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武之棻
  “七·七”事变的发生，震惊了南京军民。陆军大学的第二十九军学员，更是义愤填膺，宁愿放弃学业，急速回军请缨抗日。王长海、田新起、过家芳、蔡国华、吴迪吉、谷云明、杨学房、孙鸣玉和我，乘学校放暑假的机会，返回部队，谒见宋哲元军长，请求回军参加抗日作战。我想，议定回军请缨参战，必非短期可以返回南京的。我的妻子兰云湘带着儿子惟煌及小女惟范将怎样生活呢？回家商量，云湘说：愿意回到原籍居住，途中有族弟武鸿谋（来南京谋事未成回家）同行，可以照顾。还有同住的吴迪吉的妻子，也要同车回山东博兴老家。于是我们同乘津浦路客车北上。吴太太在济南下车，云湘等在德州下车，改乘汽车回家，从此分手。我们继续乘车北驶，经过沧州以后，车上乘客一空。因知张自忠师长兼任天津市市长，驻在天津。所以蔡国华、吴迪吉和我在天津下车，晋谒张自忠市长。（其他先赴北平谒见宋哲元军长）当时是在英租界张公馆接见的。张曾往日本参观访问。归国后，日本又大肆宣扬说张自忠访日是暗中签订日中亲善条约，并承认冀东伪组织等等谣言。张自忠仇日心切，一直未向记者发表谈话，显然是精神上不愉快。对我们回军晋谒倒是表示满意，即予接见。我们陈明对日愤慨之心，请求调回部队参加抗日作战，为国效力。张问：“南京方面对我军舆情如何？政府内部对战与和如何看法？”继续说：“有人传说我张某不肯抗日，反倒说别人（是指冯治安）是主张抗日的，这只有天晓得。待看将来的事实吧！至于你们的要求，须先共同往见宋先生（本军内部习惯的敬称）看如何指示，再作决定吧！”我们三人当天晚车离天津，前往北平谒见宋哲元军长。
  在“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原籍扫墓，闻变即返北平。当时北平由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代理主持。芦沟桥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后，经秦德纯和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向日寇几度交涉，不得结果。而日寇气焰猖狂，大有进犯北平之势。所以北平市不但在郊区增添军事设施，构筑工事，又在市内重要街口设置街垒，以防不测。及宋哲元返回北平后，力主对日和平交涉，免致事态扩大，肇成大战。所以一面交涉，一面下令撤除街垒，保持安定状态。待我们到达北平时，已恢复交通，市面平静。他们先来的人王长海等已谒过宋哲元先生，说是仍让返回南京陆大上学，有需要时另行电调云云……次日，蔡国华、吴迪吉和我谒见宋军长时，宋正在会客。宋说：“没有外人，让他们来吧！”见后我们陈述关心国事日急，怀念本军将士，觉察日寇屡次挑衅，势在必战，表示愿意回军参加抗日作战，听候驱使。并说本是与王长海副师长一起回来的，因在天津拜谒张市长（三十八师师长）来迟一步。宋说：“他们昨天来过了，我告诉他们，中日争端，事态是严重的，我们力争和平交涉，以求解决，不使事态扩大。军暂不缺人，你们还是回南京上学，莫错过你们的求学机会。将来需要人，我会电调你们回来工作的。”我们只有唯唯而退，在旅馆暂住。我们报国之心拳拳于怀，殊不恰意。
  宋哲元自北平军分会撤销以后，成立冀察绥靖公署，自任绥靖主任，两省（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两市（北平市长系副军长秦德纯兼任，天津市长系张自忠师长兼任）均以实力控制，暂时比较安定。但日寇在军事和政治外交方面的捣乱继续不断，希图宋哲元搞“华北自治”，脱离南京控制，以便成为日本外交的对象，进一步搞所谓“华北特殊化”。因而出现冀察政务委员会，宋任委员长。其中委员多系华北地方性的人物，也有接近日本的中间派，但对真正亲日派如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拒绝接纳。外交事务方面，虽取得较多的独立性，但对日本所希望的“特殊化”如——（一）兴修天津至石家庄铁路；（二）降低对日本贸易进口的关税，增加英美贸易进口的关税；（三）取消华北的民众抗日活动，宣传中日亲善等项目，被宋哲元坚决拒绝，并严词抗议。日寇在外交方面不能得手，乃在平津铁路沿线搞小部队军事演习。有一次日寇部队在丰台附近夜间演习，实弹射击，向我驻军挑衅，妄图造成混乱，以武力强占我丰台车站，控制我铁路交通枢纽。被我军坚决自卫反击，经一度激烈战斗，日军被迫停止演习，自行退去。次日，日寇派人来交涉，说什么发生“误会”。其手段狡黠至极。这次7月初，日寇又在芦沟桥附近搞军事实弹演习，诡称在夜间演习中失踪日兵一名，要求进城搜查。于7月6日夜以炮火威胁，非进城搜查不可。我三十七师团长吉星文自卫反击，发生激烈战斗，各有伤亡。经宋哲元返北平后的一度交涉，暂成僵持对立状态，双方都在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
  7月28日凌晨，日寇空军突然对南苑袭击，对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三十八师师部和驻军平行投弹，纵横交织，轮番轰炸。我副军长佟麟阁殉国，三十八师副师长王锡汀被炸伤，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作战阵亡。部队伤亡严重。宋哲元的和平外交终成泡影。宋当天下午手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当时在北平），着其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即率机要及护从人员乘汽车赴保定。行前指示张自忠部要接替北平城防，以便将冯治安的部队调到北平以南防堵敌人南侵。
  张自忠将军临危受命，急速调动部队进入北平城内，接替三十七师冯治安部的防务。
  我和蔡国华、吴迪吉住在旅馆，闻知南苑被日机轰炸，市民震惊，正不知如何是好。适张自忠派副官召我们三人，到府右街椅子胡同张公馆接见。张对我们说明敌我情况及作战方针，指示速拟城防警备计划，要明天拟好呈阅，以备部队进城后依照计划下达作战命令，遵照执行。我们三人经过研究，推蔡国华执笔，拟订城防警备计划，次日呈阅，经张批准，即将按照施行。至第三日（8月1日）早晨，张叫侍从副官马孝堂传见我们。张说：“现在作战计划有变更，平津铁路已不通，日寇迫近城下，为保存故都文物，不在城郊作战。师部及部队已转开青县附近布防。你们最好回南京上学，如愿回部队，即设法去青县找副师长李文田。蔡、吴二人表示：他们是陆大十三期，再有半年就毕业，就是回到南京，学也上不成，故坚请赴青县参战杀敌。我说：“我是陆大十五期，才入校半年。”张即说：“那你还是去上学，即时准备离开这里。”张出大门上汽车去政务委员会，我们仍在张公馆等待。至中午侍从副官马孝堂回来，带来现款一千元，给我们三人每人三百元，给张的勤务兵一百元，传达张的指示说：“所有的人都即日离开，只留看房者一人，此房不再使用。”看来情况紧急，我们即时离开，各找住处。我回到前门外旅馆时与边维忠见面。他是前门外珠宝市信诚珠宝店的学徒。他的父亲是三十八师的中医处长，与我叔父武协恭是至交。北平眼看要打仗，市民惊慌。我虽是穿着便衣住在旅馆里，但都知道我是军人，无法保证安全。我决心回南京上学，急速动身。平津铁路恢复通车，但有日军检查。于是我找边维忠帮我化装成商人，并写信给天津法租界义聚银行侯某，请他为我安排住处，代我购赴沪船票等，送我至前门车站上车。同行者有十五期同学孙鸣玉和孙的两个朋友（都是学生）共四人。车上乘客拥挤，很多人没有座位，站在通道或车门旁。车行至廊房，有日兵上车检查，主要是检查有否中国军人携带武器。有两个日寇检查我和孙鸣玉的身上及手提箱，没有查出什么来，就走了。有的不愿让检查或推诿迟延，便会遭到日寇兵的打骂。车行走的很慢，沿线站点都停车。下午抵天津总站，下车过桥即到法租界，又受法国巡捕检查。只问是干什么的，答是商人、找朋友即放行。按信上所写的地址，我找到义聚银行侯先生，他热情接待了我们，允许我们暂住等候船期。此时船期不定，不予售票，使人心烦。感到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乘车受日寇兵检查，住居（法租界）要靠法国人保护，坐船要等英国的轮船。深切感到殖民地人民的耻辱和痛苦。
  有幸有小轮船“北铭”号一百吨客货轮的船票，开往烟台，我即挤购四张船票。明知小船有危险，也顾不得了。回到寓所，同伴们都很高兴，总算有了行期。
  当天下午义聚银行侯先生传来消息说：“原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已由北平潜来天津，住英租界某楼。”在楼顶上可以看到他住的楼房，我急上楼顶去看，并为张自忠脱险而庆幸。
  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留在北平，原想以三十八师固守城垣，抗击日寇与城共存亡。后来宋哲元又想保存故都文物，免遭破坏，又令张自忠将三十八师撤至青县，设防御敌。部队去后张自忠只身留在政务委员会，虚与委蛇，和日寇周旋。日寇则企图滞留张自忠于北平，以便向宋哲元及南京蒋介石要挟。（因日寇不知三十八师已秘密从北平撤走，不敢贸然攻击）张的处境异常险恶。凡属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知情的军人莫不为张担心，我亦心急如焚。兹闻知张自忠已脱险潜来天津，我心中欣悦之情莫可言喻。但愿消息属实。张在天津并未久停，即去南京谒见蒋介石，蒋予慰勉。后来发表为五十九军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的）。
  次日早（8月10日左右），我登上“北铭”号客货轮到达烟台，又改乘汽车和火车到达济南，连夜返回南京。正逢“八·一三”上海我军对日作战，日机不断空袭南京，陆军大学迁校至长沙，开始了战时生活。
  1987年3月15日于安徽省芜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