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生简历
  我的伯父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生于临清市唐园一个富裕家庭。我祖父张树桂，字冬荣，系捐班出身，先任江苏省青口巡检，后署理江苏赣榆县知县。伯父张自忠6岁入私塾读书，14岁时跟随母亲和幼弟张自明去赣榆县我祖父住所居住。次年我祖父患脑溢血病故。不久伯父即随母携弟返回临清唐园。清朝废科举后，伯父即入临清中学读书。18岁时和教场村的李敏慧结婚，仍继续读书。1911年他和我四伯父张自严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至1913年先后考入天津及济南政法学校读书。
  1914年，伯父经车震的家庭教师刘士俊介绍和六七个乡亲一起到东北新民屯车震旅长手下当兵。不久，车震把他调到旅部当随从便目（班长）。1915年车震升任师长兼长沙岳阳镇守使，部队开到湖南。车到湖南不久，就发生战争，车震的部队被打垮。伯父当时任车部的排长，后伯父随他一块回老家。他们到达临清时已是1915年年底了。
  伯父回到家中，仍然天天想着去当兵。春节刚过他就到贺务庄去找车震，说明他的想法。车震对我伯父说：“我已下台，不想再干军队了。冯玉祥是我的把兄弟，我写一封信你去找他吧，他一定会安排你。”1916年上半年伯父带着车震的介绍信去廊坊投效冯玉祥先生。冯当时任旅长，冯接见后即委给伯父一个少尉差遣职务。次年冯军开武穴驻防，不久，又开到湖南常德。伯父在常德调任排长，冯玉祥又让他担任常德水上警察队长，很短时间内，和我伯父同时当排长的吉鸿昌、冯治安等提升连长，模范连（学兵连）连长石友三由连长升任营长，冯玉祥就派我伯父接任模范连连长。1921年冯玉祥升任十一师师长，奉命由湖南开赴陕西，后兼任陕西督军。1922年冯玉祥率师开往河南打河南督军赵倜。双方激战时，伯父率模范连参加战斗，脚负轻伤。冯由河南督军调任北京陆军检阅使，伯父被提升为学兵营长。1924年冯由古北口班师回京，驱逐溥仪出宫，推倒贿选总统曹锟，伯父又被任命为学兵团团长。1925年下半年，伯父升为十五混成旅少将旅长。1926年冯玉祥由苏联考察回国，在五原北伐誓师时委任我伯父为总司令部中将副官长。（当时，共产党员刘伯坚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中将部长）1927年，伯父又被任命为中将师长，在河南一带和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作战。1927年底，被冯玉祥留在开封，任开封戒严司令、二十五师师长并兼任西北军开封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1928年，改任郑州警备司令仍兼任二十五师师长。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与蒋介石展开了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冯的将领有不少投向蒋介石。伯父带着他这一师人由陕州过黄河，退到山西运城、曲沃一带。后经张学良同意整编，成立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伯父任三十八师师长，归张学良统率。1933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长城，伯父奉命率队开到河北喜峰口，对日作战。宋哲元任命我伯父为前线指挥官。伯父常常十几个夜晚不能睡眠，两眼血红，并经常亲临第一线。停战后，三十八师开到北京附近胡家垡休整。冯玉祥将军这时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派二十万大军包围，冯将军出走泰山，把我伯父的彭国政团带去做卫队。宋哲元到察哈尔省任省主席，我伯父被宋任命为张家口警备司令兼任三十八师师长。1935年，伯父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1936年又调任天津市市长，一直到“七·七”事变。他在事变前，曾奉宋哲元的命令去日本考察。抗战爆发，宋命他暂时代理北京市市长、冀察绥靖主任、冀察政务委员长。1937年下半年到河南开州，就任五十九军军长。他到任后没很长时间就奉命到蚌埠、淝水一带去救援被日军围困的于学忠部队和汤恩伯部队。这两次战役均获胜利，伯父因此被提升为二十七军团军团长。1938年日本侵略者进攻台儿庄，伯父奉李宗仁的命令率全军在台儿庄左翼临沂地区和庞炳勋部队配合与日本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作战。伯父曾亲临前线，用大刀夜袭日寇。他指挥五十九军把日本官兵围在茶叶山中，用机枪扫射，日寇被消灭了数千人，在台儿庄左翼打了个大胜仗，这对整个台儿庄大战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保卫武汉及武汉撤退时，五十九军奉命坚守武汉外围潢川，掩护驻武汉部队撤退，命令坚守七日，结果坚持了十二天，予敌重创。上边传令嘉奖，并升任伯父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潢川撤下来，在襄阳、樊城一带作战，也打过一次大胜仗。因功晋升为右翼兵团上将总司令，直辖四个集团军，仍归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1940年伯父壮烈牺牲于湖北宜城南瓜店。
  营救学生与怒斥汉奸伯父一生疾恶如仇，很有正义感。1933年长城抗战以前，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时，特务头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蒋介石的侄子，在“双十二”时被击毙）在北京逮捕了很多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其中有不少临清学生，如共产党员柏秉贞和张遂之等人，被捕后都是我伯父设法要出来的。
  1936年他担任察哈尔省主席时，日本人雇佣的流氓特务（中国人）在北平捣蛋，被查出，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石敬亭批示立即枪决。事后任天津市长的萧振瀛对宋哲元说：“石先生好杀人、反日，日本人很有反感，还是把石先生换下去吧。”不久，宋即委北京市长秦德纯兼绥靖公署总参议职务。伯父知道此事后，对萧很不满。有一天萧振瀛去我们家里看望我伯父，正巧任河北省主席的冯治安、二十九军办事处的刘子诚在我家。萧振瀛刚进客厅，还没坐下，伯父就开口质问萧振瀛：“萧仙阁（萧的字），为什么石先生被撤掉了总参议职务？”萧支支唔唔地说：“日本人说他是主张抗日的，他又是老冯先生（指冯玉祥）的亲信，他如果不离开，我们的冀察局面就保不住。”伯父立即指着萧的鼻子说：“萧仙阁，你怕日本，我不怕！我是搞枪杆子的军人，谁要是再对石先生不利，我就对他不客气！”当时气氛很紧张，冯治安和刘子诚就把萧拉走。不久，宋哲元就把萧振瀛免职。伯父和石敬亭、萧振瀛全是西北军老同事、老朋友，遇到原则问题，他就对萧不客气，这就说明他很有正义感。
  与亲友相处
  伯父自青年从军到他牺牲前，只回过临清老家三次。第一次是1915年随车震回来，第二次是在1928年我祖母去世时，第三次是1933年，我在老家唐园结婚，他回来住了两星期。他后两次回家时，都召集我们五房的子侄训话，大意是：任何人都要艰苦朴素，任何人在老家不能仗势欺压乡邻；如果有在乡里胡作非为的，我知道后绝不饶恕。有一次他让家中蒸了许多红高粱窝窝头，子侄每人发两个，他也一块吃。1936年，在北京过春节时，他又把我和二哥廉珍叫去（廉珍是我伯父的长子，已去世），对我们讲：“要吃家常饭，要穿粗布衣，要爱结发妻。你们没才能就老老实实当老百姓；谁要是想当少爷，谁要胡来，我是决不允许的，不遵守就马上滚出家门，我不能要胡作非为的子弟。”中原大战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后，我伯父率师退到山西曲沃，等候张学良收编。当时很困难，廉珍在北京结婚，我父亲张自明给他写信，请他回来主持婚礼。他立即回信说：官兵退到山西无吃无穿，我怎能忍心回北京给儿子完婚。廉珍的婚事你看着办吧，千万不要铺张，越节省越好。廉珍的婚期前后，他始终没回家，这说明他对部属比对家人还要关心。伯父对家乡的邻居朋友，也平等相待亲如家人。如唐园的贫农王长发，后幞头剃头的周玉祥、前幞头的贫农孔二牛，伯父见了他们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并对生活困难的乡亲讲：“我不在家时可以找老七（指我父亲），决不能让乡亲挨饿。”他给前后幞头的老乡留了点钱，找几人保管，到年景不好时拿出来济贫。我记的保管人有后幞头的张自寿。临清人先后到西北军学兵团、西北军官学校、抗战前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学兵队的，我知道的就有四五十人之多。仅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就有好几位：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排长刘庆安（万庄人）、台儿庄抗战牺牲的班长张金奇（前幞头人）、上尉参谋洪寿鹏（城里人，回族）、襄樊战役中牺牲的少校随从副官廖保贞（前幞头人），还有参加长征牺牲的共产党员刘振亚同志也是临清人参加过西北军军校的学员。
  主持察津政务的几件小事
  伯父担任察哈尔省主席时，有一天，两个日本人气势汹汹地走到察哈尔省政府门口，要闯进去见我伯父，正巧我伯父不在省府，卫兵坚持不准入内。日本人无理纠缠了很久，竟动手打卫兵，站岗的几个卫兵出于义愤，遂即拔出身后大刀就要砍杀，两个日本人吓得抱头逃窜。事后驻察哈尔的日本领事竟然到省府来提出抗议，并要求惩办站岗卫兵。我伯父回来后，不但没有惩办卫兵，反而当面予以奖励。并连声夸赞说：“干得好！干得好！他们太欺负咱中国人啦。”并派人去对日本领事说：“你们的人乱闯省政府，并打卫兵，我们要向你们抗议。再有此事，绝不客气！”日本领事无言答对，只好不了了之。
  1936年，伯父任天津市长时，日本浪人、特务经常捣乱，还搜罗了一些中国的汉奸、流氓，窃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伯父派了一个姓冯的军官带了天津市保安队一个排，分乘几辆卡车，在半夜开到汉奸、流氓的住地（事先已调查好）抓住一个向麻袋里塞一个，共抓了数十个坏蛋，全部运到海河边上，扔进海河里，待涨潮时被冲到大海里去了。从此以后，日本浪人和流氓就老实多了。
  廊坊车站有几家卖日本仁丹的药房，实际上是日本浪人搞中国情报的特务机关，经常找事捣乱。伯父听到廊坊驻军刘振三旅长的汇报后，就派一部分士兵穿上便衣，化装成土匪，夜里带枪翻墙而入，将日本人捆起来，押到郊区活埋了。
  赴日考察
  1937年3月，伯父奉命率领一个考察团赴日考察，他任考察团团长，张允荣任副团长。考察团成员共有27人，其中有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军人等等。3月23日考察团由天津塘沽乘日船起程，我以家属身份随同前往。开船后不久，我伯父就让秘书翟维祺通知二十九军的旅长何基津、黄维纲、田温其、参谋长徐廷玑，让他四人写一份赴日考察的想法。他们写好，我伯父看完即烧掉。其他团员都不知道此事。事后我问翟维祺：“为什么只叫他们四个军人写？”翟说：“你怎么不明白呢？这四位是二十九军的军官骨干，也是代表团的核心，老头（指我的伯父）让他们写，是想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弄清楚他们对日本人的看法。”
  考察团到达名古屋时，正巧在名古屋举行一国际博览会。中国大使许世英要回国述职，回国前他让代办告诉我伯父，请我伯父代表他给中国馆剪彩揭幕。剪彩的头一天，伯父派翟维祺先去看了一下。翟维祺看到中国馆正对着伪满洲国馆，伪满洲国馆悬挂着伪国旗。翟回来汇报后，伯父立即让日文秘书卢南生及翟维祺去与日本人交涉。卢、翟二人向日方提出：我们只有中国，我们根本不承认什么满洲国，必须把伪满洲国馆封
  闭，把伪满洲旗放下来，不然我们是不参加的。日本人开始不同意，经过反复交涉直到夜间11点，日本人才勉强同意。第二天，伯父仍先派翟维祺看了一下，然后才放心地率全体团员去参加开幕式。我记得，当时伪馆封闭，伪满旗降下来，有几个伪满人员还在大会场走来走去。何基津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几个汉奸还赖在这里！”那几个伪满汉奸听了想发作，但见我们人多势众，便赶快夹着尾巴溜走了。
  考察团在东京时，日本东京市市长松井石根及土肥原中将，均到考察团下榻的帝国饭店拜访，并提出三个要求：二十九军各团以上的单位均要设日本顾问；合办铁路；合力开发冀察矿产。三项要求均被我伯父严词拒绝。事后，我伯父对边守静说：“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哪里是表示友好？完全是亡我华北！”
  我们离开东京的头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个山东德州姓宋（名字忘记）的旅日大学生来到帝国饭店，正巧碰见我，他对我说：“我是山东旅日同学会推选的代表，想请张市长到旅日同学会和大家谈谈。”我伯父不在，宋说：“我等等再来。”他走后不久，伯父就回到饭店，我把姓宋的来意对伯父讲了一下，伯父说：“明日上午就走，时间来不及了，不见了吧。”当晚9点多钟，姓宋的又来说：“同学们还是想见见张市长。”我对宋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明天能去就打电话通知你，不能去就不联系了。”宋走后，我又向伯父汇报，伯父还是不想去。到了夜里11点多，我已经睡下，翟维祺把我叫起来，说我伯父明天早上去旅日同学会，只带翟一人去，其他人全去火车站碰头。我将宋的电话号码告诉翟维祺，请他与宋联系。次日10点左右，我们先到达车站，伯父同翟维祺去旅日同学会，开车前十分钟他们两人才赶到车站，几十个山东旅日学生也到站欢送。在火车上我问翟维祺到同学会的情况。翟说：“去这一次比不去好。同学们给市长准备的小米饭，市长给了他们一点经费，还代表宋哲元给了点。”翟又说：“同学们约市长去，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乡，愿意见见面。二是对市长到日本考察意图不详，想问个究竟。市长对他们说：‘同学们放心吧，我决不会做丧权辱国的事。’”全体留日学生热烈鼓掌。学生代表致词说：“我们欢迎张市长，我们也希望张市长本着喜峰口抗战的精神来对付日本人。”这次会见，双方都很满意，所以学生们都来车站送行。
  对伯父我了解得不多，文中不确切的地方，请知情者指正。
  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