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洪深从1934年9月至1936年3月，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在这民族危机深重的年月里，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与青岛左联的战友和山东大学的学生们一道，为救亡图存而辛勤工作、英勇斗争。
  赴青岛
  1930年，洪深为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抗议美国罗克主演的辱华影片《不怕死》在上海的上映，大闹大光明电影院，接着又毅然参加了左联。从这以后，国民党对洪深的迫害随着文化围剿的加深加剧而日甚一日。1933年6月，洪深等15人在他主编的上海《晨报·每日电影》上发表了《我们的陈诉》，严正地表明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坚持进步、宣传苏联的态度不变！国民党的反共嗅觉很灵：一方面加强电影检查，对进步电影事先扣留剧本，事后删节胶片；另一方面对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迫害，并严厉取缔所谓“宣传赤化”的影评。就在这种白色恐怖中，洪深坚决退出《晨报·每日电影》的编辑工作，以示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抗议；又因国民党C·C魔掌这时已经伸进上海的几所大学，洪深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无法继续下去，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应山东大学校长赵畸之聘，赴山东大学任教。临行前，戏剧界和电影界的朋友们特选“九·七”纪念日为他饯行。在饯行会上，洪深对国民党4年多来对他的监视和迫害十分气愤，同时又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对前途事业又感惆怅。田汉针对老朋友的心境，当即赋诗相送。鼓励洪深要“为突破民族危机而奋起”。洪深把老朋友的希望牢记在心，两天后，在《晨报·每日电影》上发表了《告戏剧界的诸位朋友》，便携家北上青岛。
  支持海鸥剧社
  1934年9月，洪深来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
  洪深来山东大学前，学校里有个名叫俞启威（黄敬）的中共党员学生，因为他姐姐俞姗几年前在上海参加“南国社”，俞启威才有了机会与洪深、田汉、田洪相识。1932年俞启威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暑假他到上海，便向左翼戏剧家联盟提出，在山东大学成立剧联小组。俞从上海回到山东大学不久，就回信给左翼剧联，说他已经成立了“海鸥剧社”，并同时附了海鸥剧社的成员名单。为了避免学校当局日后找麻烦，海鸥剧社特聘既是戏剧家又是校长的赵畸作导师。海鸥剧社成立后，为了配合抗日救亡活动，不但在校内演出反映抗日救亡的剧目，还深入到青岛附近的农村，演出了根据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改编的《在饥饿线上》。海鸥剧社的演出活动，特别是同学们的爱国激情，都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洪深到山大后，虽然任的是外文系主任，但他对校内校外的戏剧活动，特别是对海鸥剧社，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帮助同学们编排、答疑。当时的山大学生柳即吾曾撰文说：“洪深先生亲自导演过几个话剧，最成功的是大型话剧《寄生草》，当时在山大公演，轰动了青岛市。”洪深自己也曾粉墨登场，在《打棍出箱》中饰范仲禹。在出箱时，他可以把帽子用脚一下子踢到头上，出箱后踉踉跄跄地冲向台口，又猛地刹住。这种自控的身段、精湛的技艺博得满堂的喝彩声。洪深唱京戏，善须生。与他同时到校的老舍也善唱京戏，以演老旦著称。洪深在山东大学虽不到两年，他的艺术实践却给素称“文化沙漠”的青岛带来一派新气象，并且给以后胶东人民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活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创办《民报》副刊《避暑录话》
  洪深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共发表了33篇文章，出版了4个话剧剧本、8个电影剧本、8本专著。教课之外，还能如此劳作，是他热爱影剧艺术又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表现；也是他“不算老”、“阅历既深精力饱”的具体体现。1935年暑假，由洪深倡议，与王统照、老舍、臧克家、吴伯箫、孟超、王亚平、杜宇等作家一起，在青岛《民报》上办了副刊，洪深命之为《避暑录话》，并且亲自执笔写了《发刊词》，以一个比一个增大的字号写着：“我们要避暑！避暑！避暑！！”表明了不仅避暑天之暑，还要避反动派的炎威。
  《避暑录话》从1935年7月14日至9月15日共出10期。15个作者发表了76篇文章，其中写文章最多的4个人，每人发表了9篇文章，洪深就是其中的一个。特别令人钦敬的是他在《避暑录话》第3、4期上，发表了田汉的《友人狱中诗》和《友人狱中词》，洪深还作了注。田汉在参加了左联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对左翼文艺事业的贡献越来越大，写了不少具有新思想意识的电影剧本，如《三个摩登的女性》、《母性之光》等，把乌烟瘴气的中国电影界，引向一条新的道路，这就必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害怕田汉撒播左翼思想的种子，在1935年2月，趁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遭到破坏之机，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文委成员田汉、阳翰笙、林伯修等人，关在上海公安局拘留所。狱方迫令留手印，田汉愤而赋《打手印后》，表明自己因为“平生一掬忧时泪”，才“今日从容作楚囚”的。这就把国民党迫害关押左翼爱国进步作家的罪恶揭露无遗。洪深基于与田汉同样的政治目的，在《避暑录话》第3期上发表时，加注说：“他的长子海南，尚在小学读书，寄了一封信给他，故第五句云云。”洪深就是这样把田汉被捕的消息披露出来，使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国民党在失了黑吉辽以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仍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田汉被捕的第二天，洪深恰好因事到上海，朋友们聚集在他下榻的东方饭店里，商讨如何营救田汉。洪深向大家表示要亲自去南京交涉。他说：“假如他们说田汉是‘左联’的人物才被捕的，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也是‘左联’的人，叫他们把我也捉起来和田先生关在一起好了。”洪深这话虽然有些憨直，但为朋友尽责、为祖国尽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义勇精神，确实是十分可贵的。
  参加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继又制造了伪满州国，随后又制造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面对大好河山一年年的沦丧，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山东人民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博兴暴动、益都暴动、日照暴动、沂水暴动、苍山暴动。特别是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的有胶东6县人民参加的“一一·四”暴动，声势浩大、威震四方。一部分武装起来的人民还上了昆嵛山，组织起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阀韩复榘及侵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对峙。山东特别是胶东这种政治、军事的形势，势必要影响当时洪深所在的青岛。不久，北平学生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青岛，山大群情振奋，地下党组织贴出通告，倡议召开学生大会，组织“山东大学抗日救国会”，并推选陈燕熙、李声簧、王广义、熊德邵、韩珍组成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他们向全国各地发出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义举的通电，并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时，山东大学学生还联合了青岛市的礼贤中学、铁路子弟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等校，组成了“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洪深置身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山东大学，压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1936年2月7日，青岛市国民党政府举行三号码头落成典礼，山东大学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利用这个时机，在会场散发传单，发表演说。青岛市当局拘留5名救国会的骨干。山大学生个个义愤填膺，强烈抗议，使当局终觉众怒难犯，而不得不释放被拘留者。这样一来，更加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把抗日救亡的运动扩及到工厂、商号和各界人士中间去。
  国民党为了执行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共反人民的总政策，下令严厉取缔学生的爱国活动。山东大学当局以行动越轨、破坏校纪的罪名，将致力于救国运动的学生李声簧、陈燕熙、王广义、韩珍、熊德邵、周文煜等6人开除。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立即召开学生大会，对学校开除6名同学提出抗议，要求当局立即收回成命，并通电北平、上海各大学给予声援。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正当要求不予采纳。次日，全校罢课。同学们砸了学校的办公楼，撕了学校开除6名同学的布告，切断了电话总机，并宣布：学校如不收回成命，坚决斗争到底。学校当局见学生会对罢课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就想方设法阻止学生，他们说罢课学生“掌握凶器和化学毒药”、“他们有背景，背后有人操纵”，以此蛊惑人心、瓦解学生。因为学生爱国心切，众志成城，致使学校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校当局指令洪深、老舍、王守恒等教授，作为“教师代表”，以帮助被开除的6位学生转学的名义，要求学生宣布复课。同学们知道学校当局的意图，对他们的复课要求坚决不答应。
  山东大学的学生运动，震惊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他们密令青岛特别市市长兼海军陆战队司令沈鸿烈，对山东大学学生进行武装镇压。3月11日，海军陆战队于黑夜在山大校舍后山上架起了机关枪，凌震2点左右包围了学生第四宿舍。他们每人手持棍棒和盾牌，由特务学生引路，破门而入。同学们也以棍棒、石头为武器，奋力自卫，终因寡不敌众，轻伤10余人，重伤4人，被捕33人，其中何文祥同学头部被木棒打破，流血竟日，仍被囚禁在狱中。学校又开除13人，同学们愤怒至极。他们在当时的《救国时报》上郑重地宣称：“反动派有雪白的刀，我们有鲜红的血，相信在恶势力之下的牺牲者是光荣的。大家已经抱定非死到最后一个，决不放弃救国的责任，更不能任凭一班汉奸卖国贼把大片国土送给敌人。”
  被捕入狱的学生，向青岛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同时提出两点要求：（1）允许在押同学互相见面；（2）允许接见校内来探望的同学。这两点要求当局拒不答应，他们只好举行绝食斗争。经过3天的绝食，当局才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校内同学每天络绎不绝地到监狱探望被捕同学，洪深也在繁忙的备课、著译工作中，抽出时间，亲自到公安局探望被捕同学。他对国民党上上下下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不满，当即在青岛《民报》上发表了四五百字的《辞职启事》，对学生因为爱国被关押深表同情，对自己在学生运动中受学校当局之骗充当“教师代表”十分内疚，在《辞职启事》中，公开向学生道歉。然后悲愤地离开青岛山东大学，结束了他为期不到两年的教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