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七·七”事变前，临朐有38万人。日寇侵华，临朐沦陷，敌、伪、顽各种势力麇集在临朐，共计两万多人。他们在临朐县境内狼奔豕突，杀人越货，作恶多端，血迹斑斑。临朐人民被他们野蛮蹂躏，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又遇荒年歉收，瘟疫流行，致使整个临朐沦为十室九空，劳动人民非死即逃。“黄嵩屋檐高，炕上抱狼羔”，这句民谣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万户萧疏的凄凉景象。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的16.8万人；骨肉分离、典妻鬻子的1.4万人；被日、伪、顽杀害和饿病而死的10万多人。全县38万人，只剩下了8万人。人民灾难之惨重，古今中外，罕有其例。
  日寇杀人如麻
  1938年，日寇侵入临朐后，多次对全县进行大“扫荡”，推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无辜的群众惨遭屠杀，人民的财产被洗劫一空。
  1938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驻在蒋峪的日寇“扫荡”唐立店子，用刺刀捅死手无寸铁的群众12人，然后纵火把全村700余间房屋烧了个净光，使500多名群众无家可归。该村群众张希明一家粮尽屋毁，老幼抱哭一团，走投无路，张希明在破屋框里自杀身亡。
  是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日寇“扫荡”龙岗，将数百名逃难群众驱赶到龙岗村南沙滩上，用机枪密集扫射，当场打死75人，打伤40余人，鲜血染红了南沙滩。在一具具血肉模糊的死者身旁，有老者哭得死去活来，幸免遇难的婴儿还爬在娘的怀里哭着要吃奶，其惨状目不忍睹！
  日寇嗜杀成性。其手段之残酷，以下几例可见一斑。五井镇黄崖头村蔚学武一家6口人，有妻、三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先后被日寇夺去了4条生命。1941年秋季的一天，大埠山上的日寇下山抓人，蔚学武的妻子和儿媳被鬼子抓去，吊在树上用鞭子轮番抽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拖到山下枪杀了。蔚学武的妻子、儿媳死后，不满十岁的小儿子成天哭着找娘，家中又无吃的，学武从家中找了点破烂赶五井集去卖。刚走到半路上，两声枪响，学武被日寇打了活靶子，他的右胳膊被打得鲜血直流，幸亏跑得快，才没有被打死。他强忍着痛疼，跑回家中，因无钱治疗，胳膊烂掉，他把断臂藏在夹墙里，永远不忘这民族恨！旧恨未报，新仇又添。1943年秋，蔚学武的大儿子蔚传岱正在坡里耪谷茬，被日伪军抓走，从此杳无音信。大儿子被抓后，蔚学武领着两个小儿子沿街乞讨，一天，他三儿子自己去讨饭，被汉奸抓去填了井。就这样蔚学武一家6口人，被日寇夺去了4条生命，只剩下一个儿子和他这个一根胳膊的残废人。
  胡家庄胡继义的母亲去世时，全家人为其守灵。前来“扫荡”的日寇闯进他家，首先枪杀了胡继义、胡继恩兄弟二人，又进入厨房将正在做饭的胡玉祯、胡玉东打死。胡继圣是胡继义的叔兄弟，来为伯母守灵，一家三口（妻子及儿子胡玉瑞）全被杀害。胡玉美从家中往处跑，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象胡继圣这样全家被日寇杀绝的又何止一家！崔册村上无片瓦，下无一拢的王友文领着两个孩子去益都逃荒，被日伪军抓住，活埋于一个坑内。
  1940年除夕，日军侵入冶源，群众逃不及者被残杀20余人。冶源南村张希彦之母（70多岁）被日军轮奸致死，张希彦奋起反抗，被日军枪杀在磨道里。刘林告的弟弟到山上拾柴禾，被日军当活靶子打死。同一天，日寇到尧山乡大车沟“扫荡”，烧毁房屋47间，强宰耕牛76头、羊200只，伐树200余棵，把全村的粮食抢光。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全村成了一片火海，无家可归的群众，忍饥受寒坐在焦土瓦砾上哭作一团。
  穷凶极恶的日寇在临朐相继建立了18个据点，共驻日、伪军5个大队，18个中队。他们在哪里建据点，就在哪里圈村（把村庄划为据点范围），拆房扒屋，残害百姓。1940年3月8日，驻临朐城的鬼子出动“扫荡”谭马庄，炮弹横飞落入逃难的人群中，当场炸死两人伤三人。进村后，这伙强盗安上了伪军据点，强占民房数百间，挖堑壕拆除民房一百多间，砍伐桑树三千多棵。全村120多户，家家遭受浩劫，无一幸免。更为可恶的是，日寇以影响碉堡视线为借口，把据点临近的村庄也扒平。他们在杨善集建据点时，硬说杨善东小庄影响据点视线，摘净全村的门板后（拿到据点用）把房子扒平粮食抢光，老百姓被赶到荒郊野外，无家可归。据不完全统计，象这样被赶出家门，流落他乡逃荒要饭的不下万人。
  日寇为了战略的需要，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抓丁拉夫，修桥筑路。仅弥河桥一处工程，就抢去群众的门板上万副，柜子、箱子上千个。为修建这座大桥，上千人被抓去当劳工。工头拿着皮鞭、棍棒监视，劳工们度酷暑，冒严寒，稍不留神就被打得皮开肉绽。大桥建起后，因中暑、冻饿和被毒打而死的就有二百多人。真是“酷暑严寒筋骨断，弥河大桥白骨堆”。
  横征暴敛蒋军涂炭生灵
  盘踞在临朐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两万多人，除保安十七旅抗战外，七、八、九支队，则游而不击，对共产党视如仇敌，对群众则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抗日捐、救国捐、胜利捐、警备捐、军事附加捐等不胜枚举；酒税、盐税、土地房产税、牲畜税等多如牛毛。从田村集至冶源仅十几华里，国民党的催捐队一天就吃到十顿饭，下几十根捐条。这伙刚走，那帮又接踵而来。寺头镇王瑞村王永胜一家一天就接到十二根捐条子，冯兴禄家一天被翻过八遍。该镇吕匣店子村冯立本接到捐条子，因无粮无钱交纳，保长恶狠狠地对冯立本说：“没有东西交，有命也行！”冯立本被逼得走投无路，服毒自杀。杨善乡孙家小崔孙文奎一天接到八根要粮逼款的条子，家中被搜刮得一粒粮食都不剩。不到3个月，全家6口人被惊吓、饥饿而死。柳山镇后疃村李师田家，为缴纳捐税，两年的时间把家产卖得净光。师田4岁那年，保长又闯进他家，以抵债为名把他母亲霸占了去。娘想儿泪水湿透衣襟，儿想娘声声呼唤撕裂娘心。有一天，母亲出来拿柴禾，碰见了师田，偷着把一块干粮塞到孩子手里。哪知道被保长看见了，气势汹汹地一脚把师田踢开，又一脚把师田母亲踢倒，毒打一顿后，抓着头发拖回家，扔在草棚里。第二天，师田的母亲含恨死去。父亲实在没有办法，为了给师田找条活路，便把他卖给了阎家沟，自己去寿光逃荒，在路上被汉奸抓住活埋了。
  1941年秋，东文山村梁德昌的一亩谷子刚有黄粒，全被国民党四师抢了去，梁德昌老两口饿死。寺头镇河庄村苗园田老两口饿得没有办法了，便卖掉仅有的一亩薄地，换了二升豆子夜间偷着上碾压，被国民党八支队的兵全部扫去，两个老人活活饿死。王瑞村张法文在村南耩麦子，怕被匪徒们听见，耧斗锤绑上烂棉花，避免锤声传出，结果还是被国民党八支队找上，连打带骂，将麦种抢走了。张法文实在活不下去了，领着一家老小逃荒而去。
  寺头镇石佛堂村梁福友一家七口人，在蒋军的逼迫下，1942年的一个月里，就卖掉了两个孩子，哥嫂相隔三天先后饿死，全家剩下母亲和福友夫妇三口人。保长天天催粮逼款，家里所有的东西已全部卖光，母亲又饿倒在炕上。为了救母亲的命，福友万般无奈只好商量着卖妻子。一连几个夜晚夫妻俩你看我，我看你，眼泪纵横不忍分离。最后他们商量，先典给人家，等有的吃了，再赎回来。第二天福友托人立了文书，把妻子典到平安峪。三月初的一天夜里，福友去送妻子，刚走出村口，夫妻俩又哭作一团。福友看着相依为命的伴侣就要离开，心如刀绞，妻子念着自己的丈夫，怎忍离去！两人走一段，哭一阵，十多里的路程，一直走到第二天天黑，才把妻子送下。梁福友背着典妻换回的十二斤玉米，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当走到尹子峪北岭时，遇上国民党八支队，不容分说就要抢他的粮食。福友想，这粒粒粮食浸透着妻子的血和泪，连着母亲的一条命啊！他不顾一切地奋力抵抗，匪徒们一哄而上，把福友打昏在地，还是把粮食抢去了。梁福友苏醒过来后，又气又恨又饿，他挂念着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老母亲，便爬起来往家赶。可是，没走几步，就昏倒在路旁。不能走了，就一步一步往家爬，一步一串眼泪，一步一声唤娘！爬呀，爬呀，再也爬不动了……，等到乡亲们发现，福友已僵死在路旁。乡亲们去告诉他母亲，哪知他母亲已断气多时了。
  在敌、伪、顽的蹂躏下，象梁福友这样典妻鬻子、全家死绝的又岂止一户！仅以寺头镇西安村为例：这个村在1940年前后为国民党八支队所盘踞，他们天天催粮逼款，吊打酷刑。不到四年的时间，全村860口人，只剩下20来人，全村死绝户的就有60多户。
  在横征暴敛的同时，国民党的各派队伍为了扩充实力，到处抓丁拉夫，草菅人命。1942年秋，国民党五十一军到东文山村抓丁，刘竹亭等青年闻讯逃走。蒋军抓不到丁，就凶残地将刘竹亭之母和另外5名妇女吊在树上示众。同年，南照村赵光德的儿子赵佃兴刚满16岁就被新四师抓去当兵。因受不了折磨，赵佃兴偷跑回家，被抓回去活埋了。赵光德听到儿子被害的消息，痛不欲生，当即悬梁自尽。吕匣村冯升吉一家4口人，两口子拉着两个孩子熬日子。1941年秋天，冯升吉被抓了夫，因他惦记着快要饿死的妻、子，没几天就偷着跑回了家。保长知道后，把他抓到了保公所，吊在梁上，一顿毒打，被打得昏过去。放下后，倒拖到门外，脊背被地上的石头磨得鲜血直流。保长又用凉水泼在冯升吉身上，刚苏醒过来，保长又逼他去东峪修碉堡。冯升吉饿得头昏眼花，且满身伤痕疼痛难忍，只得又偷跑回家，被保长抓去一连打了几个死，抬回家不几天就含恨离世了。
  地主恶霸敲骨吸髓
  日寇的大屠杀，国民党杂牌部队的横征暴敛，把临朐糟踏得十室九空。封建地主阶级和维护其统治的基层政权，为虎作伥，趁火打劫。
  寺头镇石佛堂地主冯登阶，依仗其国民党省政府参议员的权势，私造一张文书，就把村前的三百多亩河滩和一百多亩山林全部霸去。西安村郭金秋的弟弟，到河滩砍了根竹子，被冯家绑去毒打一顿，罚款100元，罚栽竹子430棵，使他倾家荡产。
  国民党龙岗区区长、十字路口恶霸地主赵景文的狗于一天夜里窜到贫农刘云禄家糟踏东西，被刘的外甥失手打死。赵景文硬逼刘云禄出狗殡，修一座关帝庙，还罚款70元。刘云禄折腾的倾家荡产，领着全家逃了荒。
  蒋峪镇潘家沟恶霸地主王景会有土地三千多亩，庄园三处。他三儿王桂铭从外地买来三个丫环，一个叫菊，一个叫香，一个叫洪喜。菊十几岁时被王桂铭的老婆用戒尺打断脊椎骨，行走艰难，还要天天为王家卖命。后来，她生了天花，王家不但不给治，还嫌她在家里生病太脏，趁着菊病得不省人事时，把她拖到村外，连病带饿，又无人照料，没过几天菊惨死在荒郊。十冬腊月，王桂铭和他的老婆在屋里守着火炉抽大烟，香在门外伺候。这个婆娘怕香打瞌睡，竟给她上了鼻圈，只要一拉绳子，香疼得惨叫，稍有不慎，即遭毒打。她在王家活不下去了，便在雨夜逃走。第二天，又被王家狗腿子抓回。香知道自己活不成，便喝了卤水自杀了。洪喜原来是有丈夫的，因为借了王家40吊钱，被迫以身抵债。有一天王桂铭的妹妹毒打洪喜，洪喜忍无可忍，刚要反抗，便被狗腿子按倒在地，王桂铭的妹妹把一壶开水浇在她身上，洪喜惨叫一声昏了过去，洪喜在王家苦熬了三年，眼望穿了，泪流干了，她丈夫哪有钱来赎她！她绝望了，便含恨自杀在王家的马棚里。就这样，三个丫环先后惨死在玉家的暴虐之下！王家的门口却挂着“积善堂”的匾额。
  尧山乡吴家崖村大地主朱大镛，全家仅有5口人，却占有房屋120间，土地1060亩，横跨益都、昌乐、临朐3县，方圆3.5里。这座地主庄园，是敲骨吸髓残酷剥削农民的魔窟。不知有多少雇工，多少佃户，在他的压榨下家破人亡。一年冬天，寒风刺骨，河水冰封，朱大镛手持皮鞭，逼着长工在没膝深的河水中打坝。天长日久，长工们个个满腿冻疮。长工韩其胜因双腿溃烂，被朱大镛踢出门外，病饿而死。长工李顺禄，在朱家干了44年，朱大镛看他再也没有血汗可榨了，便凶残地将他害死。朱大镛剥削农民的手段，一是重租掠夺。朱家有八百多亩（大亩）土地靠出租耕种，一年就收租八千多斗（计五十多万斤）。雷家崖头王洪五、宋春梅租种了朱家的地，原定每亩缴租一石，一定三年。但是，第二年朱大镛一见小麦黄梢收成好，就派人把麦子抢割干净。王、宋两家辛苦一年落个一场空。二是高利盘剥。吴家崖朱锡胜一家借朱家20元钱，刚出门感到利息太重，决定回去退时，20元竟成了21元，要缴1元的利息。仅高利放钱一项，朱家一年赚得利息就可买粮食24万斤。三是高利贷粮。朱家高利放粮一年就赚15万斤。贫农王秀平借了朱家一斗粮，因到期还不上，全部家产被霸占，逼得一家闯了关东。四是强行霸占。朱大镛为了建筑六套宅院，霸占了13户贫农的住宅。为霸占吴明春的房子，把吴抓去毒打一顿后，又扣上抬筐，压上碌碡，露着的地方就用香火烧，逼着吴明春在朱大镛早已写好的卖宅契上按了手印。吴明春无家可归，只好领着老小流落他乡。柳行沟是朱大镛的佃户村，全村31户，就有8户被压榨的倾家荡产，17户外出逃荒要饭。地主的发家史，就是穷人的血泪史！
  天灾瘟疫流行
  以上种种已给临朐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1941年至1942年又遇到大旱，瘟疫流行，天灾人祸一齐压下来，临朐人民的生活困苦到了极点。
  1940年春，全县就有不同程度的旱情发生。到了1941年夏季，旱情加重，玉米、高粱、谷子等秋季作物大幅度减产。秋后，旱情持续发展，至1942年夏，基本无雨雪，境内大小河流干涸，水井无水，树叶脱落，地干裂，农作物不能下种。石家河、寺头、石佛、五井、嵩山、米山、九山一带旱情尤甚，许多树木因旱枯死。1942年三伏酷暑，滴雨未下，玉米全部旱死，颗粒未收。残剩的高粱、谷子，又突遭霜冻，秕穗无粮。于此同时，伤寒、疟疾、黑热病等传染病流行全县。寺头、石佛、箕子山、白沙、九山、五井、嵩山尤甚，有的村发病率竟高达百分之百。当时缺医少药，就是有医有药，群众的财物已被搜刮一空，哪里还有钱请医买药！广大群众靠吃树皮、野菜、草种子、蚕屎、“熬渣”（蚕吃后的剩桑）、蒺藜、屋烂草等充饥。村民不是骨瘦如柴，就是全身浮肿，染上瘟疫，饿病交加，在短时间内就死去。夏庄村一天之内病饿而死的达10余人。东西文山村因为疟疾死绝的就有6户。在天灾、饥饿、瘟疫的吞噬下，弄得父子不相顾，夫妻不能依。死于道旁，无人掩埋，饿死荒郊，无人扶葬。1942年2月，辛寨镇河北村刘兆敬家5口人，先后病死4口，仅剩下12岁的刘兆敬外出逃荒要饭。崔册村高来增全家共5口人在一个月内先后被瘟疫、饥饿夺去了生命，尸体无人埋，蛆虫爬满街。褚庄村庙后五步远的墙根下就躺着四具尸体，死去的妇女身上还有骨瘦如柴的婴儿在吃奶。寺头至吕匣村八里远的路上，一天内即有五具尸体无人掩埋。
  敌、伪、顽和地主阶级在临朐土地上烧、杀、抢、劫、奸、淫、掳、掠，再加天灾、瘟疫，使临朐30万同胞大多数死于非命，或逃荒四散，就是那虎口余生，幸存下来的8万人，也经受了最深重的灾难。
  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的残酷事实，记录着临朐人民血泪斑斑的阶级仇，民族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