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济南沦陷后的社会状况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后，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建立了森严密集的军政警宪机构。主要的如济南防卫司令部、第43军团司令部、驻济日军参谋部、1825部队总部、山东特高工作总部、济南宪兵队本部、伪山东省公署，等等。还有其他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机构和场所，如“济南军法会议”（军事法庭）、琵琶山万人坑（杀害爱国志士的刑场）、济南防疫给水部（细菌研制工厂）、济南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法西斯集中营）。几被日伪军、宪兵队和特务组织逮捕的抗日军民，先经军法会议审判，判死刑的押往琵琶山处决，判徒刑的送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监禁。军法会议无法无天，所谓判决，全凭审判长的意志行事。处决的手段极其残忍，有枪杀、砍杀（由日本军官用军刀砍头）、刺杀（供新兵作刺杀练习）、绞刑、殴杀，烧死、活埋、犬咬等十几种。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是人间魔窟。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仅新华院就关押爱国工人、学生、军人共35000余人，其中被酷刑和劳役折磨致死的15000余人，抽血致死的100余人，注射细菌致死的1000余人，押送东北和日本充当苦力的10000余人。
  日寇还推行“以华制华”的反动策略，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中层层建立特务组织，令其爪牙打入济南城乡各行各业，形成组织严密，上下联通，纵横交错，无孔不入的特务网。其中由山东特高工作总部管辖的所谓“八大公馆”（即泺源、鲁仁、朝阳、千秋、林祥、樱花、梅花、梨花等公馆），就是阴森恐怖的特务巢穴。这些特务机构有的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侦破我地下党组织和抗日团体；有的瓦解诱降国民党军队，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以宗教和帮会活动为掩护，策划反动道会门叛乱；还有的专门收集经济情报，掠夺、储运战略物资，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
  在经济上，日寇按照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中国，资源中国”的强盗逻辑，加强对济南地区的经济统治。
  首先，全部接管了在济的中国官营企业，然后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对民族资本企业侵吞霸占。日军占领济南的第三天，就派兵进驻成大纱厂，宣布对该厂实行“军管”。接着，仁丰、成通纱厂，成记、成丰、宝丰、丰年、华庆、惠丰面粉厂，电灯公司、致敬洋灰公司、中国打包公司、溥益制糖厂、华兴造纸厂等十几个企业也相继被“军管”。对沦陷区工矿企业实行“军管”是日军侵入我国初期统一实行的政策，目的是利用“军管”方式，使这些企业为其侵华战争服务。此外，日本还以“让渡”名义，廉价收买中国企业。如济南电话公司原资本75万元，1939年1月，被迫以40.8万元的低价“让渡”于日本华北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源、洪泰火柴厂等企业也遭到同样命运。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为早日结束在中国领土上的战争，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还加紧了经济引诱，所谓经济引诱，就是“合办实业”。1938年12月成立了经济侵略中心一华北开发会社与华中振兴会社，具体督促“合办”事宜。1940年3月，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发表声明：发还军管企业，“并以若干资产交合法原业主”，作为参加“合办”的投资。在日寇胁迫下，到1942年，济南20余家大型民族资本企业先后结束军管，实行所谓“中日合办”。合办后企业的经营权归日方掌握，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日方所有，中方资本家只不过食人剩羹而已。因此“合办实业”并非日本“亲善之举”，而是进一步推行“以战养战”策略，控制我国沦陷区经济命脉的罪恶阴谋。
  少数经过通融得以独自经营的大型企业，如惠丰、华庆面粉厂、东元盛印染厂、裕兴化工厂及火柴、榨油、针织、皮革、机器铁工、印刷、酿造等业的中小工厂，也因敌伪敲诈勒索和日商产品的压制性打击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其次，日寇依仗军事政治实力，垄断掠夺原料，摧残民族工业。掌握经济实权的济南兴亚院指使成立了一系列控制物资的机构，如“山东物资对策委员会”、“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济南分会”、“东亚经济恳谈会山东本部”、“山东输入配给联合会”等。其中由济南日寇当局控制的“济南移出入组合联盟”规定：“联盟是为日华两业者成一体而设立”，华营工商企业必须加入，否则“不能享受卸卖之配给”。该联盟囊括了棉布、卷烟、纸张、杂货、粮食、糕点、食盐、毛皮、麻类、木材、煤炭、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几十个“卸卖组合”。在“组合”内，日商洋行掌握采购、批发与分配权，华营工商业只能接受配给的少量商品、原料，从事零售和加工业务。
  1940年以后，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济南日伪当局对各种物资的控制越发严厉。1941年3月颁布《防止物资流向匪区实施要领》，1942年6月又制定《物资移出入紧急对策纲要》。禁止流通的物资计有：1.兵器、弹药；2。铜、铁、铅、锌、钨；3.印刷机、油墨；4.纺织机、棉花、棉纱、棉布；5.黄麻、羊毛、皮革；6.汽油、煤油、电池；7.煤炭、火柴、蜡烛；8.白糖、食盐、烟草；9.小麦、大米、杂粮；10.西药、医疗器械。后来，对物资的限制更加苛刻，仅麻类就有如下规定：“工商市民凡储存黄麻2斤，麻绳2斤，麻袋5条，麻刀5斤以上者，均需办理登记手续。”日寇对物资的垄断，使日本资本处于绝对优势，中国民族资本除了从日商“物资调配计划”中获得些许原料与加工机械之外，别无出路，中小工厂更是陷于停滞状态中。
  第三，日寇还垄断金融，作为控制济南经济命脉的杠杆。沦陷初期，驻济日军接管了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及裕鲁当等金融机构，随即对私营银行限制提存，使工商市场气氛冷落。1938年4月，日伪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济南分行”，统管全省金融。“联银”的主要伎俩在于发行大量没有储备金的伪钞，并强制以6折收兑法币。在攫取了大量法币以后，即于1939年3月11日宣布禁止法币流通，以此手段骗取中国外汇，掠夺各种物资，使劳动群众和工商业者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济南民间银钱业也在日伪垄断之中。1941年1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颁布《金融机构管理规则》，限定“非资本金在50万元以上之股份公司，不得经营银钱业”。这就是强迫所有钱庄、银号改组成50万元以上的股份公司，置于“联银”统管之下。伪市公署卖力推行该《规则》，限令各银号增资。万福恒、源泰、庆聚昌、元康、中兴等8家银号因“不足法定资金”被淘汰，运昶、三合恒、厚记等数家合并，结果银钱业半数倒闭。“七七事变”前，济南尚有12家银行、52家钱庄，总计存放额约9，000万元，而到1942年，中方银行只剩5家，钱庄25家，存放额总计3，700万元，不及战前半数。日寇垄断金融，导致市场萧条，“济南工商业已危机四伏，内部空虚，大有一触即溃之势……”
  第四，济南沦陷后，日本浪人、游民、失意政客纷纷从东北和日本涌进济南，寻找发财机会。他们以“征服者”自居，有的混迹官场，有的贩卖毒品，象饿狼一样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山东盐务管理总局日本顾问岛勇川二“在不长时间内就贪污500万元之巨”，尽管中国职员屡次上告，但对他的处分仅以“调回满洲”了结。
  开设赌场也是日人发财的好门路，他们大规模聚赌，坐收渔利，一夜之间可以抽头数千元至上万元，虽然有时遇上警察、宪兵来搜查，但被抓被罚的只是赌客，赌场老板丝毫不受损失。
  沦陷期间，济南到处是鸦片烟馆，1942年注册登记的已超过两千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日人和汉奸经营的。他们以货真价实，清洁卫生，女招待等广告招徕顾客，毒害中国人民，攫取中国财富。
  沦陷后的济南经济已完全蜕变为殖民地经济。在工业萎缩，商业凋敝，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日益深重，生活十分悲惨。工人普遍工资微薄，吃的是地瓜干、豆饼、杂合面，住的是阴暗潮湿的草棚土屋，蚊叮虫咬，疾病缠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军管”与“合办”企业中，日寇强迫工人“军训”，“遥拜天皇”，并以“为大东亚圣战效死”的口号驱使工人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工人的健康、安全毫无保障。铁路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设施，工伤事故层出不穷。不幸受伤的工人在日人医院里又遭受惨无人道的戕害，日本医生对轻微的外伤也任意截肢，使许多中国员工终身残废。在面粉厂，工人劳动时间，每天最少12小时，一周一次倒班要干18小时。职业尘肺病象瘟疫样蔓延，威胁着工人的生命，但是厂方对医药费、死亡抚恤费从无任何规定。纺织工人的遭遇更惨，在炎夏，资本家只顾保持棉纱的湿度，车间里不仅没有通风设备，反而要求紧闭门窗。工人汗衣贴身，闷热难熬，每天都有人中暑昏倒。在寒冬，不装取暖设备，工人手脚冻烂成疮，接不上线头还要挨打。受苦最累的是童工和女工。当时济南纺织业中童工约占30％，大部分是资本家利用诱骗手段从农村招收的。这些正在发育的孩子，每天要被迫劳动12小时，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往往由于支持不住，晕倒在机器上被轧伤或轧死。1939年冬，成大纱厂14岁的加油工李振吉，被轧花机切成两段；1943年秋，成通纱厂织布机因年久失修，辊轴脱落，把4个正在操作的女童工打得血肉模糊……女工们除了象牛马一样劳动，还要蒙受种种侮辱和虐待。中日资本家规定，凡怀孕的女工一律开除。为了不被开除，许多女工怀孕数月还支撑着劳动，流产、死亡的屡见不鲜。日本兽兵和汉奸还经常以搜身、个别训话为幌子任意调戏和侮辱女工。
  日寇奴役工人的方法是法西斯手段与旧中国工厂中半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在纺织、面粉、机械、铁路企业中，都有专门迫害工人的机构——人事系，凡被怀疑有抗日思想或“行为不端”的工人，都被送到人事系审问、惩处、一群丧尽天良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对爱国工人百般折磨，使用的刑罚有十几种，如罚跪、吊打、水淹、电刑、老虎凳、狼狗咬、灌凉水，以至刀劈枪刺、或泼上煤油活活烧死……当时的工厂就象一座座集中营。
  二、抗战时期济南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抗战爆发后，开展沦陷区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这些城市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10月，济南沦陷前，中共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率大部分党员转移到泰安，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留在市内的10余名党员组成济南工委，开展对敌斗争。地下党员通过散发传单，编印《抗战读本》等形式，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在工厂、街道、学校中团结群众，了解敌情，传递情报，坚持抗日斗争。1939年2月25日，由于党内出现叛徒，工委书记陈隐先同志被捕入狱，壮烈牺牲。党组织也受到破坏。
  同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派王见欣、韩文一、黄在同志打入市内重建了济南工委，王见欣任书记。在鲁麟商行经理、进步人士毛晓亭的支持帮助下，开始整顿恢复党组织的活动。由于上届工委的14名党员归属新工委领导，所以首先对原有的党员进行审查，经过考验，按照条件接受了12名党员。工委先后在鲁麟商行、《进德月刊》社、仁丰纱厂、德生润染料庄、复兴印刷公司、火车站，以及日本洋行的职工中开展工作，揭露日军暴行，介绍国内外形势，并分别不同情况，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新哲学大纲》和根据地的政治课本等进步书刊送给群众传阅，提高了职工政治觉悟，建立了党群关系。在此基础上，慎重地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到1940年6月，市内党员已发展到28名。这期间，工委组织进步群众张贴反日标语，在伪钞上书写抗日口号，积极开展救亡宣传活动。还通过在伪新民会、伪市公署的内部关系，收集敌伪情报。
  1940年9月，因觉察叛徒告密，王见欣、韩文一、黄在撤回山东分局，由辛树声、于寿亭、赵舵组成新工委。由于日伪特务活动猖厥和少数党员疏忽大意，党组织又有所暴露。1942年1月，工委书记辛树声被捕，他向敌人供出了大部分党员和群众关系。工委得知此事后，将18名同志撤出市内，但于寿亭等30余名党员落入敌手。在狱中，被捕同志视死如归，决不投降，敌人无计可施，遂将于寿亭、徐子常等17名同志杀害于南郊八里洼。这是抗战时期济南党组织遭到的一次最严重的破坏。
  为了进一步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全面开展抗日斗争，1943年6月山东分局决定由张洪涛、商景才、武中奇三人再次组建济南工委。针对前届工委被破坏的教训，分局指示，要以章历边根据地为依托，把工委设在根据地里。这不是消极躲避，而是充分发挥根据地优势，进退主动，积极隐蔽地开展市内地下斗争。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特别指出：要严格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去开辟济南工作。
  章历边根据地位于济南东南方100华里的山区，这里树木茂密，山高沟深，群众基础好，便于回旋隐蔽。又因盛产山果，与济南有传统的城乡经济联系，在市内经商、做工的社会关系较多，这都是可以借助的力量。工委主要从两方而开展工作，一是在根据地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扎根落脚，打开局面。然后逐步摧毁日伪薄弱据点，使根据地由远郊扩大到近郊，形成了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同时利用城乡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宣传抗日思想，建立市内落脚点与联络点。二是积极组织干部打入济南，加强市内地下党的建设。根据地成为有力依托之后，为打入工作创造了条件。在一年时间内，地下党员通过落脚点与联络点在纺织厂、火柴厂、机车工厂、火车站、机务段、车辆段、造纸厂及人力车伕、北园菜农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展党员7名，可靠关系20余名。又进一步在屠宰厂、新城兵工厂、电灯公司、打包厂、印刷厂、华丰机器厂、砖瓦厂、商场中发展党员，党员又发展关系，使党的队伍逐渐扩大。
  开展沦陷区工人运动是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有效手段，因此，“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地下党在发动工人群众的同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伪军、伪警、高级职员、商人、资本家以及特务机构内部，都发展了抗日的群众关系，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济南，从事革命的工人运动是异常艰难的，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招致牺牲和损失。工委从敌强我弱的形势出发，注意提高党员及群众关系的素质和斗争才干。对市内采取分散领导，单线联系，谁发展的关系谁联系，不追求组织形式等方法，并特别加强了保密措施。因此，自1943年9月至1945年9月，工委在市内发展党员30余名，群众关系480余名，打入干部70余名，除7处关系遭破坏外，其余都未暴露，有力地支援、配合了山东抗日战争。
  为了加快敌占城市党的建设，开展工人抗日斗争，党实行“分路，多头”的原则，指示各级党委都可以派出有工作条件的人员去开辟工作，同一城市可以有几条工作渠道和领导系统。当时在济南活动的党组织除中共济南工委以外，1942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派赵正阳、雷紫屏、王屏轩等同志打入济南，建立支部。该支部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
  1942年春，清河区党委点线工作委员会派孙思新、宗泽、孙省三打入机车工厂，发展党员建立支部，该支部到1945年5月划归渤海工委领导。
  1943年6月清河区党委决定由宋怡行、韩本聪（即李万顺）张振举（即马进）组成清西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2月，城工委委员李万顺与党员张新山进入市内，李万顺在北坦一带发动工人为根据地转运军火、药品。张新山则以保全工身份打入“新华院”，营救被俘人员。1945年3月城工委委员马进打入济南屠宰厂开展地下工作。同年5月渤海区党委济南工委（简称渤海工委）成立，清西地委城工委划归渤海工委领导。6月，渤海工委在机车工厂附近开设“义记自行车行”，作为团结工人的阵地和党的秘密联络站。此外，鲁中区党委与鲁西区党委也曾分别派出干部打入济南开展对敌斗争。
  三、济南工人的抗日运动
  日伪日期，济南纺织工人深受剥削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忍无可忍，奋起抗争。1939年春，成大纱厂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市的由“反日标语事件”引起的罢工。该厂孙庆兰、陈玉芝、程玉芳、孟兆兰、刘廷柱等几名工人，秘密书写了“反对搜身，进出厂门要自由”，“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伙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贴在厂内外墙上，引起敌人恐慌。日本宪兵如临大敌，进厂搜捕，将7名工人抓进泺源公馆，严刑拷打，逼迫承认是受共产党指使。被捕工友不畏强暴，控诉日伪摧残工人的罪行。与此同时，成大纱厂数百名工人举行罢工，喊出“不释放工友，誓死不开工”的口号，罢工坚持了6天，敌人害怕生产下降和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将捕去的工人分批释放。
  1939年夏季的一天，仁丰纱厂300余名女工不堪忍受日本监工借搜身之机调戏侮辱，愤而举行罢工，他们坐在食堂门口痛骂日伪把头的无耻行径，提出：如仍让男监工搜身，永远不出工！这一正义举动得到全厂中国职工的支持，厂方理屈辞穷，被迫答应改用女监工搜身。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帝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搜刮，济南工人生活日趋恶化，吃的全是掺了砂土的玉米面，无法下咽。1942年9月成通纱厂工人在地下党员杨景羽领导下，掀起“伙食风潮”。数百名工人歇工，提出“不吃猪食，要做人”。特别是女工团结一致，把妄图压制工人就范的人事科长原三太郎推进涮纱厂内。日军把十几名女工抓进宪兵队，轮番审问，女工们严守秘密，一致回答：“没有什么人发起，大家都吃不饱，不能干活！”又把几个酸硬的窝窝头扔到桌子上说：“我们每天吃的就是这种饭，你们也是人，能吃这种东西吗！”敌人无言以对，为了避免罢工事件扩大，只好勉强答应改善工人生活的要求。
  日军侵占济南后，将华丰机器厂改为兵工厂，1940年6月，驻厂日军试枪时打死了工人张汝贤，不但不给买棺木殡葬，连死者家属也不准进厂探望，激起工人极大愤怒。全厂罢工，提出四个条件：1.要肇事凶手戴孝送殡，事后交法庭审判；2，全厂停工开追悼会；3.允许死者家属进厂吊唁；4.厂方须发给死者家属1，000元抚恤金。厂方起初只答应后两条，但工人们认为前两条事关民族尊严和工人权利，决心坚持罢工。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最后日本厂长只得答应了全部条件，这次有组织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盟军空军对日寇的打击也给斗争中的工人以极大的鼓舞。1944年12月，“盟军飞机连续轰炸济南”，日军张庄营房、西郊飞机场、1825部队仓库、机车工厂、洛口弹药库等目标，都遭到袭击，共炸死日军80余人、炸毁飞机4架、仓库200余间、机车20余辆，日本军用物资损失惨重。当盟机伏冲投弹时，各厂工人与市民惊喜交加，拍手称快。许多人跑到街上仰首瞭望，并随着炸弹的轰鸣声高呼：“炸得好！”日本宪兵挥舞棍棒妄图驱散群众，但遭到的是怒视和咒骂。过去耀武扬威的日本浪人、商人、汉奸政客惊慌失措了，他们龟缩在家里，“害怕工人市民起来暴动”。
  怠工斗争是济南工人结合实际条件普遍采用的斗争方法。在纺织厂，工人们只要监工一离开就立刻开空车，听起来机声隆隆，实际上不出产品。上夜班时，监工、把头很少进车间，工人就有组织地轮流休息，并互相照应，不让敌人发现。纱厂机修车间的工人怠工方法更多，一部需小修的机器往往越修越坏，十分钟就能排除的故障也要叮叮噹噹敲半天。
  华丰机器厂工人提出：“站岗放哨，开车睡觉，监工来了就干，监工走了就散”的口号。金工车间工人车炮弹皮时，几部车床一齐进刀，有意增加负荷，烧断保险丝后就停车休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伪法西斯暴政下，济南工人的反日怒潮逐步高涨。机车工厂地下党员组织群众采用机床“不吃刀”或“吃大刀”方法，让机床空转或碰坏刀具。修理机车时，故意不上紧螺丝，使机车出厂不久便出故障，或者暗中卸下新机车上的汽表、风表，延误出厂日期。还利用各种机会破坏天车、变压器、电机等重要设备。怠工斗争遍及全厂，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磨洋工，磨洋工，拉屎尿尿三刻钟，一天三次就放工。”使敌人的生产计划无法完成。
  抗战反攻阶段开始后，铁路工人借故缺勤的越来越多，每天至少有三分之一不上工，造成机车减少，调度不灵，误点、错道事故经常发生。济南火车站原有300多个司机，1944年经常有半数离职，发车次数显著减少，由每天发42趟减少到10趟。尽管日伪铁路当局软硬兼施，用多给津贴和扣押家属的办法逼迫工人出勤，但仍收效甚微。
  沦陷时期，任何有组织的群众斗争都将遭到残酷镇压，济南工人的怠工斗争是按照“无头，无声，无形”的原则进行的，看起来不轰轰烈烈，甚至无声无息，但在当时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却有力地破坏了敌人的生产，同时也使党保持了和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
  济南工人阶级对直接用于屠杀中国人民的敌军工生产时刻设法破坏。新城兵工厂是为日军修理军械的主要工厂，工人研究出许多破坏方法，如改变步枪撞针的淬火工艺，不用镪水淬，改用人尿淬，撞针硬度合格，但不坚韧，用几次就变形，造成枪机胀死或卡壳。成通纱厂曾接受试制军用药布的任务，工人故意让机器出毛病，当工头到车间监视生产时，工人就暗暗踩住坠砣，使布面紧得要断线。由于工人设法抵制，军用药布始终没试制成功。济南机务段与车辆段职工抵制修理铁甲车的任务。每进一辆待修的铁甲车，工人就大拆大卸，需要中修小修的也非变成大修，这样既延误了修车时间，又可多领新部件。一辆铁甲车往往返修几次就基本报废。
  1944年冬天，穷途末路的侵略者强令华丰机器厂生产2万颗炮弹和10万发子弹，工人在铸炮弹外壳时，降低铁水温度，使弹壳表面全是气孔砂眼，减小爆炸力。又故意把化铜的坩锅捣破，使铜水流出，浪费原料。在往弹壳内装药时，暗中往火药里掺水，掺铅粉，使子弹和炮弹变成“臭子”和“瞎火”。为了更有效地破坏敌军火生产，1945年3月的一天中午，该厂动力车间几名工人乘监工把头都在厂门口听基督教牧士传教的机会，把一段铁棍放进全厂最大的一台电机里，烧坏了这台电机。
  济南西伊薛日本洋行存放着日军大批军用棉花，1940年4月8日，“被中国工人纵火焚毁9万包”。事发后，敌人乱抓可疑分子，什么手段都用尽了，但始终未查出放火人。1943年10月，日军在华北战场遭到沉重打击，后备供应困难，特别需要棉制品。为此，日本从东南亚运来一批棉花，命令成通纱厂迅速加工。为了破坏敌人军需生产，削弱其后备力量，地下党决定烧毁这批棉花。11月的一天夜里，成通纱厂棉堆起火，整整烧了一夜，敌人远道而来的数千包原棉化为灰烬。沦陷时期济南日营工厂、仓库、洋行火灾频仍，烧得敌人胆战心惊。
  “偷”“走”敌人物资是抗战时期济南工人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在铁路工厂、1825部队（日军后勤供给部门）、华北纤维公司、木材加工厂、纺织厂、面粉厂、火柴厂内，敌人的钢、铁、铜、煤、木材、布匹、粮食、油类等物资都大量遗失。1325部队一月内丢失过上千米电线、几百条麻袋和数十匹布；齐鲁火柴公司一夜之间40箱火柴不翼而飞。敌人以残暴的手段镇压，有一次1825部队查出几个女工，敌人把她们的衣服脱光，绑在树上放狗撕咬，还让过往的工人看，谁忍心看自己的姐妹受侮辱，个个心头埋下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后日军的物资丢失仍有增无减。
  在机车工厂，地下党提出：敌人什么物资紧缺就“走”什么。组织工人把大量铜瓦、螺丝、工具放进粪车内拉出去，或者买通厂警夜间运出去。1943年冬，交通员送来“根据地需要大批2时圆钢和铁轨”的情报。党支部经过周密策划，带领可靠群众在高墙电网上架起木板，冒着生命危险把钢材运了出去。后来厂里又进了五车厢铅板，工人在一月内就弄走了一半，并分批运往根据地。
  1944年9月，打入仁丰纱厂的地下党员张茂林根据济南工委的指示，组织群众开展了“物归原主”的斗争。工人想出各种方法，班上班下，厂内厂外，个人集体，密切配合，从下水道内、从茅坑洞里，将棉纱棉布大批运出厂外，尽管厂方加紧了搜查，但无济于事。许多有爱国思想的中国职员也参加了斗争，他们和工人联合行动，利用出厂门不受检查的方便条件，将物资带出厂外。
  铁路工人开展“吃两条线”（指铁路）活动，起初是拿点东西卖了接济生活，后来发展为积极斗争，“走”一些重要器材物资转运到解放区。“走”的形式逐步由单干发展到联合，方法也越来越多。如车辆段工人“走”零件和钢材；机务段工人“走”煤炭、机油；电务段工人“走”电线、工具；就连日军戒备森严的济南站，工人也乘拉货的机会将电机、药品、军火等弄出站外。“偷”“走”斗争使敌人物资不断流失，削弱了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拿中国工人当奴隶，随便打骂侮辱，经常有人被打伤、打聋、打残废。日本监工及兽兵还往工人饭里吐唾沫，甚至往工人身上撒尿。仁丰纱厂有个日本工头叫石井一郎，欺侮工人十分凶狠，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冷不防将一名工人抱起来摔在地上，当场摔断了工人的腿。周围群众再也忍不住心头怒火，揪住石井劈头盖脸痛打了一顿，又把他拉到总监工那里评理，齐声喊：“不调走石井，我们就不干了！”总监工见众怒难犯，只好把石井调走。
  济南车辆段日本副段长江晏是个阴险毒辣的法西斯分子，他收买汉奸工贼监视、控制工人，强迫打连勤，随便克扣工资和配给的粮食，对稍有反抗的工人便扣上“通八路”罪名，抓进宪兵队百般折磨。1944年9月地下党员王平带领30余名员工冲进段长办公室，痛打江晏，并罢工三天，抗议日伪欺压中国工人的罪行。
  济南飞机场有个叫吉野的日本监工，打骂中国工人象野兽一样凶猛，工人无不恨之入骨。有一次，一个木工把几个钉子忘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吉野发现后兽性大发，将这名工人捆起来，用两个钉子将工人的手心钉在树上，其状惨不忍睹。半月后，吉野晚上回宿舍时，被复仇的工人击昏，拖到远处的山沟里，用大棒狠揍，从此再没有见过这个恶棍。在电灯公司、自来水厂、机车工厂、车站货场、黄河码头等不少地方，都有过类似的斗争。
  对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把头，工人也给以教训。成通纱厂有个把头金三，平日提着棍子东串西溜，看见不顺眼的工人举手就打。他对童工尤其残暴，拧耳朵、揪眼皮、搧耳光，无所不用其极。有一天晚上金三正在值班室饮酒作乐，被几个工人拖到厂外僻静处，一顿拳脚，打得他连声求饶，表示以后不再逞凶。
  仁丰纱厂外号叫“女妖精”的把头李克贞，对工人心狠手毒。有一次她为讨好日本主子，竟丧尽天良地强迫一个15岁的女工去供日本人泄欲。事件发生后，工人怒不可遏。地下党决定教训李克贞，震慑其他汉奸。一天早晨，十几名工人把“女妖精”堵在上班的路上，打得她呼爹叫娘，以后再不敢横行霸道了。此外，在面粉厂、新城兵工厂、铁路机务段、致敬洋灰公司等许多企业内，都有工人痛打汉奸把头、厂警门卫的斗争事例。对日伪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惩罚斗争，打击了敌人的凶焰，迫使他们不敢肆意横行，显示了济南工人阶级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
  附记：本文参照《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等书刊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