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近代著名学者柯劭忞，清代进士出身，民国时期，获得日本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编成史学巨著《新元史》。
  柯劭忞，字风孙，一作风荪，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生，民国23年（1934年）卒，年86岁。乡读甚慧，16岁为生员，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入翰林、散馆授编修。二十七年（1901年）任湖南学政。后历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撰文、侍讲；学部参议、学部左丞；典礼院学士；资政院议员，日讲起居注、政务处行走、懋勤殿行走。三十二年（1906年）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经科监署总督监、贵胄学堂总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奉命充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3年（1914年）后，任约法会议议员。还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劭忞一生，治学甚勤，博览群书，尤长治史，文章诗赋，亦典雅可观。著有《春秋谷梁注5卷、《新元史》257卷、《新元史考证》58卷（为此，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其文学博士）。又有《蓼园诗钞5卷、《尔雅图注佚史补》、《文选补注》、《文献通考注》等。《清史稿》中之天文志和儒林、文苑、畴人等传，均为劭手撰。
  劭忞成其学，同其家学有关。双亲都是清末山东有名的文人。父亲柯蘅，曾受业于福建学者陈寿祺，长于诗词，对经学和史学也有相当研究。母亲李长霞，是山东掖县学者李少伯的女儿，有“诗古文词，冠绝一世”的美誉。家学渊源，使柯劭忞的智力得到较早的开发。其父母非常重视培养自己的子女，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躲避战争，由原籍移居潍县，在流离迁徙中，还“昕夕教子女以经史词章之学无少间”。他幼年时就能娴熟地吟咏一些诗词。7岁时，已能写出“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这样颇具意境的诗句，可谓早慧。16岁考中秀才，20岁又考中举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业的进步，柯劭忞的求知欲愈加强烈。有人说他青年时期“沈酣典籍，近于入魔”，这话是不过分的。有一次，在一个严冬的早晨，他坐在火炉旁读书，由于精力高度集中，衣袖被炉火烧着了，竟没有感觉到。还是他父亲来到室内，发现烟气弥漫，才把衣袖上的火及时扑灭。他还有一个忘险而不忘读的故事：同母舅李季侯，甲戌会试，皆下第，作伴同赴河南禹州投亲，当行至新郑打尖时，店主讲：“天色骤变，将有大雨，前途有深沟，遇雨恐遭大险，今日宜宿此，明日看天色而行为妥。”李不听，而又不急行，有鸦片烟之癖，过瘾之后，始从容就道。行至两面皆山之深沟，大雨倾盆而至，山水齐下，李柯2人同乘一车，当此危急之际，闻李氏惊呼：“有性命之忧矣！”时车已入水，水且扶车而行，李已被水淹毙，同死者还有车夫4人，骡马10余头。柯氏踞车盖之上，浪冲车倒行，其后悬崖崩塌，车乃止，得免冲入水中。由村人李长年率人救起，劭忞乃获庆更生，遂拜长年为义父，以谢救命之恩。柯氏既脱险，归里叩见其父后，见案头有秘籍一部，亟取阅览，对遭险之事，一语不遑提及，当其父检点其行装时，睹水渍之痕，询问，柯氏方聚精会神阅书，其味然，未暇即答对。其父又从其携回之书籍中，见有《梦月山房诗集》一册，识得是李季侯的手稿，因问及李氏，柯答曰：“死矣。”神不他属，仍手不释卷。父大怒，夺其书而掷之于他，对柯曰：“你舅身故，是多么大的事，你乃意不言一语，真是书呆子，呆到如此地步。”其事固多可笑，“用志不纷，乃拟之于神”，勤奋好学，使他掌握了比别人更多的学识，治学能力大增，从而为他后来在学术上做出重要贡献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柯劭忞遇险独存，可谓天幸，好谈命运的人，一定会援引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为左验。由于用功太过，劭忞少年多病，患有咯血、梦遗、关格、怔忡4大病症，甚为憔悴，熟人多忧其不能长寿。然而，不知怎的，柯氏后来身体健壮，竟享有80余之高龄，为时人所不料。
  光绪十二年（1886年），柯劭忞到北京，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接触宫中典籍较多，尤对元朝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兴趣，立志要编写一部《新元史》。明朝宋谦等人编修的《元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史实错漏、详略不均、杂乱重复等等。对于旧《无史》存在的问题，明初至清末不断有人提出过批评，有些人曾予以正误或补遗，有些人欲重修。柯劭忞正是在此情况下选择了元史作为研究对象，下决心要编修一部《新元史》。柯劭忞自入翰林院后，长期在清政府学术和教育机关任职。在任职期间，一直坚持收集和研究元史资料，并利用翰林院的便利条件得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为编修《新元史》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进入民国间，柯劭“闭门谢客，一意著书”。他荟萃中外新旧元史资料，勘审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洪钧等人的撰述，吸收明清时代元史研究的若干成果，并综合《元史》、《元朝秘史》、《经世大典》残本、《元典章》，还参考其他史著、金石、笔记、文集等，积30余年的精力，于1919年完成了《新元史》，直到1930年才最后定稿。为了增添一些新资料，除对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的使用外，并选译德人哀德蛮所译波斯人拉施特《史集》、阿美尼亚人多桑《蒙古史》等蒙、元史著。后以此编成《译史补》下卷，卷目为《盖喀图补传》、《不赛因补传》、《喀尔奔特补传考异》、《译史碎金》、《拔都传考异》和《蒙古部族考》。其中《盖喀图补传》据多桑《蒙古史》译出，为洪钧所未见之秘籍，意在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故名《译史补》，收入《柯劭忞先生遗著》。
  《新元史》是一部259卷的元史巨著。含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体例与旧《元史》相同，细目与内容则增订修正之处很多。本纪增《序纪》，载元先世历史传说，详细记述了成吉思汗建国以前的历史；还增有《昭宗纪》等。在表中，合《宗室世系表》、《诸王表》为《宗室世表》，增加了《行省宰相年表》。在志中，将《礼乐志》一分为二，删去了《祭祀志》。在传中，将《儒学传》分为《儒林传》和《文苑传》，删去了《奸臣传》、《叛臣传》和《逆臣传》，增加了《韩林儿传》、《夷蛮传》等，其中《韩林儿传》系统地记载了推翻元朝的红巾军大起义的史实。《隐逸传》内增郑思肖等传，《烈女传》增徐君宝妻等传。又别立夏贵传，记汉奸之丑恶。诸志颇为详实，纠正《元史》错误不少。但应补而未补之处尚多，对外文资料利用亦不充分，引文均未注出处，史学观点陈旧。这些不足之处，柯氏又有《新元史考证》58卷刊出，做了弥补。《新元史》刊行时，将原稿中考异和引据出处悉行删除，因被论者所指责，其后将所存考证，引据出处等手稿，另编是书。本纪仅世祖以前及惠宗10篇、志仅存44篇，内容均被删略。收入《柯劭忞先生遗著》第2种。
  《新元史》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将明清以来关于元史研究的成就，作了综合整理，使之成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专著，弥补了旧《元史》的一些严重缺陷，因此，它的问世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当时中国史学界许多人认为它“熔铸新旧材料于一炉，集元史学之大成。”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将《新元史》列为正史之一，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新元史》也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承认，192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与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该大学博士论文审查会对《新元史》给予极高的评价。青木正儿博士说：同志（即劭忞）既得博士后，对于日本之有博士学位者，无不重视。后来日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聘劭忞充任委员长。
  此外，在清史的编篡中，柯劭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集中清朝遗老一百数十人编纂清史，任命赵尔巽为馆长，缪荃荪、柯劭忞等人为总纂。劭忞分工负责本纪部分的总阅稿，整理了《儒林》、《文苑》、《畴人》等3个传，独自撰写了《天文志》，并指导天文台人员撰写《时宪志》，还撰写了若干人物传。参加编纂清史的人员变动很大，有早退出者，有晚加入者，柯劭忞是自始至终主持其事的少数人之一。而且，在赵尔巽去世后，还兼代了馆长职务。1927年《清史稿》成书，1928年成册付印。分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共529卷。纪事始努尔哈赤称汗，终清室覆灭。诸志则改五行志为灾异志，历志为时宪，将仪卫志并入舆服志，新创交通、邦交2志，选举志内增新选举篇。诸表则增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6目。诸传则增畴人、藩部、属国3类。取材多据实录、圣训、会典、则例、方志、文集、碑传、档案等，铨次略具系统，条目大致详备。诸表精详，有查检之便。志传于中国近代社会亦有所反映。但昧于时势，对国内进步力量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均未述及，该书虽有不少缺点和问题，但对清史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柯劭忞的史学成就，同其朋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他给著名学者缪荃荪的信中云：“违侍数月，驰仰綦切，敬维台候万福为颂。侍衰病侵寻，无可为公道者。《时宪志》已脱稿，今创为《天文志》，自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日食月五星凌犯，均无册籍可稽，须步算以求之，繁难已极，未知何时脱稿也。侍从事《元史》，急需用周氏《西夏书》一查，闻邺架有之，务乞赐假一观，至以为叩、从邮传寄，或恐浮沈，乞交舍亲薛南溟兄，嘱其觅便寄到。”从信中可知柯氏修史的严肃态度，编《新元史》，修《清史稿》的情形可见。柯劭态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渊博学者，“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他能够编修《新元史》和总纂《清史稿》的许多部分，就反映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