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谷瑞雪
  张自忠将军是举世景仰的抗日民族英雄。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他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多次亲临前线，率部与敌鏖战，重创日军，屡建奇功，连日本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也不得不惨败在他的手下，大振国人之心。1940年5月，在随枣战役中，他率部在湖北宜城十里长山一带与日寇决战，寡不敌众，誓不后退，身负七伤，壮烈殉国，用鲜血谱写了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
  我自“七·七”事变后，一直是张将军身边的警卫人员，也是他光荣殉国时身边唯一活着的人。至今，四十七年过去了，但他那爱国爱民的崇高品德，临难不苟刚毅不屈的英勇形象，仍牢牢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现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整理成文，以表怀念之情。
  视民如主 爱兵如子
  抗战时期，因物资短缺，军队生活非常困难。张将军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在个人生活方面从不搞特殊。他经常穿着同士兵一样的衣服，吃着同士兵一样的粗茶淡饭，还经常教育大家说：“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用血汗换
  来的，而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老百姓，爱护珍惜我们的一切军用财物，就说明我们时刻没有忘记在苦难中的父母、兄弟、姐妹。”他领导的军队，在开饭前必须先唱《吃饭歌》，以培养军队爱民之情。
  张总司令在公余之暇，喜欢和驻地附近的老汉、老太婆闲谈，借以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有一次他从老河口司令长官部开会回来，途中小汽车出了点故障，在司机修理汽车的时候，他步行了一段路，见到一个年近花甲摆纸烟摊的老太婆，于是他便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与其攀谈。当他得知老太婆的儿子应征当兵去了，家中生活很苦时，就让少校副官马孝堂给了她三十元钱。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
  张总司令爱兵如子。每当负伤士兵伤好归队时，他总要设“宴”款待，但他不是大摆宴席，而是每人一碗菜、一碗汤。总司令也不例外，和大家一样吃喝逗趣。在行军中，每逢阴雨天气，他不坐车、不骑马，同战士一起步行。为了减轻疲劳，亲自带领大家唱军歌、说笑话。士兵们看到总司令和自己一样吃苦，便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1939年春天，总部移防宜城县赤土坡，刚到村内，副官处长段长贵便带领手枪营的二十多名士兵，拿着铁锹、扫帚，准备给总司令的住处打扫卫生。总司令见后，便把段处长叫到院里批评说：“士兵是国家的士兵，不是我张自忠的奴隶，他们为了保卫祖国，战死沙场是应该的，但没有给我打扫卫生的义务。士兵们走得很累，你让他们累上加累，这样做是错误的，很不应该的。今后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再这样。”二连上士班长张国海被狗咬伤，伤口久久不能痊愈，总司令见了便把随从少校军医张云阁狠狠批评了一顿，要他限期治愈。由于诊治用力，张国海的伤很快就好了。1939年秋初，训练处的新兵部分人患传染性眼结膜炎，有十几个人失明。张总司令知道后，把训练处负责人李九思找来训斥：“这些同志的眼睛失明你有责任。国家把这些青年交给我们，目的是打日本鬼子，现在他们未及战斗身先残，你是主要负责人，事先没有做好防疫工作，事后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你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些青年，对得起他们的父母吗？要干你就兢兢业业地干，不想干你现在就卷铺盖！”李九思痛哭流涕请求处分，并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改正以前的错误。正因为张总司令关心爱护士兵，所以他的部下能在抗战中前赴后继，死而无怨。
  军纪严明 秋毫无犯
  张总司令对士兵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但对个别违法乱纪的人则是执法如山，决不宽容。1938年夏，我们部队驻在许昌西门外八里桥，一天，有个友军的战士牵了一头黄牛在路上走，正好被野外散步的张总司令看见，立即把他叫到跟前问：“牵牛干什么？”那人把张总司令上下打量了一番，看他穿着和士兵一样的衣服，没认出他是高级将领，便满不在乎地说：“拉车呗，要牛有什么用？”总司令严肃地说：“牵老百姓的牛是纪律所不允许的，马上给人家送回去！”那个人蛮横地说：“你的手仲得太长了，牛送走我的任务怎么完成？你我不一个部队，我看你还是少管闲事。”张总司令见他执意不改，遂命令警卫人员将其送往军法处。除牛送还原主外，牵牛的被军法处拘留二十多天，最后通知友军负责人把他领回。还有一次，是台儿庄会战结束后，我们部队到后方补充整顿，行军到徐州东北一个
  丘岭地带时，张总司令看见一个战士骑一头小黑驴，后边跟着一个老汉。他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把直属部队集合起来说：“我们是爱国军人，任凭饿死，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任凭冻死，不能穿老百姓的衣服，这个战士怕苦怕累，败坏军纪，骚扰百姓，给兵民之间制造隔阂，我们决不能饶恕他，希望执法部门从严惩处。”接着执法人员就把那个骑驴的拉下去枪决了。
  抗战时期，部队流动性大，占民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部队，不管驻到哪里，都能与当地群众和睦相处，一旦离开，做到物归原主，如有损坏，照价赔偿，发现违犯纪律现象，必定严厉惩处。这样兵民纠纷很少发生，往往部队开拔时当地群众恋恋不舍，夹道送行。1938年冬，部队驻防湖北荆门，次年春移防当阳，荆门人民自发在城西门外立一石碑，上刻张将军像，以纪念这位军纪严明的爱国将领。
  襟怀坦白 虚心纳谏
  1939年秋，我们部队驻防当阳芙蓉镇。一次，五十九军高炮连的骡子病死一头。该连黎连长怕评成绩时影响全连荣誉，就自掏腰包又买了一头骡子补上缺。事后张总司令知道了，严厉批评他爱好虚荣，不求实际，弄虚作假，欺骗上级，不仅下令撤职，还将其拘留军法处。为此，高炮连的官兵联名上书张总司令，大意是：“黎连长宁愿自己受损失掏钱买骡子，而不使军队财产受损失，我们以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为的是全连的荣誉，却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我们实在寒心。总司令体贴部下尽人皆知，对此事尚望三思。”张总司令接到这份建议，
  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觉得恳切有理，终于收回成命，给黎连长官复原职，并以好言相慰，还借朝会时间向该连官兵道歉。张总司令经常鼓励部下坚持真理，多提宝贵意见，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有不少人因意见提得正确而得到了钢笔、笔记本等类物资的奖励。
  见危受命 刚毅不屈
  张总司令经常教育部下要有“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精神。他常说：“最后胜利必须用鲜血和头颅去换取，空喊胜利，坐等胜利是永远也不会胜利的。有机会我一定带你们找一条死路去（即为国牺牲）。”他每次谈话，一谈到日本帝国主义，总是咬牙切齿，声色俱厉，使听讲的人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因此，他领导的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台儿庄会战时期，他担任五十九军军长，军部驻扎在临沂县红土屯，他亲率全军与日寇血战七昼夜没合眼，因疲劳过度，虚火上升，引起牙疼头疼，他只喝包头疼粉，继续指挥战斗。那时候我们部队的装备很差，用的步枪大都是老套筒、汉阳造，但临沂之役却消灭了装备精良的板垣师团7000余人，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1939年冬季攻势开始时，他率部东渡襄江与日作战，临行写了一份遗嘱，内容是：此次过河与敌决战，不获全胜决不生还，如果自己战死，请大家不要气馁，同仇敌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这次战斗又取得了胜利，缴获大量武器、马匹，俘虏一大批敌人。凯旋后他把事先写好的遗嘱又烧了。以后好几次作战都是这样。手枪营营长杜兰喆看到每次战役总司令总是亲临第一线，有一天就给他写了一份书面建议，大意是：设官分职，各有专责，一个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兵团总司令，应该运筹帷幄，掌握全盘，决不应该带领少数人到第一线与敌人拼命。否则，对整个战局、国家的安危都是十分不利的。次日，杜营长又找到总司令的住室，哭着说了不少感人肺腑的话。总司令安慰说：“你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有我的想法，日本人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我们太怕死了，如果我们不怕死，我们就不敢为所欲为了。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总司令有人当，怕什么？不要哭了，也不要再说了，你的心意我很理解嘛！”虽然他对杜营长的建议很理解，但丝毫没有改变他那“为国雪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人”的坚定信念。我在他身边多年，从未见过他家中的子女亲人，从抗战开始，他就把家、亲人、生命置之度外了。
  临难不苟 壮烈殉国
  1940年5月上旬，张总司令又写好遗嘱，指挥所属部队向襄江东岸的敌人发起了进攻。一天夜里，七十七军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因作战不利带领本师到河西来了，总司令马上在电话上斥责说：“敌人在河东，你来河西干什么？你要考虑一下，是我们赶跑敌人，还是叫敌人赶跑我们？我命令你带领部队连夜到河东，否则，战局受影响由你负责。”接着又说：“别忘记我们还是抗战的英雄嘛！”（“七·七”事变时吉师长是三十七师的一个团长，驻防宛平县，在芦沟桥率先抗击日寇。地方慰问团有两句唱词：“七·七”芦沟起乌云，出了个抗战英雄叫吉星文）吉师长连答几个“是”，火速带领部队杀回河东。这个回
  马枪出敌所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捷报传来，总司令马上表扬吉师长说：“真不愧是抗战的英雄嘛！”又一天，五十九军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把本师又带到了河西，他本人到总司令部汇报转移原因。张总司令大为恼火，把桌子一拍，厉声说：“刘振三，你把我当成了什么玩艺儿？如果你认为我是总司令，前方这么吃紧，你不和敌人拼，跑到这里来干吗？现在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听，我只要你马上过河与敌血战，吃掉敌人更好，吃不掉敌人，能固守阵地牵住敌人不放也行。反正不打不行，不努力打也不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刘振三敬了个礼，二话没说，立即率部过河参战。这两位师长，在抗战中与张总司令患难相处，屡建奇功，情同手足，但在作战时，张总司令唯恐有负于国家，从不徇半点私情。
  5月7日，为了截击沿汉水北犯之敌，张总司令亲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来到河东前线，向十倍于我的敌人紧追猛打。经几天激战，我军占领了方家集。此时，敌人刚从这里撤退到东南几里处，张总司令遂命令我部向敌人发起猛攻，一发发炮弹在敌人阵地上开花。但敌人很快发觉我兵力不多，调过头来向我总部猖狂反扑。枪声炮声响成一片，黑烟滚滚，弹片纷飞，方家集瞬间被敌炸成废墟。张总司令派人保护苏联顾问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蔽，自己仍坚守阵地，沉着指挥。他时而登上土围子，观察敌情，指挥战斗，时而回到指挥所（村东边的两间草房）察看地图，进行战斗部署。敌人的子弹从他身边嗖嗖飞过，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周围爆炸，他全然不顾。突然，一颗子弹从警卫员史光汉耳边飞过，史光汉赶忙一闪，总司令哈哈大笑说：“小子，当你听到声音时子弹已经过去，能躲得及吗？”手枪营杜营长劝总司令转移，总司令笑了
  笑说：“别慌，你还是也来吃点豆子充充饥吧！”部队在方家集一带激战两昼夜，敌人多次向总部猛扑，均被我击退。
  5月15日前夜，部队转移到宜城县十里长山一带。16日清晨又开始战斗。上午，敌人集中十多倍于我的兵力，向我总部猛扑。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把大炮抬到离我们不足2000米的山头上，接着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敌人的枪炮声震耳欲聋，我手枪营和郑万良团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敌人，但是伤亡很大。这时苏联顾问提议撤退，总司令不同意。参谋长李文田也建议：“我们的决策是长期抗战，作战也要能胜能败，能攻能守，孤注一掷的办法不够恰当。”李致远参议跟着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决战，不必要的牺牲应该避免。”总司令火了，大声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当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就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仗应该怎样打，总司令比谁都清楚，他之所以不听众劝，目的在于树立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中国这块肉不好吃，更不好消化。同时启发大家英勇抗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敌人的包围圈缩小了，炮弹不停地爆炸，机枪吼叫的更厉害。张总司令命令李致远参议派人保护苏联顾问和总部非战斗人员迅速脱离战场。不一刻，“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被炸伤。总司令命令参谋处的人把吴处长立即送走。紧接着飞来一颗子弹，从总司令左臂三角肌处穿过。他用右手按了按伤口，毫不在乎地笑着说：“我现在是上将衔，今天如果牺牲了，明年的今天一定很热
  闹！”护士长史全胜赶忙给他包扎伤口，警卫人员不约而同地围在他的身边做掩护。然而他批评说：“你们跟这样紧干什么？怕我跑不是？”不管他怎么说，在这紧要关头，警卫人员是不肯离他太远的。这时我方官兵伤亡残重，参谋长李文田、高级参谋张敬，分头到东西两侧亲自指挥战斗。李参谋长高声喊：“同志们，冲啊！我们要杀尽日本鬼子！”张高参也举着手枪喊：“同志们，要经得起考验，不怕死的跟我上！”此刻，西南边的小山头上退下四个散兵，总司令命令我说：“谷瑞雪，看看那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装孬种，就地正法；用刀砍不要用枪打。”我一手持刀，一手握枪，飞奔而去。到了他们跟前轻声说：“总司令在此，赶快上去。”那几个战士便回身冲上去了。接着从西北方向跑步来了一个手枪营的班长报告说，张高参在和敌人搏斗中中弹牺牲，手枪营杜营长腹部受了重伤。总司令命令史光汉说：“赶快把杜营长送出危险界！”史光汉应声跑步前往。与此同时，护士长史全胜在离我们不远的西南边也中弹身亡了。紧急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用强制的手段搀扶总司令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但是总司令不但不走，还骂我们都是怕死鬼。手枪营四连王金彪连长，正在指挥本连剩余的十几个弟兄堵击来犯之敌，看到总司令还在这里，便跑上去用头顶着他的胸部，一边往后顶一边说：“我们都不怕死，请总司令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当面之敌，死在这里也不下火线！”又对着我们几个警卫人员说：“你们快走嘛！”示意我们把总司令拉走，说罢，他举起手枪又冲到前边去了。张总司令见状哈哈大笑道：“好样的，不愧是我的部下。”话音刚落，少校副官马孝堂腿部受了伤，坐在地上起不来，少尉副官贾玉彬、崔永祥跑过去搀他，他说：“我不能走了，你们不用管我，快把总司令救走。”贾、崔二人还没转过身，就一齐中弹牺牲了（马孝堂因不能走，被敌人俘虏，逼降未遂，刀砍未死，后被救回送到军部医院，七八天后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这时，总司令身边就只剩我一人了。我扶着他的右臂想从一条小土沟里往山上去，这样比较安全，但总司令说：“沟里什么都看不见，怎么指挥？”他非要从高处走不可。手枪营的官兵已伤亡殆尽，敌人马上就要扑到跟前了。情况虽很紧急，但如果想离开，还是可以脱险的。可是总司令坚强不屈，誓不后退半步。突然一颗子弹从他胸部的左侧穿过，敌人已从各方面包围过来，作为一个警卫人员，我着急而又担心地哭了。总司令笑了笑说：“你这小子，哭什么？战死沙场是军人的本份嘛！我觉得这样对国家、对民族问心无愧。”此刻他坐在地上，呼吸已有困难。他向我摆手示意，让我赶快离开，可是我这个警卫人员，在关键时刻怎能离开呢？紧接着从西南方向又飞来几颗子弹打在他身上，左眉梢上边也中了一弹。他——我们敬爱的张总司令，为国家、为民族，在长山山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张总司令牺牲时，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哭着把他晚上做被用的大衣盖在他身上。这时，日本鬼子已扑到我面前，虎视眈眈想活捉我。我悲愤填膺，怒火中烧，抹一把眼泪，一手拿着大刀片，一手握着“二十响”，居高临下，向蜂拥而来的鬼子冲去。哪些敌人靠近我，我一扣板机就是一梭子，迫使敌人慌忙卧倒。趁敌人卧倒之时，我就从敌人的间隙中“飞”过去，且战且走，一直冲到山脚。紧靠山下有个竹园，竹园前面是个小村子，我顺势进后门出前门登上了西岭。再说敌人，追至竹园
  前不敢冒进，便把竹园围起来搜索，及至发现我已登上西岭时，就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子弹象刮风似地从我头上、身边飞过，有的打在我周围的地上溅起股股尘烟。这时我已三处负伤，失血过多，再加几天没有吃饭，实在走不动了，“二十响”也打坏了。往哪里去呢？再碰上敌人怎么办？考虑了一下，就匆忙躺在一块四五亩大的麦田里。没多久，后边的鬼子便追上来了。他们可能看见我藏在了麦地里，就到麦地搜索，分两路从我两侧不远的地方鱼贯而过，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敌人搜索好一阵后离去，这时我才发现麦地边牺牲了一个手枪营的战士，和我装束一样，肯定敌人以为是我死了才走的。
  天慢慢地黑了，还下了一阵雨，我赶到前边不远的一个村子（熊家湾），恐村里不安全，就在村外的竹园里“睡”了一晚。饿得难受，就到麦田里搓点麦子吃；渴的厉害，便到小溪边捧点水喝；伤口疼痛，咬紧牙关苦撑着。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一定要活着回去，把总司令和战友们壮烈殉国的情况报告上级。
  第二天早晨，我仍然握着打坏了的“二十响”小心翼翼地走进村子。由于连日打仗，老百姓早已走完了，村子里静悄悄的。突然，一个穿便衣的人手里拿个手榴弹，一边走一边四下窥探。我忽地冲到他跟前，用“二十响”指着他大声说：“不许动！”他先是一愣，稍许便惊喜地说：“自己人，自己人！”原来他是我们部队骑兵第九师的侦探，是找总司令部的。我沉痛地告诉他说：“总司令阵亡了，手枪营的官兵也伤亡殆尽，你要找总部，我就是总部了。”他很快把我搀到了骑九师的师部，我向该师的张德顺师长汇报了情况。随后我在昏迷中被送往总部军医院。
  抗战胜利后，我转到北平警官第四分校学习，毕业后在傅作义部三十五军九六〇团任少校团副。1949年随傅部起义后返乡，回到宜阳县樊村乡宋村老家，从事医务工作至今。
  1988年10月
  （谷恒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