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后，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建立了森严密集的军政警宪机构。主要的如济南防卫司令部、第43军团司令部、驻济日军参谋部、1825部队总部、山东特高工作总部、济南宪兵队本部、伪山东省公署，等等。还有其他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机构和场所，如“济南军法会议”（军事法庭）、琵琶山万人坑（杀害爱国志士的刑场）、济南防疫给水部（细菌研制工厂）、济南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法西斯集中营）。几被日伪军、宪兵队和特务组织逮捕的抗日军民，先经军法会议审判，判死刑的押往琵琶山处决，判徒刑的送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监禁。军法会议无法无天，所谓判决，全凭审判长的意志行事。处决的手段极其残忍，有枪杀、砍杀（由日本军官用军刀砍头）、刺杀（供新兵作刺杀练习）、绞刑、殴杀，烧死、活埋、犬咬等十几种。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是人间魔窟。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仅新华院就关押爱国工人、学生、军人共35000余人，其中被酷刑和劳役折磨致死的15000余人，抽血致死的100余人，注射细菌致死的1000余人，押送东北和日本充当苦力的10000余人。
  日寇还推行“以华制华”的反动策略，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中层层建立特务组织，令其爪牙打入济南城乡各行各业，形成组织严密，上下联通，纵横交错，无孔不入的特务网。其中由山东特高工作总部管辖的所谓“八大公馆”（即泺源、鲁仁、朝阳、千秋、林祥、樱花、梅花、梨花等公馆），就是阴森恐怖的特务巢穴。这些特务机构有的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侦破我地下党组织和抗日团体；有的瓦解诱降国民党军队，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以宗教和帮会活动为掩护，策划反动道会门叛乱；还有的专门收集经济情报，掠夺、储运战略物资，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
  在经济上，日寇按照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中国，资源中国”的强盗逻辑，加强对济南地区的经济统治。
  首先，全部接管了在济的中国官营企业，然后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对民族资本企业侵吞霸占。日军占领济南的第三天，就派兵进驻成大纱厂，宣布对该厂实行“军管”。接着，仁丰、成通纱厂，成记、成丰、宝丰、丰年、华庆、惠丰面粉厂，电灯公司、致敬洋灰公司、中国打包公司、溥益制糖厂、华兴造纸厂等十几个企业也相继被“军管”。对沦陷区工矿企业实行“军管”是日军侵入我国初期统一实行的政策，目的是利用“军管”方式，使这些企业为其侵华战争服务。此外，日本还以“让渡”名义，廉价收买中国企业。如济南电话公司原资本75万元，1939年1月，被迫以40.8万元的低价“让渡”于日本华北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源、洪泰火柴厂等企业也遭到同样命运。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为早日结束在中国领土上的战争，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还加紧了经济引诱，所谓经济引诱，就是“合办实业”。1938年12月成立了经济侵略中心一华北开发会社与华中振兴会社，具体督促“合办”事宜。1940年3月，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发表声明：发还军管企业，“并以若干资产交合法原业主”，作为参加“合办”的投资。在日寇胁迫下，到1942年，济南20余家大型民族资本企业先后结束军管，实行所谓“中日合办”。合办后企业的经营权归日方掌握，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日方所有，中方资本家只不过食人剩羹而已。因此“合办实业”并非日本“亲善之举”，而是进一步推行“以战养战”策略，控制我国沦陷区经济命脉的罪恶阴谋。
  少数经过通融得以独自经营的大型企业，如惠丰、华庆面粉厂、东元盛印染厂、裕兴化工厂及火柴、榨油、针织、皮革、机器铁工、印刷、酿造等业的中小工厂，也因敌伪敲诈勒索和日商产品的压制性打击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其次，日寇依仗军事政治实力，垄断掠夺原料，摧残民族工业。掌握经济实权的济南兴亚院指使成立了一系列控制物资的机构，如“山东物资对策委员会”、“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济南分会”、“东亚经济恳谈会山东本部”、“山东输入配给联合会”等。其中由济南日寇当局控制的“济南移出入组合联盟”规定：“联盟是为日华两业者成一体而设立”，华营工商企业必须加入，否则“不能享受卸卖之配给”。该联盟囊括了棉布、卷烟、纸张、杂货、粮食、糕点、食盐、毛皮、麻类、木材、煤炭、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几十个“卸卖组合”。在“组合”内，日商洋行掌握采购、批发与分配权，华营工商业只能接受配给的少量商品、原料，从事零售和加工业务。
  1940年以后，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济南日伪当局对各种物资的控制越发严厉。1941年3月颁布《防止物资流向匪区实施要领》，1942年6月又制定《物资移出入紧急对策纲要》。禁止流通的物资计有：1.兵器、弹药；2。铜、铁、铅、锌、钨；3.印刷机、油墨；4.纺织机、棉花、棉纱、棉布；5.黄麻、羊毛、皮革；6.汽油、煤油、电池；7.煤炭、火柴、蜡烛；8.白糖、食盐、烟草；9.小麦、大米、杂粮；10.西药、医疗器械。后来，对物资的限制更加苛刻，仅麻类就有如下规定：“工商市民凡储存黄麻2斤，麻绳2斤，麻袋5条，麻刀5斤以上者，均需办理登记手续。”日寇对物资的垄断，使日本资本处于绝对优势，中国民族资本除了从日商“物资调配计划”中获得些许原料与加工机械之外，别无出路，中小工厂更是陷于停滞状态中。
  第三，日寇还垄断金融，作为控制济南经济命脉的杠杆。沦陷初期，驻济日军接管了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及裕鲁当等金融机构，随即对私营银行限制提存，使工商市场气氛冷落。1938年4月，日伪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济南分行”，统管全省金融。“联银”的主要伎俩在于发行大量没有储备金的伪钞，并强制以6折收兑法币。在攫取了大量法币以后，即于1939年3月11日宣布禁止法币流通，以此手段骗取中国外汇，掠夺各种物资，使劳动群众和工商业者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济南民间银钱业也在日伪垄断之中。1941年1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颁布《金融机构管理规则》，限定“非资本金在50万元以上之股份公司，不得经营银钱业”。这就是强迫所有钱庄、银号改组成50万元以上的股份公司，置于“联银”统管之下。伪市公署卖力推行该《规则》，限令各银号增资。万福恒、源泰、庆聚昌、元康、中兴等8家银号因“不足法定资金”被淘汰，运昶、三合恒、厚记等数家合并，结果银钱业半数倒闭。“七七事变”前，济南尚有12家银行、52家钱庄，总计存放额约9，000万元，而到1942年，中方银行只剩5家，钱庄25家，存放额总计3，700万元，不及战前半数。日寇垄断金融，导致市场萧条，“济南工商业已危机四伏，内部空虚，大有一触即溃之势……”
  第四，济南沦陷后，日本浪人、游民、失意政客纷纷从东北和日本涌进济南，寻找发财机会。他们以“征服者”自居，有的混迹官场，有的贩卖毒品，象饿狼一样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山东盐务管理总局日本顾问岛勇川二“在不长时间内就贪污500万元之巨”，尽管中国职员屡次上告，但对他的处分仅以“调回满洲”了结。
  开设赌场也是日人发财的好门路，他们大规模聚赌，坐收渔利，一夜之间可以抽头数千元至上万元，虽然有时遇上警察、宪兵来搜查，但被抓被罚的只是赌客，赌场老板丝毫不受损失。
  沦陷期间，济南到处是鸦片烟馆，1942年注册登记的已超过两千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日人和汉奸经营的。他们以货真价实，清洁卫生，女招待等广告招徕顾客，毒害中国人民，攫取中国财富。
  沦陷后的济南经济已完全蜕变为殖民地经济。在工业萎缩，商业凋敝，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日益深重，生活十分悲惨。工人普遍工资微薄，吃的是地瓜干、豆饼、杂合面，住的是阴暗潮湿的草棚土屋，蚊叮虫咬，疾病缠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军管”与“合办”企业中，日寇强迫工人“军训”，“遥拜天皇”，并以“为大东亚圣战效死”的口号驱使工人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工人的健康、安全毫无保障。铁路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设施，工伤事故层出不穷。不幸受伤的工人在日人医院里又遭受惨无人道的戕害，日本医生对轻微的外伤也任意截肢，使许多中国员工终身残废。在面粉厂，工人劳动时间，每天最少12小时，一周一次倒班要干18小时。职业尘肺病象瘟疫样蔓延，威胁着工人的生命，但是厂方对医药费、死亡抚恤费从无任何规定。纺织工人的遭遇更惨，在炎夏，资本家只顾保持棉纱的湿度，车间里不仅没有通风设备，反而要求紧闭门窗。工人汗衣贴身，闷热难熬，每天都有人中暑昏倒。在寒冬，不装取暖设备，工人手脚冻烂成疮，接不上线头还要挨打。受苦最累的是童工和女工。当时济南纺织业中童工约占30％，大部分是资本家利用诱骗手段从农村招收的。这些正在发育的孩子，每天要被迫劳动12小时，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往往由于支持不住，晕倒在机器上被轧伤或轧死。1939年冬，成大纱厂14岁的加油工李振吉，被轧花机切成两段；1943年秋，成通纱厂织布机因年久失修，辊轴脱落，把4个正在操作的女童工打得血肉模糊……女工们除了象牛马一样劳动，还要蒙受种种侮辱和虐待。中日资本家规定，凡怀孕的女工一律开除。为了不被开除，许多女工怀孕数月还支撑着劳动，流产、死亡的屡见不鲜。日本兽兵和汉奸还经常以搜身、个别训话为幌子任意调戏和侮辱女工。
  日寇奴役工人的方法是法西斯手段与旧中国工厂中半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在纺织、面粉、机械、铁路企业中，都有专门迫害工人的机构——人事系，凡被怀疑有抗日思想或“行为不端”的工人，都被送到人事系审问、惩处、一群丧尽天良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对爱国工人百般折磨，使用的刑罚有十几种，如罚跪、吊打、水淹、电刑、老虎凳、狼狗咬、灌凉水，以至刀劈枪刺、或泼上煤油活活烧死……当时的工厂就象一座座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