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致远
  1937年底张自忠到达河南代理五十九军军长。一天早，张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军部。我们两人从早上一直谈到晚上（只中午吃饭休息了一会）。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我向张自忠汇报了“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师在天津、廊坊、塘沽、静海县、唐官屯、马落坡等地的战斗情况。
  天津之战：7月中旬，张自忠师长被宋哲元召到北平军部后，战事吃紧，天津日军逐渐增加。我们感到，天津是国防前哨，是华北的大门，是陆、海、空交通枢纽，也是我军防地，决不能落在敌人手中。当时，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中，尤其是在天津人民保家卫国的迫切要求和广大官兵抗日情绪的推动下，我沉不住气了，数次去天津找天津市公安局长兼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要求打天津的日军，截断日军后路。我说，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由我承担罪责。我旅（独立二十六旅归三十八师指挥，驻马厂一带）马富荣团已开进静海县待命。
  因师长不在家，又接不到上级指示，我们便商定由在津的各方负责人（天津市公安局长兼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手枪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队长宁殿武等）开会研究决定行动。
  7月27日上午，我们在李副师长处开会。大家一致认为：现在虽然没有上级命令，可是，当前形势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日本人连日来向天津增兵，已占领了东车站；廊坊失守，平津交通中断。天津市民迫切期望我们保家卫国，我们决不能看着祖国的领土被敌人占领。如果现在不打，等到日本兵增多了，就更不好打。因此，决定马上行动。
  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当时敌人的兵力是：天津海光寺日本兵营驻有一个联队、十数门炮，工事比较坚固；东局子日本飞机场停着三十多架敌机，有一个步兵中队的兵力；天津总站和东车站各有一个小队敌兵；大沽口外海域有敌舰和海军陆战队；山海关、廊坊均有日军；天津市内敌军并不多。我军的兵力：手枪团一千余人，天津保安队三个中队的武装警察约一千五百人，独立二十六旅两个团三千人，共约五千人。黄维纲旅若能马上赶到，可作总预备队。
  然后分配任务：保安一中队攻打东车站，由宁殿武指挥。手枪团配二十六旅一个营、保安三中队，攻占海光寺日本兵营，由祁光远团长指挥。二十六旅配保安二中队，攻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敌机场，由我负责指挥。并决定于28日夜1时同时发起攻击。会议结束时，已是晚10点钟了，距发起进攻时间只有三个小时。时间非常紧迫，大家立即分头行动。
  这次战斗的战果是：（1）我旅朱春芳团长带第二营和保安队二中队一部，乘黑夜偷袭了总站，将敌人压迫到仓库楼上，占领了总站。（2）东局子敌机场因距离较远，部队跑步前进，一营营长选了两个排跑在最前头。跑到机场后，战士们用大刀将两个站岗的敌兵砍死，一齐冲进机场。敌人的飞行员都睡在飞机下，他们听见枪响，都爬上飞机准备起飞。战士们扑向停机场的机群，将汽油倒在飞机上，划火柴引火时，因跑步流汗过多，火柴湿了，划不着，只有一架飞机点着了火，二十多架敌机起飞了。战士们急了，有的用刀砍，有的抓住飞机不放，飞机把人带起老高，摔伤了三、四个战士。没跑掉的敌机，战士们就用刀砍，用刺刀捅，用枪打，用手榴弹炸，用火烧，刹那间机场上没逃掉的飞机都着了火，火光冲天，枪炮齐鸣。（3）攻击海光寺的部队，因为敌人工事坚固，并有几门炮向我军轰击，没有得手。（4）攻击东车站的部队，用偷袭的办法，在两小时内占领了东车站，消灭了敌人。
  静海县防守战：部队撤到静海县后，积极组织防守战。我们根据天津战斗的经验教训，决定不和日军打阵地战，改打游击战。派第一营守车站；第二营守静海城，但阵地放在城外；第三营放在天津市和静海县城之间打游击。敌人来攻静海时，敌人少我们就吃掉它，敌人多我们就跑。第一、二营各派一个连，在本营阵地前方打游击，但不要进入第三营的区域内。主阵地每连派出一个班，在主阵地和游击连之间打游击。这样，敌人一来就到处挨打。按照这个办法，敌人曾有七次进攻，都未到主阵地就被我们打跑了。这样守了一个多月，后来张凌云旅接防，我旅就到马厂休整。
  减河白刃战：静海失守后，二十九军军部命令我旅防守唐官屯以东沿减河到海边一带地方，阻止敌人南下。我先头部队刚到减河南岸烧窑盆村，就得到情报：日军约一个大队，正在向这个方向急进。根据任务，我们决定死守减河，从每团选人组成敢死队，每人带着长把大刀和四个手榴弹。敢死队员们用洋红颜色把自己抹成大红脸，以示流血敢死的决心。我问：“谁愿领敢死队？”朱春芳团长把胸脯一拍，激昂地说：“我带着去！”他马上把上衣一脱，带着二百多名敢死队员，勇猛地冲过桥去。我看去的人数太多，想阻拦，没拦住。当日本兵快到桥时，朱团长带着士兵象一阵风似地冲上去。许多敌人还没搞清红脸是怎么回事，就被大刀砍死了。我军大刀飞舞，猛冲猛砍，直杀得日本兵晕头转向，有的拖着枪就跑，敢死队员们边杀边追。后面赶来的敌军大队，被自己的逃兵冲乱了。一个日本军官（中佐衔）正在马上指挥，被我们张排长一刀劈下马来。我们的敢死队一直往前追，我怕穷追对我军不利，就叫司号长吹调号，也调不回来，又命副官骑马追上朱团长，才把部队调回来。
  二、张自忠师长和我谈了他留在北平的经过。
  张师长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京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指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冯为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驻保定）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刘为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驻张家口）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还对张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至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指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市长）。”张先不愿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张对我说：“这些情况别无人知道，我只与你说了，暂时不要向别人说。”以上就是我同张自忠师长谈话的主要内容。
  张自忠将军按宋哲元的计划维持七天后，即隐藏起来。九月间，张化装为司机助手，与已接洽好的美国商人的汽车司机一起，逃出北平到天津，以后由天津上轮船到烟台。此时，全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这些人不知道，张在烟台下船后，看到这类骂自己是“汉奸”的标语后，当即坐汽车到济南见韩复榘。
  韩的副官认识张自忠，两人走到韩的屋门口，副官先进屋内报告，韩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张在门外听见这话后，即进屋内对韩说：“我给个东西你看看。”张即出示宋写的证明，韩看后说：“明轩（宋哲元的号）不应该叫你背这个黑锅。”韩即给南京打电话，蒋介石接电后，叫韩派人把张押解去南京。
  宋哲元得悉张的情况后，即派秦德纯等人到京为张说话，说明张自忠是为保持抗战力量不得已才留在北平的。
  这时（约在10月），三十八师驻在山东平阴一带。部队官兵知道张师长被押解的消息后，非常关心他的安全。为了营救张师长，我们三十八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就地闹独立，任何人调不动，谁来打谁，非张自忠亲自来不行，刘振三、董升堂、黄维纲和我四个旅一致行动。我并表示，此举如有问题，由我负全责。
  这时宋军长在泰山养病，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由泰安绕道徐州、郑州回大名府军部驻地（宋不敢径由泰山经平阴三十八师驻地回大名，而绕道河南）。宋军长回大名军部后，曾多次给三十八师调令，我们也不理他。他又给各旅单独调令，我们仍然主张调队伍非张自忠亲自来不行。最后只黄维纲旅过了黄河（也未走）；刘振三、董升堂和我三个旅仍未动。
  宋见三十八师调不动，又电副师长李文田前去军部。李文田到我旅和刘振三旅部大哭：“不去又不行，去了宋非枪决了我不可。”当时各旅都派人去南京打听师长的消息，与师长接头。由南京回来人说，张师长在南京很自由。三十八师各部才开始听从军部指挥。我旅调广平县，曾与日军作战一昼夜。
  1937年7月中，张自忠师长被军长宋哲元召到北平后，国内舆论大哗：“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指打日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当了汉奸啦！”等等。我们对这些话虽然不信，但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去打日本侵略者，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们跟随师长多年，洞悉师长的为人，知道他是个血性汉子，是大义凛然的人；他是宁愿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的，是全军官兵信得过的领导人。他绝不会向日寇屈膝投降的。这就是当时我们官兵思想的缩影。我们认为师长不会投降是确信无疑的。这为当时我们主动打天津，以及张自忠将军的殉国等事实所证实。
  当时华北抗日军队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使华北战场的二十九军与敌孤军作战，一直得不到友军的支援和上级的接济。加之当时华北多雨，平地水深尺余，官兵在泥泞的战壕里，秋雨连绵，饥寒交迫，与配有铁甲车、飞机、大炮的强敌作战。
  （顾相枢整理）
  198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