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宣武，字崇文，公元1907年11月17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河南省泌阳县象河乡洼里村的一个小康家庭。7岁入村塾，读了一些《三字经》、“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的古籍。随后转入象河乡高等小学，在毕业考试的榜上，名列第三。1919年春赴开封，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法语专科。这个学校，是袁世凯于民国初年当大总统的时候，为了培养河南人的出国留学生而拨出专款设立的一所六年制的外语专科学校。那时，河南尚无大学，它算是河南省的最高学府，进入这所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同我一起从象河乡来投考这所学校的八个同学，只有我一人被录取了。这所学校第一期120人，是英语专科，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因而社会上把这所学校称为“留美学校”。第二期120人，是德语专科，毕业后去德国留学。第三期120人和第四期120人都是英语专科，毕业后也都去美国留学。第五期120人是法语专科，毕业后分别到法国或比国去留学。第六期仍是英语专科，从这期以后，这所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以后又改为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河南师范大学。当我进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那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当运动的浪潮冲击到开封的时候，我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参与了驱逐亲日派汉奸。当时的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吴鼎昌的行动，打击了贩卖日货的奸商大老板，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反帝和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将军任河南督军。他下车伊始，就到我们学校视察、访问、讲演，并请学生阅兵、看操、参观军营内务。以后又不断听了冯将军麾下的旅长张之江、参谋长石敬亭、警务处长鹿钟麟等对学生进行的公开演讲。冯将军和他的部将，每次对学生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时，都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他们号召学生共赴国难，只有以武力抵御外侮，才能免遭瓜分之祸，才能救国救民。我听了冯将军和他的部将多次讲演，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启迪，激发起我的反帝爱国热情；同时我认识到，冯将军和他的部将与一般祸国殃民的军阀不同，他们是鹤立鸡群，真正是爱国爱民的将领。在这期间，我也看到了冯将军的部队纪律严明，军民相亲，真正是不扰民真爱民。军官和士兵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身强力壮，精神饱满。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其兵营的整齐、清洁、严肃、活泼，俨然是一所大学校。每天三操两讲堂，训练非常紧张，要求非常严格。我深深感到。国家能有这样的军队，中国是有救了。于是我萌发了一个想当军人的念头。1922年秋，我不等到大学毕业，也不希望到法国留学，而志在武力救国，决心投笔从戎。适在这年9月，冯将军招考学兵，我遂报名应考。智力测验合格后，作体格检查时，因我当时只有16岁，身长不到1米6，负责体检的是旅长李鸣钟和军务处长王镇淮，都说不够标准，不能录取。正在此时，冯将军到场，他询明情况后说：才16岁，是还要长高的，他既有志从军，可先让他当个“备补兵”吧。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冯将军兼任师长的陆军第十一师工兵第十一营的电雷连，从此开始了我的军队生涯。
  我在“留美学校”上学的四年期间，除了必修正课如国文、法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生理卫生各门外，在课余时间我看了不少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列国演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厢记》、《镜花缘》、《今古奇观》、《唐宋传奇》、《徐霞客游记》、《老残游记》、《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聊斋》……以及近代一些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我当兵之后，月饷有限，每年从家中寄来十元二十元，我订了一些报刊，如上海《申报》、《时报》、北京《顺天时报》、《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天津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等等，我的上级排、连长乃至营、团长，常常向我借阅书报。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山全书》刚一出版，我就邮购到手，我们的旅长张维玺也曾向我借阅。
  我在上学时，原名张明霖，字云波，从军后始改今名。1922年冬，冯将军调任陆军检阅使，他所属的陆军第十一师及第七、八、二十五混成旅，都调到北京，除第七混成旅驻通州东苑营房，其他各部队都集中住在南苑营房。1922年至1924年的两年中，是冯将军所部练兵的黄金时代，西北军的纪律严明、战斗力坚强，以至后来扩充到二三十万大军，都是由于这两年的训练奠定了基础。冯将军信仰基督教，他所属的全军官兵也都成了基督教徒，我是在1923年春领洗的，领洗的随军牧师是余心清、浦化人两先生。那时我是“备补兵”。军中有这样的说法：“当兵不如当备补，当备补一不下操，二不受苦。”在编制上，每班有一名备补兵，他的任务是整理连队的环境卫生和本班的内务以及其他一些杂务，而不随队出操、打野外，类似一种见习生。在我长到年满18，高1米6的时候，遇有列兵出缺，我就可以递补。我虽然是一名备补兵，但在这两年中，我从旁见学，无论是学科还是术科，我都不比列兵的素养差，尤其是我对器械操和体育运动如田径、球类，差不多都爱好。由于我上过学，识几个字，在连队的司书繁忙时，他常常请我帮写帮算，有时营部的书记处或军需处也请我帮忙。
  1924年9月，冯将军所部扩充为6个师，我被升补到刘郁芬的第二师、张维玺的第六旅、宋庆霖的第十三团、张骏的第一营、王春华的第一连任正式列兵。那时候，我们营的营副葛振江升任新成立的一个营的营长，他还没有罗织到军需长，他要我去临时帮忙军需业务。经我手收支开办经费3000多元现大洋，在办理结束时，收支帐目和一切单据，全无差错，而算来算去，总是多出二百元钱，我把这二百元钱交给了葛营长，他以50元给我作酬劳，我分文没要。他要我给他当上尉军需长，我说：我愿意带兵打仗，而不愿当军佐，我坚决地辞谢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冯将军所部编为直军第三军，由北京经密云、怀柔，出古北口，再经承德，向吉林省的开鲁进军。我们连由南苑移驻到北京以北的高丽营。1924年10月23日，冯将军突然下令班师回京，发动首都革命，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军阀政权，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我们连先后守备北京城的安定门、德胜门和西直门。1924年12月，张维玺的旅部成立手枪队。西北军的手枪队，每人除有一支驳壳手枪和一支步骑枪，还有一把大砍刀，因而社会上又称之为大刀队。它的任务除了警卫司令部以外，还作为王牌部队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使用它。它的成员。，是在各个普通连队中，选拔体格特别强壮、手脚特别麻利的士兵所组成，其训练也比一般部队要求严格得多。我被选到该队任副班长。
  1925年春，冯将军兼任西北边防督办。，不久又受命兼任甘肃省军务督办。这时西北军拥有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和一个甘肃省，冯将军本人须在张家口坐镇，因此派师长刘郁芬代理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率其所部第二师于是年4月由北京开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不久又进至五原县境的乌兰脑包。是年9月经宁夏进入兰州，这时我升了班长。1925年冬，刘郁芬为了培训中、初级军官，成立了以旅长张维玺兼任团长的、相当于军官学校或讲武堂的西北军兰州军官军士教导团，我被调入该团学习了半年，学习了一些典、范、令和初级战术以及《曾胡三台兵语录》等等。
  1926年春，甘肃陈东镇守使张兆钾和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以及其他一些土著大小军阀，受吴佩孚的愚弄唆使，先后发生叛乱。这些叛军的兵力不下120多个营，而西北军在甘肃的兵力，却只有一个师和督办公署的一个卫队团，总共不到30个营，多方受敌，战线过长，时有顾此失彼之虞。刘郁芬乃将督署卫队团的手枪营和师、旅部的手枪队，配以机关枪、迫击炮、工兵、通信诸连队，合编一个手枪团，哪里情况紧急，就把这个手枪团调到哪里去应援。因此，这个手枪团成天东挡西杀，疲于奔命。有一天下午在兰州，大家忙于收拾行装准备出发，而我因值日办伙食，在大家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得空收拾行装，不料我还没来得及吃饭，忽然命令紧急出发，于是我空着肚子夜行军，一气走了90里。天亮到了金家崖，两行军锅大米饭尚未煮熟，又接立即出发的命令，向90里开外的甘草店前进。天黑到了甘草店，未得休息，又命速返兰州城。夜以继日，枵腹行军，两天两夜360里，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到了兰州督办署，心想可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因为困的要命，顾不上吃喝，倒头便睡。谁知只睡了两小时，又是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兰州西南45里的狗娃山发现敌情，要求以急行军去迎击。于是，我又是空着肚子出发了，甚至连水壶也没来得及装水，干粮袋里也没来得及补充干粮。
  作为一个手枪队的士兵，负荷的武装是：一支驳壳枪和子弹200粒，1支步骑枪和子弹100粒，1把大砍刀，1根丈八长矛式的梭镖，1件棉大衣，1套备用军服，一套衬衣，1双备用鞋和1双备用袜子，1条洗脸毛巾，1个水壶，1个搪瓷饭碗，1个杂囊（内装擦枪工具、擦枪油、针线包、肥皂、指北针、手电筒、大蒜、万金油、仁丹，等等），3斤晒干的干粮，还有1把雨伞，总重量达六七十斤。在缺饮食、缺睡眠的情况下，两天两夜不歇气地行军，浑身无力，越走越累，越累越感觉着负荷沉重，我渐渐地撑持不住了，掉队落伍了。当我到了1000米高的狗娃山山麓时，四肢无力，汗如雨下，心烦胸闷，难过万分，我走不动了，倒在地上。这时我忽然萌起一种不想活的念头。在队尾负责收容的排长王绍陵问我：“五班班长，你怎么啦？”我说：“排长，你行个好，照我胸部开一枪吧！”富有经验的王排长对我说：“我看你是又渴、又饿、又困、又太累了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把他那个装有冰糖开水的水壶递给我。我一气把他水壶里的二斤糖水喝个净光，马上清醒了，有点精神了。王排长又把他干粮袋里的饼干倒给我一大捧，我吃了之后，马上觉着浑身有劲了。王排长于是对我说：“走吧！”当然，我也不再想死了。从此，我深刻体会到，人是铁，饭是钢，而水和睡眠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枪团在狗娃山和大鸟山一带作战三四天，把叛军旅长宋友才、韩有禄两部五六千人全部消灭了。在这次战斗中，我有一种很不正常的念头：当我举起枪向敌人瞄准时，我忽然心血来潮地想，他们都是同胞，为什么要打死他们？于是我把子弹向天空射去。当然，我也认识到，我不杀敌人，敌人要杀我；对敌人宽恕，就是对自己残忍。我这种矛盾心理的“人道主义”是讲不通的。
  在狗娃山一带战罢，有一天宿营于桄沙县一家民房里，半夜出发，走了2里路，班内列兵常心芳忽然悄悄对我说，他的驳壳手枪遗忘在宿营地了，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丢了手枪，可不是小事！于是同常心芳急忙奔回宿营地去找，好就好在半夜里，房主还未起来打扫屋子，那支手枪依然放在地铺上的铺草堆里。谢天谢地。我也未再责罚常心芳。
  1926年5月，我们手枪队队长赵凤林升任了营长，他要我到他营去当司务长。升官是好事，但我舍不得离开我那一班长久共患难、亲如骨肉的列兵，他们也都抱着我的腿，哭哭啼啼地不愿我离开他们。于是我拒不受命。赵营长派了一位排长来接我，我躲了起来。赵营长亲自来接我，我隐伏在厨房里的灶门下，不知是谁透了信，赵营长掂着耳朵把我拉走，我当上了西北军第二师五旅十五团三营十一连的司务长。我当上司务长的第二天，在行军途中，团长倪玉声发现我们连有一列兵，走路一瘸一瘸的，问他怎么了？他说是他们班长打的。西北军有禁令，班长不许打士兵。到了宿营地，倪团长将全团各级军官招集起来，他说：早有禁令，班长不许打士兵，十一连有一班长把一个士兵的腿打瘸了，你们十一连的官长们为什么不管不问？他说罢，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们连的连长、三个排长和我，按倒在地，每人打了20军棍。我刚到这个连，打士兵的班长和挨打的士兵我都不认识，更不了解那个班长为着什么打那个士兵。这是我在军队生活中唯一的一次挨军棍。西北军禁止班长打士兵是对的，却不禁止上级打下级，难道也是对的？
  1926年7月，张维玺旅攻克了狄道（今临洮），解决了叛军陇南镇守孔繁锦的一个团。同年8月19日，攻占了陇南首府天水，解决了孔繁锦部万余人，虏获甚多。张维玺旅扩编为西北陆军第十三师，我亦因战功升了排长。三个月后，张维玺部又扩编为西北军第十三军，原有的手枪队扩充成手枪营，我升任这个营的第一连连长。在战争年代，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这一年内我连升了三级。
  张维玺攻下天水时，曾得到孔繁锦带不走的鸦片烟土万余两，派副官王复祥和军需员王立基运往陕西风翔去贩卖，而派我率手枪兵一排去护送押运。当由风翔返回天水时，正值农历除夕，在夜行军的途中，路两旁的村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地过年，而我们当军人的却埋着头夜行军，我和一排士兵都在默默无言地叹气，看来都有思乡之念头。
  1927年夏，张维玺的第十三军，由陇南开到西安。有一天，有11名判处死刑的土匪，军法处派我带10名大刀兵把他们押赴刑场斩首。土匪是11人，而执行的士兵只有10名，一人杀一个，看来势必我也得动手杀一个。但是我虽从军多年，也打过几次仗，却从未亲手杀过人。我手软，下不得手，也不愿开这个戒，于是我命那位班长一个人杀了两个了事。
  1927年，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公玉祥统率西北军，由五原经宁夏、甘肃、陕西，东出潼关，会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这时陕西土著大小军阀，割据城池，各霸一方，不仅不听指挥，不听调遣，反而扰乱后方，残害人民。盘踞同州（今大荔县）达十年之久的旅长麻振武部五六千人，由于城坚池深，粮弹充足，自1927年2月至7月的半年间，冯总司令先后派遣方振武军韩复榘军和刘汝明军，逐次围攻，均未奏功。这年7月，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奉调围攻同州，冯总司令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同州。该军昼夜猛攻，炮火连天，越城壕，爬云梯，伤亡数以千计，历时两旬，而未能攻克。张维玺鉴于硬攻无效，乃采用坑道作业从地下进攻。这年8月25日，在靠近北城门西侧的一条坑道挖掘成功，在对准城墙的下面埋了3000公斤炸药。8月26日下午4时，坑道炸药爆炸，把城墙轰开二三十米宽的一个壑口。我奉命率100名手枪兵为突击队，一手握手枪，一手执大刀，在机枪大炮密集火力掩护下，从壑口突入城内，后面的大部队跟着如潮水般地涌入城中，经过两小时的巷战，叛军旅长麻振武被击毙，其所部一半死伤，一半被俘，全数被灭。而我在突入城内约六七十米的药王洞时，猛不防遭到据险顽抗的敌人射击，我的右肺部受到从前胸到背后的贯穿重伤；同时另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腿。肺部伤势极重，当时鲜血几乎流尽，7天不省人事，几濒于死。当担架兵把我抬着从火线经过炮兵阵地时，张维玺军长看见我的伤势说：“不行了，这孩子可惜了！”一星期后，张维玺到后方医院慰问伤员时，看见我在病床上睁着眼，很诧异地说：“那不是张宣武吗？你没有死啊？啊！命大，命大！”张维玺发给伤员的犒劳金，每一军官10元，每一士兵5元，而给我的却是50元，都是现大洋。这一战役之后，我升任了副营长，并得到冯总司令颁给的一枚“革命奖章”。我的伤势虽重，但因年轻，不到半年，伤即痊愈。我自1922年从军以来，六年当中没有回过家，且因远离家乡，又加成天行军作战，也很少往家写信，即便我不想家，而父母不能不想念我。同州之战，我差一点死了，假若死了，我的父母将何以堪受？趁着没死，必须回家省亲，以慰父母之望。于是我于1928年春请假半月，回到故乡，临行时张维玺军长还送给我100元钱。
  1928年3月，张维玺军长率所部一个师和军直属大部，东出潼关，在豫北、鲁西一带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作战。张维玺所部的另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以及军属的一部分，由副军长倪玉声率领，受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指挥，继续参加戡乱平叛。当时我是留在陕西这一部分的军直属坑道营的副营长。我们在1928年的上半年，先后攻克了被土著军阀割据的三原、高陵、泾阳、朝邑、韩城、蒲城等城池，解决了军阀师长卫定一、薛心斋和旅长耿景惠、耿庄、段懋功等部两三万众。
  1928年7月，张维玺率部由河南开回陕西。8月率其第十三军全部，围攻叛军旅长党玉琨割据的凤翔城。先是，宋哲元曾以三个师的兵力围攻凤翔半年之久，伤亡官兵数千人，而未攻克。张维玺用攻破同州城的故计，以其坑道营对城墙东部进行坑道作业。当时我是这个坑道营的副营长，营长王福祥因伤住院，我代理营长，我亲自指挥坑道的挖掘，只用两周时间，坑道作业完成，埋上4000公斤炸药，接通电线，9月1日上午，电钮一按，象火山爆发似的城墙出现了一个十几丈宽的大壑口，同时1000多门大炮和四五百挺机关枪，向壑口和城内发射数万计的炮弹和枪弹，同时攻城部队象潮水一般的从壑口涌入城内。城内叛军惊慌失措，如痴如呆，陷入瘫痪状态，只有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巷战，一小时后战斗即告结束。党玉琨在乱军中被击毙，其部队被打死打伤的约两千多，其余四五千被生擒。这一战役结束，张维玺命我到十三军的十七师去当营长，我以年轻、缺乏经验阅历请辞，张维玺初而不允，继而动怒，要用军棍打我，但我坚不受命。张维玺也只好收回成命，却把我调任军部手枪营的副营长。
  1928年9月中旬，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奉冯总司令之命，进军陕南汉中、安康一带。北洋军汉中镇守使、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盘踞陕南10年，军纪废弛，兵匪不分，搜刮盘剥，民不聊生。张军一到陕南，吴部不战而溃。吴部被驱逐消灭后，却遗留下来数以万计的土匪，打家劫舍，路断人稀。张维玺派我率手枪营的两个连入山剿匪。土匪虽众，但多系饥民、流氓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不出半年，陕南全境匪患敉平。
  1929年春，张维玺为了培养军队干部，开办西北军第十三军教导团，叫我任军官队副队长兼军士队队长。同时为了训练狙击射手，命令全军每个连队挑选两名好射手，成立了一个射击队，由我兼任队长，负训练之责。三个月后，张维玺又命我当营长，我还是请辞，但这次再也辞不掉了，不得已，我就任了十三军的十七师五十九旅九十九团三营营长。
  1929年秋，冯将军、阎锡山联合李宗仁组成“护党救国军”，掀起反蒋之战。张维玺军由陕南沿汉水东下，直趋襄樊。我营在进攻猴儿岭和南漳城外的周公山两役中，立了功，受了奖。以后打到襄阳近郊的茨河、泥嘴、尹家集、官路口，襄樊指日可下，但因陇海线上出了问题，整个战局不利，张维玺军不得不后撤而返回陕南。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故乡乡亲曾经给我提婚事，我父亲说，现在不给他提，等他长大自行“招亲”。所以我在故乡未曾定亲。1928年夏，张维玺托其所属二十师师长王和祥介绍，想把他的侄女嫁给我，一则我不愿与同姓人结婚，二则我不愿意高攀，子是我谢绝了。次年，张维玺所属十七师师长赵风林又托人介绍，要把他的侄女赵玉璧嫁给我，起初我同样地辞谢了，可是后来张维玺的参谋长俞方皋和团长时同然、王赞亭等纷纷作媒，固辞不允，我和赵玉璧于1930年1月19日（农历民国十九年腊月二十四）在陕西安康结了婚，我23岁，赵玉璧16岁。现在的青年们，是先恋爱后结婚，而我们俩却是先结婚后恋爱，在结婚前，我同她不认识，没有见过面。她是河南郏县人，高小毕业，上过一年多师范。她颇聪明，也颇贤惠，家务事和对儿辈的教养，都全由她负责。她生了五个儿子，除二儿子少武因患脑膜炎活到9岁不治身死外，其余俱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少文，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现任山东省淄博五中高中教员；三儿子少斌高中毕业，现在淄博市张店区大张乡曹营村蘑菇厂技术员；四儿少英，山东医学院毕业，现任济南第二机床厂职工医院外科医师；五儿子少杰，共产党员，曲阜师范学院毕业，现任章丘师范教导主任兼物理教师。他们都已成了家并都有了儿女。我在结婚以前，可以说是守身如玉，23岁未尝近女色；结婚以后，未尝近别的女人，可以说是生平无二色。
  1930年春，冯、阎再次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张维玺被任命为第一路总指挥，率所部第十三军再次由陕南东下，经湖北郧阳、河南南阳趋许昌。1930年5月上旬，与蒋军王金钰的四十七师，徐源泉的四十八师，上官云相的五十四师和肖之楚的四十四师进行争夺许昌之战。战斗空前激烈，光是5月18日这一天，张维玺部就有两个旅长、两个团长和四个营长负伤，四个营长阵亡。我营四个连长，三个受伤，一个阵亡，我自己也被敌机炸伤左腕。5月19日，我们团的团长时同然升了旅长，我递升了团长。这次中原大战打了半年多，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由于张学良的出兵帮蒋，战局急转直下，结果冯、阎以失败而告终。张维玺部在新郑被蒋军层层包围。蒋方迫使和平解决。我同师长赵凤林、旅长时同然和团长司宝庆、营长高德林、冯志仪等，力主突围打出去，而张维玺不允。竟把我们这些主张突围的看管起来，于是张维玺部数万人放下了武器。
  张维玺率部离开陕南参加中原大战时，留置了一个旅，旅长王志远兼任汉中警备司令。这个旅有5个团，后来扩编为西北军暂编第一师。王志远得到张维玺部在河南失败的消息后，一则不明了失败的真相，二则他的部队缺乏干部，他邀我到他那里去。1930年底我到了汉中，他委我为警备司令的参谋长，三个月后又让我出任团长。这时候，杨虎城将军任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派他的部队第十七师五十一旅进驻汉中，旅长赵寿山兼任汉中绥靖司令，把王志远的暂编第一师缩编为三个团的警备旅。1932年夏，杨虎城把王志远旅的一个团从陕南调到西安附近，说的是协力剿匪，实际是拆散王志远旅的势力而排除异己。1933夏初，杨虎城的部将、三十八军军长兼陕南绥靖司令孙蔚如到了汉中，他借口军费短绌，命令王志远旅仅有的两个团缩为一个团，拨归赵寿山旅建制，而把王志远调为赵寿山旅的副旅长。孙蔚如的命令下达后，王志远召集团、营长和幕僚们开会，大家一致认为杨、孙这种措施是意在消灭冯系残余，咄咄逼人，欺人太甚；同时认为在当时那种混乱局面的社会里，丢掉饭碗没饭吃，放下拐棍有狗咬，不能俯首听命任其宰割，而应另谋出路。先是，胡宗南部在尾追红四方面军路过汉中时，胡曾听到汉中的父老们称赞王志远部纪律严明，军民相安，保卫地方，深得民心，便企图笼络这一部分力量。曾邀王志远相见，并对王说，如果遭受杨虎城、孙蔚如的压迫在陕南不能相处时，可到碧口想办法（碧口是胡部丁德隆旅的防址）。于是王旅遂于1933年6月离开陕南，开到川陕南交界的宁强县，准备开往碧口。孙蔚如一面派兵追击，杨虎城一面给蒋介石打电报说，王旅叛变，请饬胡宗南截击。蒋介石投鼠忌器，不好再让胡宗南收容王旅了。这时候，红四方面军解决了川北军阀田颂尧的防地好几个县，田颂尧的部队正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无力招架。蒋介石好象雪里送炭似的给田打电报说：特派一支有力的部队王志远旅，帮你“剿匪”，归你建制。田颂尧求之不得，喜出望外，于是我们这个两团人的旅，从宁强开到广元，投入了田颂尧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于我们这一旅人是冯玉祥将军所属的西北军旧部，无论是纪律、训练还是战斗力，都在一般川军之上，经过田颂尧的副军长孙震检阅之后，他们把这个旅看作是整顿二十九军的模范，于是把这个旅编为三个团的教导旅，我仍任该旅第一团团长。
  我旅投入田颂尧部之后，于1933年7月进驻川北咽喉门户的广元县城。红四方面军适于此时向广元进军，我旅据险狙击，相持数月，广元县城未能解放。在此之后的1933至1935年的两三年间，我旅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东北地区的通江、南江、巴中、苍溪、阆中一带，辗转对战。1935年春，在通、南、巴一带的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西进，准备突破嘉陵江到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在红四方面军西进时，田颂尧部的八九个团，溃不成军地西逃，逃到东溪镇附近，前有面宽水深的东河，而只有两只小渡船，后有强大的红军追兵，上万人的田颂尧部官兵，眼看就要被歼。值此关键时刻，我团停止西窜，在东溪镇东面的高坡子占领阵地，阻滞红军前进，并悬赏挑选奋勇队200人，由少校团副冯志仪率领，向红军追兵发起反击，同阵地上的全团枪炮火力一齐发射，追兵一时摸不清底细，以为是田部大举反攻，遂即转进，向东退去。时已入暮，我团掩护田部溃兵，从容渡过东河西岸。由于这一举动，使得田部溃兵上万人死里逃生，田颂尧特发奖金3000元犒赏我团，我以其中1000元奖给奋勇队，其余奖给各营连。
  1934年，我团在防守巴中的八庙垭和阆中的盘龙山时，由于阵地工事和碉堡的构筑相当强固，致使红军久攻不下，因而震动了全川友军，纷纷派人前来参观阵地工事和部队训练情况。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途经川西时我旅曾在荣经、天全一带参与了狙击战斗。当红军罗炳辉部进军甘肃时，我团在武都的望子关，奉命往援驻守成县的滇军朱禹成旅。望子关距成县120里，限我团八小时内到达，逾限以军法从事。我乃命各营连挑选一半体力强壮的轻装出发，另一半则携带轻装出发者的背包随后跟进。我带头领着轻装部队，几乎是一溜小跑的急行军，终于如限到达，受到上级传令嘉奖和3000元的犒劳金。
  1935年春，田颂尧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一军，田颂尧因嘉陵江失守被撤职，孙震递升军长。我旅编为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的三六四旅，我团编为七二七团，我仍任该团团长。1935年8月，我奉命参加蒋介石在峨嵋山开办的“中央军官训练团”第一期训练班，蒋介石兼任团长，刘湘任副团长，刘文辉、邓锡侯、薛岳任团副，陈诚任教育长，师长任连长，旅长任排长，团长们任班长，营、连长当学员。这是蒋介石专为笼络、训练川滇黔三省所谓杂牌部队连以上各级军官而办的。训练的时间一个月。训练的内容是效忠蒋介石的法西斯教育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早在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将军从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北伐时，发出通电：全军退出基督教，加入国民党，当然那时我已成了国民党员。1928年北伐成功后，冯将军再次通电：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以军或师为单位举行入党仪式，我成了注册而有党籍的国民党员。在峨嵋中央军官训练团结业时，又举行了以连为单位的入党仪式，每人发给一个党证，我的党证是：军峨字1677号。在这个训练团结业时，蒋介石对受训的军官们讲话说：从今以后，你们都是我蒋介石的学生，都是我的子弟，你们有什么困难我都替你们解决。蒋介石就是用这样的手法来收买人心。可是在结业后刘湘却把他所部的军官集中在重庆，以加倍的时间进行了消毒教育，以免上蒋介石的钓钩。
  1936年4月，四十一军二十三个团，以团为单位举行兵营内务比赛，我团荣获第一。同年5月，四十一军在川北绵阳举行全军运动大会，总分为500分，我团得了251分，蒋介石赠送的“自强不息”锦旗，刘湘赠送的“体育为强国之本”锦旗。大部分锦标、银环、银盾等奖品为我团所得。同年年底，四十一军举行以团为单位的部队训练年终检阅，我团又名列前茅。
  早在1927年春，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后到西安，他把西安的旧皇城改名为“红城”，把皇城内的广场改名为“红场”。红城的城墙上，由于右任先生书写了许多如“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之类的标语口号。冯将军还从苏联聘请了以乌斯曼诺夫上将为首的军事顾问30多人；又从武汉聘请以徐谦、刘伯坚为首的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2000多人，分配到西北军全军连以上各单位，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那时我当连长，到我连当指导员的名叫杜雨田，现在不知他在何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四川的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和四十七军组成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战，划归第二战区——山西的战斗序列。四十一军首先出川，我团走在最先头。是年9月6日由德阳孝泉镇出发，徒步行军走了13天，到达陕南褒城休息两天，继续北上，又走了13天，到达宝鸡阳平车站，以火车输送，东开潼关，北渡黄河，再乘火车于10月19日到达太原。当我旅到达太原时，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和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还未到，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命令我旅乘正太路火车东开。10月23日到达岩车站，黄绍竑命令我们下车待命。24日傍晚，黄绍竑电令我们即刻出发迎击当面西进之敌。我旅当夜出动，我团走在先头，25日凌晨就和敌军遭遇，展开血战。西进之敌是什么番号，兵力究有多少？黄绍竑并未告知我们，我们也没有这一带的军用地图，我们晕头转向、糊里糊涂地与敌交手。川军的武器非常落后，步枪都是四川土造，射程很近，准确性极差，而且大多没有刺刀，我们全旅只有两挺轻机枪，而全旅全师乃至全军都没有一门山炮野炮，更没有坦克、飞机，也没有反坦克和防空的高射兵器。相反，敌人却有犀利的步兵轻重武器和飞机、大炮、坦克车，以及化学武器。因此，在与敌人接触后，我们只是以“肉弹”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弹和炸弹。当敌机向我们投弹、扫射时，我们是“俯首听命”地任其宰割。当敌人的炮弹飞来时，我们只有等着挨打，眼睁睁地无法还手。当敌人的机关枪向我们扫射时，我们只有两挺轻机枪，根本压制不住敌人的火力。只有到了敌人步兵向我们发起冲锋进行白刃战时，我们才能发挥一下大刀片的威力而同敌人反复拚搏起来。川军部队一般没有大刀，而我们这个三六四旅，原是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的士兵每人都有一把大刀。10月25日拂晓在晋东固关以西、平定县境的东回村与日军第十四团的一个联队遭遇后，自晨至暮，激战竟日，我团伤亡八百多人，全旅伤亡一千八百多人。在尔后的十来天中，逐次在黎坪、松塔、阔郊、长凝和太原南郊的张庆镇等地，与敌周旋，我团又伤亡三四百人。川军不仅武器落后，装备亦十分可怜，补给、卫生更是一塌糊涂。在这十几天的作战中我们没有电话、无线电以资通信联络，没有见到兵站机关补充粮秣弹药，没有见到卫生部队接运过伤亡和救护医疗，除了死者就地挖坑掩埋，轻伤还背出来外，重伤大多数忍痛留置于当地百姓家中，甚至有时不得不遗弃于道路之上。回忆此事，令人痛心。11月7日太原失守，我四十一军退守平遥一带与敌人对峙。此时，全军伤亡过重，大量减员，没有一个完整的团、营、连队，为了继续作战，便于指挥，全军在介休义棠镇进行一次整顿，把每个旅的两个团合并为一个战斗团和一个空额团，战斗团担任继续作战、空额团赴后方接补新兵。我所带的七二七团编为三六四旅的战斗团。
  1937年12月，因津浦线方面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济南、泰安一带不战而退，并将其部队撤到鲁西济宁、曹县一带，致使战略要地徐州暴露于敌前，第五战区急需兵力前往填防，蒋介石乃令二十二集团由山西调徐州，改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指挥。
  日寇于1937年12月进占济南后，于1938年1月中旬派兵南下占领兖州、曲阜、邹县一带。此时第五战区急需加强津浦线北段正面的防御，乃令二十二集团由徐州北开。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即以四十五军于香城、界河之线占领阵地，构筑阵地工事，与在峰山、两下店一带之敌相对峙。四十一军则进驻滕县附近为第二线。四十七军于山西东调时，因第一战区急需兵力而留置洛阳，改为第一战区节制指挥。日寇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所部及第一〇六师团的一个旅团共约三四万众，配以飞机四五十架，大炮七八十门，坦克四五十辆，于3月14日开始向我第一线四十五军阵地猛攻；激战竟日，我正面阵地屹然未动。3月15日，敌寇鉴于进攻正面阵地未能得手，除以主力继续猛攻外，以约3000人的兵力向我第一线的右后方龙山、濮阳山迂回。但龙山、濮阳山有我四十五军的有力部队设防据守，敌攻竟日，亦未攻下。同日，另一股敌军3000多人向我第一线左后方的石墙、大坞一带迂回，经我四十一军一二四师防守部队的狙击，敌亦未能得手。15日下午5时顷，龙山、濮阳山方面之敌增至万余人，经过我龙山、濮阳山阵地，企图直接进攻我战略要点的滕县城，迫使我第一线正面阵地不战自弃，其先头部队已分别进至滕县城东北十多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此时，滕县城内和四关有我四十一军的一二二、一二四师和十七军的一二七师三个师部及一个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旅部只有一个警卫连、一个通信连（排）和一个卫生队，此外没有任何战斗部队，滕县城处于十分危急状态。四十一、四十五两军的战斗部队都在前线与敌胶着。在滕县西关的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焦急万分。这时我团正在滕城以北15里的北沙河防守第二线阵地，王铭章师长从电话中命令我：留下两个营归一二七指挥，继续防守北沙河，要我带着一个营和团直属的迫击炮连，跑步开回滕县城，并命我为滕城防守司令。王师长又以电报命令远在九十里外平邑县城前镇的一二四师三六六旅七三一团第一营（营长严翊）以急行军开到滕县城归我指挥。这个营只来了三个步兵连，该营的机枪连由其团长掌握尚在平邑。王师长又向在临城（今薛城）的集团军总司令（原为邓锡侯，邓回四川就任川康绥靖主任，由孙震续任）兼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请准，把他警卫营的三个步兵连也调到滕县城归我指挥。截止到3月16日凌晨，受我指挥防守滕城的兵力，是10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3月15日黄昏时分，当我到达滕县北门外时，王铭章师长正在那里望眼欲穿地迎候着。他把各方面的情况向我扼要述说之后，我立即着手布置城防。滕城东关有一道土寨相当坚固，我在东关布置一个营（营长严翊），三个步兵连：以一个营（四个步兵连）担任城墙四周的防守；以另一个营（三个步兵连）和迫击炮连为团的预备队。守关守城的部队在15日的夜里彻夜构筑工事，团预备队则搬运粮秣弹药。那天夜里由临城运到一列车的粮弹，城防守兵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50颗）手榴弹。
  3月16日黎明，冯河、龙阳店方面之敌开始向我守备东关的警戒部队进攻。上午8时许，敌炮兵约一营（12厅）在滕城以东12里的东沙河放列，试射之后，以排子炮的密集火力向东关、城内和火车站猛轰，射击约两小时，落弹3000发以上。与此同时，敌机12架飞临上空，疯狂轰炸、扫射。上午10时许，敌炮忽然停止射击，敌机同时逸去，一时空气异常沉寂。但半小时后，敌炮突然集中一点向我东关南半部土寨的突出部猛烈轰击，那一段寨墙被轰开了一二十米宽的一个壑口，紧接着，敌以数十挺机关枪对准壑口猛烈射击，掩护其步兵攻击前进。当敌炮轰击寨墙时，我寨上守兵猝不及防，略有伤亡，随即避开炮击目标，伏伺壑口两侧，严阵以待。当敌方停止射击时，我伏伺壑口两侧的守兵迅速堵住壑口。当敌人一个排约五六十人正在陆陆续续地跳进外壕将要爬上壑口时，我守兵以数以百计的手榴弹投向敌群，一下子使敌遗尸四五十具，退还者不过十来个人。敌寇发觉攻击没有奏功，立即以更猛烈的火力朝着那个壑口轰击、扫射，同上次一样地进行第二次攻击，我守兵同上次一样地如法炮制，敌人再一次遗尸三四十具而败退。敌人照此又进行了第三次攻击，还是失败了。于是攻击停止了，除了敌机仍在上空盘旋外，一切火力暂时归于沉寂。下午2时顷，敌人再兴攻势，向我东关寨墙的东北角轰开一个缺口，攻击的方法完全与上几次相同，我守兵的打法也完全与上几次一样。敌人如此进攻又是搞了3次，每次又是遗下三五十具尸体而告终。敌人再度中止攻击之后，下午五时许敌人发动了第三次攻势。敌炮增到30多门，机枪火力也比以前猛烈，敌机每批都在10架以上，不歇气地轮番轰炸、扫射。这次敌人的目标是从东关门下手，攻击方法也有了改变，炮火不仅集注东关门，同时也向城内和火车站进行遮断射击，企图阻止我军部队的调动、增援。敌人的步兵也改为一次3个排，每排相距约百米左右，前后重叠形成波浪式的前进。当其最先头的一个排被我守军消灭后，敌人紧接着一阵猛烈的机炮火力，掩护着其第二排又冲击上来。第二排刚被消灭，第三排又紧跟上来。由于防守东关的严营伤亡殆尽，而我增调到东关的预备队，也所剩无几，已被敌突入东关门四十多人。此时业已入暮，敌人不惯夜战，并未调派后续部队扩张战果，于是双方相距几十米暂时形成对峙局面。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把这几十个鬼子消灭掉，等到天亮敌之后续部队增来，则东关势将不保。但我手中掌握的预备队一个营，先后增援东关，已经使用无遗，不得已将守备城垣之七二七团三营十一连（连长张进如）抽调下来，由我亲自率领驰赴东关，作最后的一击。该连官兵士气极旺，锐不可当，猛扑之下，一举成功，把突入东关门的40多个寇兵消灭干净，东关门失而复得。苦战竟日的东关战斗，严营的3个连和增援的4个连，共伤亡500多人，严翊营长也在最后一击的督战中，大腿中弹负伤。16日晚8时以后，枪弹声歇，双方处于休憩状态，只是敌方的照明弹不时划破天空，把城关内外照得如同白昼。16日这一天，城关和火车站，共落炮弹约在万发以上。敌机自朝至暮不间断地在上空盘旋，除了轰炸、扫射造成我军许多伤亡之外，给予我军精神威胁亦复不小，那种震耳欲聋“嗡嗡”之声，简直令人发狂。16日上午，敌人进攻滕城的同时，大举进攻我四十五军正面阵线。四十五军三天以来浴血奋战，死伤过半，因而在16日下午，其正面阵地和龙山、濮阳山逐步被敌突破。
  3月16日晚9时，王铭章师长约我到城内北街他的指挥所里，详询一天来东关的战况后，他说：“想不到我们只这十来个连的兵力，竟能撑持一整天。你是指挥有方，严营长是勇敢善战，明天我将直接打电话给蒋委员长为你们两位请奖。”这天夜里，王师长把四十一军两个师的四个战斗团统统调到城内、四关和火车站，重新调整了部署。而敌酋矶谷廉介也在这天夜里调集了第十师团和一〇六师团的一个旅团共约三万多人的兵力，包围了滕县城关东、南、北三面。17日拂晓，敌以五六十门山、野炮的密集火力开始攻击，同时敌机20多架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关烟尘弥漫，墙倒屋塌，爆炸之声震天撼地。当敌人炮兵开始射击时，我适在西门内三六四旅旅部研究守城问题，两小时后，我乘炮火间隙返回东门内团指挥所时，我竟找不到东西大街的街道了，因为满街都被倒塌的建筑物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丘，石板路被炸成一个个深坑，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成了焦土。这正应了“焦土抗战”的口号了。敌人炮兵经过两小时的效力射击之后，敌步兵开始向我东关进攻，以坦克掩护步兵冲锋，同时敌机如乌鸦似的满天乱飞，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激战至正午，我一二四师的七四〇团防守东关的阵地依然无恙。在敌进攻东关的同时，其另一部兵力直接向我东南城角攻击。敌以猛烈炮火轰击城墙，撞开一个缺口后，七八辆坦克掩护着步兵百余名冲锋，防守这个地点的我团一营二连，以手榴弹炸毁先头的两辆坦克，并炸毙了敌步兵五六十名，终因该连死伤殆尽，无力阻挡，致被敌寇四五十人冲上墙角，我立令这个营的营长王承裕亲率该营第一连逆袭突入之敌。这个连向敌猛扑，一阵手榴弹投掷后，抡起大刀猛砍，一场白刃战，突入城角之敌被我全歼。而我团这个第一连原有150人，只剩下十四名士兵，自连长张荃馨、副连长贺吉仓以下全部官兵为国捐躯了。
  17日正午稍过，敌因攻势顿挫，中止了进攻，整顿态势。下午2时，敌突然以十五榴弹重炮12门猛轰我南城墙之正面，同时敌机二三十架集中轰炸南关，城墙被毁，几乎夷为平地，处处可以攀登，而守备南关的一二四师之两个连，无法存身，乃转移到西关外火车站。防守南城墙的一二四师七四〇团的蔡钲营，猝不及防地突遭重炮猛轰，城上守兵血肉与砖石交织一起横飞天空。敌步兵五六百在十多辆坦克掩护下猛扑南城，我蔡营死伤殆尽，敌遂占领了南城墙。在南城督战的我一二四师旅长吕康和副旅长汪朝濂，均负重伤。在敌军攻占南城墙的同时，东面之敌再次猛攻东关，寨墙被敌炮炸得豁豁牙牙，阵地工事全被摧毁，守军无所凭藉，伤亡越来越多；同时弹药亦已告罄，因而东关失守。防守东关的一二四师七四〇团团长王麟和团政训员胡清溪，在督战中同时中弹阵亡。
  敌人占领南城墙和突入东关之后，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南城墙上之敌，节节向我西城墙上守兵压迫，同时敌炮猛轰西城门楼，我西城墙南半部守兵站不住脚，而且死伤太大，以致西门和西门以南的城垣于下午5时落入敌手。南、西城墙两面之敌，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师长及其幕僚随从无法在街市存身，乃从西北角登上城墙与敌周旋。王师长命令他身边仅有的警卫连的一个排，向西城门反击，意欲夺回唯一的后方交通要道的西城门，但这一个排尚未接近西门楼，即被敌人的机枪全数打倒。王师长迫不得已，缒出城去，准备到火车站指挥那里的一二四师部队，继续与敌人搏斗。不料他刚越过城壕，即被西门楼上之敌发现目标，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王师长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壎、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副官长傅泽民、少校参谋张重等，同时为国捐躯。
  突入东关之敌，随即进攻东城门；同时占领南城墙之敌以猛烈的冲锋，夺占了东南城角，并继续向北压迫。我东城墙南半部守兵，大部伤亡，一部退守东门楼。东城门及其附近，我配置了七二七团第二营一个整营，当敌人向东南城墙和东门猛攻的时候。我和旅长王志远都在东门附近督战、指挥。敌以大炮猛轰东门楼，并以平射炮猛攻东城门洞，城楼中炮起火，上面守兵无法存身，城门洞亦被摧破敞开，敌步兵约一排突进了东门。但我们以4挺重机枪的集中火力击灭了突入之敌，而敌人以波浪式的冲击连续不断地突入，终以敌兵源源而来，而我方则弹尽援绝，黄昏时分东门遂落入敌手。恰在此时，我的腿脚被敌炮弹击中负伤，旅长王志远的左臂也挨了一枪。自此之后，城内无人指挥，陷于混乱状态。
  17日入夜前，敌人占据了东南西三面城墙，而东北、西北两城角和北面城墙仍在我们手中，与敌对峙着。敌不惯夜战，入夜之后，城上之敌未再向我们进逼，他们也未敢下城进入市内。在北城墙上的守军，是我团第三营的残部二三百人和在城内其他单位的零星部队三四百人，在副营长侯子平的指挥下，于17日夜半扒开了已经屯闭的北城门，有组织地突围出城，敌人未敢追击。3月18日，整个滕城为敌占领。
  16、17两天以来，滕县城关落下的炮弹和飞机炸弹，共达3万枚以上，四十一军守城部队官兵死伤共达5000多人。在外围作战的四十五军官兵伤亡亦与四十一军相当。这一战役，自3月14日晨至18日午，前后历时四天半，计108小时。这是抗战初期，山东战场最大最突出的一个战役，它奠定了台儿庄大捷的基础；就四川军队抗日的战绩而言，它是最有声色、最可泣可歌的一个战役。这一战役之后，旅长王志远递升了一二二师师长，我递升了三六四旅旅长，同时我被授予宝鼎勋章一枚和干城奖章一枚。
  我在滕县负伤转到汉口，冯玉祥将军正在武昌，闻讯即到医院看我，不凑巧，就在他去的那天，我乘飞机转到成都去了。1939年1月冯将军到成都开展献金救国运动，我拄着双拐去看他，他要我脱掉鞋袜，对我的伤脚摸来摸去，仔细观察后，说：“伤很重，好好休养，不要急着回前方。”之后，他用宣纸给我写了一幅手卷，文曰：“带兵要如父兄之带子弟，寒为之衣，饥为之食，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大公无私……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1940年7月，我在陆大毕业后，冯将军在重庆，我再次去看他，他一见我就说：“噢，你把双拐撂下了，好，好！让我再看看你的伤。”于是我又脱掉鞋袜，他用手摸了又摸，说：“长得不错，但还需要休息，不要急返前方。”冯将军就是这样爱护部下和关心抗战的将士。
  我在东门附近腿脚中弹伤骨，不能行走，卫士们把我背着抬着从城西北角缒出城去，先到沛县初步裹伤，继到徐州一家教会医院，经一位美籍大夫诊察，他要把我的左脚锯掉，我坚持反对，经过手术接骨后，转到汉口梅神甫医院复诊，发现踝骨接合不符原状，但碎骨已经粘合，乃又转到成都，请著名中医杜子明先生用气功按摩疗法医治，一年之后渐能行动。虽然脚骨接合未能恢复原状，行走起来有点瘸跛和疼痛，但比起把脚锯掉却好多了。
  1939年夏，陆军师采取“三三制”，裁撤旅一级的编制，改为师直辖三个步兵团和骑、炮、工、辎、通各营连，我改任一二二师步兵指挥官。是年5月，我奉命带职到陆军大学（当时在遵义）将官班第一期学习师、军、大兵团和陆、海、空协同作战的各种战术。这个将官班的学员，大部分是中、少将级的现职部队长和少数的幕僚长，共134人，其中有三十几人在国外军官学校或陆海军大学学习过，其余差不多都在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或各省讲武堂毕过业。在期考时我名列第四，毕业考试时我名列第三。前五名由蒋介石亲手授给优等生奖状以及佩剑、呢子衣料等奖品。我在陆大上学期间，除了学习军事知识以外，课余之暇，我阅读了不少史学书籍，如《史记》、《汉书、》、《纲鉴》、《纲鉴易知录》、《左传》、《隋唐演义》、《精忠传》、《大英节烈》、《洪秀全演义》、《李秀成自述》、《清宫十三朝演义》……以及其他一些文艺小说读物。
  1940年7月，我由陆军大学回到抗战前线的湖北枣阳，改任一二二师参谋长。同年9月升任一二二师师长。自1940年秋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的六年中，我指挥着一二二师，转战于湖北随县、枣阳、京山、钟祥、襄樊、宜城、谷城、光化、老河口及大洪山一带，与敌人周旋，有败有胜。其中战况较烈、鏖战较久的，有40年的历山战役，41年的随枣会战和大洪山战役，42年的唐县镇战役，44年的襄樊战役，45年的谷城战役和老河口战役，大大小小不下数十百战。由于我们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当然常吃败仗，而我们的兵力常居优势。且在抗战后期，日寇的战斗力已成强弩之末，进犯多不得逞，而我常以夜袭、奇袭的方式，使敌防不胜防，常能集小胜为大胜。1945年3月老河口战役，日军第一一五师团突破了襄江，其一部窜入了谷城，我一二二师以伤亡两千来人的代价，不仅收复了谷城，且把襄江西岸之敌统统驱逐到襄江东岸，从此双方隔江对峙，直至这年8月日寇投降，日寇未能再越雷池一步。老河口战役结束，我得了一枚云麾勋章。抗日战争结束，我得了一枚胜利勋章，并授予陆军少将实官。
  1945年6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湖北谷城县的上新店检阅一二二师，刘峙在对部队讲话时说：“将来抗日战争的结束，就是‘剿共’战争的开始！”
  1945年9月，我一二二师在刘峙和孙震的率领下，由湖北开到河南漯河市，接受日寇第十一师团和第十三独立守备队的投降。9月19日，我一二二师全师部队举行胜利游行的入城式，市民万人热烈鼓掌欢呼。20日，由刘峙接受日寇第十一师团师团长的缴械献刀仪式，由我接受日寇独立第十三守备队少将司令的缴械献刀仪式。10月10日——那时的国庆节，刘峙、孙震举行阅兵式，检阅一二二师，日寇降将也到场观礼。10月24日，一二二师就奉到刘峙命令离开漯河市，向西平、泌阳一带人民地方武装“扫荡”，开始进行内战。11月初，在桐柏县境的平氏镇，与解放军的皮定钧旅打了一仗。
  国共和谈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于元月10日晚上双方下达13日晚12时生效的“停战令”。但在元月7日蒋介石却向他的部队发出了一个“子阳电”，其要旨是：“政治协商会议日内开幕，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达以前迅速占领有利地点……行动务必秘密，勿资共方借口。”元月12日下午7时，我在距光山县六十里的息县寨河集，接到孙震转来刘峙的电令说：“为使谈判有利，勿希在停战令生效之前，排除万难抢占所有名城要点。查河南全省只有一个光山县城尚在共军手中，该师务于停战令生效前夺取光山县城。如因距离较远、时间条件有困难，即使延至停战令生效后，亦必须达成任务而后止。”我师是在停战令生效后8小时的14日上午8时从解放军的三五九旅退让中占领光山县城的。而那个规定在元月10日晚上就须下达的停战令，我是在抢占光山城之后才收到的。由于一二二师抢占光山“有功”，蒋介石特传令嘉奖，犒赏官兵银洋5000元，并授给我一枚“忠勤勋章”。
  1946年2月，我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师以上各级部队长、幕僚长和政治工作负责人参加的“整军复员”会议。所谓整军，是实行三并二的编制，即集团军的三个军并为两个军，三个师的军并为两个师，三个团的师并为两个团，营以下编制则不变；又集团军改为整编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从46年4月起，我即改任整编第四十一师的整编一二二旅旅长。所谓复员，实质上是动员，是准备大打内战，即陈诚所叫嚷的“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动员。1946年6月27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破坏了停战令，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二三十万人马，向解放军中原军区发动进攻。一二二旅由光山进犯宣化店，但解放军已于头天夜里撤离宣化店，经京广铁路线上的柳林车站向西转移，一二二旅跟踪追赶，一直追到浙川也没追上。是年8月，一二二旅经南阳、方城、襄城徒步行军到许昌乘火车北上，到原阳下车，即向开封以东70里曲兴集的晋冀鲁豫军区的约一个纵队的部队进攻，打了7个小时，虽然占领了曲兴集，但却死伤了官兵400多人。1946年9月1日至6日，整编四十七师师长陈鼎勋，指挥他所部的一二七旅和我一二二旅，配合整编第三师（辖第三旅和二十旅），进犯鲁西定陶一带晋冀鲁豫军区的解放军，钻进了解放军预先布置的“口袋阵”，结果，整编第三师全部被歼，师长赵锡田和旅长何竹本、谭乃大均被生俘。四十七师也被打得溃不成军，一二七旅损失三分之二，一二二旅损失三分之一。1947年12月22日，我一二二旅在河南滑县的冯傅集和黄营一带，与解放军的一个旅对战，一二二旅以一个团守黄营，以一个团攻冯傅集，激战一个下午，黄营守住了，冯傅集也攻下了，却死伤了300多人。这年冬季，整编师又恢复了军，整编旅又恢复了师，我仍任一二二师师长。1948年春，一二二师驻守滑县城和道口，孙震的第五绥靖区司令部驻守汲县，晋冀鲁豫军区的解放军围攻滑县、道口未克。围解后，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和一二二师移驻郑州。1948年4月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指挥一二二师和一二七师，在密县与解放军的秦基伟纵队打了两天，一二二师损失三分之一，一二七师损失过半。
  1948年10月，孙元良指挥十六兵团的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的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五、一二七共四个师，由郑州东调，同年11月12日投入淮海战役的战场。当天晚上，一二二师正在夹沟以北的行军途中，突然遭到豫皖苏军分区的解放军部队的拦腰袭击，丢掉了山炮四门。此后一二二师就在以徐州为核心的广大战场中，忽而防守市区的云龙山，忽而防守北面的九里山和霸王山，忽而防守南面的三堡、曹村，哪里紧急就调到哪里，不论调到何处，都是挨打。一二二师在投入淮海战场前，原有八九千人，战至11月底，只剩下2400来人。徐州放弃后，一二二师随同大兵团转移到肖县永城之间的李石林、陈官庄、青龙集一带，被解放军三野部队层层包围。12月6日黄昏时，孙元良下令十六兵团单独突围，目标河南潢川。突围的结果，遭到解放军的截击，部队失掉掌握，溃不成军地四散奔逃，有奔向南京方向的，有奔向武汉方向的，十六兵团遭到覆灭。我于1948年底到了武汉，三年以来在我与解放军的交手中，我领教了他们的强大和威力。我在脱离淮海战场后的解放区途中，看到肩挑背负、车轮滚滚、遮天盖地输送粮弹、运送伤员的群众支前队伍，我深刻体会到，共产党是深得民心而天下归心的，国民党是大势已去，失败是必然的。因此，我到汉口之后，决心洗手不干了，不再与人民为敌了。可是在宜昌的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得知我到了汉口，函电交驰地邀我见面，他一方面想了解一下十六兵团覆灭的情况，另方面他已向蒋介石请准重建十六兵团，要我继续任职，收容突围出来的官兵。我以体弱多病为由，再三恳辞，而孙震坚不许我脱手，终因理智克服不了感情，于是我再作冯妇地仍任一二二师师长。这当然是由于我的阶级本质所决定，没有受过阶级教育，思想没有觉悟，立场没有转变，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我在武汉陆陆续续收容到原十六兵团的官兵五六千人，船运川东万县，即以他们作为骨干，重建了十六兵团的四十一军一二二、一二四、三〇一师和四十七军一二五、一二七、三〇二师。至此，我再次恳求辞职，而孙震准我辞去一二二师师长，却又任我为四十一军副军长。
  1949年秋末，解放军的刘邓大军溯江而上，进军西南；同时解放军的第十八兵团由西安沿川陕公路南下四川。是年11月底，重庆解放，国民党政府西迁成都。孙震认为靠拢政府才有饭吃，于是命十六兵团于12月初由万县西撤，12月中旬到达绵阳、广汉一带。这时候，东面的解放军已抵简阳附近，北面的解放军已过汉中，蒋介石于12月9日逃往台湾，在成都的国民党政府亦已流亡海南岛。重建的十六兵团的干部，都是从淮海战场死里逃生的人，他们对于解放军的战斗力都是领教过的，因而是谈虎色变的，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再和解放军交锋了，都不愿再打仗了。至于那些被拉来的新兵他们本来就不愿意当兵，更不愿意打仗，而且他们缺乏训练，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没有战斗力，如果与解放军作战，无异于驱群羊入虎口。而我本人早已看透国民党必灭，共产党必兴，不愿再与人民为敌，而愿立功赎罪。因此，十六兵团的军官和士兵，绝大多数都在酝酿起义，顺应潮流。惟有孙震，由于他的眷属已被蒋介石迫送台湾作人质，他不能公而忘私，不愿参加起义，而于12月14日离开部队到成都，于18日逃往台湾。他在离开部队之前，报请国防部任命我为四十一军中将军长。孙元良是蒋介石的死党，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他也不愿参加起义，以后逃香港转赴台湾。为了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统一，不使成都地区生灵涂炭，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并为拯救十六兵团数万官兵的生命，我与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以及四十一军、四十七军的军、师长，联名发出“亥马”（12月21日）起义通电，即日脱离国民党残余政权，接受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十六兵团各部队于当日在四川什邡、绵竹两县高举义旗，正式起义。（通电见1949年12月26日全国各大报纸）十六兵团的起义，已经作为大事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的266页上，其原文如下：“1949.12.21原国民党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四十一军军长张宣武，四十七军军长严翊，绥署直属纵队司令刘景素等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
  我在旧社会的军队中混了27年，虽未作了什么好事，但我从未侵吞过公款和敲诈过商民，我从未治过产，买过房和做过生意，因而我也没有什么积蓄。
  十六兵团起义后，解放军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12日派出以军区副参谋长李夫克同志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四十一军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是罗洪标同志），在十六兵团的军、师、团、营、连各级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1950年夏，十六兵团由四川调到华东军区整编，并入解放军第九兵团，随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到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改造。我于1955年初转业到济南，任山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和山东省政协委员。三十年来，我除了经常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提高政治思想，还到省内外参观、视察、访问、调查研究外，并作了一些有关统一祖国的工作和撰写并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二十九年来，我写出对台宣传材料（包括文章、广播信、空飘信、录音讲话、座谈录音等）约有200篇。共撰写文史资料30万字，其中一多半已经分别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三十一、五十一辑，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八、十五、十六辑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中。
  我在有生之年，一息尚存当继续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1984年3月写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