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刘谦初，名德元，字乾初，曾化名黄伯襄，笔名有潜初、卤夫等。谦初是他于1929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后改用的名字。祖籍山东省平度县田庄镇刘家庄，世代务农。他于1897年12月2日（农历丁酉年十一月初九）出生，1931年4月5日6时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被枪杀牺牲，年仅34岁。
  刘谦初于1924年6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燕京大学毕业，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中共闽南临时特委漳州地区书记、福建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从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毛泽东主席曾称“他是一位好同志”，周恩来总理也赞誉“谦初是党的好干部”。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笔者与邵华君曾于1985年合写成《刘谦初传》。已收入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今再作此文，意欲将后来相继得到的有关他的史料奉献出来，也希望藉以“存史”，传诸于世。
  齐鲁大学预科的高才生
  刘谦初在兄弟姊妹7人中，居长。童年时，就读于邻村，朝出晚归，不避寒暑，16岁时，考入平度城教会学校——知务中学。在这里，他学的不再单纯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而开始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现代基督教义中宣传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使他开阔了眼界。这些都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1918年春，刘谦初于知务中学毕业，并准备到济南，进齐鲁大学两年制预科继续学习，但必须要等半年后方能参加入学考试。于是，他便约同孙策功、邵廷珍、于乃镇等人，请校长（传教士）崔怡美写信，携至齐鲁大学提前入齐大为预科预备生设立的“附班”暂读。同年秋，通过入学考试，正式编入文预科，附设于大学文学院内。笔者在山东省档案馆所存的齐大档案中，见到1919年秋季文预科第二学年学生名册中有刘谦初的名字，始知刘谦初当时是文预科的高才生。全班学生共17人，所学科目计有耶稣实绩、中国历史、国文、作文、平面三角、物理、英文、图画等8门，各学期成绩均基本保存完整。以第一学年第二学期为例，刘谦初的中国历史、国文、作文成绩均分别在90分以上，作文更是全班之冠。当年同班同学于乃镇先生今健在，1982年8月，笔者去青岛专访过他，老人回忆当年情景，满口称赞。当时的刘谦初，是“有学识、有眼光”的人。
  1919年春夏，齐大学生因参加“五四”运动，前后停课达半年多，为了补上这半年的缺课，学校只得将原秋季毕业改为春季毕业。于是，刘谦初在1921年初，才于齐鲁大学文预科结业。并由原平度知务中学侯述先先生介绍，应聘到基督教会在黄县开设的崇实中学任教。据于乃镇先生讲，他之所以未能在齐大继续升学，除家庭的经济原因外，还因当时齐大受英国的影响较大，闭塞保守，而且文科教师多是清末举人、拔贡等。这样的环境不能满足刘谦初的求知欲望，从而使他决然地离开了这里。
  升入燕京大学的契机
  1921年春，正当刘谦初准备赴黄县崇实中学执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年2月出版的第1卷第7期《生命》月刊上（燕京大学主办），公布了“李提摩太博士奖款征文启事”。据称：已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博士（1919年逝世）遗嘱，将他的一笔款子作为奖励基金，捐给上海中国圣教书报公会，以每年发起一次有奖征文，旨在培养中国基督教写作人才。此事，本拟于1922年才开始实施，只因一位教徒的热心，得能提前一年试办。“征文启事”规定：应征之作者，必须是中国所有大学高级班内的基督徒或刚由大学毕业的人。各应征人必须按规定的命题——《我的二十世纪的宗教观》，写一篇独出心裁的文章，并且不得抄袭，也不许经别人修改，要在当年5月20日以前交卷，寄往上海中国圣教书报公会。教会方面为保存和处置这笔奖款，成立了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委员长的管理奖款委员会。刘谦初见到这个启事后，决定要试试看，不久，按命题撰写成一篇近6000言的文章寄往上海。
  1921年10月，有奖征文揭晓，并在当月出版的《生命》月刊第2卷第3册上公布说：管理奖款委员会邀请教会中从事著述的3位华人担任评奖裁判员，他们是：青年会干事胡诒榖、《华兴报》主编罗运炎、《生命》月刊主编刘廷芳。裁判员从应征的19份征文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择优录取，选出最优的一名，就是：山东齐鲁大学文科刘谦初。“《生命》月刊得到管理奖款的委员长司徒雷登博士许可，把刘君这篇得奖文章《我的二十世纪的宗教观》在本期发表，《生命》月刊敬为刘君贺，并祝他努力研究，努力作文章！”至于有奖征文之“奖”，按上海基督教续行委的规定为银币（大洋）240元整，获奖者可以领取现金，也可以以奖学金的形式保送去燕京大学深造。刘谦初选择了后者。据1921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记载，当时读燕京大学，每年的学费为84元，刘谦初有了这笔奖款是颇能解决问题的。但这时他已接受了黄县崇实学校的聘书，而且接洽办理读燕大的有关事项也需些时日，所以，他还是去学校执教，直到1922年暑假，一年聘期届满，才于这年9月日进了燕京大学。
  去镇江，到岭南
  1925年暑假，刘谦初在燕大文理科历史专业毕业，由于校长司徒雷登的从中作梗，他想留北京工作的愿望未能实现。本来，他在校读书期间品学兼优，而且又热心公务和社会活动，尤其在“五卅”爱国运动中表现突出，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是，这一切和校长司徒雷登所要求的标准恰是南辕北辙。他的写作才能，还在入学前就为司徒雷登所赏识，入学以后，司氏又亲眼见到他和董绍明（即董秋斯）一起，连任两届《燕大周刊》的编辑部长，而且表现出优异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因此，司徒雷登对刘谦初更是另眼相看。1923年，司徒雷登为谋求在北京西郊海淀建筑燕大新址，赴美国募捐筹款，1924年5月24日返回，26日晚，在燕大第二院礼堂开欢迎会，刘谦初代表男校学生致欢迎词，可见刘谦初当时在燕大尤其在校长司徒雷登心目中的影响之深。但是经过1925年的“五卅”运动，刘谦初在司徒雷登眼中变成学生风潮的“危险人物”，当然也就必须被“远之”。这从司徒雷登晚年撰写的《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他写道：“中国生活中一个美好传统就是师生关系融洽”，“燕京从未发生过一起无法控制的‘风潮’。”这就完全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害怕把象刘谦初这样的人放在身边的内心世界。就这样，还在刘谦初毕业前的半年多时，校方已经为他安排了去处——到镇江润州中学教书。木已成舟，他不得不接受聘请。
  刘谦初在镇江执教一年，其间北京爆发了“三·一八”爱国运动。爱国学生遭到了段褀瑞政府的血腥屠杀。刘谦初的挚友董秋斯和蔡詠裳（女），在那天都参加了爱国游行。惨案发生时，董的身边有几位同学倒了下去，燕大女同学魏士毅就是其中之一。3月27日，《燕大周刊》出版“追悼魏士毅专号”，发表了蔡裳为烈士撰写的“小传”和董秋斯为烈士所写的“挽词”。后来，在处理受难烈士善后事宜时，董还被选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刘谦初闻讯，极为悲愤，原答应为《燕大周刊》创刊3周年增刊撰写的题目《虐疾者言》的文章，虽已编辑付印，但刘谦初不愿再发表此类的轻松文字，执意抽掉。刘谦初身在镇江，心在燕大，通过书信往来，他与董、蔡等益发感到“非革命无以救中国”。
  1926年暑假，董、蔡将从燕大心理专业毕业，他俩在给刘谦初的信中表示：广州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在国共合作的政治影响下，革命形势十分高涨，令人向往。而且那里又是蔡的家乡，有人给介绍回去教书，他们已决定应聘赴粤，并邀约刘谦初暑假同往。刘谦初见信毅然应约，于这年秋，从上海乘船，到了广州。开始，他想入黄埔军校，未成，继后，又想去日本学习军事，仍难如愿。此时，他已两手空空（在轮船上曾经被盗过），只好暂时寄住在西关蔡詠裳家，结果又遭盗窃。为一时生活计，他不得不应聘到岭南大学附中任教。
  结识新交钟敬文和杨成志
  刘谦初进岭南大学附中任教后，和毗邻而居的杨成志很快相识。杨成志，广东海丰人，系岭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此时正在半工半读，担任岭大附中历史教师，并兼附中学生会出版部顾问和南大中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是一位活跃的课外社会活动者。他介绍刘谦初认识了钟敬文。钟敬文也是由杨成志介绍，从海丰来岭南大学半工半读的。他们3人的结交，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这从刘谦初离开岭南附中，去武汉参加革命后，钟敬文为他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反映出来。此文见于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荔枝小品》一书中。现照录如下：
  潜初去后
  潜初离开这里，已三礼拜了。
  他，潜初，为了发展，为了革命，远迢迢的从北边南来。最初，拟入黄埔军校，不果，次想到日本去受军事教育，又被阻，未能成行。来时，从上海到广州的轮船上，已遭了海贼，把行李掠得一空，寄住在西关詠裳姊家里，又重遭了第二次的盗窃。他为了暂时维持个人的生活，不能不垂翮低就。因此，他到了这里干他一年来过厌了的教书生活。凑巧呢，我也从荒漠的南海边上，被一阵歪风，吹到了此间。邂逅之下，一见如故，彼此都不免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呢。
  这里在人们看，是天堂，是乐土，但我们都觉得比较在瀚海里尤为难过。固然各人感官不同，是以所感者亦异，然而我们苦矣！我们在这里的朋友真不多，我们是流氓，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架子，我们是永远离开那些尊贵的大人绅士们之列千里而遥！
  但是，在我们寥寥焉二三位小人物中间，却别有一种可味的生活。在灯前，在月下，我们絮谈，我们漫步，夕阳如荼的暮郊，寒烟如梦的江畔，都印踏着我们迟重的足迹，都荡漾过我们轻微的语声。潜初，喜欢香蕉，我喜欢樱花糖，我们大吃，我们狂谈，我们还乱写文章。在这短短的三月中，大家心里都象散漫着轻和的薰风般的，暂夕的忘掉了包围着身外厚重的冷气。
  霹雳一声，潜初行矣！他不但给我遗下沉重的凄寂，而且交付了我不少的忙乱。自他行后，我的焦躁，我的苦闷，一切都飞涨到百度以上。
  他去了，他是向国民政府的首都武昌去了。他喜欢紧张的生活，他要步武俄国式的叛逆青年！他是马克思的信徒，他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好，让革命之神降福于他吧，——一切都将如他所希望的成功！
  他，临走时，嘱我写点文章送行，当时既写不出，过后又没有空写。今天正整天的无事可做，随便草抹几句，以寄闷怀，并志相好也。
  十六、一、四，于南大国文部办事所跟台湾青年张月澄学习日文
  刘谦初进岭南大学附中之前，曾要求黄埔军校保送他到日本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这期间，他为学懂日文，新结识了一位台湾籍青年张月澄（又名张秀哲）。此人来岭南大学比刘谦初晚些，一时无处栖身，刘便邀他来自己宿舍同住。张自幼在台湾受日本殖民地奴化教育，其日文程度远比他的汉文水准为高，因此常向刘谦初请教学习汉语。刘便和他相约取长补短，互教互学。每晚间，张教刘日文时，钟敬文、杨成志2人必来旁听。1982年笔者采访钟敬文教授时，听他说，当时张月澄的派头、作风以至于习惯等各方面很不一般，然而刘谦初善与人同，和张相处得极为和睦融洽，也很赞赏张反抗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因张当时写过一本名曰《勿忘台湾》的书，揭露了日本虐待台湾人的罪行，为此曾一度被捕入狱。此书后经郭沫若题签，在广州出版、发行过。共同的生活，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来，他们4人（刘、钟、杨、张）都是“倾盖社”的发起者和在岭南大学本部的社员。发起成立“倾盖社”和创办《倾盖周刊》
  刘谦初在岭南大学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与钟敬文、杨成志、张月澄等人发起成立“倾盖社”和创办《倾盖周刊》。这从当时岭大青年会、学生会编辑出版的几种刊物上，尽可寻踪觅迹。1926年10月6日，第15卷第4期《南大青年》报道的全文是：
  《倾盖周刊》之勃起
  ——实感的反抗的新鲜及人间味之唯一刊物出现了——
  在广州文艺界里，每觉空虚，令人作呕，倾盖社同仁有鉴于此，树独立之旗帜，每月汇稿投诸《国民新闻》副刊《国花》一次，名曰“倾盖”。闻该社社员常在京沪各有价值刊物投稿者，因本校现有该社社员四五人，故设总部于此。欲知其出版物之内容如何者，请携铜仙三枚到南大书楼购买一份可也。如欲投稿于该报诸君，希寄交本校杨成志君收便妥。
  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岭大学生会编辑的《南风》半月刊第3期上，刊出了第1、2期《倾盖周刊》的目录，第1期发表的文章有：《我们的‘倾盖’》，作者秋士，即董秋斯；《寻求》，作者潜初，即刘谦初；《我是幸福的》，作者聂畸，即聂绀弩；《女魔的歌声》，作者静闻，即钟敬文；《谈讽刺文学》，作者成志，即杨成志；《试猜‘广州的学生哪里去了？’》，作者卤夫，即刘谦初；《歌德论自然》，作者詠裳，即蔡詠裳。该刊第2期发表的文章有聂畸的《夜话》，静文的《秋宵写怀》、《狂言十番》，卤夫的《革命是一种艺术》，秋士的《拿波里海滨书怀》，成志的《社论》等等。1926年10月30日，11月15日相继出版的《南风》半月刊，分别刊出了第3、4期《倾盖周刊》的目录，收入了洞中人（即董秋斯）、静闻（即钟敬文）、卤夫（即刘谦初）、绀乳（即聂绀弩）、詠裳、成志等人文章，计有《莫斯哥之晨》、《暗杀党》、《才百分之一》、《决心》等等。
  上述文章作者中的聂绀弩，系广东海丰人，为钟敬文的挚友。当时聂已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应约常为《倾盖周刊》撰稿。倾盖社成员以岭大同仁为主，任教于协和神学院的董秋斯、蔡詠裳夫妇，开始就加入并积极撰稿。1982年，笔者采访了当年倾盖社成员杨成志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始知《倾盖周刊》的风格颇与《语丝》相类。《语丝》是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的综合性周刊，发表的作品以杂文短论较多，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封建思想颇多抨击。
  1926年前后，许多革命文化人士先后至广州，创造社的著名作家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穆木天等，都曾在此住过，并成立了一个“创造社出版部分部”。倾盖社同仁，感情上很亲近创造社，尤为敬慕郭沫若，而又最同情郁达夫。这可从钟敬文的《请达夫吃酒的事不果了》一文中得以佐证。其文曰：“一天，我与潜初闲谈，不觉谈到达夫。他说：‘他这时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所需求的，怕只有人间一点浓郁的情谊而已。我们也正和他有同样趋向的人，何不凑上几个钱，买点酒菜，请他来随便聚谈一下，藉以滋润彼此枯涸的心怀？’我说：‘很好，就找一个礼拜天，我们照办吧！秋士、詠裳诸人，也一定举双手赞成的。’话没说过几天，谦初已抱着不可压抑的雄心，乘风破浪到武汉去了。听说达夫也要请假回上海，——不知可成行否？——我又忙得不可开交，这事，怕就从此烟消灰灭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刘谦初的思想感情。
  岭南行匆
  1926年12月中旬，刘谦初同董秋斯、蔡詠裳相约，离岭南赴武汉，去国民革命军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因当时环境不便声张，走得十分匆忙。所担任的课程，请钟敬文代教，一些未了的写作事宜也无心交代，就匆匆上路了。他与钟敬文合作翻译的《俍僮情歌》，本来商定由他作《译者的话》，也只好由钟代作了。他所翻译的英国作家蔼里斯所著《舞蹈的艺术》一书的部分译稿，也只得留给钟敬文。他还有一首新诗作，题目是《听说你已经去国》，是为回忆一位朋友而作的，也留在钟敬文那里。后来，钟将这篇诗稿寄给了荷属苏门答腊棉兰南洋日报社，发表在该报6周年纪念特刊《椰子集》里。这些都是在刘谦初离开岭南赴武汉以后，钟敬文为尽朋友之谊的“自觉”处置，可见他们俩人感情的真挚和深厚。
  再者，当时由于岭大环境的关系，刘谦初不便宣称去武汉参加革命，而是以请事假回上海为由，告别了任教的学校。这在1927年2月27日出版的第15卷第17期《南大青年》关于附中消息的报导中有所表述。内云：“本校附中国文教员刘乾初君前月以急务告假离校回沪，该教职请钟敬文暂代。兹闻刘君来函谓要务羁身，不能回校等云。据何校长意，以后愿将该职聘请钟君掌教，因钟君现为大学国文部（系）职员，著作丰富，新旧文学俱极有根底。国内诸著名文学家如周作人、顾颉刚、叶圣陶等皆其友善，且曾为初中国文教员者也，若掌斯席，必能使学生如坐春风也。”
  刘谦初为去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就这样匆匆离开了岭南。
  狱中欢读《士敏土》
  刘谦初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时，于1929年8月被捕入狱，前后共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铁窗生活。在狱中，他所表现出的那种矢志追求真理，乐观而坚定的献身革命事业的高贵精神，笔者在《刘谦初传》中已有叙述，这里只作《士敏土》译者“再版题记补遗。
  《士敏土》一书，苏联革拉特珂夫著。书中描写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无产阶级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所表现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该书由刘谦初的挚友董秋斯和蔡詠裳翻译。1929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后，译者当即奉献给在济南狱中的刘谦初。刘谦初和难友们欢读后，以无限喜悦的心情给译者写了回信。董秋斯和蔡詠裳读了他的信深受感动。1932年7月，在《士敏土再版题记》中对此作了表述。为查阅到原著，尽力把这一情节搞准确，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查到1929年的第一个译本。不久，又在福建省图书馆查到1932年的修订再版本。现将“再版题记”中有关刘谦初狱中读《士敏土》的文字记录如下。
  “译者卷首写着‘献这译本给我们的最亲爱的朋友’，现在不妨告诉读者，这位朋友已于今年四月五日身殉了他的信仰。当我们开始译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进了监狱。到他死的时候，已在那里边度过近二年的没有太阳的生活了。去年冬天，这个译本居然达到了他的手头。不久便得到他的来信，除了表示欣赏以外，还有下面一段话：
  ‘这本书我是这样地读的：我在模拟书中的描写和对话，指手划脚的读，难友们都围在我身边听，每读到一个紧张的地方，我们常是一齐低声地喊起来——因为这里是不准大声的呵！这样经过几天的功夫，才把这本书读完。我们简直忘了一切，眼前但有一所庄严灿烂的士敏土厂！’
  当我们读完他这封信，真觉得我们从这译本已经得到无可量计的报酬，再不需要其他任何什么！如果这译本真能在被难者的心中燃起这样伟大的解放的力，让我们用同样的诚意献给一切患难中的朋友。
  最亲爱的朋友，永远不能忘记的朋友，你已经与我们永别了，不能再用那热烈的心情来看这再版的新装了！为了纪念你，我要说多少话呦，多少话呦，到死也说不完的话，但是在当下还是不说罢。
  一九三一、七、二十四董绍明”
  忠诚的战友
  刘谦初牺牲时，年仅34岁。他生前的战友多是同学和挚友，在长期的学习工作中，他们结成了莫逆之交。其中，首推如下几位。
  董秋斯，字绍明，号景天。1898年生于河北静海县。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文理科主修神学，遂与刘谦初结识。他俩在同学中较为年长。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年轻的同学先后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董被称为“景歌”，刘被称为“乾哥”。董在燕大读书的几年，除连任二届《燕大周刊》编辑部长外，还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主席兼校长司徒雷登的秘书。1926年秋，约刘谦初同去广州任教。同年冬，又约刘谦初一起赴武汉参加北伐，他任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编纂股长。大革命失败后赴上海，与刘谦初、孟用潜等同住在法租界，后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结识了鲁迅，先后主编《世界月刊》、《国际》月刊，并翻译出版过长篇革命小说《士敏土》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名振一时。1930年初参加第三国际工作，后调澳门。1941年回上海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并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7年任《民主》周刊编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全国解放后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全国文协理事、《翻译》月刊主编、《译文》编委会副主任、《世界文学》编委。“文革，，中于1969年12月31日去世。
  蔡詠裳（女），广州人，字步虚，生于1903年，早年毕业于广州公益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毕业于燕大文理科心理专业，是年秋与董秋斯同去广州，两人随即结婚，旋同刘谦初等去武汉参加北伐，在国民政府农民部任职。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与董共同进行革命文学翻译工作。1930年参加共产国际地下工作，曾一度到莫斯科学习。后来，充做鲁迅与史沫特莱交往的翻译。再后，往香港、澳门，1940年在香港病逝。
  张采真，原名士隽，河北霸县人，1903年生。早年就读南开中学，1922年升入燕大，主修西洋文学，次修中国文学，并经常在《语丝》、《晨报副刊》发表作品。1926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获“金钥匙”奖。1927年春，经刘谦初、董秋斯邀约，南下武汉参加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后入《中央日报》任编辑。8月，随刘谦初、孟用潜等去上海，后又转赴福建漳州，经刘谦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相继在共青团福建省委和在上海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宣传部工作。1929年调党中央秘书处，1930年夏调任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同年11月14日被捕，12月27日英勇牺牲。
  孟用潜，原名孟天培，北京人，1905年生。1926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于同年底去武汉参加北伐军。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与刘谦初一起参加北伐进军河南。8月赴上海又转赴福建，后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1928年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调东北满州省委。后被捕，经家属营救出狱。全国解放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1957年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