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济宁玉堂酱园从1714年创办至1946年1月济宁第一次解放，经历了戴家经营，孙、冷合资，孙家独营3个阶段，历时231年。
  1、戴家经营时期（1714年——1783年）
  济宁古为运河中段水陆交通枢纽，北通京津，南贯江淮，客商集聚，素有“小苏州”之称。1714年，来济宁经商的苏州船户戴某，看准了济宁经商的地理优势，即在市区的南门外商业区买了一块地，盖起3间灰厦门面，垒了泥制柜台，开起酱菜铺，门面字号“姑苏戴玉堂”。玉堂诞生后，主要经销江南小菜，也自制少量酱油、黄酱、醋等。戴家经营了两代，共69年。后拍卖了玉堂酱菜铺。
  2、孙、冷合营时期（1783年——1905年）
  1783年，济宁富商冷长连联合清朝官吏孙玉庭（家居济宁，任两江总督），买下“玉堂”，定名“姑苏玉堂”（又名玉堂酱园）。并置地扩建，增加作坊，招工百人，扩大生产，开始了孙、冷合营玉堂时期。
  从1783年至1850年的67年中，孙、冷股东委任精明强干、懂技术的梁圣铭任玉堂总经理。梁圣铭注意改进技术，先后创制了数10种露酒和酱菜。为了创制豆腐乳和新品种酱菜，他派一个聪明的工人装哑巴到江南某酱园学徒一年，对学来的技术又加改进，使味口、色泽高出江南。玉堂产品“味压江南”即由此而来。梁圣铭非常注重管理，制订了“规矩牌”制度，用以提高效率，并用“出票”办法，扩大资金，囤积原料（曾一次购粮90万斤、购蒜30万斤）。他还总结了经营经验，写了《生意论》一书。由于梁圣铭善于经营，玉堂发展很快。当时，工人由100人增至300人，作坊增至数百间，全部资金达39万吊，比原来投资的千两白银增长近300倍；年营业额达10万吊，产品曾至50余种。此时是孙、冷合资的“黄金时代”。
  1850年，梁圣铭病故，股东先后委任孟某、李模贞等人任经理，由于经营不善、股资巨耗，清廷苛捐，25年时间内竟亏赔殆尽，仅剩资本2万吊。
  从1875年，股东提拔大伙计陈守和任总经理。他袭用梁的办法，又扩大投资，开展多种经营，改进生产技术，生产的酱菜、酒类，南北风味兼有，产品十分畅销。1886年，军机大臣孙毓汶被当朝御史以“既为官又经商与民争利”为由，参了一本。孙得知后，也写了申奏，他把玉堂的买卖报告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把玉堂园说成是：一个制钱的买卖，便利于民，一个制钱买两样小菜，还要加点香油。后来，慈禧太后传见孙毓汶，听其面陈后，便派官赴济宁查证，回奏说玉堂一个制钱的买卖是实言，朝廷便不再追究。由此，玉堂因祸得福。1886年，慈禧太后“旨命”孙毓汶将孙家“小菜”送进宫来。玉堂酱菜进贡皇宫后，打开坛罐，光泽鲜艳、芳香扑鼻、甜而不腻、咸而不浊、脆酥味美。慈禧太后品尝后，连连赞称，并赐送酱菜的林大松挂七品官衔，封随去的厨房师傅为“御厨师”，定玉堂酱菜为贡品，每年送进皇宫。朝中官员听到后，也让人来济宁购买。玉堂酱园趁机把货物运送济南、天津、北京去卖，深得时人青睐。不久，玉堂酱菜畅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玉堂酱园从此名扬四海。但后期，由于陈守和挥霍无度，清政府加剧搜刮和股东撤股，造成资金周转困难，营业萧条，玉堂成了虚有其名的空架子。
  1905年，陈守和病故，孙家股东孙静峰进店主事，冷家退股去山西开矿。
  3、孙家独营时期（1905年——1946年）
  1905年至1920年，孙静峰任总经理，使玉堂进入中兴时期。他启用能人，整顿内务，把生产工序改为“七行八作”（注），扩大资金周转，保名牌，创新品。1910年，玉堂的远年酱油、什锦萝卜、佳制冬菜，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章；在1914年的“山东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上，玉堂产品参展42种，有35种获奖（其中，16种酒、16种酱菜和特品冬菜、远年酱油均获最优等金牌奖，黄嫩甜酱获优等银牌奖）；特别重要的是，据1915年《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记载：济宁玉堂与万国春酒、宴嘉宾酒、冰雪露酒、金波酒、酱油获5块金牌，酱菜获奖词。
  从1921年到1946年1月济宁第一次解放前夕，孙笠樵、孙野农、孙笃丞先后任总经理，皆经营平淡。1936年，玉堂资本为60万吊。1938年1月，玉堂惨遭日寇抢掠，损失达1万余元（银币）。1940年，玉堂资金尚有50万元。这以后由于日伪搜刮，再加上经营不善，到1944年1月盘点，玉堂仅余6万多元。1945年8月日寇投降，国民党反动势力窃据济宁，孙笃丞送礼应酬，玉堂付出一大笔交际费，生产继续下降。直到1946年1月，玉堂随着济宁的第一次解放，才开始发生新变化。
  4、济宁第一次解放至合营前的私营时期（1946年——1952年）
  1946年1月19日，济宁第一次解放，玉堂进入新阶段。
  1946年2月17日，玉堂酱园在市工会组织下，召开与资本家孙笃丞说理大会。会后，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达成了5项保证工人福利待遇的协议。4月，中共济宁五区区委组织委员唐素来玉堂酱园建立党组织，吸收任绪连、李传科、单心田、张玉山等同志入党，建立了中共济宁玉堂酱园支部，唐素兼任支部书记，任绪连任副书记。接着，组织了20个人的民兵钢枪队，杨永福任队长，任绪连任指导员。在党支部指导下，钢枪队成员团结资本家，带动工人，发展生产，办好企业。
  孙笃丞害怕玉堂变革，把大量银圆装入酱油坛子运往当时的敌占区徐州，办“同懋货栈”，共抽资1万多元。孙笃丞走后，一切事务由资方代理人袁奉莪主持。玉堂酱园的党组织努力与资方代理人袁奉莪搞好关系，并在人民政府支持下，从冀南银行贷抗钞100万元，从济宁贸易公司赊粮食3万斤，同时又从资本家抽逃的资金中截回42两黄金，使玉堂绝处逢生。
  1946年9月，国民党卷士重来，又占据了济宁，孙笃丞从徐州回到玉堂主事，党组织转入地下工作，一部分党员回乡。
  1947年7月17日，人民解放军围攻济宁，孙笃丞逃进城里。国民党借口搞“城防”，把玉堂酱园东西方向（即城外老运河南岸）3华里商业区放火烧掉，玉堂被索、烧、抢、砸达3天3夜，烧毁房子200多间，黄酱、酱油遍地淌，其损失达10万余元。玉堂储存原料、成品、半成品的西酱园是玉堂的“命脉”。当国民党兵要烧西酱园时，护场的钢枪队成员据理斗争，使之免遭火焚，为玉堂保留了一部分物资。当时，玉堂所剩资产总值只有10万元，玉堂酱园缸底朝天，无货可卖，几乎停业。
  1948年7月14日，济宁第二次解放。10月，中共玉堂酱园支部恢复，任绪连任党支部书记，邓盛群任副书记。11月8日，玉堂的工会组织诞生了，张桂荣任工会主任，张玉山任副主任。当时，玉堂保留的产品从50种下降到10余种。资本家、总经理孙笃再次携带资金去徐州做生意，让其兄孙寿田担任总经理。孙寿田说：“就这一缸子酱，吃完算完。”他借口扩大资金周转，变卖生产工具，拉拢高级职员大吃大喝。党组织及时教育孙寿田，批评他的消极情绪，又主动团结他，对这个私营企业采取保护政策这年的第四季度，玉堂营业稍有好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济宁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玉堂党支部、工会，教育、帮助资方孙寿田、袁奉莪消除抵触、怀疑、观望情绪，主动团结资方恢复营业，这一年收支基本平衡。
  1950年1月，玉堂建立了劳资双方协商委员会，劳方代表有任绪连、杨永福、张玉山、蒋福龙、贾作玉参加，资方代表是孙寿田、袁奉莪。“协委会”下设3人组成的金库，劳方梁中昌、贾作玉参加，资方孙亚波参加。党支部、工会认真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通过政府贷款扶持和加工定货等，恢复了原来的门市部，还在兖州设立了门市部。工人主动送货，还主动降低生活费，调整内部组织，明确职责，主动团结资本家。12月，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查资金办法》，玉堂成立了由劳、资双方组成的财产重估小组，重估后的财产净值为12万多元。当时，党支部、工会派职工代表贾作玉到徐州“同懋贷栈”找孙笃丞，索回小宝21个（一个小宝是一小两金子，相当于100块银元）。实行这些措施，推动了生产。但孙寿田、袁奉莪仍消极经营，大吃大喝。孙笃丞收买金库管理人员，暗地抽逃资金，孙家其他股东也经常到企业大闹生活借款，致使一度好转的企业又面临危机。
  1951年，在市委、市政府指导下，通过党支部、工会的努力，资方同意调整劳资关系，劳资双方达成了6条提高职工福利待遇的协议。在财务管理上，经与资本家协商，组织了新的会计处。11月，市政府派增产节约工作组进玉堂帮助工作。市工商联给玉堂全年评税1.1万元。孙笃丞在徐州得知玉堂的情况，对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及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很不满，他说：“工人进店学徒，人托人，脸托脸，我不点头进不来，现在耀武扬威啦！”孙寿田对“劳资协商会议”、“生产业务会议”很不感兴趣，提出“冗员太多，维持不住啦，应解雇工人。”孙的这一套被工会制止了。
  1952年1月15日，市委、市政府派工作组进玉堂搞“五反”，工人对资本家揭发说理，工作组帮助资本家学习政策，资方人员坦白交待。经查证，资本家违法事实有4条：（1）为志愿军生产的香干有一部分变质，是偷工减料造成的；（2）偷税漏税（1949年一1951年）26506元；（3）行贿501元；（4）盗窃国家资财300元。市委、市政府对资本家提出严肃批评，对其定为“基本守法户”。孙寿田受到了教育，他说：“‘五反’对孙家是个拯救，爱国守法才有出路。”4月，孙寿田将孙家解放前买的藏在家里的一部柴油发电机拉进了玉堂。
  从解放到1952年这段私营时期，玉堂生产经营权利仍在资本家手里，虽然政府和玉堂的党组织、工会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但由于资方对党的政策抵触，采取抽逃资金、放松经营的办法与政府对抗，致使玉堂至1952年底仅有流动、固定资金（净值）61000元，而这年亏损61530元，已业不抵债。玉堂到了非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