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16年，伯父在廊坊参加了冯玉祥先生的第十六混成旅。他一生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军务繁忙，直至1940年牺牲，二十多年间只有两次得愿返乡探亲。
  第一次是1928年，回乡为我祖母“成主”。
  祖母是1927年初去世的。老人家过世前曾险遭土匪绑票，受了惊吓，几个月后就病逝了，享年79岁。
  当时，临清被奉系军阀张宗昌占据，因此家里无法将祖母去世的消息及时通知伯父。直到1928年夏二次北伐，冯玉祥先生的第二集团军之第十七军马鸿逵部打到临清，父亲才同伯父取得了联系。这时，他正在开封任第二十五师师长。伯父十六岁丧父，此后即由我祖母一人抚养，因而他对母亲有着极深的感情。得知母亲病逝，他非常悲痛，并以自己未能侍奉母亲临终而深感愧疚。按当时我们的乡俗，长辈去世后一周年要举行“成主”仪式，即请乡里有名望的人士在逝者灵牌的“王”字上点上一点，就叫“成主”。1928年冬，二次北伐结束后不久，伯父便向冯先生请假，要求回乡为母成主。由于军务繁忙，冯先生不同意。伯父对冯先生的命令、指示一向是绝对服从、坚决执行的，但这次却有所不同，他表示：如不准假，宁愿解甲归田。当冯先生了解到伯父少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感到他孝心可嘉，遂准了假。
  12月上旬，伯父带着伯母、我三哥廉静和廉云妹及六七个随从，先从开封乘火车到邯郸，然后在邯郸包租两辆大汽车回临清。我那时只有十岁，出生时伯父已外出从军了，因而从未见过伯父。听说他要回乡，我是既兴奋又有些畏惧。心想伯父身为师长，回乡时一定象其他的大官一样，带着一群护兵马弁，前呼后拥，喧喧嚷嚷，并且盛气凌人，架子很大。其实，我完全想错了，伯父根本不是那样。
  伯父到家，已是黄昏时分。未到村口，他就下了车，让伯母和其他人员先回家，自己则悄然直奔村南祖父母墓地。伯母到家，则直奔祖母住过的大北屋，坐在外间的椅子上，痛哭祖母，使在旁的亲属，均陪着落泪。伯母幼年丧母，十七岁同伯父结婚，不久伯父从军在外，祖母视伯母如亲生，伯母也侍奉至孝，婆媳间感情深厚。家里人见到了伯母他们却未见到伯父，便遣人去墓地找寻，只见他独自一人在祖父母墓前默默落泪，经劝慰才回到家里。伯父进家时，家人都兴高采烈地拥向前与他见面，我也随着大人们走到他面前。只见他穿一身灰棉布军装，身躯魁伟，两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敬且畏的感觉。我一向心直口快，性格爽朗，而此时却有些拘束。但后来与伯父接触多了，又觉得他慈祥可亲，没有架子，便好奇地向他问这问那，不再拘束了。
  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伯父把“成主”仪式办得很隆重。由临清大辛庄有名望的孙七爷和凡坦村郭三爷为祖母成了主。伯父身着孝服，同兄弟们一道叩拜了祖母的亡灵。这次仪式共摆了几百桌酒席，历时三天，几乎所有的亲友都来了。驻防临清的马鸿逵军长也应邀而来。成主仪式之后，伯父还为祖母立了碑。碑铭是返乡前请西北军总参谋长石敬亭题写的。
  石先生是山东利津人。他曾担任伯父的上司，两人私交甚笃。
  伯父一向很尊重几位兄长。这次回家的当天晚上，他稍事休息，便亲自登门看望了另行分居的大伯父、三伯父和四伯父，同他们亲热地叙叙家常话。几位伯母都说：“五叔好，他同在家时一样，一点没变。”四伯母结婚时，伯父约十五六岁，对四伯母更尊重，有时很风趣地同四伯母说点玩笑话。
  伯父对待乡亲们也同先前在家时一样，亲切随和，不分贵贱。村里有个老乡王长法，七十多岁，年轻时在我们本族张家当过佃农，家中很苦。有一天，伯父从家中出来，看见他正背着粪筐从一个坑里往上爬，因年龄大，粪筐满，爬得十分吃力。伯父见状，急忙跳到坑里把他架了上来，并对他说：“王二哥，到底年龄大了，你年轻时身体很壮实。今后有困难可以找老七（即我父亲自明）。”老人很感激。唐园的邻村前幞头有个剃头的周玉祥，也有七十多岁，孤身一人，生计窘迫，眼睛也不好。他曾给伯父和我哥他们等几代人剃过头。有一次他来村里剃头被伯父遇见，伯父同情地对这位老人说：“周大叔，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剃头，我的胎头就是您给剃的，动不了就不要再剃啦，不能饿着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去找老七，我告诉他，决不让您挨饿。”大伯父有一个孙女，嫁后死了丈夫带着两个幼子，伯父知道她家境困难，便给她一些周济。嫁到外村的八姑，是我们本族的一个远亲，家境也很艰难，得知伯父回来为祖母成主，她挎上个小篮子，装上几斤馍馍前来探望，大家都不把她当回事，看不起人家，伯父却热情地把她让到上座，关切地询问家事，也给了她一些帮助。村里有一个姓谢的老人，绰号“谢吹”，此人不太爱劳动，夸海口，被人看不起。
  还有一个韩三大爷，是个大粪经纪人，在村里也没有地位。伯父却丝毫没有看不起人的心理，在街上见到他们总是主动打招呼，或蹲下来说说话，乡亲们见了，都觉得十分亲切，称赞伯父没有架子。
  伯父这次在家住了约半个月。他见我开朗活泼，十分喜爱，便决定带我出去读书。我就是这次被伯父母从家乡带出来的。从此，我一直生活在伯父母身边，他们就象对待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和教育我，使我得以健康成长。
  临走的前两天，伯父让家里做了一锅红高粱窝窝头，把所有子侄都叫到大北屋，对他们说：“我今天让你们吃窝窝头，就是让你们不要忘记农民的艰苦，不要追求享受，要艰苦朴素。更要紧的，是不能依仗我在外面做事在家里仗势欺人。如果哪一个在家中胡闹，我知道后决不能允许。我虽在外边，但也有办法治你们。”
  临行的当天，伯父又一次来到祖父母墓前，行礼泪别，并向在后院大北屋正中供奉祖母的遗像叩拜，然后站在旁边默默落泪。我们也跟着叩拜。而后家人送伯父伯母等人直上汽车，动身返防。我们分乘两辆大汽车从唐园出发，次日驶抵邯郸，中途在大名住了一宿。在邯郸换乘闷罐子火车到郑州。有两节铁闷罐子车皮，伯父伯母及我、云妹坐了一辆，搭的地铺。车中很冷，烧得炭盆取暖。然后乘客车回到了部队驻地开封。
  1933年冬，伯父第二次返乡，为祖父母扫墓并参加我哥廉瀛的婚礼。那时，伯父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驻防山西平定。伯母、三哥廉静、廉云妹和我住在北平，二哥廉珍一家则住在郑州。伯父打电报通知我们在石家庄碰头，然后一起回山东。记得伯父和我二哥嫂及两个孩子庆宜、庆安先我们到石家庄，住在石家庄旅馆，离火车站不远，是当时石家庄最大的旅馆。次日，我们全家乘坐两辆小卧车回临清，一个警卫排乘两辆大卡车随行。伯父伯母及我和云妹合乘一车，另一车二哥嫂、三哥及孩子、媬姆同坐。当时，还不是一条公路，路不平坦，有时警卫人员还需下车，用携带的铁锹平整一下，汽车方能通行。记得在半途中，因路不好，伯父还跟事先探过路的刘鸿德副官发了脾气，叫着刘的名字问：“你是怎么探得路？”这次，伯父身着深灰哔叽棉袍，头戴黑色平顶礼帽，没有穿军服。途中在南宫住了一夜，驻防此地的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接待了我们。伯父得知白师长正在为母亲作寿，送了一份寿礼。白师长则回赠了一架喜帐，作为对廉瀛哥结婚的贺礼。车经过武城时，伯父特地下车看望了滦州起义殉难的老前辈王金铭烈士的家人。他对这位革命先辈一直怀着敬仰之情。早在1928年，伯父奉冯先生之命处决了出卖王金铭的叛徒张建功父子，为烈士报了仇。
  从武城上车后，就一直开到了临清，在三里阁过河，直达唐园，时已是傍晚。伯父是个不爱张扬的人，他同上次一样，在离村很远不到大庙就下了车。我那时还小，随伯父回乡探亲，心中既兴奋又得意，大声吵吵：“按喇叭，按喇叭！”伯父一声没吭，步行到了村里。
  伯父认为，孩子结婚不能和老人家“成主”一样，应该越简单越好，所以他嘱咐家人不要送帖，更不要收礼。廉瀛哥结婚的事，在二十九军也很少有人知道，只有副军长秦德纯、总参议萧振瀛、老部下陈继淹、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派人送了两架喜帐和一块木匾。另外，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得到临清县长的报告，也派人送来一架喜帐。
  婚礼是按新式办的。父亲的意思是请伯父做主婚人，但伯父不同意，坚请大伯父主婚。大伯父与伯父不是一奶同胞，家境也不富裕，在家中也没什么威信，可越是这样，伯父越觉得应尊重他。
  回到家里，伯父还是同上次一样，去看看分居的大伯父、三伯父和四伯父，送给他们一些衣料和平定的土产；同乡亲们啦啦家常，了解一些生产和生活情况。村里的乡亲们从未乘坐过卧车，因而十分好奇。伯父理解乡亲们的心情，特地让司机把两部卧车都开出来，让乡亲们轮流乘坐，乡亲们都高兴极了。我的外祖父是个破落地主，家境不好，他来家里看望，伯父很高兴，也很尊重他，走时还叫车把他送到他的村头河边。对一些有困难的亲戚都分给了钱物。当时，我五姑身患瘫痪，家是段屯村，距唐园数十里，伯父伯母带我们亲去看望，五姑夫是个读书人，破落地主，吸鸦片烟。五姑见了伯父痛哭，不会说话。伯父显得沉痛不语，他们胞姐弟的感情很深。
  临清当时的县长叫徐子尚，得知伯父回乡，他前来探望，伯父让他上座，徐谦辞。伯父风趣和气地对他说：“我回家是私事，是老百姓，是你县太爷的属民，你不要客气。”事后，徐对人说：“我还没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将军。”
  这次返乡，伯父在临清县城里也有些活动。为救济穷困百姓，他给县粥场捐了一千元，另外还专门给唐园和前后幞头三个村的穷困乡亲留下二千元，供年景不好时接济之用。当他听说县里的武训高等小学校经费拮据，难以为继，当即捐了五百元。过后又给马鸿逵驻防临清时开办的私立回民育才小学捐赠了数百元。在临清城里，伯父还应邀检阅了县民团，民团指挥赵仁泉曾是他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伯父问赵：“你带兵还用
  西北军的那一套吧？”赵回答说：“劈刀、刺枪还练，木马、杠子（即单杠）不常练了。”伯父沉吟片刻，说：“还是练的好。”正巧场边有一副单杠，伯父走过去连着翻了三个大车轮。士兵们见他四十多岁还这样身手矫健，都热烈鼓掌。赵仁泉也深受触动，不久即恢复了木马、单杠训练。
  为廉瀛哥办完婚事，伯父就动身返防。没想到，临出村时，张家、韩家、谢家的乡亲们已经自发地聚集在村头欢送伯父，他们一边燃放鞭炮，一边高喊：“五叔，您步步高升啊！您步步高升啊！”乡亲们以这种淳朴的方式表达对伯父的爱戴和敬仰之情，使我深受感动。回去的路上，每到一地都有当地官员和百姓在路边摆设茶果迎送我们。当晚到了德州，伯父与当地一些知名人士见了面，然后带着我们乘火车回到北平。我们坐的头等包房，每间三个卧铺。伯父伯母和我、云妹同一包房，我同云妹一个卧铺；二哥二嫂及三哥同一包房。
  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