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在济南虽有60余载，但由于健忘，且遇事多不留心，就是个人亲历事件也难能一一记忆。加以年老力衰，通过回忆写数十年前的见闻，既不系统，更不全面，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兹就亲历、亲见，将辛亥革命到建国前这段时间尚能清楚记忆的几段史实，分记如下。
  军阀之专横
  中国军阀之专横，是由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袁当总统后，他平素所豢养的私人，各踞要津，搜刮民财，压抑民气，以至民不聊生。靳云鹏督鲁时，残酷地镇压、杀害了不少革命志士。如沂州刘溥霖，寿光赵惠斋，掖县丘丕振等，皆因爱国运动被捕杀。张怀芝督鲁时，搞复辟，反人民，仇视省议会，扬言要把这个鸟笼子（省议会会堂系圆顶状，如鸟笼）摔碎。山东人称他为张剥皮。“五四”运动时，济南各校学生奋起响应，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日本归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爱国口号，督军张树元以武力镇压。他是一贯逮捕残杀学生的元凶，在张广建任山东都督时，张树元即曾奉令在青州、高密、诸城一带逮捕和残杀学生与革命志士多人。“五四”运动的济南学生同广大群众爱国的行动，张树元无理镇压，并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殴打学生，逮捕杀戳爱国分子朱春涛、马云亭等。到郑士琦督鲁时，皖系势力渐衰，奉系军阀继起，张宗昌以武力攫取了山东督办。那时，苛捐、杂税、田赋任意增加，硬行扩充军队，一年征三次银粮。群众都说张宗昌要钱没有数，他的军队也没有数。蒋介石北伐军到济南，张败走时勾结日寇侵略济南，造成了“五三”惨案，给济南招来了一场大屠杀的悲剧。
  蒋军北伐时，意在消灭奉、鲁军，直捣北京。1928年4月30日夜，奉军张宗昌失败，弃城北逃。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进入济南。5月1日，蒋介石亦来到了济南，委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马海桥为公安局长，暂时维持地方秩序。日本侵略军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继续支持他素日所扶植的奉军张作霖，对蒋军是敌视的。所以，5月3日，日军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出兵济南，向北伐的蒋军大举进攻，杀害了国民党第一军的一个徒手营长、三个连长和外交官蔡公时等多人。蒋介石与方振武对济南商民代表硬说：“革命军为了避免地方糜乱，决不与日军开火，有和平解决的方法。”实乃自欺欺人。哪知道日寇根本不顾公理，不讲人道，对中国人任意屠杀，尸体满街。在5月5、6两日，飞机在市内投下很多炸弹，广大人民受苦受难，生命财产损失无数。
  5月7日，蒋派遣熊式辉、罗家伦到日方司令部谈判。这时候日军已做好攻城准备，拒不理会国民党的乞求。8日早晨就开始攻击，炮火还不甚烈。当时蒋如稍有保障祖国主权、维持市民生命财产的思想，自应予以还击，以挫日寇的凶焰。蒋手下尚有陈焯的十六军、陈调元的三十七军、贺耀祖的四十军、鲍刚的四十一军、高桂滋的四十七军，这些军队，足够驱逐日寇。而蒋介石置济南几十万人民于不顾，绕道北伐，继续争夺地盘。
  日寇攻城时，国民党第一军的团长李延年困在城内。日寇迫令国民党军解除武装，遭到拒绝之后，即以大炮轰城。同时炮击无影山、弹药库和新城兵工厂。并向杆石桥、普利门、迎仙桥各圩门炮击。蒋介石仍禁止国民党军抵抗，一时城内烟火四起，哭声震天。普利门、大西门一带，半成焦土。李延年守城军由南城门退走。
  蒋介石坐视济南沦陷于敌人铁蹄之下，他却绕道北伐，集中兵力，驱逐奉系军阀头子在北京称大元师的张作霖。最后，奉军与蒋达成协议，停战让防，退出北京。这一和议，正触日寇之忌。日本阁议早已决定侵略我东三省及山东等地。蒋张和议，是日寇最愤恨的事。日寇扶植张作霖，原本为利用中国内乱，乘机占踞东三省和济南。如今战事平息，日寇大失所望，遂演出京奉铁路皇姑屯站炸死张作霖一案。
  1930年夏，蒋冯阎战起，晋军遣傅作义、李生达、张荫梧三个师进攻山东。山东主席陈调元无力抵抗。蒋介石派韩复榘由豫入鲁守驻济南。其时韩的军队不满两万人，韩军到济后，不修战备、不作防御，且曾有向阎锡山投降之图。当时晋军压境，人心惊慌，韩却镇静无事。某日晚6点钟，忽召商会会长辛铸九谈话，至时参谋长李树椿代见，传达韩的计划：“不作无谓的牺牲，决定明天退出济南，全部撤往淄河以东。省公署已退往青岛。地方秩序请商会维持。”当时辛铸九不敢担任，请允许与地方士绅商酌办理。当晚召集地方人士开会，大家公推何春江、马良、辛铸九三人负责向晋军交涉，保护士民安全。由商会代办支应军需。次日，韩军退出，傅作义军队安然入城，市面秩序照常。英日等领事也没有出头表示意见。晋军服装破烂，军容不齐，大半吃鸦片烟，吸食白面（海洛因）。在街头上就躺下吸大烟，市民见者多为之发笑。
  傅作义来济南后，马良、辛铸九前往见他。傅说：按军事上讲，上星期就能进来，为了地方安全，晚进来了几天。接着问市面情形如何。马良答以地方平静，商民都表示欢迎。
  晋军占济南后，傅作义即带兵南下，向曲阜、兖州一带进展；张荫梧向济南以东出发；阎锡山在桑梓店督师。阎、冯公布的山东主席是石友三。石因军事紧急，一时不能到任，暂由民政厅长邓哲熙代理。教育厅长熊观民，实业厅长聂湘溪，同邓共住珍珠泉旧省府办理地方政务。住了几天，蒋介石的飞机在珍珠泉上空投掷了两个炸弹，旧省府的工作人员就跑没了。这时，市面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市民也增加了一些惊恐感。
  晋军到济南后，发行军用票购买物资，商家拒绝使用，只有商会临时垫借现款支应军需，日出千元数千元不等。这笔负担为数很大，商会深感困难。因此，辛铸九同马良赴桑梓店见阎锡山，商酌兑现办法。阎说：“只要供应不缺，随时到军部可以兑现”。马、阎有师生关系，马表示个人愿意劝韩复榘退出山东，让防给晋军。次日，马良同何春江之子何少江赴淄河店，韩索偿军费一百万元，方可让防退出山东。最后阎出八十万至多不超过八十五万元。事为蒋政府所知，宋子文直接送韩军三百万元，韩军立即转守为攻，冯、阎旋即失败。蒋发表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韩军全部返回省城。
  韩复榘在山东任主席八年，始终是和蒋介石虚与委蛇。蒋的耳目是省党部，党委刘涟漪、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与韩经常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不敢公然反对。蒋特派他的心腹蒋伯诚住济南，监视韩复榘的动作。这时韩的兵力将近十万，有恃无恐，不仅不听蒋伯诚那一套，反而仇视他，但在表面上还是故作客气。韩任主席时，民政厅长李树椿、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公安局长王凯如，人比较正派，略知关心民生，地方人士多称赞之。可是韩对他三人并不十分信任，专听贪赃枉法的秘书长张绍堂和作恶多端的军法处长魏汉章诸人的话。终年借口禁大烟、禁白面，派特务到处抓卖烟土吸白面的，抓着就枪毙。有一天，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为其父买了白面一包，被特务抓去，韩也枪毙了她。韩抓获的烟土，不曾当众焚毁，反而私自储藏。到了日寇进攻山东时，韩却派穆参议在商会以8元钱一两派给商家。按商号的资本大小分配两数。其实这些烟土，早被军法处用泥土抽换了，商家全是按8元一两交的价。共计万余两，全是假货。
  无棣县埕子口和沾化县的下洼，都是日寇走私的海口。韩复榘的旅长赵新德住沾化，他看准了走私是一个利源，这就上下沟通，由下洼、埕子口公开偷税走私，叫济南商会出具验明证据，以代税单，在山东各地可以通行买卖无阻。商家估计这笔税款，每年约有几十万元。有一商人贩卖红白糖，运到开封、郑州一带，经蒋政府税局查获。蒋政府严令韩复榘惩办出验证单的商会会长李伯成。韩故作不知，呈报李伯成已经去世。其实蒋政府也早已明白这一情形，只因鞭长莫及，也就不了了之。
  兴顺福酱园，经营虾酱、咸鱼等海货，由羊角沟运往济南销售。咸鱼包有漏出的白盐，被特务看见，报告兴顺福贩运私盐，韩罚兴顺福洋两万元。经商会通融，名目上是以三千元了事，实际上兴顺福花了八万元：山东盐务缉私队队长柴春霖敲去了两万元，韩的副官长和手枪旅团长贾本甲敲去了两万多元，顾问姚以玠使了一万元。又花一些零碎钱，才将兴顺福被押的两个伙计释放出来。兴顺福原是殷实字号，这一场就闹穷了。股东兼总理张××因此忧伤而死。
  1937年，济南有面粉厂七家，唯有华庆粉厂面粉质量独好，每袋粉价比其他粉厂加5分钱。这是地方人公认的，市面上都争着买。韩复榘的军法处长魏汉章硬说奸商抬价，捕去店员张某，令他身穿白衣，写上奸商姓名，游街示众。后经商会说情，免于游街，暗中魏汉章敲了华庆五千元的现洋。
  “七·七”事变后，日敌以武力侵占河北。宋哲元令师长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等，在遵化长城一带抗拒日寇，结果节节败退。冯玉祥来德州以北督师，函请韩复榘出兵援救，意甚迫切。韩坚不出援，反遣派日本留学生俞康德，潜赴河北日寇营中交涉：要求日敌先向别省进攻，山东暂且独立，如日军占领中国后，山东没有问题。日寇窥韩用意，知其要以山东为独立王国，拒绝不允。遂由齐东渡河，沿途在章丘旧军一带抛掷炸弹，轰炸乡民百姓。日寇由章丘进攻历城，敌兵没到龙山，韩已藏在白马山的火车上了，师长孙桐萱留守济南。日寇飞机盘旋城上，孙军未发一弹，未响一炮，日敌就占踞了济南省城，他们进城后奸淫烧杀，城内外居民，家家闭户，人人惊慌，哭声四起。至今思之，犹觉沉痛。
  中国旧日军阀，一向畏敌媚外，卖国求荣。韩复榘临退却时，还接受了日寇的四百万元。
  日寇投降后，李延年、何思源等来山东。何思源不仇恨日敌，反而责怨地方商民不能破敌，甘当汉奸。竟说沦陷地区无人不奸，商人是经济汉奸，教育界是文化汉奸。协同他带来的那些走狗，到处抢东西，诈取民财。对抗日成功的共产党却仇恨在心。说我家孩子都当了土匪。因此，我避在红十字会，不与任何人接触。
  王耀武时期，所逮捕青年学生及青年妇女和革命工作者的家属，不计其数。特务们终日在我的门前巡视，曾检查我家里的来往书信，翻箱倒柜，搜索书籍。那时我的惊恐，不减于日寇时期，终日在荆天棘地中生活。
  1948年春，王耀武扩军备战，强迫数十万市民，在城内作防御洞，在城外郊区掘八公尺深的土壕，放水防堵解放军的进攻。市民按各户情况规定出侠数目，有一户每天出二十个劳动力，自己没有劳动力，就花钱雇人来干。我一家每天就指定出十五个侠。弄得家家叫苦，民不聊生，城郊充满怨声。王耀武这样劳民伤财，时经半载的防御工程，到了解放军攻城时，用了两块跳板，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就粉碎了他们自鸣得意的防御工程了。解放军进城后，秋毫无犯，市民欢欣鼓舞。不可一世的王耀武竟从北城地沟里逃走东去。他换上商民打扮，也逃不过人民的眼睛，到了寿光就被当地民兵查出扣留。
  王耀武未逃走前，他的军队见大势已去，就在市面上纷纷抢劫财物，有的抢到绸缎布匹，有的抢到金银首饰。但这些家伙，有的在街上被枪弹打死，有的藏在民宅被解放军查获。
  日寇的残暴
  济南惨案，日寇是早有准备的。1928年4月27日，国民党军由济宁进攻泰安时，日寇已将驻屯天津的三个中队，乘津浦车赶到济南。同时日军又由青岛沿胶济路开到济南3000多人，分驻日本使馆、济南医院和济南日报社三地。28日国民党军占领万德，日寇就在商埠魏家庄一带修防御工事，并在纬七路纬八路架起大炮。5月1日、2日两天开始屠杀市民，到3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更助长了日寇的野蛮残酷。日寇将国民党军一个营缴了枪械，并将全营士兵掳去。日兵遇到中国人，一律开枪射击，杀得尸体满街，死于非命者，在千人以上。美、英、德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出面调停，想制止日寇的残暴罪行，日寇并不置理，还是继续屠杀。他们在城市各街挨户搜查。西关估衣市街顺祥布店，原系殷实商号，日兵搜查时因叩门不应，遂越墙而入，逢人射击，或用枪刺杀。经理赵秀圃及职工20余人皆死于非命。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济南时，日兵奸淫烧杀。济南商会已经解散。而由于日寇肆虐，市面混乱，危急万状，民要求组织维持会，暂维持市面秩序。于是找出我（商界）和何素朴（宗教界）、马良（亲日派）出面向日寇交涉，我以不当维持会会长为条件，参加了这次交涉。我三人见了日寇机关长以后，市面稍为安静些。马良乘机当了济南维持会的会长。不到两月，日寇促使马良成立伪政府，即以马良为省长，唐仰杜为财政厅长，朱桂山当济南市长，苗兰亭当商会会长。
  马良当伪省长，意在升官发财，不顾民族的存亡。可是日寇把中国人当亡国奴对待，任意逮捕、杀戮，城市乡村出现了一团恐怖气象。马良也经常受日寇污辱，未及半年，日就撤换了他。这时候我终日在济南红十字会帮着办点救济事务。日寇曾派人劝我接马良的省长，我都以年老多病不能任事为辞。1938年底，日寇又派伪省府秘书邵锡忱劝我应付一下，这样可以保全身家性命。我与邵系朋友，我正言厉色地说：“国破家亡，我子孙男女十人逃出城市参加抗日，设如当上伪官，将来有何面目见自己的子孙？”邵起立说：“好！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邵去后不到三星期，日宪兵腿子王承志带领特务四名，声言查户口，实际是示威打人。又过了三星期，在1939年旧历正月初十日晚9点钟，6个特务乘坐两辆汽车，到我家把我逮到日寇的宪兵队。日宪兵头目水磨说我通匪，把我摔在地上就打。自此每天审问，有时吊打。有个叫杜布的日宪，最为残酷。后由地方人士何素朴、韩纯一等奔走营救，得免于死，计在日监37天。朋友们代我前后花的钱，在五千元以上。这是我留恋济南的后果。
  营救我的人曾对日寇表示，只要放出他来，保证叫他将来作事。我出狱后，只承认办慈善办教育。最后经伪省府和地方人士调处，叫我到烧毁了的图书馆整理残书和碑刻。我利用图书馆掩护了不少地下工作的革命志士，直到日降服，往来于济南的同志们还有住在馆里的。
  日寇在济南对各商家任意罚款勒索，特务翻译们到处敲诈。日寇硬性规定各面粉厂所生产的面粉，必须以最低价格卖给日本人。日特务翻译及日本侨民，大量购买面粉后，就地以高价出卖给市民。华庆面粉厂以亏本太重，拒不照办，日宪兵立即捕去华庆经理杨竹庵等五人，羁押日宪兵队，用尽非刑，扣上扰乱经济的罪名，声言要全部没收华庆的财产。最后华庆拿了八万现洋，交日本宪兵队，始将杨竹庵等释放。诸如此类的敲诈，不胜枚举。
  北京瑞蚨祥职工焦裕德，由济南回北京，代人捎到北京改造的一个旧钢印子，在火车上被特务查出，硬说是国民党的东西，拷逼焦裕德承认。焦到京后，北京日本宪兵队即从北京瑞蚨祥捕去多人毒打逼讯，硬说被捕的人与国民党有关。职工焦方麟受刑过重，出监不久即死。后经人疏通，以重金贿路，才得了结。济南日本宪兵队在日寇将要投降时，硬说济南瑞蚨祥老号有共产党聚集开会，捕去经理张玉符、高俊廷等多人，诬为共产党员，横施毒手。内中有店员焦念祺，因被日摔跌，保释之后旋即死亡。最后还是花了很多钱，送了翻译们一些呢绒衣料才算了事。
  日寇对中国人除残杀、威逼、逮捕、敲诈以外，最歹毒的是毒化中国青年。就济南来说，商埠升平街一带，有许多日娼咖啡馆和大烟馆。纬一路以西至纬十二路一带，有不少的押当铺，利息都在月利5、6分到10分不等，4个月即停回赎。押当铺多数兼卖毒品白面等。商埠二大马路纬二路一带，就两家打吗啡针、卖白丸的日本厂子。中国用毒的人拥挤不断，争当顾客，内中青年居多。日寇这种害人罪恶，比直接杀戮尤为毒狠。济南因吸毒而荡产丧命的在万人以上。
  风雨飘摇中的工商业
  我国工商业几十年来的变化很大，都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出现了种种生产方式和经营方法。济南工商业自清末以来，在市面上较活跃而带有垄断性质的，有当铺、盐店、银行钱庄、大粮行、大绸缎店。流通各地区的行商坐商，也只有依靠手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及舶来品。这时，封建社会的封闭体制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大开海禁，开展了与帝国主义者的贸易，中国逐渐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社会经济受到帝国主义的操纵，海关丧失主权，经济完全不能自主，哪里还谈得到工商业经济。其消长变化难以细述，仅就重要典型略举一二：
  商家经营方式带有官僚习气的，除盐店以外，就是当铺。他们的招牌都是“裕国便民”，做法是月息3分，到24个月上就不准回赎，作为“死当”，当品即归当商所有。实际上这是残酷的剥削。济南当店最多时候有6家，以南关朝山街济祥当铺为最殷实。他的股东是章丘旧军孟家，历史悠久，收获的利润也多。在1926年张宗昌督鲁时，滥发纸币，如军用票、省银行票在市面充斥，贬值很多，只得强迫商家行使。可是当典规定，典赎一律现洋。最初市民尚能遵守，惟军人赎物时专以军用票抵现洋，当商不应，即向柜房内掷石伤人，当商不得已，只好认赎。以后市民也仿效军人，以纸币赎物，所以当铺所付出的全是现洋，所收回的尽是不兑现的纸币。结果济南市的当行一律关闭。从此济南就没有当典了。直到1934年，韩复榘时期，市民以没有当典感到不便，韩令赈务会筹办裕鲁当铺，典当业又在济南复活。
  当时，韩复榘指定省账务会常务委员赵新儒、辛铸九等设裕鲁当铺，以赵新儒为监督，以辛铸九为董事长，韩复榘的亲戚薛某为总经理，在本城按察司街设立总当。规定月息2分，24个月停止回赎。当店成立后，又在商埠和聊城设立了两个分当，资金共20万元，三处营业额在70万以上，长年借息官钱局款作流动资本。“七·七”事变后，日进攻山东时，韩复榘要焚伤裕鲁当铺，实际是他的秘书长张绍堂、军法处长魏汉章等想把珍贵当品带走，借焚烧掩盖他的罪行。一时人言啧啧，市面惊慌。赵新儒同辛铸九和裕鲁当常务董事李天倪向韩力争，陈说当品还是私人的，当价不过值十当五，甚至值十当三，最好叫当户无息回赎。韩说中央叫焦土抗战，赵说我们是不抗战而焦土，以此触韩之怒，因而不欢而散，赵新儒当晚雇汽车返回泰安。次早韩电令泰安驻军，将赵新儒就地正法，幸赵回泰安后即避居山里，以此得免于死。李天倪回滕县后即被韩遣人暗杀。辛铸九亦为韩复榘拘留一昼夜，由民政厅长李树椿力保释放。自此，裕鲁的事没有敢再问的。所谓无息回赎执行了两星期，赎出的当品不到十分之二，所有细软珍贵当品以及金银首饰，悉被张绍堂和薛总理等拿走。残余破烂东西和房屋，全部焚烧。东昌聊城裕鲁当也被溃兵抢光。韩复榘自谓便民的事业，结果坑害了商民。
  山东盐务，自前清就有了“引”、“票”之分。济南东纲公所这个机构，是根据前清时代“引”、“票”纲的组织而改组的。“引”与“票”俱是一种运盐的执照。所有运盐地区，有引岸、票岸之分，盐商也分为引商、票商。在各地区内，也分为引地、票地。鲁西一带就是引地，鲁东一带多半是票地。引、票纲的性质，是全省盐商集体组织机构，直属盐运使司，专办领引兑税、调解商业、租商纠纷等事。至1913年，以引、票纲两个机构，改组为东纲公所，从此“引”“票”划一，统名“盐引”。有盐引所有权者，为业商；租办业商盐引而行销者，为租商。迨至1926年，张宗昌督鲁时，压榨商民，以供挥霍；巧立名目叫盐引登记，强迫盐商交纳三百万银元，否则一律将盐引没收入官。盐商以“引”为生命，也就忍痛破产，拼凑现洋。不足之数，用盐引抵押，向银行借债，山东盐商大多数为之一蹶不振。
  从来盐店的经营与一般商号不同，各地盐价划一，由清廷规定；各处盐店售价相同，发秤的分量不一，有六两作一斤的，有十两作一斤的，人民都说“死价活秤”。到处盐店得到官府的支持，他们对官厅也有不少的应酬。不论对大小衙门，每月都有一定的贿赂，花到官府的这些赃钱，都是取自买盐的顾主。那时盐商大半以此致富，极尽挥霍享受。
  盐商掺假、使水、压秤，相沿成风。被压迫的人民也时有愤恨闹事者，但有官方的支持，终归失败。这就是官商勾结、鱼肉乡民的现实情况。其他如盐务稽核所、盐务缉私队，随时借私盐名目而敲诈商民的虎狼行为，也经常发生。
  银行：自前清末年，全国金融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现金不敷周转，就发行纸币。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清理结束，即另组中国银行。该行大量发行纸币，供给袁世凯挥霍，不足时即向外国银行借款。至民国4年，袁世凯办帝制，人心惶惑，中、交两行（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曾发生挤兑。北京准备空虚，不得不宣布停兑。此时各省中、交两行库存相当充足，乃联合声明不与北京统一停兑（当时各省中、交钞票印有各省份字样）。在各省挤兑风潮炽烈中，山东中、交钞票照常兑现，十足流通，市面并没受到影响。唯济宁、潍县钱号因发行钱帖过多，时有倒闭情况，当地人民多有受累者，济南却没有这种现象。民国14年张宗昌督鲁时，委流氓蒋邦彦办山东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强迫与中、交两行币钞同一价值使用，一时市面混乱，纷纷挤兑。蒋邦彦宣布停止兑现，山东省银行钞票贬值到二三成。市民信任中、交票，拒用省银行的纸币。张宗昌勒令军政界发工资时搭发山东省银行钞票半数。张宗昌失败后省钞尽成废纸，山东商业银行受害最大，因此倒闭。市民在商业银行存款者，吃亏甚巨。蒋政府时期成立中央银行，与中国、交通、农民合称为“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有发行纸币权，但宣布不兑现。其余私人银行，如中南银行、四明银行等，均取消纸币发行权。据金融界人士说，此种办法是英国人暗中主张的。“七·七”事变之后，日伪统治地区金融形势起了巨大变化，北几省设立了准备银行，南几省设立了储备银行，均发纸币，均不兑现，日寇纸币亦搭配行使。于是物价暴涨，伪钞贬值，货物亏损，导致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山东商民受祸尤深。蒋政府势力范围内，又复巧立名目，发行关金。抗战胜利后，翁文灏掌行政院长时，又发行金元券，四大银行的法币低落至十万元当金元券一元。
  济南货物行历史悠久，资金充实。最著名的是章丘旧军孟家的祥字号，人称八大祥，如隆祥、谦祥，鸿祥、泉祥等。它们常年经营缎绸、布匹、茶叶、金银首饰、广货、皮货种种商品。其中，发展迅速，营业活跃的，是院前大街瑞蚨祥绸缎店。至1923年前后，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各处设立了13个门市部。此外，在苏州、上海设有专庄，从事采购。当时瑞蚨祥一家的货物房产，估计在两千万元以上。它发展迅速的原因，是由于资本主孟洛川能团结职工，知人善任，破除陈规，敢想敢做。有一年他在上海购买英币先令，获利很多，引起英美银行注意。因而与江丰、花旗等各帝国主义的银行开始往来。北京瑞蚨祥尤为活跃，从袁世凯开始，北京权贵多同瑞蚨祥交往。以此，祥字号南北驰名。中间，它也遇到一些困难和灾患。庚子之乱，北京瑞蚨祥房产货物全被焚烧，后由济南、天津瑞蚨祥支持，又值清帝回銮，宫内外官员大量购买瑞蚨祥的衣物首饰，因而业务兴盛，不久即得到恢复。辛亥鼎革，京津兵变，北京、天津、济南三处瑞蚨祥前后被焚，幸而他们的信用素著，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其他如军阀的敲诈，日寇的抢掠以及各种钞票跌价，所受损失也不在少数。由于他们职工的干劲大，经营得法，虽屡经困难，都能顺利克服。它的缺点是不注重工业，不从事劳动，经营保守，专营贩卖。在帝国主义影响下，形成了资本主义垄断作风。
  济南瑞蚨祥的职工，在生活水平上比一般的工商业者是偏高的。一般商业多半工徒做饭，祥字号则专有厨师。他们有店规，对顾主要恭而有礼，对军警决不迁就。张宗昌督鲁时，其飞机队的人员到处逞凶，竟也常常闹到瑞蚨祥店中，但瑞蚨祥职工不为势屈，坚持以理服之。
  济南粮行，以商埠天桥东街协泰福粮栈为最殷实。1938年，协泰福粮栈存有各地粮商运来销售的粮食两万多包，日寇翻译为了想敲诈他们的钱，到协泰福诈财未遂，就硬说这些粮食是韩复榘存留在这里的，应当没收。遂报告日本宪兵队头目柳田，柳田大喜，以为发财的机会到来，当即找协泰福经理袁瑞卿谈话，硬说这是韩复榘的粮食，非没收不可。袁瑞卿力言这是商人运来销售的，有帐可查，绝不是韩复榘的。柳田说早已调查明白，立将袁瑞卿逮捕到宪兵队法办。最后柳田敲诈了协泰福八千元现洋，翻译们每人一套呢子洋服，用酒席请了几桌客，始行了结。从此，济南粮行没有敢多存货的了，外埠粮商也不敢来了。济南粮业从此便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