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国工商业几十年来的变化很大，都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出现了种种生产方式和经营方法。济南工商业自清末以来，在市面上较活跃而带有垄断性质的，有当铺、盐店、银行钱庄、大粮行、大绸缎店。流通各地区的行商坐商，也只有依靠手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及舶来品。这时，封建社会的封闭体制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大开海禁，开展了与帝国主义者的贸易，中国逐渐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社会经济受到帝国主义的操纵，海关丧失主权，经济完全不能自主，哪里还谈得到工商业经济。其消长变化难以细述，仅就重要典型略举一二：
  商家经营方式带有官僚习气的，除盐店以外，就是当铺。他们的招牌都是“裕国便民”，做法是月息3分，到24个月上就不准回赎，作为“死当”，当品即归当商所有。实际上这是残酷的剥削。济南当店最多时候有6家，以南关朝山街济祥当铺为最殷实。他的股东是章丘旧军孟家，历史悠久，收获的利润也多。在1926年张宗昌督鲁时，滥发纸币，如军用票、省银行票在市面充斥，贬值很多，只得强迫商家行使。可是当典规定，典赎一律现洋。最初市民尚能遵守，惟军人赎物时专以军用票抵现洋，当商不应，即向柜房内掷石伤人，当商不得已，只好认赎。以后市民也仿效军人，以纸币赎物，所以当铺所付出的全是现洋，所收回的尽是不兑现的纸币。结果济南市的当行一律关闭。从此济南就没有当典了。直到1934年，韩复榘时期，市民以没有当典感到不便，韩令赈务会筹办裕鲁当铺，典当业又在济南复活。
  当时，韩复榘指定省账务会常务委员赵新儒、辛铸九等设裕鲁当铺，以赵新儒为监督，以辛铸九为董事长，韩复榘的亲戚薛某为总经理，在本城按察司街设立总当。规定月息2分，24个月停止回赎。当店成立后，又在商埠和聊城设立了两个分当，资金共20万元，三处营业额在70万以上，长年借息官钱局款作流动资本。“七·七”事变后，日进攻山东时，韩复榘要焚伤裕鲁当铺，实际是他的秘书长张绍堂、军法处长魏汉章等想把珍贵当品带走，借焚烧掩盖他的罪行。一时人言啧啧，市面惊慌。赵新儒同辛铸九和裕鲁当常务董事李天倪向韩力争，陈说当品还是私人的，当价不过值十当五，甚至值十当三，最好叫当户无息回赎。韩说中央叫焦土抗战，赵说我们是不抗战而焦土，以此触韩之怒，因而不欢而散，赵新儒当晚雇汽车返回泰安。次早韩电令泰安驻军，将赵新儒就地正法，幸赵回泰安后即避居山里，以此得免于死。李天倪回滕县后即被韩遣人暗杀。辛铸九亦为韩复榘拘留一昼夜，由民政厅长李树椿力保释放。自此，裕鲁的事没有敢再问的。所谓无息回赎执行了两星期，赎出的当品不到十分之二，所有细软珍贵当品以及金银首饰，悉被张绍堂和薛总理等拿走。残余破烂东西和房屋，全部焚烧。东昌聊城裕鲁当也被溃兵抢光。韩复榘自谓便民的事业，结果坑害了商民。
  山东盐务，自前清就有了“引”、“票”之分。济南东纲公所这个机构，是根据前清时代“引”、“票”纲的组织而改组的。“引”与“票”俱是一种运盐的执照。所有运盐地区，有引岸、票岸之分，盐商也分为引商、票商。在各地区内，也分为引地、票地。鲁西一带就是引地，鲁东一带多半是票地。引、票纲的性质，是全省盐商集体组织机构，直属盐运使司，专办领引兑税、调解商业、租商纠纷等事。至1913年，以引、票纲两个机构，改组为东纲公所，从此“引”“票”划一，统名“盐引”。有盐引所有权者，为业商；租办业商盐引而行销者，为租商。迨至1926年，张宗昌督鲁时，压榨商民，以供挥霍；巧立名目叫盐引登记，强迫盐商交纳三百万银元，否则一律将盐引没收入官。盐商以“引”为生命，也就忍痛破产，拼凑现洋。不足之数，用盐引抵押，向银行借债，山东盐商大多数为之一蹶不振。
  从来盐店的经营与一般商号不同，各地盐价划一，由清廷规定；各处盐店售价相同，发秤的分量不一，有六两作一斤的，有十两作一斤的，人民都说“死价活秤”。到处盐店得到官府的支持，他们对官厅也有不少的应酬。不论对大小衙门，每月都有一定的贿赂，花到官府的这些赃钱，都是取自买盐的顾主。那时盐商大半以此致富，极尽挥霍享受。
  盐商掺假、使水、压秤，相沿成风。被压迫的人民也时有愤恨闹事者，但有官方的支持，终归失败。这就是官商勾结、鱼肉乡民的现实情况。其他如盐务稽核所、盐务缉私队，随时借私盐名目而敲诈商民的虎狼行为，也经常发生。
  银行：自前清末年，全国金融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现金不敷周转，就发行纸币。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清理结束，即另组中国银行。该行大量发行纸币，供给袁世凯挥霍，不足时即向外国银行借款。至民国4年，袁世凯办帝制，人心惶惑，中、交两行（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曾发生挤兑。北京准备空虚，不得不宣布停兑。此时各省中、交两行库存相当充足，乃联合声明不与北京统一停兑（当时各省中、交钞票印有各省份字样）。在各省挤兑风潮炽烈中，山东中、交钞票照常兑现，十足流通，市面并没受到影响。唯济宁、潍县钱号因发行钱帖过多，时有倒闭情况，当地人民多有受累者，济南却没有这种现象。民国14年张宗昌督鲁时，委流氓蒋邦彦办山东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强迫与中、交两行币钞同一价值使用，一时市面混乱，纷纷挤兑。蒋邦彦宣布停止兑现，山东省银行钞票贬值到二三成。市民信任中、交票，拒用省银行的纸币。张宗昌勒令军政界发工资时搭发山东省银行钞票半数。张宗昌失败后省钞尽成废纸，山东商业银行受害最大，因此倒闭。市民在商业银行存款者，吃亏甚巨。蒋政府时期成立中央银行，与中国、交通、农民合称为“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有发行纸币权，但宣布不兑现。其余私人银行，如中南银行、四明银行等，均取消纸币发行权。据金融界人士说，此种办法是英国人暗中主张的。“七·七”事变之后，日伪统治地区金融形势起了巨大变化，北几省设立了准备银行，南几省设立了储备银行，均发纸币，均不兑现，日寇纸币亦搭配行使。于是物价暴涨，伪钞贬值，货物亏损，导致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山东商民受祸尤深。蒋政府势力范围内，又复巧立名目，发行关金。抗战胜利后，翁文灏掌行政院长时，又发行金元券，四大银行的法币低落至十万元当金元券一元。
  济南货物行历史悠久，资金充实。最著名的是章丘旧军孟家的祥字号，人称八大祥，如隆祥、谦祥，鸿祥、泉祥等。它们常年经营缎绸、布匹、茶叶、金银首饰、广货、皮货种种商品。其中，发展迅速，营业活跃的，是院前大街瑞蚨祥绸缎店。至1923年前后，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各处设立了13个门市部。此外，在苏州、上海设有专庄，从事采购。当时瑞蚨祥一家的货物房产，估计在两千万元以上。它发展迅速的原因，是由于资本主孟洛川能团结职工，知人善任，破除陈规，敢想敢做。有一年他在上海购买英币先令，获利很多，引起英美银行注意。因而与江丰、花旗等各帝国主义的银行开始往来。北京瑞蚨祥尤为活跃，从袁世凯开始，北京权贵多同瑞蚨祥交往。以此，祥字号南北驰名。中间，它也遇到一些困难和灾患。庚子之乱，北京瑞蚨祥房产货物全被焚烧，后由济南、天津瑞蚨祥支持，又值清帝回銮，宫内外官员大量购买瑞蚨祥的衣物首饰，因而业务兴盛，不久即得到恢复。辛亥鼎革，京津兵变，北京、天津、济南三处瑞蚨祥前后被焚，幸而他们的信用素著，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其他如军阀的敲诈，日寇的抢掠以及各种钞票跌价，所受损失也不在少数。由于他们职工的干劲大，经营得法，虽屡经困难，都能顺利克服。它的缺点是不注重工业，不从事劳动，经营保守，专营贩卖。在帝国主义影响下，形成了资本主义垄断作风。
  济南瑞蚨祥的职工，在生活水平上比一般的工商业者是偏高的。一般商业多半工徒做饭，祥字号则专有厨师。他们有店规，对顾主要恭而有礼，对军警决不迁就。张宗昌督鲁时，其飞机队的人员到处逞凶，竟也常常闹到瑞蚨祥店中，但瑞蚨祥职工不为势屈，坚持以理服之。
  济南粮行，以商埠天桥东街协泰福粮栈为最殷实。1938年，协泰福粮栈存有各地粮商运来销售的粮食两万多包，日寇翻译为了想敲诈他们的钱，到协泰福诈财未遂，就硬说这些粮食是韩复榘存留在这里的，应当没收。遂报告日本宪兵队头目柳田，柳田大喜，以为发财的机会到来，当即找协泰福经理袁瑞卿谈话，硬说这是韩复榘的粮食，非没收不可。袁瑞卿力言这是商人运来销售的，有帐可查，绝不是韩复榘的。柳田说早已调查明白，立将袁瑞卿逮捕到宪兵队法办。最后柳田敲诈了协泰福八千元现洋，翻译们每人一套呢子洋服，用酒席请了几桌客，始行了结。从此，济南粮行没有敢多存货的了，外埠粮商也不敢来了。济南粮业从此便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