞠、曲、刘三人。他们在烟台共谋光复荣成事宜，认为必须以革命武装为后盾。于是四人去谒见山东军政府（驻烟台）暂代都督杜潜，陈述己见。杜潜赞同并表明将派左雨农为招抚使，率兵光复文登后东去荣成，让四人速回荣成，筹划光复事宜。
  他们分四路回到各自家乡城厢、埠柳、夏庄一带活动。这次发动不仅教育界，还有长工、农民、县议员及旧军人等。刘培源回到城厢马山寨村（位于县城南四公里），利用他素日在乡村里的声望，征收了毛瑟枪10余支，召集亲友六七人。曲璜回埠柳后，先与好友张映勋（字伯仁，国民议员，隆峰村人）商量，后又联络曲心斋、梁延年、姚筱珊等七八人。
  1912年1月18日，左雨农率军协助革命党人丛琯珠等攻克清县署，成立文登县军政府。然后挥师东上，路经荣成荫子夼时，夜宿姚广和堂，劝捐白银3万两，充作光复荣成之需及军饷。商号广和堂虚与委蛇，从而为复辟埋下伏线。
  同年1月29日，左雨农直逼荣成县城。刘培源、曲璜、鞠思敏、张映勋等立即约集学界人士及乡众五六十人，分两路进袭县城，挥旗呐喊：“开城不杀……同胞们，开城呀！”城里只放了三四枪后，即悄无声响，相持约一小时，天将明，城门忽然开了一道缝（砸锁开城门的两个人是鞠思敏派的），左雨农、刘培源率军举枪挥刀，潮水般的涌进城里。这时城里住户鸦雀无声，革命军一路未遇抵抗，兵不血刃，直捣旧县署，知县刘文炳、守城千总张殿甲及清兵，早已吓得亡魂丧胆，闻风而逃，少数年老者，留署坐守，表示欢迎。革命军进入县署后，成立了“荣成军政府”。并推举出各部门负责人：
  民政长：刘培源（字监清，荣成县马山寨村人，清廪生，山东优级师范毕业，登州中学堂监督）。
  司法科长：曲璜（字渭纶，荣成埠柳凤头村人，清贡生，高等小学堂教师）。
  军事科长：姜炳奎（字星五，荣成双榜泊村人，清监生，绅董，小学监督）。
  教育科长：张瑞三（字俊来，荣成崖头人，清拔贡，中学教员）。
  总务科长：陈荩忱（字德增，荣成沽泊村人，清增生，县立宾兴学堂监督）。
  教育科员：张寿溱（字济人，荣成大水泊村人，清赠廪生，登州中学堂学生）。
  总务科员：李鸿炳（字宣亭，清附生）。
  还有李仁山、王畹芗等均分配在上列各科服务（未到），鞠思敏、梁延年、李慕斋、肖兰舟、姚筱珊等均在乡区工作。
  荣成军政府成立后，工作很快就绪，以刘培源、曲璜为首，军政府刷新政治，审理积案，豁免苛捐杂税，兴办公益事业。
  反革命复辟
  荣成军政府成立后，对反对民主共和的顽固势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镇压措施；左雨农率领革命军撤回烟台后，新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对原有的城守清兵，不加甄别地全部接收下来，作为新政府的卫兵；更没有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动摇或削弱封建经济势力的基础。这就为反革命复辟留下了可乘之机。
  左雨农返回烟台后，清知县刘文炳，见城内空虚，立即勾结城守千总张殿甲、原议员洪瑶光、刑房书吏袁子经等旧官吏，在劣绅周仲洪家组成地下政府一名为议事局子，与军政府分庭抗礼，密谋复辟。被勒捐的姚广和堂，虽与左雨农虚与委蛇，但不明当时形势，进退两难，为此，派姚长顺到烟台探听虚实，当他得知烟台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立即将荣成县军政府派去催捐的姚学海、张正己扣留，并派人进城与刘文炳、张殿甲勾结。1912年2月8日文登县发生反革命复辟，无疑给刘文炳、张殿甲等注射了强心剂，他们连夜开会密谋，于次日派袁子经、李青山到广和堂游说，广和堂主事人姚振九同意将左雨农勒捐的白银3万两拿出来，充作复辟经费，并派窑头戴四用银钱收买四乡乡民，实行反革命复辟，而军政府卫队，则由张殿甲负责瓦解和收买。
  1912年2月11日，荣成军政府成立不到半月，一场反革命复辟爆发了。以刘文炳为首的复辟势力，重金收买戴四、刘忠海等亡命之徒。首先在大山口村招收众匪，途经隆峰村、同家庄、杏黄口等数十个村。他们每经一村，见了剪发者就抓，并大肆辱骂革命党人是“秃子”（剪去头上的发辫）；“秃子尾巴长不了”；“不杀秃子天下会大乱”；“谁如不进城就焚起全村”……。在刘忠海和戴四的胁迫和煽动下，荒僻村落里的少数愚民被煽动起来了，多数乡民不知其所以然，只以情势汹汹不敢违抗，胁迫相从。他们扛起棍棒、锨镢，操起了打猎的火枪，从四面八方集结了3000多人，于下午5时包围了县城。当复辟势力兵临城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民政长刘培源立即召集驻城委员，商讨对策。许多委员见为时已晚，请求民政长刘培源立即出走，躲避锋芒，以图后谋。刘培源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泰然自若地对大家说：“余受众托，守土有责，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焉可避之！且地方秩序紊乱，持何以自安？请君各其努力，勿以余为念。”始终坚守在民政长的岗位上。不一会，城门大开，亡命匪徒冲进县府，将民政长刘培源，司法长曲璜等人当场抓获，用粗铁条穿透双手，再用铁钳子拧成死扣子，鲜血染红了地面，惨不忍睹。紧接着匪首又是一声令下，开始了所谓抓“秃子”。这时整个城里大街小巷，一片吆喝声，喊抓声。一个没有辫子尾巴的无辜群众被抓，亦遭铁条穿手的酷刑，关押狱中。第二天（即2月12日）下午4时，将刘培源等22名革命党人与无辜群众，绑赴西门外小地处就刑，除李穆斋死而复生走脱外，其余21人全部遇害。
  光复荣成
  刚刚成立的军政府被反革命复辟势力吞噬后，全县掀起了一股所谓捉“秃子”的浪潮。当时凡是入过新学堂，念过新书的“洋学生”都有被抓的可能，人心惶惶，一片白色恐怖。这时参加光复荣成幸免于难的张济人、李鸿炳、谷锡伍、曲心斋等七八个人，先后陆续逃到英租界管辖的桥头集境内，得到英国驻威海卫总督庄士敦（英国著名汉学家）的默许和通译官夏俊卿的照顾，饮食无缺，秘密活动。李云亭之子李献廷原在威海经商，经他介绍在一个歌女孙爱荣家密议收复失城之策。议定派李云亭、刘万令（刘培源的胞兄）乔装商人，乘英国商船到烟台，向山东都督胡瑛请兵剿匪，以挽危局。胡瑛当即委派左雨农、刘熙荣率一营的兵力，由陆地经牟平、文登、荣成各县进行剿匪清乡工作。3月2日，左、刘指挥部队围剿荣成复辟势力，匪未抵抗即弃城南逃，荣成再次光复。3月6日胡瑛委派杜紫庭（山东潍县人，清附生，同盟会员）为荣成县民政长（后改为县长），于从周为秘书；司法科长：徐××；教育科长：张瑞三，科员：张济人。
  杜紫庭就任后，加强了防卫和对反革命复辟势力的镇压，留兵一连，由连长李曜亭驻守县城。营长左雨农亲自带兵南下清乡剿匪。匪首刘文炳、张殿甲、周仲鸿、周辑五、袁子经等纷纷出逃。清乡工作进行得顺利，光复县城不到一个月，就将匪伙的根据地荫子夼、崖头集等处的匪徒肃清，唯有距县城120里的南乡第六区，还有戴四他们从各处汇合的一股匪徒，武器较锐，不但有毛瑟枪，还有不少新式快枪，匪众也较强悍，内有旧军队退伍的官兵参加指挥，经常骚扰乡里。1912年4月8日，文登复辟人物邴长发、姜和等窜来与戴四等汇集了1000余匪徒，高居峨石山头（现属王连镇前峨石东），三面架设大炮，“抬杆”四五尊，自早晨7点开始，不断向双榜村轰击。该村驻有队官黄秉荣带领的革命军30余人，只有快枪、炸弹，没有炮。在敌众我寡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我革命军一面利用峨石山东坡松、柞树林，每相隔10多步就扎一个假人，戴军帽、穿军衣，作为“疑兵”，迷惑敌人；一面则将队伍隐藏在沟里、草丘上，严密监视敌人，有时也还击几枪，阻敌下山。另由张济人起草修函三封，分别派人南送石禹，北送滕家，西送黄山驻军，请求火速派兵，围剿悍匪。我军的草人疑兵，还真的起了作用，匪徒未敢贸然下山，只是“乒乓！乒乓！”地乱放枪，打炮，没有击中要害。相持至日西，双方阵地仍没有变动，直到太阳落山时，石禹姜星五带领联庄会援军开到山南，北面滕家援军，西面文登县黄山集友军都先后开到匪军外围，四面围攻。匪不能支，匪炮火也一个个起了火，匪徒象热锅上的蚂蚁，山上山下乱爬，渐渐地枪不响了，人无影了，弃尸百余具，重伤50多，生获3名，多数匪徒溃散逃窜了。我军轻伤五六人，无有牺牲，只有寨前于家村的于连基父子（即参加光复文登于钟岱的叔父叔弟），被匪徒虏到村西树林下乱刀砍死，惨不忍睹。
  峨石山剿匪胜利后，匪首戴四、李青生、周辑五（周仲鸿之子）陆续被拿获，袁子经潜逃到日本租借军港大连匿居。经烈士的家属刘培源的胞兄刘万令多方协同查访，得知下落，经荣成县政府呈请山东都督府出面，多次与大连日本当局交涉，认定袁子经匪伙是中国内政上的盗匪（属于刑事犯罪不属于政治犯），终以刑事犯引渡给荣成县政府。1912年秋，民政长杜紫庭把袁、戴一伙匪徒先后正法，枭首示众，人心大快。匪患肃清，荣成完全光复。
  （作者阎有泉，荣成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柳长刚，荣成市政协文史委秘书）
  附件：
  1.烈士亲属李绍、李绦等为究办追讨匪徒罪行1912年所写诉《状》。
  2.二十二名遇难者中幸存者李穆斋1912年撰写的《遭险纪略》。
  附件一：
  状
  具状李绍、李绦、李绮等，住隆峰村，为渠匪营免，恳恩纠办，以彰天讨事。窃宦匪姚振九及姚广和堂即姚吉昌、姚吉成等，反对共和，恨入心腑。去岁文登光复，招抚使振荣，投宿伊家，劝伊助饷，伊即起谋惨害。外派伊弟姚长顺到烟台探听虚实，内结城绅周民父子及洪瑶光、袁子经等，设法冲突。腊月二十日民政署委员姚学海、张正己致伊处向捐，伊厉色抗拒，该员见机而行，伊著该匪数十人追及揪扭，伊先生丛某从中调停，伊反佯言著人挽留。日后该党为伊饰词辩驳，多据此谕释该员为名，不知即此可见该匪惟伊命是听，异日冲突，显伊主议无疑，支吾摭挡，所谓愈盖愈彰。至二十二日，遗伊窑头戴四，招致山口多匪，杜门聚议，至申刻袁子经等亲到伊家。二十三日即调山口刘元起空如命起事。伊遂扬言定将允捐三万银两，分作四乡以作团费，计所以坚众之心。二十四日，命戴四带领多匪到身村，搜捉剪发等等。青山学堂教习李宪棠、登郡中学教习李悫棠、师范毕业李慕棠、李惇棠、李怃棠以及大诰三奇等身等子侄共七人，张姓邻佑伯仁等共六人，一并锁拿，并拟财产查抄封闭。最可恨者，以十四岁之书童，九岁之孩提，年方垂髫，诬扳革党，穿联系带，一路戏辱，惨不忍闻。及林村敲凿诸同志手只，概用铁条穿联，悲号惨泣，乞赐速死而不得。比进城，逐将民政长刘培源、司法长曲璜吊打酷刑，皮肉尽脱。伊又特驰要函，内有遇待近村议员某某，少加凌辱；严拘革匪诸人，解回本局以听发落等语。不日又传谕就地枪毙。是其始终主议，理属显然，尔时该匪多目不识丁，诸色信件，半由胁从该村议员孙炳星收留，现可追证。25日晚，将同志诸人枪毙城西，拟用煤油烧燎，适呼闭城门，该匪竟散未果。李悫棠幸未毙命，夜半起促同志，内尚有延息未绝不得起。久之，乃自逃逸，渡港泥泞，拟投水死，转念留身报复，断不可一死负同志。力跋至百丈山前，乃将手穿铁条，勾爪松节，耐痛抽出，匐藏石洞，咽土茹雪，数日北逃，现在威海可证本末。迄改岁正月，都督分兵剿除。伊雇文登营炮手二名以为练师，当送粮及钱若干，俱胁迫议员孙某牲口送去。未几，闻之匪溃散，伊渐推诿，致与该匪反唇相稽，尽人皆知。至14日马山战败，该匪逃逸。而伊恃富营免，倩委运动无所不至。伊亲翁栾荇坡到烟运动幕府，计断根株，事露被执。伊侄姚吉成到威运动洋人，以资保护，至今未归，以及驻扎兵站境内，剪发辈无一或遗。而于城内绅员交结益甚，即至近村亲昵，又无一不贿嘱，案破具保。迄民政署成立，身等奔案呈报，该匪尤著者尽行严拿，而伊以作俑渠魁，反为漏网，是其于科员等等定有嘱托，蒙蔽署长不卜可知。不则报告不一家，概呈伊匪首，讵尽属虚诬？胪匪数十名无一不事严拿，何独于伊而为姑纵？此情此弊，愚者亦明，伏思组织共和基础，前清弊政应一律扫除，贿嘱情托尤属大忌。即有素行不端，侥幸科员舞弊营私，一经台鉴自必热心活发，彻底究办，决不忍同志诸人枉死冤城，负大义而作卖法生涯。况一行查剿璧将焉往，何必区区于苞苴之利，而败坏名誉。为此冒读，叩恳。
  仁台，迅速严拿，查抄正法。庶死者瞑目地下，即生者亦无一不知警，可免人心瓦解，咸据此以訾议民军抄罪之多私云云。迫切，上呈。
  招抚使麾下施行。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 日
  附件二：
  遭险纪略
  穆斋氏誌
  民国元年2月11日晨起，与胞兄子原、子厚同侍家侧，叙述文登乱情，并虑影响及荣。谈论移时，将早膳，忽邻人应牌长者张姓至，面色仓惶，向家严言日：“适有二人来村中云，每村须聚若干人于本日已时，齐集杏黄口，再图进城，恢复旧官，有不允者，焚其全村，吾村亦当如是，特来报告。”言罢，踉跄而出，吾向吾父及兄言曰：“昨闻文登乱事，意吾邑民情朴厚，或不至有意外之虞，今日变象暴发迅速乃尔，殊为意料不及。”时家人闻知，意乱民暴动，必与新界为仇，因相向而哭。余曰：“事已至此，他无善策。他进城，我亦进城；彼见官，我亦见官。彼虽众，我心无愧，何惧之有。”吾父亦曰：“须筹办法，徒哭何益！”促进早膳，家人皆不能用，余尚勉强进食。少时，牌长张姓者又至，谓汝家亦进城几个。吾叔遂与邻右张君晓岚商酌同时进城，见官理论。盖以为稍存人心者，必不至陷人于死地也。于是，张君与其长子宾秋及吾胞兄子厚、子原，吾叔弟怃棠五人偕行进城。去后约数十分钟，忽闻君村前鼓声冬冬，喧填盈耳，余犹以为他村之鸠众进城者，路经吾村，未以为意。移时突听吾宅周围喊拿之声、放火之声及宅内人号哭之声喧成一片，惨不可闻。斯时，余悲愤填胸，不知所出，乃由前院遁入后院，由吾叔家逃至吾叔兄家，四顾无隐匿处，不得己，顺厕道躲至厢后。少停，即闻有多人至，声言搜捕甚急，听其语音而知作引导者悉系村邻。余意村人既作向导，藏匿极难，遂由界墙逃出；以冀逃脱。向北奔半里，忽有三四十人东西蜂拥而至，手托火铳，喊声如嘶。余心愈忙奔愈急，约又里许，腿痛难支，仆地小息。起复奔，未数步，闻有枪声，余又仆，思再起再奔，足疲无力，遂为所追及。拥余回村中，将手背缚索系，虽然甚紧，初不觉痛。众又拥余东出村外至村前，见被缚者已有四人，一为张晓君第三子宗奎，年甫弱冠，一为张君工人王姓者，其他二人乃张君族弟父子，为余村之首倡剪发者，彼此相顾无他言。少倾，来一身短面黑者，貌极凶恶，右手提短刀，左手提余锁骨，对众匪扬言曰：“此系洋举人李某，步履健捷，必穿其锁骨，否则，恐其逃脱。”匪中有人心者为余解说，始得免。然面黑者犹怒目厉声向解说者叱云：“设或逃脱，惟汝是问。”众唯唯而退。于是，又击鼓前进，每经一村，则高声喊呐，谓汝村有剪发者否？有，当速献无藏，不尔，焚汝全村；又谓汝村已聚众进城否？未，当速聚，倘迟则焚亦如之，后其勿悔。行约十余里，余兄弟及张君父子五人亦被追及，均用索其背。张君被缚时，曾有多匪将张君之头砍破，血流满面。忍痛前行四五里至杏黄口，见该处聚众甚多，相候进城。众至，少憩复行，约晚五句钟至林村集时，匪首刘中海已早至该村。少倾，刘中海手执枪剌与铁条，同前之黑面凶横者对众匪扬言曰：“徒以索缚其手，受其已极，可放开以铁条穿之。”众匪应命，遂蜂拥而上。张君向之哀恳，若无所闻，先将张君两手按于地上，用枪剌于掌中穿一孔，然后将两手合并，以铁条贯之，其两端纽而为一。十数人均依样遭此毒手。初张君等皆号不止，余见之惨痛非常，及至穿余之手，则不觉甚痛，惟麻木而已。众匪皆喝彩，余亦置之不顾。时日已西沉，群起促余等急行进城。其后经过村庄仍以焚毁协迫随从，乡愚均不知其所以然，只以情势汹汹莫敢违反。故每过一村，其众必增。初在余村时，不过四五百人，及至进城，数近三千亦速矣。将进城，喊声大作，震耳如雷。至城下，见城门大开，余始惧知其中亦有内应。众匪一拥而入，直走县署，而县署大门紧闭，不知何意，继有数人提灯而至，对众匪扬言云：“刘大老爷在李少初家，何不早去请来？刘曲二人俱在小学堂内，何不早去缚到？”至是始知民政长刘君鉴清与司法长曲君渭纶俱离县署，已至无可如何之时矣。时众匪一面至李某家请前清知县刘文炳，一面着人至小学堂缚刘曲二君。余闻之，喜惧交集。惧者，刘曲二君乃吾邑人杰，设遭不测，荣邑大事去矣；喜者，刘文炳虽为前清腐败官吏，究系礼法中人，如彼出，吾辈或不至即遭毒手。正忐忑间，忽又数人至曰：“旧署前尚有一剪发者，何不赶去缚来？”其所言即鞠君思敏也。吾又思，吾邑学界仅此数人，果无一人得免乎？移时，众匪拥二人入署，年约五旬，一为前清知县刘某，一即李少初也。少顷，传言将获数人先行寄狱。余心窃喜，谓寄狱或可多延时日，死生尚未可必。及至狱时，已过三更矣。夜内余辈手尽肿，他人皆疼痛难支号叫不绝，而张君尤甚，余初不觉痛，尚睡少许，天渐明，惟饥渴难忍，幸王君腰中尚带钱数百文，然狱门紧闭，无从得食。少顷，天已大明，狱门始开，诸囚徒亦皆起。内有董某，年约二十许，心最慈善，知余等饥渴，起即煮茶数壶以款之，时渴甚，亦不惶辞让，遂一一腹行而饮，以手被铁索穿扭，不能复持饮具。饮讫，渴虽止，而饥更甚。乃出钱求董某为余辈购食物，伊亦乐从弗懈。历时许久，始有人送烤饼十枚至，让董某食，彼不忍受，乃各人先食半枚，余半枚留作晚膳。心感董某谓能拯人于危。至午后，忽数人解二无发者喧嚷而入，视之，乃刘君鉴清、曲君渭纶，两手受刑与余等同。噫，此刑乃极恶残酷所未闻者。见后，彼此谈及被缚情形，则知刘曲二君之所以被执者，皆城内一班劣绅污吏所为，心亦狠矣！又问鞠君思敏下落，则曰：“约已逃避无恙。”且谓我等既已寄狱，或不至有生命之忧，余遂藉此自慰。至下午四钟时，忽有数匪入狱，向众言曰将送余等归家矣，余闻之，窃叹曰：“果无生机耶！”既而又自慰曰：“果无生机，不如速死。”于是众匪依次点吾辈出狱。及门外，又见一剪发者，左眼无珠，半面赤肿，血涌不止，见之惨目，熟视之，乃于君小庄也。行不数步，见众匪肩枪，左右卫护。无几至西城门外，余又自思曰：“至死所矣！少缓须臾，十数同志之心愿已矣。吾辈一死不足借，其奈荣邑之祸乱何”？于君小庄曰：“吾同志不幸至此，死则死矣，惟愿诸君勿以将死少挫其志气，效儿女悲啼态也。”言已，即有多匪持索将刘、曲、于诸君及余兄子原四人俱缚于树，其他皆排立其侧，余见同人首昂然，面不改色，心亦窃喜。即有匪高声叫曰：“开枪！”余遂合目以俟之，闻连响数声，余觉左右立者皆倒，余左膀及左半面始受枪，余亦即倒，枪声仍不绝，继又闻有号叫之声，众匪言曰：“尚皆未死。”遂各执枪向前乱击，余胞兄子厚卧余旁低声语余曰：“勿作声。”余应之。然匪仍在余头部用刀乱击，又在余项后力剌数枪，余终无声，亦终无动。匪以余已死，遂舍余。继又闻张君起而骂曰：“汝等无用，小畜何欲杀人而不给一痛快耶？”立有匪多人执刀向前乱剌，始尚号叫，顷刻无声。匪曰：“汝尚能把吾刀乎？”遂去。继又有言者曰：“尚有未死者，不始至署中取洋油来焚之为妥。”余闻之，心窃喜，善当时已无他望，惟求速死耳。少顷，忽闻城门作声，众匪一拥入城，城门立闭，城外寂然。余犹未敢动，余兄子厚曰：“汝死乎？”余曰：“尚未。”遂急起开目视之，天已昏黑，星宿悉见。子厚又曰：“将奈之何？”余曰：“顷虽未死，亦恐不能久活，不如投海。”二人遂向西行，行未数步，子厚仆于地。余仍急行，盖当时不求得生，惟求速死，是以亦不暇顾。行约三四里，至海岸，夜色沉寂，四无人声，忽念追者不至或有一线生路，默想中但觉头面血流不止，不复知痛。复起行，沿港套而西，涉水跋泥，亦不为苦，约八九里，又少歇。初意至租界赴威海，继思地理不熟，又无戚友可投，不如回家，一夜可至。于是转向南行，越山跋水，漫无路径。幸余幼时余父指认星宿，以故方向未迷。时两手尚被铁索合穿，不能动作。又思自头至腹悉如血漆，自腹至足尽为泥土，如鬼如魔，略无人形，急欲将铁条扭解，以便洗净血面，设法逃避。于是，且行且以齿扭之，及至败阵口（即匪窝山口村后，距城约四十余里），而天已大明，铁条仍如故。计无所出，乃思余岳父家离不过三四里，若暂至其家，将手解开，洗去头面血迹，更换洁衣，设法逃避，亦或可免，三思计定。于是，冒险前行，至村时，日已东升，村人多见之者，余遂就近跑入吾岳父之侄家，伊见之，急言曰：“此处不可留，当速去。”余曰：“能否将吾手铁条解开？”对曰：“不能。速行回家可耳。”余遂出，村人聚观者多儿女辈，盖强健男子多进城也。初出门南行至村前河岸上，乃沿岸向东行未半里，见前有三人均肩负大枪由北向南，其一对他二人指吾而言曰：“适此人在该村，未能留住。”余闻之，心自叹曰：奈何不幸如此！天乎！天乎！予果无生路乎！私意仍向前行，适撄其锋。遂返而南，过河，有小山，急登之，彼三人亦自东由小路随之，幸中间隔有小岭，彼此不能见，又意前行，彼必追之，无可逃也，乃乘其不见时，仍由旧路东逃。时彼三人已过山南，追无踪影矣。约里余，心始释。初遇此三人时，意以为必死，后竟得逃脱，盖此三人乃恶人中之善者也。行至傍午，至余村后，潜入松林小憩，乃想法以手触松树上，将铁条扭开，抽出，虽觉微痛，心亦自喜。复起前行寻水，将两手及面上血迹洗去。当时未敢回家，以余村多异姓，知之，恐不免也。仍起东行，至同家庄（系余同族，距余村约二里余），时已过午，未敢入村，乃藏匿其村外场铺内。因自昨夜至今一路之上，渴饮水，饥食冰，行约七八里，甚困乏，遂卧而睡。醒时，天已微黑，觉饥渴难忍，乃起入村至余叔父家，叔父及家人见之莫不惊骇。余叔嫂先拿面粉将头上血孔糊住，乃煮水作饭，用毕，又寻旧衣将血衣覆掩。闻叔父言，叔兄子孺与其二子当时逃避村外，至晚被村邻诱引回家，夜间，村邻将其房屋围住，于翌日早遂缚送进城枪毙矣。余嗟叹良久。又曰：“日昨尚有该村数人来本村搜寻张君某，不得而去，闻明日尚有大队进城，令本村预备早饭，由此可知，家中决不能避，如要稳妥，莫如深山。”余亦谓然。遂令堂叔兄筱泉及堂叔侄秀令二人略带食物乘夜送余至其北山石洞内。时夜已过半矣。余在山中昼伏夜行，风雪交至，每当深夜之中筱泉兄与秀令必潜至其所，以通消息，并携酒与食物若干为余止饥寒。过三昼夜，二人又至，告余曰：“乱情已缓，可以回家养伤矣。”天明，即2月17号，阴历年除夕日也，回同家庄后即藏匿于余族兄子辅家，伊与其胞弟信南及堂叔侄东岚等五六人联络村中昼夜巡察，暗中保护，又时时为余寻方问药，异常用心。惟因事机不密为匪所疑，此数人之生命亦几断送于土匪。幸我军早至，剿抚兼施，匪徒或搜捕，或远飏，邑境半定，而余之生始全。子辅兄等亦转危为安噫。子辅兄等为救命一条，昼夜奔波，屡濒于危，冒险之处有甚于余，其将何以酬报也？余之生，戚友见者多欣幸而叹余有福。余自思二老年近七旬，寡嫂无依，孤侄皆幼，数亩薄田不足自赡，天之生余，实天之所以罚余也，何福云乎哉！余死之日乃2月12号，正宣统退位之期，两世一身，亦云奇矣，遂书此以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