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4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城南七圣堂村。父亲韩云奇是当地中医师，他是在中年学医的，原因是我祖母得病后，求神拜佛，不治身亡，于是父亲决心学医。附近几个县都有他行医的足迹。十几年后，在东平县已颇有名气。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东平县闹水灾，全县几乎全被大水淹没，老百姓痛苦不堪。正当这时父亲又得了重病。我借了钱，撑上小船去东平城里买药，待回村时父亲已谢世。家中只得再借钱发丧。丧事办完，债台高筑，无力偿还。生计所迫，我就决定闯关东。我的生母拔下头上一根银簪子，姐姐凑了两吊钱，给我做路费，母子挥泪告别。
  我同几个东平同乡徒步走了半个月，来到烟台。从那里买了一张去大连的通仓船票，乘的是一艘日本海轮。船员对西洋人彬彬有礼，十分客气，对我们这些中国苦力，动辄打骂，这使我内心非常激愤和痛苦。
  我从大连到吉林，一路上几乎是靠要饭去的。到了吉林一看，找活干很难，只有到森林里伐木头可做。那里的伐木者多数是山东的同乡，在他们劝说下，我就当了伐木工人。当时，全部是手拉大锯，那是最苦最累的活。从山上往外运木头，没有任何运输工具，一根大树干要十几个人抬下山。每天工作十多小时，到了晚上腰背疼痛难忍。好在穷爷们都能互相照顾，干长了也就顶下来了。
  1907年，我19岁时，清朝新军陆军第三镇在吉林招兵。招兵站门前贴着告示，上面写着：这是招的新军，入伍后用新式枪炮，保卫大清帝国，云云。当时我联想到日本水手欺侮我们的样子，毅然报了名，这样我就当了清军的辫子兵，被编入北洋陆军第三镇九标二营前队。当时曹锟任第三镇统制。在新兵营训练了几个月，二营管带对我很赏识，推荐我去学习俄式重机关枪。因为重机关枪是当时新军中最先进的武器，以至当时规定：作战时，枪长（即机枪射手）是否射击要由管带亲自下令。平时除枪长外，任何军官不准触动机枪，以免损坏。日常行军专门由几名身材高大的士兵抬着，枪长可不负重行军。那时清军的武器很差，下边也缺乏军事常识，把几挺用高价从俄国买来的机关枪搞得神乎其神，除了枪长，谁也不会射击。
  参加革命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举义的消息象晴天霹雳似地传来，军官或士兵之间纷纷议论，已成公开的秘密。我的两位上司，一个叫赵世龙，一个叫陶建，他俩都是正式参加了革命党的。一天，赵世龙将油印的《扬州十日记》送给我看，让我当场表明态度。我当即表示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军。他们就把我正式吸收为革命党，我们成立了“三人小组”。这时清廷已经重复起用了袁世凯。11月初，我们第三镇接到命令，调往关内打民军（就是革命军）。那个时候，清军的命令十分混乱，长官的命令朝令夕改。在南下的火车上，又传令让我们准备打第二十镇，据说第二十镇已经投了民军。火车过滦州车站时，第二十镇的官兵不让开车，双方剑拔弩张，都是真枪实弹，形势很紧张，一触即发。后来经过调停，总算让我们第三镇开过去了。
  第三镇开到丰台不久，就听到滦州方面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等举义的传闻。大约在1911年12月，王怀庆又调部队重返滦州，还特别调我们机枪排去作战，说有“紧急军情”。赵世龙排长、陶建和我在火车上立即商议如何行动。讨论了半天，最后一致决定：在关键的时候拒不开机关枪；起义军进入我阵地时，立即调转枪口。
  火车开到雷庄车站，我们排的四挺重机关枪当即进入阵地。双方步兵多次交火，可是双方都没有使用机关枪。黄昏后，滦州的起义部队发起攻击。此时赵世龙排长和陶建为了不暴露身份，让我代理排长进行指挥，然后他们就走了。在这紧急关头，王怀庆的一个副官传令“开机关枪”。我以两个排长都不在为托辞，拖延时间。王怀庆的一个管带急得大骂我是革命党，还挥舞军刀要砍我的头。这时，起义军突然吹号停止攻击，他才没砍我。双方立即停火，进行谈判。过了几天才知道王金铭、施从云已被王怀庆诱杀了，冯玉祥管带也被关押。
  我因为在战斗关键时刻不开机关枪，被王怀庆手下的长官审问多次。我一口咬定，根据军规，没有直接上司的命令不敢开机关枪。最后，因查无实据，没有治我的罪，只是将我由机枪排枪长降为马伕。赵世龙和陶建被认定为在逃的革命党。我由于逃脱了清军的审讯，才保住了脑袋。
  北京兵变
  曹锟的第三镇自从在滦州镇压了起义部队之后，又开回北京。1912年初，在南北议和的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第三镇改为陆军第三师，驻在南苑，曹锟任师长，我当时仍在九标二营当兵。当时曹锟的第三镇军纪极差，从长官到士兵，公开聚赌、嫖妓女，哄抢商店的事也时有发生。当时认为，连皇帝都可以打倒，还有什么王法。北京政局也很混乱。官兵们弄不清，革命成功了，建立了民国，为什么还要捕杀革命党人？总之，一切处于混乱之中。
  1912年春节过后，士兵们正为薪饷不足被扣发了一两银子没有过好年而怨声载道。这时，有些官长们就吹风：“你们可以进城去抢，除了皇宫以外，王府也可以进去。咱们第三镇自入关以来，还没有享过福。”阴历正月12日，士兵们潮水般地涌出营房。有的狂呼乱叫：“咱们也去当个总统。”后边的弟兄根本没听清楚，但异口同声地喊：“对，为什么减饷？找总统去！”士兵们奔向东城铁狮子胡同，包围了总统府。然后胡乱朝天上放枪，紧接着有几个带头的就冲进了总统府。这些怒气冲天的士兵，见了好的东西就拿，拿不走的就砸毁。有人喊了一声：“烧！烧他狗日的。”一些人又跑到厨房，把木柴点燃了，烧了几间房子。这样在总统府闹了一阵子。士兵们正在闹腾的时候，又有人吆呼：“袁大头打了电话，派兵围上来了！”士兵们听了，一哄而散，又拥上街头。在大街上，三五成群，朝天乱放枪，枪声就象过年放鞭炮，震天动地。有的去抢商店，还有些士兵果真冲进了王府，抢到了金元宝，拿在手里玩，士兵们背着大包小包满街乱窜。也有的士兵闯进店铺只顾喝酒。一些聪明的店主乖乖地让士兵喝酒，因为春节刚过，现成的酒菜。另外，店里有了一帮士兵在喝酒，别的就不再来抢了。店老板再能说会道，几句好话一说，士兵们喝过酒也就走了，也不和他过不去。这样闹腾了一整夜。
  第二天，传令兵骑着马在街上喊叫，命令第三镇官兵一律回南苑。这时，抢东西的官兵感到势头不妙，纷纷将大包裹、小箱子、布匹百货等，胡乱扔到街上就跑。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第三镇万余人参加了兵变，但真正参加抢劫的为数不过数百人。因为当兵的大部分是穷苦善良的农民出身，开始就怀疑这道允许进城抢东西的命令，大多数士兵还是抱观望态度。再者，在大街上有时遇到兵痞欺辱妇女，许多有正义感的士兵都上去干涉，指着兵痞说：“你小子有种去砸总统府，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我还亲眼看见过双方械斗，甚至开了枪。回南苑的第二天，在北京和南苑贴满了捉拿土匪的布告。那些抢劫东西的士兵此时吓得面色如土。有的将抢到的金银手饰偷偷地向营房外和厕所里乱扔，生怕查出后掉脑袋；有的开了小差。尔后，北京的军营果真抓了几个替罪羊，把头砍下来，在繁华的大街上挂起来示众。一场兵变闹剧就这样草草结束。
  这次兵变，迄今为止众说不一。有的说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的，是为拒绝南下就任大总统做借口；另一种说法则是士兵为减饷自发闹事。但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所闻所见判断，这次兵变确实是从上面“布置”下来的。如士兵们集中去东城铁狮子胡同包围总统府，如果不经策划，士兵不会那么齐心。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卫队有很强的战斗力，而第三镇的士兵包围总统府后，未经激烈的战斗就冲了进去，这显然是总统对卫队有所交待。因为只有大造舆论，总统府被冲击，才显得北京形势严重，临时大总统暂无法脱身南下。
  1912年的中蒙之战
  1912年的北京兵变刚刚过去，就发生了蒙古宣布独立的问题。当时袁世凯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和为拒绝南下找另一个借口，于是宣布派兵平息蒙古叛乱，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元年的中蒙之战。
  北京政变之后不久，当时的陆军部总长段祺瑞指派徐树铮为总指挥并命令第三师立即开拔北上。当时第三师是由卢永祥率领，加上由于滦州起义而解体的原二十镇的部分人马，总兵力约2万余人。我们自北京上火车时将弹药、马车、马匹、帐篷、粮食以至木柴都放在火车上，车行至张家口即下火车，越往北走行军越困难，因为一片沙漠地带，马拉不动大车。为了能在沙漠中做饭又必须带相当多的木柴和水，整个的队伍变成了一支大运输队。加之，第三师的士兵刚刚结束了北京兵变，尚未整顿，纪律之松弛可想而知。还有去蒙古作战前，长官对士兵没有很好的动员，只是说：“蒙古鞑子造反了，咱们去杀鞑子。”士兵们私下议论：我们不是也反了皇帝，也造了反！还有的说是因为第三师参加了兵变，才让我们去蒙古送死！以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纪律去作战这支部队还未开战，就已不象个军队样子了。大部队过集宁后，兵分两路，一路经呼和浩特向北直插百灵庙，我们这一路径直向北奔向大喇嘛庙，过了大喇嘛庙不远就与蒙军遭遇。
  蒙古军队当时是清一色的骑兵，他们的武器还不如我们，多数使用马刀和套马杆。但蒙古军骑术高明，发起冲锋时，个个都是蹬里藏身，以避开我们的射击，冲至阵前20余米时，始跃上马鞍挥刀与我军拚杀。套马杆本来是蒙族人牧马时用以套马的工具，没想到在战时套马杆在他们手中竟是很厉害的武器。我们哨（排）的好几个弟兄就是被活活套走拖死的。我也有几次险些被他们套住。经过这一仗，双方都有损失，我们部队的士气更是低落。开始进军时，从军官到士兵都很骄横，说蒙古军队不堪一击，打了一场遭遇战之后，士气就一落千丈。
  入夜前，我们按好帐篷，放了岗哨，极度疲劳的士兵很快就入睡了，没料到下半夜蒙军的骑兵又来劫营。他们每人双手腕裹以白布以区别敌我，逢人便砍，一时我们又仓促应战，马嘶声，格斗声，指挥官的叫骂声，双方伤员呻吟声，响彻营区。厮杀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又呼啸着骑马跑了，蒙军未上马的伤员，全被我们砍掉。
  经过初战，我们的管带、哨长和士兵也都动了脑筋，想出了一套对付蒙军的办法，特别是在修改机关枪射击操典方面有重大突破。以往规定：“只有当敌军近抵阵前时，始以长连射杀伤之。”但对迎面冲刺来的骑兵，近距离再射击几乎失去作用。所以从那时起，军队中各级军官都把用机枪打骑兵，最近要在200米以外就要长连射，做为一项军事常规去执行。我虽是老机枪射手，但因未向滦州起义的冯玉祥部队开机关枪而被撤职，此时也无用武之地。为了防止蒙军夜间劫营，我们把骑哨放在距营盘四周3～4华里处。另外将马车、辎重物资在帐篷以外围成一圈，以防止蒙军骑兵的冲击。当时我想到，古人修筑万里长城是何等妙啊！
  就这样继续向蒙古进军，越向前行军越困难，后勤供应无法保障，士兵们连水都喝不上，嘴唇都裂开了，我和几位弟兄都曾喝过马尿。时已是古历二月，在关内已开始暖和了，但塞外的风雪仍然寒冷刺骨。有一次我去运送草料，回到前沿阵地时，冻的几乎失去知觉，是几位弟兄把我抬下马来。还有运送伤员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关内作战，前沿阵地距伤兵转运站总是比较近的，所以抬担架无须走很久，但在沙漠中作战，前沿距伤兵转运站有时长达七八十里路，抬担架的士兵在沙漠中行走又十分吃力。因此一副担架往往要8个士兵轮流着抬。每当长官负伤时，士兵们都抢着去抬，因为随长官到转运站可以喝足水，甚至吃上热饭。
  前线官兵骂声不绝，公开骂总指挥徐树铮是一个没有打过仗的“白面书生”、“瞎指挥”。这个仗若再打下去，大有官兵哗变之势，于是袁世凯下令撤军。至此，中蒙之战告一段落。这一战役双方各有伤亡。1919年，外蒙宣布取消自治后，徐树铮又担任了外蒙督办，这是后话。
  投奔冯玉祥
  1912年6月，陆军第三师从蒙古撤军，回北京南苑休整。机枪连军官一再要人，我又当上了枪长。
  1914年4月初，袁世凯任曹馄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就在曹即将率领第三师南下的时候，陆军部要调第三师一个机枪连去冯玉祥部，随冯入陕作战。那时许多机枪手和下级军官都害怕调去打仗，有一个姓刘的排长吓得还开了小差。我早就听说冯玉祥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想去投奔他，这正是一个机会。我听说要调吴家端连长的机枪连入陕，就去找了吴连长，要求编入他的连。吴那时正需要人，我又是一个老枪长，他一听，十分高兴，就把我调了去，担任班长。接着我随他们去石家庄领新式机枪。
  冯玉祥那时任警卫军左翼第一旅旅长兼一团团长，专程从西安来石家庄带机枪连。我们到石家庄以后，他立即在南操场检阅机枪连。
  冯玉祥检阅和别的长官不同，别人只是走个过场，他却十分认真，不但询问官长，还询问士兵，还要亲自检查武器、装备。他走近我们的时候，我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他30岁出头的年纪，大高个，浓眉大眼，一副军人的威武相貌。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突然站住了，直看我。他为什么直看我，我弄不清，是不是因为我个子矮引起他的注意？我有点发慌，不知怎么办才好。忽然，我灵机一动，上前走了一步，双脚跷起来，用左手向他行了个举手礼。清朝时候的军队，一律行跪拜礼。民国建立以后，一个将军一个令，军队的礼节也不统一，我们第三师改跪拜礼为拱手礼。我只听说冯玉祥的部队行举手礼，可不知道这个举行礼怎么行法，所以出了这个怪样。我这个举动，逗得陪同他检阅的军官都笑了，冯旅长也笑了，我们的吴连长可吓呆了。
  冯旅长朝我说：“你很机灵。你们第三师还实行拱手礼吗？那太落后了。”接着又问我：“机枪打得准吗？”没等我回答，吴连长抢着把我在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时拒不开枪的表现，简要地向他作了报告。他听了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韩多峰，自己的同志，好兄弟。”这时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房。
  这是我第一次见冯玉祥，也是第一次和他接触，和他谈话。
  当时军队里还传说冯玉祥喜欢大个子士兵，所以，我们机枪连开拔到石家庄的时候，周围的士兵就对我说：“韩多峰，你可别让冯玉祥看见。就你这副个头，他一见面就得把你开回去。”其实，冯玉祥并不是完全以身高取人。
  从班长到排长
  冯玉祥来石家庄，一是为领兵，二是为提枪。那时陆军部长徐树铮从日本买进一批霍尔吉斯型的重机枪，拨给冯玉祥几挺。陆军部还派了一名日本教官来给我们办讲习班。谁知道这位日本教官，整日大鱼大肉的吃着，每天讲授不到一个小时，也是胡说什么“日本机枪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架机枪等于一个连的兵力”等等，连机枪性能、射击要领，甚至怎么装填子弹都不教授。再加上那个翻译也是一个军事外行，连军事术语都不懂，所以士兵什么也学不着。冯玉祥气极了，让参谋把那个日本教官叫了去，对他说：“你去北京陆军部领赏去吧！这里用不着你了。”把那个日本教官给赶走了。
  后来，冯玉祥把机枪讲习班的全体射手集合起来讲话，他说：“你们中间有的打过俄式机枪，也有新来的，我就不相信，他日本人能造机枪，咱中国人就不会使机枪？”他又说：“拿出一挺来，随你们摆弄，坏了我负责。后天咱们组织试射，打得好的有赏，打得不好受罚！”
  这么一来，我们这些射手连饭也顾不得吃，几个人一组立即轮流研究拆卸、安装机枪。但是，那时候当兵的没有文化，对日本机枪流传着许多迷信说法，什么“日本机枪的子弹不出膛就爆炸，射手全得炸死”等等，有些士兵也就望而生畏。不过，我们却顾不得这些，反正豁出去了，只是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其实，日本机枪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不到两天，装填手就掌握了上子弹，射手们也能打响了。
  第三天，在射击场进行试射，长官和士兵都站在机枪后面约50米的地方，一字排开。参谋拿着花名册请冯旅长点名。他接过花名册，大声下命令说：“我命令韩多峰试射。课目一：点、连发试射；课目二：对人像靶瞄准射击。”我闻命随即带着装填手到冯旅长面前，向他行了军礼，然后跑步到重机枪位置上站好。当时我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就怕打不响。军号吹响以后，我立即卧倒，命令装填手装子弹。我将子弹上膛，扣动板机，先打了个点射，随即“嗒、嗒、嗒……”又打了个长连射，试射成功。后面传来长官们的掌声。军号再次吹响，在距我们正前方约120米处出现一个“人像靶”。我屏住呼吸，瞄准了靶子，一连来了三个长连射，结果不但命中目标，而且把整个靶子都打倒了。长官们又是鼓掌，连声叫好。
  我高兴地跑步到冯旅长面前，向他报告：“机枪班长韩多峰试射完毕！”冯玉祥大喜，当即宣布：“我提升你为机枪连二排排长。”
  没过几天，我们就随冯玉祥旅长一道去了西安。
  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冯玉祥将军拥护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但是鉴于孙中山先生先后两次革命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冯认为军队里面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搞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他想出了一个用封建形式而具有民主革命纲领内容的办法。1920年的时候，他让过去和他在一起当兵的老战友韩占元，串通他特别信任的营长孙良诚、孙连仲、佟麟阁、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张维玺、过之纲、闻承烈、程希贤、葛金章、赵席聘和我结拜金兰。
  韩占元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说明了冯玉祥的意思，大家欢喜若狂，无不同意。于是，请人写了帖子。一般拜把兄弟，帖子上只写“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类的词句，这就是所谓“生死之交”。而我们的帖子上，却写着“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一切革命主张而奋斗，誓死保卫冯玉祥旅长……”的词句。我们磕了头，换了帖，喝了酒，结为异姓兄弟。当时参加结拜的一共13个人，我的年龄最大，他们都叫我大哥。冯旅长对我们非常信任，凡遇有特大的军情，都找我们议事。我们十三个弟兄对冯旅长的所作所为，也是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拥护支持。所以，当时人们称我们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冯旅长对我们是既亲切又关怀，我们中间有谁病了，他知道了，准是送药、送鸡、送蛋，通常还要亲自去看望；我们中间有谁添了孩子，他也总要送点礼品，表示祝贺。
  冯玉祥将军治军极严，官长和战士平常都吃一样的饭，哪个官长要吃小灶，就象违犯军纪一样。不过，他也有点封建家长式的作风。1925年，我在西北丰镇杀虎关当镇守使的时候，冯玉祥来我部视察，我们列队欢迎。就座后，他闻到一股酒味，就问：“哪来的酒味？谁喝酒了？”在座的没有一个敢吱声的。他问了几遍，谷良友师长才承认他中午饮过酒。冯大发脾气，命令打20军棍。他看见部下打得没劲，还起座亲自动手打了几棍。打得谷良友连马也上不去了，还是他的几个护兵扶着回去的。我们13个盟兄弟几乎也都挨过他的军棍。
  我们13人胜似亲兄弟，但在公事上却公事公办，均不论手足之情。后来都成了西北军的高级将领。韩复榘在山东当主席的时候，每逢我母亲寿诞日，他都是专程从济南到北京给她拜寿，行跪拜礼。我母亲说：“你是省政府主席还给我行大礼，快起来吧！”韩复榘说：“官再大，大哥还是大哥，您还是我娘。”可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对日作战问题上我同韩复榘有原则分歧，绝不让步。那时冯玉祥将军让我给他传话、送信，他都听不进去。不过后来韩复榘被蒋介石诱捕以后处决了，我还是去帮助他夫人为他发了丧。石友三也不听我一再规劝，抗战中反复无常，最后被高树勋活埋，也是罪有应得。
  “十三太保”当中，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是大多数还是好的，还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抗日战争当中，首先战死的是佟麟阁。他任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1937年7月28日与日军血战，为国捐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名垂青史。孙连仲率部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刘汝明在八年抗战中，也与日寇打过几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风云一时的“十三太保”多已故去，现在尚健在人世的，只有孙连仲和我两个。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天各一方，何时才得重逢？但愿祖国统一早日实现，使我们阔别40年情同手足的兄弟重睹一面，一叙旧情。
  首都革命和保护国宝
  1924年9月22日，冯玉祥将军发动“首都革命”，囚禁曹锟。11月1日摄政内阁成立。4日，冯将军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请”溥仪出宫。冯将军命令鹿钟麟、张璧和李石曾入宫命溥仪出宫。鹿仅带20余名精干的卫兵，乘汽车入宫。同时，冯玉祥将军为防止宫廷卫队阻抗和有人挑起“誓保大清”的动乱，在派鹿钟麟进宫之前，即密令韩占元、葛金章和我各带一团人，把故宫前后左右围得水泄不通，命令我们作为鹿钟麟的外援。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等保皇派把被推翻的清朝小朝廷供养起来，仍然让他在故宫里称孤道寡。那些遗老遗少们，还是三日一小朝，五日一大朝地去给他行三跪九叩之礼，封建帝国的阴魂不散，形成了“国中之国”。
  冯玉祥将军发动的“首都革命”，把那个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结束了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这是载入我国历史的大事。可是，有一件事却不大被人提起，那就是冯将军发动的“首都革命”除了把溥仪驱逐出故宫之外，还保护了故宫里面属于祖国人民的无价的稀世珍宝。
  历代封建帝王都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把全国珍宝的精华掠夺到自己的手里。清朝也在宫廷里面珍藏了我国历代王朝的稀世之宝。辛亥革命以后，原封未动地留在故宫里面，被那些皇亲国戚据为己有。他们为满足自己腐朽的生活，就肆意进行盗卖，使祖国的珍贵文物受到了极大损失。
  冯玉祥将军在发动“首都革命”时，就注意保护这批无比珍贵的祖国文物。当时命令我们，没有鹿钟麟的手令，不准任何人从故宫带出任何物品。同时，还给入京的国民军下命令：凡犯有盗窃宫廷财物者，就地正法。当时有的太监老宫趁动乱之机，偷盗一些珍贵的字画、玉器，企图运出宫外，被我部拿获。吓得他们跪在地上直叩响头，哀求饶命。我当即告诉他们：“立即把宝物送还原处，这次不打不杀，活着回宫报信。谁敢再犯，定斩不饶。”因为我们坚决执行冯玉祥将军的命令，谁也不敢偷窃珍宝了。甚至溥仪出宫时，想多拿一顶帽子，都要经过鹿钟麟批准。
  11月20日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的公私财产。冯将军和鹿钟麟都非常注意手续的合法。
  我们在完成驱逐溥仪出宫的任务之后，被调往杨村一带，在张之江的指挥下，迎击吴佩孚的反扑，结果吴军溃败南逃。接着冯玉祥将军通电全国，请孙中山先生入京主政。并命令我们25名团以上的军官，组成军官欢迎团，乘专列南下接孙中山先生北上。我们到了南京，才知道孙中山先生决定由水路北上，于是我们又返回北京。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设有故宫博物院临时董、理事会，鹿钟麟、张璧被推为董事，鹿钟麟还担任理事。把故宫的珍宝如数清点造册，完整无损地做了移交。故宫里的稀世珍宝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不能不说冯玉祥将军是立了大功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当局将13427箱故宫珍宝南运；1947年11月，运回南京。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又从南京精选2972箱故宫珍宝运往台湾，使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长期分散。我这个当年亲身参加保护这批国宝的年近百岁的历史见证人，衷心希望台湾当局能象冯玉祥将军那样珍惜祖国文物，妥加保管；希望台湾当局以国家民族为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促成祖国和平统一，也使分散在台湾的故宫珍宝重新回归故宫。愿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一次完整的故宫博物院历代珍宝展览。
  冯将军赴俄考察
  1925年11月，郭松龄发动了讨奉战争。这是因为张作霖与日本签定密约，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由日方供应奉军军火，进攻我们的国民军。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为中正而有血性。他知道了张作霖这个祸国殃民的阴谋以后，义愤填膺，就把张作霖的阴谋转告了冯玉祥将军，并且表示如果奉军进攻国民军，他就发兵讨张。郭松龄和冯将军达成协议之后，他就发了一个措词极为淋漓痛快的通电，列数了张作霖的罪状，令其下野，以谢国人。同时星夜发兵关外，讨伐张作霖。讨奉军攻势凌厉，所向披靡，长驱直入，直捣奉军老巢。张作霖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郭松龄胜券在握。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又出了岔子，国民军第二、三军出于历史的嫌隙，发兵进攻保定，攻打李景林。那是因为1924年奉军入关以后，张作霖违背诺言，将河北攫夺到手，李景林在那里飞扬跋扈，和国民军第二、三军发生磨擦，造成嫌隙。国民军第二、三军想乘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机，恢复被李景林占据的河北地盘。可是，岂不知李景林是参加密约、积极赞成郭松龄讨奉的。这样一来，在关内又引起一场混战。关外的郭松龄得不到关内的支援，而张作霖却得到日本两师兵力的帮助，反守为攻，反败为胜。郭松龄四面受敌，兵败被俘，惨遭枪杀。这次讨奉战争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这一次混战，使冯将军感到非常痛苦，使他萌生了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考察的念头。
  1926年初，冯玉祥将军向全国发了一个主和息争的通电，毅然宣布下野，赴俄考察。消息传来，我们西北军将领无不震惊。
  冯玉祥将军将西北边防督办大权交给了张之江，出国之前又召见了我，把精锐的手枪连交给我带领和指挥。我当时任西北军第四十旅旅长兼丰镇杀虎关镇守使，我把该连安排在旅部。
  冯将军临行前，沉默寡言，我们也不便多问。言谈中，他希望我们多做晋军阎锡山部的工作，最好做到兵不血刃，维持现状。之后冯将军即飘然出国。
  名不虚传的手枪连
  冯将军所以要把手枪连交我带领，意图是保存实力，以备东山再起。因此，我对该连严格要求，训练毫不放松。每隔一段时间就举行武术、劈刺表演。
  手枪连的百余人，大都是北方大汉，大个子，每人均配有手枪和大刀。个个好枪法，人人好武功，翻墙越脊，如履平地。10余名略通拳脚的普通兵士，敌不过他们一个人。
  当时我交待给该连的任务是外勤警卫，内院仍由我自己的卫队负责。一天，我为了试探一下手枪连警卫情况，深夜两点来钟着便衣悄悄出屋，沿着墙根向男厕所方向走去，想从那里翻墙出院。我刚走到厕所附近，“刷”地从墙外跳进两名彪形大汉，边用枪顶着我的胸口，边问：“口令！”其动作之快，令我惊叹。
  第二天早晨，我把手枪连集合起来，表彰他们警觉性高，责任心强。我讲道：“冯总司令虽出国，但我们的训练丝毫不能放松。将军回国以后，我们要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和列强。”全连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呼：“铲除军阀！打倒列强！”我听了心中暗自高兴，真不愧是冯玉祥将军亲自训练出来的手枪连。
  与晋军之战
  冯玉祥将军出国不久，晋军就派人来，要我们西北军投降。他们提出让我们每10条钢枪捆成一束，部队官兵原地待命。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双方交火，各有胜负。
  那时，宋哲元将军命韩复榘部与晋军在大同一带决战。开仗不久，韩部不支，沿大同方向后撤。宋哲元复令我带预备队增援。我看到从大同退下来的散兵已乱作一团，当即命令一团一营与手枪连将退下来的官兵截住，并命令：“原地集合待命，退却者就地正法！”当我得知晋军冯玉玺旅向大同附近的高地孤山移动时，立即命令我部急行军，抢占孤山。可是，当我部抵达时，冯玉玺旅已抢先一步在孤山修筑了工事。晋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强行攻击必招致重大伤亡。我就命令：“黄昏前后，只吹冲锋号，放排枪，不准发起攻击；凌晨2时实行夜间突击。”是夜，我旅一律使用大刀片，发挥我西北军近战、夜战的长处，一举攻占了孤山，活捉了晋军旅长冯玉玺及以下官兵近800人。宋哲元立即来电，让我杀掉冯玉玺和俘获的其他官兵，以振军威。我非但没有执行，反而给了冯玉玺100元大洋放他回去，并请他转告阎锡山先生，只要他们不同奉系军阀合作攻击我部，晋北我们可以完全让出来。事后，宋哲元虽然知道我没有杀掉冯玉玺，也没有责怪我。因为那时冯玉祥将军不在国内，西北军内部实际上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南口之战，由于席掖池不听张之江的指挥，率部叛逃，我军受挫，形势急转直下。韩复榘、石友三找我商量，要一道投奔阎锡山。我当即拒绝，说：“冯将军不在，还有张之江督办。我们十三兄弟共结金兰，是为了拥护孙中山，保卫冯玉祥，投晋军我不干。”事后得知他们去投了晋军。当时西北军各旅已各行其是，混乱不堪。
  正在这危难关头，宋哲元通知我冯将军回国了，让我带手枪连同鹿仲麟一道，出大青山口去接冯将军。得知这一喜讯，许多官兵都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迎接冯将军回国
  宋哲元通知我，冯玉祥将军回国，让我带着手枪连去迎接。我们乘汽车出大青山口，9月14日，在公路上迎到冯将军的车队。尽管才分手几个月，就好象几年没见，悲喜交加，手枪连的大汉子，无不落泪。当时在场的苏俄顾问，见此情景也激动不已。还是宋哲元一再催促上车，大家才乘车前行。汽车上冯将军急于听取汇报，就让迎接他的将领到他车上去，走一段换一位。对于当时军心涣散，钱粮奇缺等等一系列难题，冯都表示了很乐观的态度。他说：“凡是跑了的欢迎归队，只是我回来后别再跑了。”
  过大青山口后，日行速度很慢，因为沿公路两旁村镇，大都有西北军的零散驻军，多者一两个连，少则数十人，闻听总司令回国了，集合起来在路旁守候。冯玉祥将军看到他的士兵在列队欢迎他，那怕几十人，也要命令提前停车，下车同士兵一一握手。这些士兵大部分军服破旧，留着长须长发。原来，附近几十里路找不到一把剃头刀子。
  冯将军到五原的第二天凌晨，我便奉命乘汽车去包头了。所以9月17日五原誓师的正式仪式我未能参加。
  石友三负荆请罪
  在大青山口冯将军见了我谈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到五原以后立即去包头做石友三的工作。他让我转告石友三：“过去的事一概不提。西北军要东山再起，现在只要归队，既往不咎。”所以到五原以后，我立即日夜兼程到包头，把冯的原话向石友三传达。石友三当即表示：“冯总司令不在我才投了晋军，他回来我还是西北军的人，怎么处分都行。”过了数日，石友三同我一道来到五原。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大院内，石友三见冯后，扑身跪倒在地，大哭表示忏悔。冯将军非但没责备他，反而好言安慰一番，令他立即回包头整训队伍，准备北伐。数日后，我又陪冯玉祥将军去包头，石友三、韩占元等列队，吹欢迎号，隆重地接受了冯的检阅。不久，韩复榘也带着队伍回归西北军。冯在五原誓师以后，仅月余，重整三军，声威大振，立即挥师参加了北伐。
  “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
  冯玉祥将军从苏联回国后，变化很大，首先是他政治上的变化。他在各种会议上大谈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谈苏联红军的先进。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人，西北军的出路在于联共等等。他对我说：“我一贯主张官兵平等，你们有的还不服，人家苏联红军将军与士兵都是平等的同志。”还说：“我们西北军吃咸菜有人叫苦，人家红军军官革命成功后，照样吃黑面包。”他还说：“过去让你们臂章上印‘不扰民、真爱民，你们有人说是多余的。其实红军军营门口，内外都是政治口号。”在一次师、旅长会议上他说：“军队要成为政治的军队，不然同军阀的队伍没有两样。人家骂我赤化了，什么赤化，就怕我还不够格呢！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
  总之，冯玉祥将军从苏联回国后，要以苏联为榜样，进行中国的革命。当时在西北军中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军队各级政治部领导职务，增强了西北军的战斗力。震惊中外的“五原誓师”，确实对当时的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桂军做表演
  1927年春，冯玉祥将军解了西安之围，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当时河南久经军阀混战，枪支武器流落民间的很多，社会秩序很乱。各县民众为自身计，纷纷组织红枪会，有的红枪会被当地土豪劣绅把持利用。冯玉祥认为，如不采取措施，不但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北伐也有后顾之忧。乃决定，组织河南民团军，一则为西北军补充兵源，二则维持地方治安。冯将军任命我为民团军军长。不久，又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任我为河南省民团军总司令。那时我们民团军一律穿灰色军服，扎武装带，戴八角帽。每月大小官兵除供给伙食外，一律发给15元零用费，这在当时对军官来说是少了一点，但士兵却欢天喜地，士气高昂。
  当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听说西北军练兵有方，军队能吃苦，会打仗。于是派了一个由师团级军官组成的代表团，专程到河南参观我们民团军的训练。代表团除观看了我军的队列、射击表演外，最感兴趣的是我们西北军的武术和大刀表演及器械训练。我们的训练处长是辛海臣师长兼任，他亲自为桂军做了单杠表演。桂军代表们惊叹不已，说：“你们师长级军官能亲自做示范，了不起！”过后，他们又提出让我表演。我随即走到单杠下，纵身抓住单杠，屈身上杠，来了几个大轮转，然后两臂直竖倒立起来，停了一会，滚翻下杠。落地后跑步前进，翻越一个2米高的砖砌栏阻，一个倒立，身子轻松的倒翻下来，稳稳落地。这时，全场爆发了一片掌声。桂军代表说：“你们西北军名不虚传，从将军到士兵都有一手。回去后，一定向李宗仁将军禀报。”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宗仁任我为第五战区中将高参。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所指挥的主力如孙连仲、张自忠等乃是我西北军旧部。当时日军对我们的近战和大刀片也十分害怕，称之为“中国真正的武士道”。这些都是平时训练的结果。
  韩复榘叛冯投蒋
  冯玉祥将军任命韩复榘和我同在河南任职，当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意让我牵制韩复榘的活动。在此期间，冯将军多次向我询问韩复榘的情况。而韩复榘自从代表冯玉祥去汉口会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就已经开始变了。我和他私下交谈中，韩复榘几次吹捧蒋介石待人亲切，设家宴让宋美龄、宋子文接待他，说宋美龄待人热情，有气派。还说宋美龄用的外国香水，同她握过手，几天后手还是香的。当时他对西北军的艰苦朴素早已格格不入了。1929年我同韩复榘去河南信阳视察，两列专车停在一个车站。我们的专车很简单，能吃能住就行了。而韩复榘的专列挂的是头等客车，餐车、卧车相当阔绰，专车的周围，还布有荷枪实弹的岗哨。我上了他的专车一看，卧房、餐车里有很多时髦的青年女子，问了韩的副官，才知道都是开封的妓女。我一见面就喊着他的名字说：“向方，你怎么也搞起这一套？”他说：“大哥，时代变了，咱艰苦半辈子，人家还骂咱土包子呢！”我说：“这要叫冯先生知道可不得了。”他苦苦求我说：“那就请大哥多美言了。”
  1928年底，冯玉祥通知我去南京开编遣会议。在南京军政部招待所，同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和其他西北军将领一起，讨论有关全国军队的编制和遣返的方案。蒋介石拉拢阎锡山，提出的方案实质上是削弱我们，壮大他们。冯玉祥对蒋介石十分不满。为此，他向行政院请假回河南养病，同时也命令我们回河南原地待命。
  1929年夏，冯玉祥的集团军总部从华山来电，令我派员去取密电码，我派副官韩德三前往。这时，蒋冯阎大战迫在眉睫。不久，韩复榘背着我，在陕州县县政府西院，秘密召集了由他的参谋长李树椿、师长孙桐萱、曹福林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发出通电，叛冯投蒋，队伍停止西撤。韩部陕州县县长王玉赞曾任过我民团军总部宣传处长，所以我很快就得到这一情报，但为时已晚，韩复榘已经开始行动。韩的几列运兵车向东开去，车过黑石关时，被驻防在那里的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拦腰截击，把韩的队伍打得头尾不能相顾，一部分撤到洛阳以西，韩只身带着100多人，逃到禹县。我的部下自卫团不开城门，他只好又撤到许昌。
  当时冯玉祥将军仍然让我做争取韩复榘的工作。河南省政府、军队已十分混乱，于是我通知河南省政府尚在职的厅长、委员们同乘专车赴郑州迎接韩复榘。韩复榘在郑州车站下车后，站在车厢外面。站台上欢迎的人一齐向他迎去时，他既不和他们握手，也不打招呼，弄得很尴尬。他穿了一身蓝色中山装、黑布鞋，满面风尘，留着八字小黑胡的脸绷得紧紧的。身后紧随30多名手提盒子枪的卫兵，枪的机头都开着，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韩复榘看我布置的兵力并无加害他的意思，就冷冷地对我说：“大哥多保重，咱们后会了。”说完就上专车去了开封。以后又去山东。
  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将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冯派人转告我，让我保存实力。蒋介石却下令，让我原地待命，不得擅自编遣。此时军心涣散，数万人的军饷成了问题。于是，我决定民团军全部遣返还乡。我也带上眷属去北京闲住了。
  阻止“山东独立”
  1935年，我是山东省顾问兼联庄会长（民团组织）。在对日本的关系上与韩复榘是不一致的，所以韩复榘同日本的来往常常背着我进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冯玉祥将军的意图，做韩复榘的工作，制止他在与日军密谋中的所谓“山东独立”。
  在1935年2月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掠夺胶济线上一处矿藏，曾由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向韩提出一个由日方开采这个矿的合同，要韩签字，被韩拒绝。后有一个日本驻济南的武官名叫花谷，从青岛和日本东京找来两个年轻貌美的歌妓，安置在济南商埠升平街路北一家日本妓馆里。在一天的晚间秘密请韩复榘到那里喝酒，想用“美人计”的圈套诱韩在合同上签字。韩乘汽车到妓馆后，仅留下一名随从副官，其余的人连同汽车都打发回去，并说没有电话不准来接。时已半夜，回来的随从们还在省政府等候电话。省政府承启官焦子龙料到日本人不怀好意，深恐韩在妓馆有什么意外，因此很是着急，就找我说明此事，请我想个办法。我同焦到了承启处，在承启处等候的两名随从副官仍未接到派车的电话。我说：“到了这个时候，你们怎么还不去接呢？”韩的随从副官杨树森说：“没有命令叫接，谁敢去呢？”我说：“由你们保护的主席丢在日本人那里不管，如果出了意外，你们是有责任的！”杨又说：“我们是不敢违背命令的，还是请顾问想个办法。”我说：“帮你们把主席接回来可以，可是你们得听我的话。我带你们到那里，见到韩主席我就说，‘主席喝醉了，赶快搀着主席回去休息吧。’即便他没有醉，你们也得照着我的话把他架回来。”他们同意了我这个办法。
  大家于是一齐乘车到了这家妓馆。我进屋看见韩靠着垫背仰卧在一张炕桌的一头，有两个妖冶的日本歌妓在他的侧身后，一边一个伺候着他，有一个还用手按摩韩的胸部。韩醉眼朦胧地对我说：“秀、秀岩（秀岩是我的字）你怎么也来啦？”我说：“你能来，我也能来呀！”他说：“坐下喝酒吧。”这时，花谷和西田也站起来让座，我对韩说：“南京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立等复电。不能喝酒了，快回去吧！”韩确实是醉了，没有着急的样子，只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回去呢？”我说：“醉了不要紧，副官们来，扶主席上车！”两个副官立即进屋，把歌妓推开，架起韩就往外走。韩连声地说：“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花谷等自不便拦阻。就这样把韩架回他的卧室，时间已是深夜两点半了。
  在这以后，花谷时常到省政府主席办公室与韩复榘密谈，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但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问题，谁也摸不清楚。因为花谷会讲中国话，他们每次密谈的时候，只有韩的副官杨树森可以进入室内端茶送烟，其他人都不能擅入。后来我得到消息，还是从杨树森口中透露出来的。杨树森说：“花谷一直让主席搞什么‘山东独立’，韩主席说：‘事关重大，要研究’。”
  韩复榘以山东省主席兼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所辖有5个师和1个手枪旅，一向独断专行。他的将领也都唯命是从，省政府各厅长及其他高级幕僚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违抗。所以他和花谷在秘密商谈的过程中，对他的部属并未征询过任何意见，但是又怕公开宣布之时，万一遭到他们的反对，“独立”不成。于是最后还是决定把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展书堂和李汉章等5位师长请了来。
  有一天（约在1935年11月上旬），我因事到省政府承启处，适遇到承启官焦子龙打长途电话，说是韩主席召集5位师长即日来济南开会。我问他主席召集师长开会有什么要事，焦说他不知道，杨树森可能知道一点。我发现焦子龙说话时态度很不自然，便立即去问杨树森。过去我当连长时，杨是我连新兵，为人诚实爽快，他一般是不会瞒我的。杨说：“花谷一趟趟地催韩主席办一件事，可能是主席要跟师长们商量商量。”我问：“花谷要叫主席办什么事？”杨附在我耳边小声说：“花谷来见主席的时候，我听到花谷有催促韩主席独立的话，我想师长们来济南开会和这事一定有关系。”最后他说：“请顾问千万不要跟外人谈。”我听罢杨的话，内心感到十分不安，深恐这5个师长当中，若有一两个人对韩的做法盲目服从，其他几个师长就不敢表示反对的意见了；即便有的人不同意韩的做法，如果不是坚决地拦阻，韩也会宣布“独立”的。想到这里我又折回对焦子龙说：“师长们到齐了的时候先给我个电话，我好给他们洗尘。”
  5位师长来到济南，还未与韩见面，就被我请来了。席间我问他们来济南有什么事，他们都答说不知，我便将日本武官花谷逼韩宣布“独立”和韩已动摇的情形告知了他们。并说明这件事关系国家存亡，要他们竭力劝阻；我还讲了服从治命、不服从乱命的故事；又说，如果不敢当面抗争，也要说此事关系太大，应请高级军政人员共同研究一番。我所以敢于对他们这样说，是因为这5个师长之中有3个是我的旧部下，估计他们会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听说，韩复榘在会上提出了他的主张，孙桐萱师长当即说：主席如果这样做，恐怕第三路军的官兵不服。因为孙桐萱在5个师长之中资历较高，韩也听他的话，他既首先有了这样的表示，其余的4个师长也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韩的主张，“独立”之议就这样被打消了。
  舌战日本武官
  当时的日本驻济领事馆武官花谷，曾向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报功，称韩复榘已口头同意搞山东独立。但以后韩的独立久无声息，他又于11月下旬偕同两个日本军官到济南催韩，并说天津如何好玩，企图诱韩前往，以便作进一步的胁迫。韩没有接受他这个邀请。花谷等3人遂乘飞机从鲁西黄河决口处之临濮集飞到连云港附近侦查一周又回到济南。适在这时，有以浅沼为首的日本经济考察团6人来济南考察，日本驻济领事西田设宴招待浅沼等人，并邀请山东省当局与这个考察团见面。韩复榘和军官教导团团长程希贤、韩的顾问葛金章、过之纲和我、济南市市长闻承烈、通晓日语的省府科长王守德、鲁东中学校长朱经古以及鲁东中学的创办人日人丰田和新到的驻济武官石岛（这时花谷已调升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都出席了宴会，花谷等三人也同时被邀。我认为这次西田请客是日本驻屯军的授意，也可以说日本对山东的侵略是从多方面着手的。
  韩复榘偕同我们到达领事馆时，浅沼等人已先在场，接着花谷等3人下了飞机也赶到了。经西田为大家介绍之后，花谷就把韩领到屋内一个角落里去谈话，随由图囊里取出地图铺在一张小桌上指给韩看，边看边说。我坐的位置虽然离他们远些，因为我注意倾听，所以能够听到一些。花谷所说大意是：黄河决口，河水泛滥，已将山东和南京隔开，如果通电独立，南京的军队也不易过来。这些话引起我很大的注意，便凑到他们的跟前说：“天气已冷，就要结冰了。”他二人对我毫不理睬，可是谈话的声音更小了，我只得又回到原座位，他们的谈话就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二人都面红耳赤，象是生气的样子，只听得韩说了一句声音较大的话：“你们连云港的事情也没有做到啊！”这时，主人西田请大家入座，并起立致辞，说一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鬼话，韩也致了答辞。接着花谷气忿忿地站起来说：“中日亲善，这是瞎说！”跟着又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胡说（针对韩说的亲善）！中日是不会亲善的；如果要想亲善，只用一个字就行，那就是‘打’！一打就亲善了。甲午年，中国打败了，庚子年，中国打败了，中国的光绪皇帝和西太后跑到西安，割地赔款，派留学生，可见只有打，才能亲善，要知道中国人的性情是什么样的……”花谷这篇话，不仅在坐的中国人不满，日本人浅沼等人也认为花谷失态。为顾全日方脸面，西田只得用日语制止他。这时我站起来说：“我讲几句话。”韩说：“秀岩谈谈吧。”我请西田翻译，然后说：“浅沼先生说中日亲善是很对的。但要真亲善，日本应当帮助中国富强，而不是象花谷先生说的‘打’。以简单的例子说，中国禁毒，而卖毒的是些什么人呢？日本人开设烟馆，用飞机运毒来毒害中国人，这难道是亲善吗？道理很明显，不用细讲。今天花谷先生这番咄咄逼人的气势，能说是亲善吗？不只是礼貌失态，侮辱了我们，遗憾的是也侮辱了贵国所倡导的中日亲善！”我这几句话使得花谷心中着急，而又不便反驳，一时无言可答。在座的日人由于花谷招来了这么一席话，皆侧目向花谷注视。我接着说：“我是个军人，当然离不开打仗。多年来使我认识到中国兵书上‘佳兵不祥’这句话。兵力强，装备好，即使打了胜仗，也搞个民穷财尽，得不偿失，结果是两败俱伤。中国的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败双方，不是很好的例子吗？花谷先生应该三思，‘打’不是好办法。真亲善才是正途。”
  我的话音一落，全体以鼓掌结束了这个窘局。
  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我国全民族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其时华北已大部分沦陷。是年3月我在徐州派徐铁生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老（伯渠同志）要干部，十余日后，徐铁生果然带着15名青年干部来报到。他们打的是战地服务团的旗子，其中大部分是延安抗大的共产党员。在西安临行前，林伯渠同志等同他们谈了话，他们热情很高，要求立即去山东抗日。这时台儿庄大捷后不久又失守，徐州告急，而蒋介石对我仍不发委，我气愤无奈，就持冯玉祥的介绍信找李宗仁挥泪陈词，坚决要求抗日，终于感动了李宗仁。遂以五战区长官部的名义，给我发了一纸鲁南民团总指挥的空委任。于是我们又风雨兼程去鲁西南。过曹县时，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车“送行”。不料，快抵郓城时，却把我们全翻倒在车底下，当场压死1人，刘启光、范朋（中共党员）也受重伤。待我们埋了死者，雇担架送走伤员后，又和村民一起把汽车翻转过来，这时天色已晚。再找司机时，他早已逃跑了。于是我就进入驾驶室，亲自开汽车一路疾驶，拂晓即到达东平县城，时正值春光明媚的4月下旬，鲁南民团总指挥部就设在东平县城内。
  我们到东平不久，徐州失守，沈鸿烈也从曹县跑到东阿。沈发现我在家乡力主抗战同共产党过往甚密，地方保安团队都很拥护我，于是从原先对我的妒忌、排斥，转为对我拉拢、控制和使用，企图利用我牵制范筑先。1938年3月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任我为鲁西北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为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当时在中共山东东平泰东特委工作的万里、孙光同志也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支持我赴任。
  在我赴任途中，先到了聊城会见了范筑先将军，又到南宫会见了八路军129师徐向前副师长和宋任穷副主任。回聊城后，范筑先又为我介绍了一批抗日干部，支援我去开辟工作，其中包括中共党员赵效三（东平人，留日学生）、朱穆之（江苏江阴人，北大英语系学生）等八位青年。帮助我组织政治部，并以赵效三为主任，朱穆之为副主任开展宣传抗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还派了他仅有的一部大卡车，送我们去清平县境内专署所在地就任。临行前，共产党人在聊城地区所办的《抗战日报》还派记者访问我，发表我的谈话，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作为对我政治上的支持。范筑先、张郁光、齐燕铭、姚第鸿、赵伊坪等同志，都亲自送我们上汽车出城，这些完全出乎沈鸿烈的意外。
  我和范筑先不但是志同道合的抗日战友，而且还有一段历史渊源：1929年冯玉祥入陕后，范就在冯部十三军军长张维玺部任高级参谋，我当时任冯部的师长，后来范又在韩复榘时期任山东临沂县长，我任山东省府顾问。我和范筑先是西北军系统中多年的同事，这就使得沈鸿烈挑拨我们的关系落了空。
  反对磨擦，瓦解“抗八联军”
  当时鲁西抗日形势十分复杂，前任专员赵仁泉早在1937年10月下旬，就奉韩复榘的命令，带着地方团队的枪支人马，携款逃到黄河以南去了。临清县城1937年11月第一次被日寇占领，曾出现过维持会和汉奸队伍“皇协军”。但日寇兵力不足，又在1938年5月放弃了这个运河口岸城市。
  当时进驻临清的中国军队有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陈再道部；也有本地土匪曾当过日伪“皇协军”后反正的吴连杰部；有清平、夏津一带著名大土匪杆子头、绰号“冯二皮”的冯寿彭部；还有已接受范筑先将军改编的16支队、临清地区的土匪吉占鳌部。这后三支队伍都和八路军持取敌对态度，组成所谓“抗八联军”，在卫河东岸与东进纵队隔河对峙，拒不让八路军东上抗日。而东进纵队为了抗日又非过河不可，形势严重，战火一触即发。临清人民对此无不忧心忡忡，害怕遭殃。为了缓和局势，临清商界以商会会长李耀堂为代表，要我火速去临清。翌日我即带情报股长赵文卿、组织部长吕仲华（中共党员）和传令兵骑自行车前往临清。首先我到了清平县境内的麻佛寺冯寿彭的司令部住下。冯寿彭历来用鸦片烟招待客人，我虽然连纸烟都不吸，也还是躺在烟灯的一侧同他攀谈，我开头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和八路军开火呢？”他把大烟枪一扔，从床上站起来说：“八路军欺人太甚，他们要来夺地盘，吞掉我们。我祖祖辈辈生养死葬都在清平，临清有我的亲朋好友。欺负到我冯二皮头上来了，俺不是好惹的，这仗非打不可！”我一看他的态度挺硬，知道从正面讲道理难以说服他，就结合他的切身利害，婉转地讲：“这个仗打起来对你有害无利，是赔本的仗！”冯问：“为什么？”我就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作比喻，说：“枪炮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一打起来不但临清人民遭涂炭，就连你的亲朋好友也难以幸免，因此这个仗你打败了不用说，就是打胜了也是败仗！”冯又问：“这话如何讲？”我说：“因为仗是你领着打的，不论胜败，账都要算在你的头上。乡亲们会骂你不忠不孝！”
  我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他，他自己也讲：“兔子不吃窝边草。”接着他又问我：“我不打有啥法？”我说：“有个地方的仗你很可以去打，胜败都是光荣的。”他急问：“打哪里？”我说：“日本鬼子正攻击东阿，沈鸿烈主席不是在那吗？你如果截击敌人的退路打了胜仗，全国的报纸都会把你的名字登出来。”他听了之后很高兴地说：“我这个‘高粱科’毕业的好汉，还能有这点出息吗？”我说：“你忘了唐朝卢国公程咬金不是东阿人吗？他也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也不能小看了自己！”他听了眉飞色舞，立即下了决心说：“好吧，我一定离开这里去东阿打鬼子！”
  第二天一早他就套上他的双套轿车（马拉的）去临清，上车时让我坐在车厢里，他自己在外边跨辕上，直奔临清城。在离临清不远的郊外，早已有城里的几千群众列队欢迎，吴连杰、吉占鳌等人都来了，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代表和临清战地动员会负责人都到场，并贴出大标语，欢迎我主持专署工作，团结抗日
  到临清后的下午，我就在组织部长吕仲华的陪同下会见了陈再道司令员、刘志坚副主任和卜盛光参谋长等。我首先说明来意，表明愿意和八路军合作抗日，并指着吕仲华同志说：“他就是延安抗大派来的干部！”我还表示将竭尽全力说服冯寿彭等开走，消除磨擦。陈再道司令员对我极表欢迎，给我们以热情接待。刘志坚副主任讲：“八路军东上只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对友党、友军一贯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搞磨擦，至于消灭张殿卿则是因为他们当了伪皇协军，这有缴获的旗徽为证。他们处处和八路军为敌，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同志，消灭他们正是为民除害。请专员对冯、吴、吉讲明真相，劝他们枪口对外，共同抗日。”我当即表示：冯等的工作由我来做。
  我又到了吉占鳌的住处，一见面就知道冯寿彭把我劝他不打仗的话早已转告吴、吉二人。他们之中冯的兵力最大，有轻重机枪50余挺，兵力数千之众，所以他们都不敢不听冯的话。冯二皮既然表示愿意开拔，不打八路军，他们二人也就老实下来。于是我将由徐州第五战区长官部领来的5000元抗日经费，给了冯二皮3000元做开拔费。冯受宠若惊，很是激动，当面向我发誓：“谁不打鬼子就不是中国人，请老长官看看俺冯二皮是不是好样的！”翌日，冯部便开拔去长清县。吴连杰的2000余人尚无归宿。他知道八路军不要他，自己不敢凑上去。最后我决定把他编成专区的一个旅，并命令他贴标语欢迎八路军。这样猖獗一时的“抗八联军”没费一枪一弹即告瓦解。
  一次成功的破袭战
  台儿庄战役后，南京、徐州相继失守，沿津浦线的城镇均被日军占领。由于日寇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为了确保其陆上南下的铁路运输线，日军重点占领山东的大城市和沿津浦线、胶济线据点。较大的火车站均有日军守备，小车站驻有伪军。山东虽处敌后，但大部分县的政权仍归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掌握。
  当时我管的四区同范筑先将军的六区是相邻的两个专区，每个专区辖20多个县，我们研究了当时的形势，一致认为，八路军129师入鲁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象北伐战争一样，只有国共合作，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
  在1938年5月底，我去河北省南宫八路军129师师部，商谈划分防区。徐向前副师长和宋任穷副主任接见了我，一见面我就说：“你们八路军都是游击战专家，现在敌后打鬼子，我是来当学生的。”徐向前同志谦虚地说：“听说你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将，你们西北军练兵打仗确实有一套。我们八路军还要向你们学习哩。”徐向前副师长亲自带我参观了八路军刺杀操练并合影留念。交谈中，他强调不能单纯搞政府的片面抗战，一定要发动群众使行全面抗战。关于毛主席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第一次就是听徐向前同志讲的，并当即让副官记下来。
  我管辖的临清专署，从政治部主任到组织部长，都是中共党员担任。由于我的专员公署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会同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工作团和战委会先后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阶层的抗日救国会等团体，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6月初，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命令：“为了保卫大武汉，要求华北各部队立即组织对日军的铁路线进行破袭、遥袭。”这一命令也同时传达到八路军129师。我立即决定同129师所属陈再道司令员领导的东进纵队密切配合打好这一仗。为此，陈再道司令员也从临清河西搬过来，我们共同研究作战计划和方案。原设想炸毁黄河大铁桥，破坏鹊山至德州全部铁路，但侦察的结果表明。黄河大桥两端日军均有重兵把守。考虑到我们兵力不足，只好改变计划：破袭禹城至德州100余华里的铁路。在这之前，范筑先将军亲自派他的儿子范树民带领青年大队200余人，对济南郊区的日军进行了一次破袭战。结果由于孤军深入，地形不熟，又缺乏作战经验，这支小分队在济南以南长清县被日寇围困，范公子等大部壮烈牺牲。面对这次惨痛的教训，我决定要做更周密的准备，为此派副官长高铁乔亲自去济南火车站，找他的同乡学习破坏铁路的技术知识。几天后，高铁乔居然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弄回来一套修铁路的专用工具，我立即命令部队仿造。我原设想扒铁路完全由部队来承担，但陈再道司令员考虑到工作量的巨大，坚持一定要发动沿铁路线的各村群众，并提出：“一扒、二抬、三埋。”即第一步要将铁轨扒掉，然后再把铁轨、枕木抬走，凡来不及抬走的就地埋在地下，以造成敌人修复铁路的困难。事实证明陈再道司令员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同八路军东进纵队参谋长卜盛光和六区专员范筑先将军商定，临时指挥部设在武城。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四六八合作，打好破袭战。”（四六八即指四专区、六专区、八路军）各方的联络人员是：四区专员代表吕仲华；六区专员代表是一位姓王的同志；八路军东进纵队代表是参谋长卜盛光，政治主任刘志坚也到武城与各方进行联络。在三方联席会议上规定了行动时间、口令，刘志坚同志还提出了对待被俘的日伪军、汉奸以及对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具体政策。
  这次破袭战的兵力部署是：八路军东进纵队负责堵截德州之敌，阻止其南下，范筑先指挥的六区部队负责阻击济南、长清方面的来犯之敌。由于这一段铁路完全在我辖区，所以四区的任务是11个县各派1个独立团（或独立营）按照分工首先攻克各车站，然后组织群众对铁路进行破坏。
  这次破袭战是1938年7月3日凌晨打响的。7月2日夜间12点，德州至禹城的电话线已全部被八路军和我部割断。战斗打响后，德州的日军曾派装甲火车企图南下增援，被八路军东进纵队迎头痛击后，感到势头不妙，一直龟缩在德州。济南之敌也派装甲火车开到禹城企图北犯，但在我军迫击炮的袭击下也退回济南。沿线各大小火车站随即迅速被我军攻克。唯禹城、平原车站战斗激烈异常。守卫禹城车站的日伪军多次发起冲锋，与我部反复争夺车站，双方伤亡惨重。我清平县独立营营长一只手臂被炮弹炸掉，仍坚持指挥战斗。
  守备平原车站的日伪军十分顽固，我军数次冲锋受挫。负责攻击平原车站的是冯寿彭旅，以往他的部队纪律很差，老百姓恨之入骨，但为了抗日，我还是讲明大义收编了他。他看平原车站久攻不下，急得团团转。攻不下平原车站势必影响这次破袭战的全局。此时天已破晓，我也急了，拔出了左轮手枪对着冯寿彭喊：“冯旅长，你的本事哪里去了？”冯寿彭立即脱光了膀子，从护兵手中夺过盒子枪，对着他的部队大叫：“奶奶的，同鬼子拼了！跟我上！”随着冲锋号声部队象潮水般向伪军的阵地压过去，守卫平原车站的敌军再也招架不住，伪军纷纷投降，顽固的日军仍企图以断墙、火车轮为掩体，负隅顽抗，即使单兵也不投降，最后被我军一一击毙。
  平原车站汉奸维持会会长刘某，在我军割断电话线后还企图派人去济南向日军报告，被我军生俘后，这个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汉奸还咬伤我两名卫兵并企图夺枪逃跑。在场的我军官兵和八路军代表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一致要求：“韩司令，毙了他！”我怀着不可克制的愤怒心情，一步一步向他逼近，这个出卖灵魂的汉奸，终于向我双腿跪下，哭喊：“司令，饶命啊！”我上去一脚把他踢倒，随即命令：“砍了他！”左右警卫人员立即把他的头按在铁轨上，用刚刚缴获的日本军刀把他的头砍下来。在场的官兵纷纷鼓掌，有的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死汉奸！”。
  此时早已红日高照，看看手表，是上午9点20分钟。自凌晨3点算起战斗整整打了6个小时，举目向北望去，场面更是壮观动人，沿线的百姓男女老少齐上阵，纷纷用镐头、铁棍扒路基，卸枕木，抬钢轨，人们把对日军的仇恨全部倾注在破坏这条铁路上。
  这次破袭战告捷，破坏津浦线北段达100余华里，致使敌伪一周未能通火车，华北之日军为之震惊。当时天津日伪报纸惊呼：“鲁西国民党残军同八路军实行配合，津浦路又遭破坏……”
  时光飞逝，记忆犹新。这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军队组织得较好的一次破袭战。
  欢迎卡尔逊
  1938年5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山、汪洋五位青年同志组成“延安文艺工作组”陪同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7月18日八路军129师师部自南宫打来长途电话通知我，美国贵宾卡尔逊一行将于20日到达临清，希望密切配合做好欢迎和保卫工作，同时通报了邓小平副主任、徐向前副师长和宋任穷副主任会见卡尔逊的简况。鉴于卡尔逊是当时八路军请来的客人，经商定请驻扎在临清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派员专程去南宫迎接卡尔逊等人，另一方面由我发动专员公署组织欢迎队伍。
  7月20日下午1时，当卡尔逊等人离临清城约有两公里时，八路军东进纵队参谋长卜盛光率领一队骑兵去迎接。船过卫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和我，我部和八路军的官兵列队热情欢迎。由于当时未估计到会来这么多的群众，结果把卡尔逊一行围得水泄不通，最后全靠警卫人员在人海中挤出一条通道，才把卡尔逊一行送到为他准备的下榻处——华美医院。7月21日，我在临清组织了几千人的大会，热烈欢迎卡尔逊一行。延安来的同志全部登上主席台就座。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国共两党、各民众团体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卡尔逊阐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由欧阳山尊担任翻译。卡尔逊说：“在武汉看外国报纸，说中国北半部都成为日军的占领区，地图都变了颜色。我走了三省边界之后才知道，这全是谎言！原来华北敌后有大量的抗日军队、抗日政权和抗日人民。”沈鸿烈讲话时，完全是一派外交辞令，老百姓也听不懂，卡尔逊也不感兴趣。我在会上激动的发表了演说，当我讲到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小东洋时，群众鼓掌，欢呼。会后，卡尔逊对我说：“我虽然不懂汉语，但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演说家，老百姓很爱听你讲。”后来，在1942年，卡尔逊从美国几经辗转给我寄来了一本他在1940年出版的书《中国的双星》，记述了他当时在临清、聊城10日旅行的印象，表扬我和范筑先的抗日精神。书中第九章第六节标题是：“在临清会见沈鸿烈和韩多峰”，文中写道：“韩多峰的讲话，人民听得懂，而且喜欢听。韩多峰将军是另一个冯玉祥派的人物——他是一个来自人民的人，一个表情生动的演说家。他走到讲台边沿，好象要向人们倾吐肺腑一样。然后，他大声怒吼起来，描述日本人的暴行，要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用各种手势和姿式表达意思，他模仿投靠日本人的卖国贼的样子，他的声音变得高亢起来，用细碎的步子在台上踱来踱去，人民轰笑起来。最后，他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并号召人民支持他们。”
  一位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美国朋友，在他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章的著作中这样的提到我，并写了一些过誉之词，使我深为感动。卡尔逊武官当时比我年轻10多岁，他是一位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抗日战争现实的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洞察力，我和他短暂的会晤，真是终生难忘。
  7月22日中午，我设宴招待了卡尔逊一行沈鸿烈也到了，饭菜很简单，六菜一汤。我说：“我是按西北军的传统请客，请不要见怪。”卡尔逊高兴地说：“六道菜在美国也算是丰富的宴席。”席间卡尔逊和延安来的同志，大谈发动群众抗日的重要性。沈鸿烈嗫嗫嚅嚅不表态。晚上，我请卡尔逊参观了日军第一次占领临清时扯破的美国国旗和砸坏的美国人的照相机，撕碎的毛衣、地毯。卡尔逊十分激动地说：“日军是没有人性的野兽。”我们一直谈到深夜12点，我讲了我们敌后抗战困难的方面，并且请他呼吁美国人民敦促美国政府援华。7月23日是八路军宴请卡尔逊，沈鸿烈、省府秘书长和我都出席了，四桌酒席全是馆子里叫的，相当丰盛。八路军发帖子、吃酒席，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席间气氛相当活跃，应大家的要求卡尔逊唱了歌，延安来的欧阳山尊也唱了一首，八路军战士代表唱了《国共合作歌》。
  卡尔逊一行离临清前，到我处辞行，我送他们到南关很远的地方。最后，托他带了三封信到武汉：一封致蒋介石，一封致李宗仁，一封致冯玉祥。内容是工作汇报，并揭发了沈鸿烈不能团结抗日，专门制造磨擦。我当时就很清楚，这样内容的信在他们三人手中会引起不同的反响，为了全民族的抗日，就顾不得这些了。
  南宫军政联席会议
  1938年中秋节之前，过去西北军的将领鹿仲麟带了一伙国民党人由武汉转道晋东南到了南宫，他们是来组织国民党系统下的河北省政府和晋察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名义上是搞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也来了些国民党特务分子，其中包括河北省党部书记韩梅岑和以后当了汉奸的孙良诚等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在这个地区建立他们的政权，发展武装势力。我在临清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心去南宫找鹿钟麟面谈，一方面要些子弹，另一方面向鹿揭发沈鸿烈不抗日的一系列问题，并借此机会去找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和八路军129师徐向前副师长接洽。我在南宫受到各方面的热诚接待。沈鸿烈知道后，曾用长途电话告诉我，不急于回临清，他不久也要到南宫来，他有要紧的事面商。他一面在秘密的办理撤换我的文件，一面偕同范筑先将军同到临清，当众宣布调任我为山东省保安处长，事先花钱收买了我的部下吴连杰，还给他一辆小汽车。范筑先将军虽是山东省政府主席聊城行辕主任，但对此事前一无所知，却又无可奈何。吴连杰虽被收买，但他部下的几个团长表示气愤，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出卖”，有碍团结抗战，他们曾联名拥护我。派人到南宫给我送信，表示支持我继任专员，否则自行其是，我个人表示要以团结抗日大义为重，不能制造分裂，坚决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后来我在南宫参加八路军129师和民选的冀南行政公署所召开的“欢迎冀鲁军政人员的座谈会”。主人是中共北方局的朱瑞、李菁玉，129师徐向前副师长、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副主任宋任穷等同志。客人方面是鹿钟麟、沈鸿烈、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和我。鹿钟麟在会上首先发言对沈鸿烈恭维了一番，沈也表示此行系向鹿、徐、杨、宋诸位请教而来。接着范筑先将军讲话，鹿钟麟还特别做了介绍。范说：“去年初冬日寇压境，那时鲁西北外有强敌，内有土匪蜂起，我们的抗战行动可以说是孤军抗战。后来来了个朋友八路军，使我们守望相助，团结御侮，增强了我们的勇气和决心。”范讲完以后轮到我发言，我很激动地站起来，把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收买地方部队脱离范筑先，破坏团结抗战，密令腾梅五不发给八路军给养和断绝临清抗战团体的给养，限制组织抗日团体，想利用改科取消“战委会”和制造磨擦事件的许多具体事实都当场揭了出来。发言时很愤慨，引起全体与会者的热烈鼓掌。还是徐向前副师长怕沈下不了台，他接着发言，讲到如何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杨秀峰和韩梅岑也都讲了话。中共北方局的代表朱瑞同志最后发言，他表示同意加强国共两党上层合作的意见，提出冀鲁两省如何加强合作抗战的问题。他的态度诚恳，声音洪亮，今天回忆起来还宛如昨天的事情。
  我认为那次座谈会的性质，小则关系华北抗战前途，大则关系国家民族存亡，是抗日时期国共两党在敌后一次合作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沈鸿烈找我面谈，约我同他一道去山东惠民县。我表示坚决不任他的“保安处长”。他说：“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私下谈，在会上当着共产党你叫我太难堪了。”我说：“你又错了，蒋委员长不是说过，抗日的军队不分党派吗？”他摇着头说：“在山东太难了！”我说：“请你原谅！我的发言是为了抗日救亡，谁抗日我支持谁。”
  沈鸿烈对我临清工作期间的工作成就及政治影响仍不放心，又对我说：“你回去时不要再过临清，如果那里对你接待太热情了会使新任专员面子上不好。”我说：“你放心，我决定不再经过临清。”
  范筑先将军在南宫时，受到当地军民热诚欢迎，而对于沈则十分冷淡。这在两个不同的大横幅标语上就能看出来：一边是“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一边是“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显然，人民告诫他不许中途妥协投降。
  我在南宫时也曾在徐向前将军那里作客，八路军用大洗脸盆端水饺上席，显示他们的朴素和真诚。我曾向徐将军表示自己很想参加八路军，他很诚恳地回答我：“你在那方面历史很久，地位较高，在抗战中仍能发挥力量，你不要灰心。”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范筑先将军是比我早几天离开南宫回聊城的。这次南宫之行，更加深了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消极抗战派和以范筑先为首的积极抗战派之间的矛盾，因而他们采取了不择手段的卑鄙手法，破坏范筑先将军抗战。
  1938年11月13日，范筑先在平阴解决了汉奸道会门暴动后，回到聊城的第二天，正当我们谈话时，沈鸿烈的参谋长廖安邦来电话，称阳谷县“忠孝团”暴乱不必去打，请范司令讲一次讲话就可以平息，当地百姓是拥护他的。范立即决定次日动身前往。这时，前方军情报告：日军大部队自济南出发，直奔聊城。范十分着急，因为部队还未集中。我激于良心和道义，表示愿意去阳谷安乐镇解决暴乱问题。范十分感动地说：“你去开导开导他们，叫他们别妨碍我们对日作战。”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回来再见吧！”
  11月14日凌晨，我带了警卫人员直奔阳谷安乐镇。到区公所不久，外面枪声大作，有些装束奇异的“忠孝团”乱开枪，我站到房顶上正在喊话之际，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左肩，鲜血立即流出，我几乎跌下去。我的警卫员本来都带着手枪、手榴弹和手提式冲锋枪的，他们要还击，我坚决制止。然后，我捂着伤口，向他们晓以抗日的大义。其中有一个头目认出了我，说：“这不是老连长吗？”原来是二十年前跟我当过兵的一个人。他说出了实话：正是沈鸿烈的参谋长布置他们打范筑先的。我边流着血边对他们说：“你们错啦！范筑先正在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只有汉奸才让你们打他。你们若是中国人就不该这么干！”在场的有的流下泪水。为了安全，警卫人员把我抬到八路军的防地养伤。
  我在安乐镇负伤的第二天即1938年11月15日，是日本鬼子攻击聊城最激烈的一天。在50里外还可以隐隐听到远远传来的炮声，16日炮声听不见了，我知聊城战况一定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在坡里医院治疗，经过检查，知道左肩骨已经被打碎了，又因失血过多，危在旦夕之间。所以左右的人都知道范筑先将军殉国的噩耗，怕我闻悉痛哭，增加创部疼痛，一直保密不告诉我。
  但在不久之后，我终于知道我所敬爱的范大哥英勇牺牲的消息。我放声痛哭，哀悼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重庆两见周恩来
  1941年，我左臂战伤复发，于是几经辗转到了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去治疗。平时就住在歌乐山冯玉祥将军的公馆里，这期间经常同冯玉祥商讨抗日的形势，冯常给我讲国际形势。
  在我即将离开重庆之际，曾同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周茂繁（后来得知他是中共党员）同志说，能否有机会去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公（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尊称）？周茂繁同志说：“周公很忙，要事先联系，作出安排，你不妨多住几天再等等。”一连几天杳无音讯，我已经收拾行装准备去安徽了。一天下午，周秘书突然通知我立即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我说：“吃完饭再去吧！”周秘书说：“不必，冯先生（指冯玉祥）的汽车在等着。”于是我们乘了冯玉祥将军的汽车，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在客厅没等一会，周恩来同志快步走过来。周茂繁秘书做了介绍后，周恩来同志说：“欢迎、欢迎，你从前方回来，光荣负伤。今天不谈军事，也不谈政治，请你吃饭，为你洗尘。”一席话使我热泪盈眶。席间我谈了同八路军合作抗日的情况，也谈了范筑先牺牲的经过。当周恩来同志问我对大后方的印象时，我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有钱的人还是花天酒地，不知前线兄弟们的疾苦。周恩来同志说：“对嘛！现在是抗战时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钱的不出钱抗日，整天花天酒地，老百姓自然不满。你可以呼吁一下，我们说多了，又说我们宣传共产主义了。”说完哈哈大笑。饭后稍坐一会，我就起身告辞。周恩来同志又开玩笑地说：“你看，我们又都违背了诺言，刚才既谈了军事，也谈了政治，欢迎你再来。”由于有公务尚需办理，我又在重庆多呆了20多天。临行前，再次通过周茂繁秘书联系得以当面向周恩来同志辞行。交谈中，周恩来同志很仔细地询问我前方战区的情况，并且十分赞赏范筑先将军生前提出的良心抗战。他说：“这个提法很好嘛！有利于克服抗日中的种种困难，有利于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两次接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决定了我在1945年以后坚决脱离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济南兴办教育事业。
  不当司令当校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国民党军队李延年部进入山东。到达济南后，我所观察到的真可谓地地道道的“劫收”。国民党内部、军队之间你争我夺。国民党军政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在明争暗斗。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没有前途的军事，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947年初，王耀武任第二绥靖区长官时，多次请我吃饭，还到我家中交谈。这中间他提出，让我“出山”去山东潍县当城防司令，让我提条件，并说，如果同意可以把吴化文部调拨给我等等。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早在1946年我在上海送冯玉祥将军去美国“考察水利”时，冯曾对我说过：“内战已不可避免，我们切不可卷入。”我给王耀武的答复是明确的：“老了，抗日中也打残了，还是办教育为好。”尔后，我担任了一个工商学校校长和一个育幼院院长的职务。对此，王耀武十分不悦。
  劝说王耀武发表广播讲话
  济南战役以王耀武的失败而告终，他在山东寿光被解放军生俘后，押到益都附近的一个临时战俘营。当时华东野战军军运部长刘贯一同志到济南来找我，我们一见如故。因为早在1928年他就在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中做工作。他约我去益都见华东野战军首长。我们乘了解放军刚缴获不久的美制十轮卡车，于夜间到了益都，当时白天国民党飞机沿胶济线公路不停地扫射、轰炸。1948年10月14日下午，陈毅、黎玉、舒同等同志接见了我，刘贯一同志也在座。陈毅同志开玩笑地说：“听说王耀武闹情绪，你劝劝他，饿坏了身子莫说解放军不给饭吃。”在场的同志都笑了。当时还提出让我劝说王耀武，希望他能对蒋管区发表一次广播谈话，我欣然同意。
  第二天上午，当我到达关押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营房门口时，看到了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己写的对联，很有意思。上联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下联是：早出去晚出去早晚出去。陪同我的政工干部说：经过短期学习，他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很快，已开始相信解放军的政策。上联的意思是：国民党必败，国民党的将军早晚都将被俘。下联的意思是：相信解放军早晚一定会释放他们出去。我听了后，顿感解放军政治工作确实有力。当我走进关押王耀武的单独房间时，情形就不一样了。我进门就说：“我是专程来看望你的。”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才说：“是他们（指解放军）派你来的吧？”我说：“也对，不派我来，我怎么能进了这个门呢？”我的坦率使他同我有了共鸣。接着他又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低头叹气地说：“秀岩（我的字），我知道你共产党里有朋友。我是不行了，我的家属和小女儿都已南下，如果今后有机会，请你捎个信，让他们好自为之吧！”当时的口气就象是要永别。我把华东野战军首长让我转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说他的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这时他才半信半疑地说：“共产党真的不杀我吗？”我让他相信共产党的话，也请他相信我。我又问他：“吃的怎么样？”他说：“还好，真是优待俘虏。可是我吃不下去。”我说：“我把底都交给你了，准能吃得下。”当我再问他需要什么时，他坦率地说：“除了吃饭时有热水外，平时没有热水，想请你给我买个暖水瓶。还有就是晚上起来有些冷，能不能弄件棉大衣披一披？”我听了后，立即到益都街上买了一个暖水瓶和一件黑色的棉大衣给他送去。他感动地流了泪，说：“真不好意思，劳老前辈的大驾。”其实当时我也不懂，这些事本来对陪同人员讲一声就行了。
  在这之后，我又多次去关押王耀武的房间同他谈话，争取让他对蒋管区发表广播谈话。王耀武开始不肯，他说：“军人以死报国，在电台讲了，没脸见人。”我说：“这又不是抗日，你报什么国？打内战是报蒋。共产党说的话十之八九都办到了，去年你告诉我中共点了你的名‘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今年就实现了……”说到这，他立刻截住我的话，苦笑着说：“还有就是打到南京去，捉老蒋了。”可见当时这几句口号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于济南一役的失败，他内心仍有不服：“这一仗，吴化文把我给卖了。”我说：“你真可谓糊涂一时。就算吴化文不投降，你一个飞机场，老蒋能给你运多少兵？”这句话刺到他的痛处，王耀武说：“是啊，老蒋不给我许愿，我也不敢守济南。”再次谈到发表广播谈话时，我说：“你在电台讲几句，让南方的家属子女听到也好知道你健在，现在南京报上说你以身殉职了呢！”他听到后，又是一阵苦笑说：“这是《中央日报》的惯例，我料到他们会这样报道的。关于广播的事，我再想想吧！”
  不久，王耀武同意了播音，大意是：“我是王耀武，我被俘后解放军对我很好。希望弟兄们放下武器不要再打了。”王耀武的广播，揭穿了国民党电台、报纸的谎言，对风雨飘摇中的蒋家王朝无异又是一道催命符。
  悠悠泰然度余生 但悲不见九州同
  1948年9月24日迎来济南解放时，我已是60岁的人了，但我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信心。解放后第三天，我就去找当时军管会主任袁仲贤同志，要求工作。袁仲贤同志十分高兴，当即表示：要我仍去担任两个校长的职务。另外告诉我，今后要办的事情很多，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先后担任了土改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每天黎明即起，练气功，习太极，不知不觉又过了近40年。在台湾的老同事，有的得知我仍健在时，表示惊讶。几十年来，我全家的生活一直得到照顾，子孙在各方面都有所造就，我自己也可以说是安度晚年。
  1986年春天，许多当年的老同志为我祝寿。著名诗人减克家送给我一幅他亲笔写的祝词：美愿如花结硕果，悠游度过百年关。我是1909年当清朝士兵的，至今经历了几个朝代，总算亲眼看到了祖国初步繁荣昌盛。但愿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能携手走向未来。
  附记：韩多峰同志，于1987年3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9岁。在他弥留之际立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台湾海陕，以表达他希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夙愿。山东省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徐向前、宋任穷、谷牧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北京发来唁电并送了花圈。在海外的华侨和知名人士也送了花圈。
  悼词中云：“韩多峰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我们悼念韩多峰同志，要学习他的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