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们的家乡临清，处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即临近清河之意。此外，临清在历史上还曾有过清河郡、清渊县和清泉县等名称，也皆由清河而来。
  临清的发展与运河息息相关。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临岸的临清由此获益，逐步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的小城市。南北各地商贩纷纷来此经营生意。据说，明初的金陵巨富沈万三就是在临清发家的。民国时期，临清北关的冀家，济美的汪家，也都是来自南方的生意人。
  除集散南北各地货物外，临清也出产一些土特产品。民谣相传：“临清宝，真不少，瓜干枣脯千张袄。陈家剪子毕家刀，王一摸镰刀不用挑。竹油篓，柏木筲，桑家秤杆灵又巧。甜酱瓜，百籽糕，进京腐乳味道好。”此外，临清烧砖也久负盛名，故宫、长城及十三陵地下宫殿的建筑用砖，多为临清所产。
  最初的临清城是座砖城，位于现在临清城的北面，人们称之为砖城里。随着运河的开通，新的商业区发展起来。三里阁是运河的口岸，往来船只很多。大寺街是商业区最繁华的街道，因街旁有座大清真寺而得名。寺中有高大的泥神，还有戏台。还有一座碧霞宫奶奶庙。每年的农历四月初，方圆百里各县的群众纷纷前来赶庙会，庙中有唱戏的、杂耍的，也有做生意、卖小吃的，历时一月，热闹非凡。新城还有一条考棚街，
  算是文化街，街旁有座很大的考棚，过去是考秀才的地方，后改为第十一中学。清末，武训行乞兴学，又在这条街上开办了武训高等小学。
  在近代史上，临清曾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太平军攻临清。听母亲讲，1854年4月，一路太平军进至临清，与守城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伤亡惨重，宋将自尽而亡。城里有个万人坑，据说就是埋葬清军的地方。另一件是黑旗军起义。1861年，临清附近的堂邑人宋景诗，与白莲教首领联合，以黑旗为帜举行反清起义，进攻附近各县，远近为之震动。
  我们的祖先原本生活在山西洪洞，明朝末年迁徙到临清，定居在城里一个叫土桥的地方。到了我的前五世张大成那一辈，我们这一支又迁到了临清乡下的唐园，从此与留在城里的张姓族人分了支。不过，我在老家的时候，每逢春节，唐园的张姓族人还都赶着大车，拉着鞭炮，去土桥祭祖。
  唐园距临清城约三十华里，这里原本只住着几家种地的佃户，张家迁来之后才逐步发展成一个象样的村子，到我父亲时，村庄已发展得很完整了。庄子周围垒着一圈土围子，东西各有一门，中间一条大道相通，两旁是瓦房。路南，住着大哥自修和一些张姓本家，还有一些外姓人家、佃户和几个粮场；路北，东边主要是出了五服的本家，西边是我们家的大院和三哥自清、四哥自严的院子。我们大院里约一百余间房，是最早的正院。中间是一栋高大的北屋，共五间，东西均是二层楼房。院里长着一棵大槐树，据说已有几百年。那时，社会动荡，匪患猖獗，因此一些高大的房屋上多筑有碉楼，用于瞭望和防卫。村里还设有局子，也就是把各家大户的民团集中起来，共同出钱出炮，合力维护治安。除此之外，我们家里还有自卫的团丁，负责看家护院。团丁们都住在碉楼里。
  唐园不足百户人家，张姓为首姓，此外还有韩、宋、谢三姓，但人口都不多。村里的佃户大多是我们家的，他们大部分集中住在村东头的一个大园子里，每户都有两三间土坯房。若是外村人，就用大车把他们一家子拉来，安置在大园子里。
  我父亲叫张树桂，字冬荣，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堂兄弟中排行第六，被人称呼为张六爷。父亲亲兄弟两人，他居次。伯父早亡无嗣，父亲就把我的长兄自修过继给了伯父那边，以承袭香火。他们这一支至今仍生活在唐园。
  到父亲这一辈，家境已比较富裕，大概有几百亩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父亲的原配夫人姓范，她生下自修之后就过世了，我母亲是续弦。母亲姓冯，也是临清人。嫁到唐园后，她生下了二哥（天折）、三哥自清、四哥自严、五哥自忠、我，还有三个姐姐。
  父亲读过书，但并未中过秀才，他做官是花钱捐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父亲带着我母亲、五哥自忠和我，到江苏青口就任巡检，负责管理治安。后来因为政绩较好，升任赣榆县县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父亲因脑溢血死于任上，享年58岁。
  父亲去世后，母亲便成为一家之主。她虽没读过书，但为人通达，性格刚强，处事很有主张，教子也很严，子女们在他面前都规规矩矩。本来，封建大家庭内部关系一般很难处好，但我们家还算不错，这主要是由于母亲治家有方。母亲乐善好施，每逢春天青黄不接，她常常拿出粮食和布匹，救济那些贫穷的乡亲们。
  三哥自清比我大十几岁，父亲去世后，家里家外的具体事务就由他出面操持。
  五哥自忠，字荩臣（后改为荩忱），乳名宝勤，光绪十七年古历七月初七（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我们家正院的东楼。
  父亲去江苏做官时，把我们哥俩带在身边，并请了个先生教我们。但五哥生性好动，不太安心学习，常借故跟老先生捣乱。老先生没办法，就到父亲那里告状，父亲怕他惹事，就让四哥自严把他带回了临清。不久父亲去世，五哥16岁。
  五哥自小就不太爱讲话，但好打抱不平，爱结交朋友。回家后，他开始读私塾。五哥虽然话不多，却也很调皮。塾里有一个远房本家兄弟叫张自遂，憨头憨脑的，五哥喜欢与他玩闹。一次，老先生叫背书，同学们都过了关，唯独自遂不行，傻乎乎地站着。五哥趁老先生不注意，用笔筒把烟灰吹到自遂的鼻孔里，呛得他猛打喷嚏，老先生过来打他板子，五哥就在一旁偷偷乐。
  五哥待人慷慨，同情穷人，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看得很轻。那时在乡村，馒头是上等食物，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吃得上。看到穷乡亲吃糠窝头，他不忍心，便跑回家拿馒头跟人家换。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还一再说自己爱吃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有时与伙伴们赌钱玩，每次他常常要赢，但赢来的钱他却不要。这一点体现了五哥要强好胜而又轻鄙钱财的性格。自遂家开了个点心铺，逢年过节，五哥就与自遂等几个伙伴在铺子里赌点心玩，他赢了就把点心端出来，让大家共享，嘴里高喊着：“张自遂请客啦！”遇到街上卖挑的，他常常把整筐全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从家里拿几吊铜钱付上。每年到了麦收季节，佃户们都要为我们家割麦子，一次母亲让他下
  田查看查看。哪知他一到田里，就漫不经心地坐在麦捆上，什么也不管。佃户们知道五哥待人好，就让孩子们给自家捡麦穗，有的顽皮孩子竟明目张胆地从五哥坐着的麦捆里抽麦穗。五哥深知穷人日子不好过，便听任孩子们胡来，直到被抽得坐不住了，这才站起来拍拍屁股，坐到另一捆上。有人回来告了他的状，母亲就不再叫他下田了。到后来，五哥的这种性格一直没变。在济南读法政专科时，他用许多钱来帮助贫困同学，连衣服都借给人家穿。后来在军队里当了排、连长，人家都是往家里寄钱，他反倒跟家里要，钱都用来帮助部下解决困难了。
  父亲去世的次年，五哥由母亲做主，与教场村李敏慧结了婚。嫂子娘家与临清城隔着一条河，过去曾是个练兵的地方。嫂子的父亲是临清县议员，算个小地主。他比五哥大一岁，没念过书，平常也是不太爱讲话，但很要强。她从小丧母，由继母带大。
  1911年，五哥去天津上法政学堂。次年又转到济南法政专门学校就读。就在这个时期，他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便跑回家与母亲商议，母亲不允，他又找到舅舅帮忙说情，并扬言不让走就偷跑，反正要当兵。母亲见他主意已定，最后还是同意了。
  五哥为什么一定要当兵呢？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当时临清商业发达，较别处开化一些，我们的家境也不错，五哥本人又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目睹国家贫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心中逐步产生了反清和救国救民的思想。1912年，五哥在济南加入同盟会就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有所觉悟的。其二，五哥从小就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好男不吃家里饭，应当出去闯天下，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而要救国救民和干一番大事业，仅仅坐在学堂里啃书本是难以实现的。另外，选择从军的道路，也与他对自身的认识有关。五哥身高体健，秉性坚毅，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素质更适合于当兵，而不是读书。所以，弃学从军的决定，是五哥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决非一时的感情冲动。
  一回到济南，他就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投军。他把几箱子衣服和用具都送给了要好的同学，就同事先约好的五个伙伴一起，远足北上，赴奉天（今沈阳）新民府投奔临清同乡、第二十镇（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长车震。这是1914年夏天的事。
  车震的家馆先生刘冠千也是临清同乡，与三哥自清是同学。三哥特地给刘写了封信，让他帮助引见。五哥到了新民府以后，刘先生即把他们介绍给车震，车团长安排他们当了副兵。五哥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