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所谓国民党左派也加入到反共、反工农的大合唱，公然主张宁汉合流（即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共同反共。孙中山先生缔造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就宣告结束。
  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在与鲍罗庭、邓演达和陈友仁商量后，决定暂时撤离武汉，到苏联去共商大计。行前曾于7月14日在汉口英文《人民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告别书，题为《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指出：汪精卫等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本意和理想。因此，对于这种新政策的执行，她将不再参加。
  这样他们就决定分三批撤离武汉赴苏联。邓演达化装为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的炊事员，随铁罗尼于6月30日秘密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在郑州与在冯玉祥西北军中工作的部分苏联军事顾问会合，由他们任向导，经西安、榆林、包头、五原，越戈壁大沙漠，到外蒙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再由库伦到西伯利亚铁路的上乌金斯克站，由该站坐火车直达莫斯科。于8月15日左右抵达莫斯科，历时约一个半月。
  第二批离开武汉的是鲍罗庭总顾问为首的全部苏联军事、政治顾问团，人数约有五六十人。加上美国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陈友仁的长子陈丕士（现住香港，任马可波罗学会会长），次子陈伊范（现住美国，正在撰写《旅美华侨史》）和我。另外还有湖北总工会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当时改名为苏联顾问团的卫队）40余人。这一行人是在7月15日离开武汉的。在汉口车站出发时，所有武汉国民党政府的主要人员，包括汪精卫都到车站欢送。列车有近20个车厢，满载沿途顾问们吃用的罐头食物、卡车、轿车和轻重机枪及步枪等。火车在下午3点左右开出的，到第二天中午才到郑州。冯玉祥亲自到站迎接，并邀鲍罗庭到他寓所休息。鲍罗庭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坚持和其他苏联顾问一道在车上住宿。第二天我陪同鲍罗庭到冯玉祥所在的西北军总部拜访了冯玉祥，西北军总部外事处长简又文任冯玉祥的翻译，我任鲍罗庭的翻译。两人整整谈了一个上午。首先由冯玉祥发表意见，大意是：武汉政府中的共党分子做得过火了，不合乎中国的国情，失去了人民的同情，所以国共合作无法再合作下去，只好宁汉合作，共谋国事。他本人也只好与蒋介石携手，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但因他是非蒋的嫡系，今后在武器装备和军饷分配上恐均有问题，所以还要请苏联多多帮助。鲍罗庭当时没有作任何表示，只说：“你的要求，回国后当报告苏联政府。”第三天，冯玉祥邀请苏联全部顾问到他的总部吃午饭，席间抱怨武汉工农运动搞得过火，还讲了一些不满的话。冯玉祥把西北军方面要求苏联支援的东西——枪械、弹药、运输工具、款饷及顾问等，开了一张单子，交给鲍罗庭，并请鲍罗庭在郑州多住几天，不要急于回国。鲍罗庭听了，认为这是变相的扣留，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于是对冯玉祥说：最好你亲自派一二位亲信和我一道到莫斯科去，我到莫斯科后尽快把你派去的人介绍给苏联政府的有关方面，由苏联政府的代表和你的代表直接商谈这些事，这样做比较快而且有效。冯玉祥听后，稍停了一会，说：那也好，不过还要请鲍总顾问把我冯玉祥当前的处境和苦衷多多向苏联领导人反映反映，使得我能在苏联的支持下，把北伐进行到底。鲍罗庭说：我自当尽力帮忙，继续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贡献一切。鲍罗庭并表示因为苏联政府急于要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所以不能在郑州多留，一两天后就要动身，兼程前往莫斯科。希望西北军的代表和顾问团的人员一道去，并要求尚留在西北军的四五位苏联顾问也一道回去。冯玉祥都一一答应了。第四天，简又文就到停在郑州站的专车上来看鲍罗庭，并告诉他说：冯总司令已派定李连三（冯妻李德全的大弟）、张允荣（西北军骑兵师长，曾随冯玉祥到过苏联）陪同顾问团到苏联去接洽一切。这样顾问团的专车就于第五天离开郑州，向陕西的灵宝驶去。到灵宝后，团员及卫队把列车上所有的车辆、食物、帐篷、弹药、枪械等全部搬到卡车上（大约有20辆左右），所有人员分乘卡车和轿车数辆继续前进。当时陇海路的火车只通到灵宝，过灵宝就没有铁路了。从灵宝到内蒙的五原，要经过潼关，在风陵渡越过黄河，再经榆林、包头、皇爷庙。出榆林后就是沙漠。从五原到外蒙的库伦，要越过好几座山，汽车全由当地人先拉到山上，然后徐徐放下去，跋涉十分艰苦。到库伦前要横越戈壁大沙漠，气候干燥炎热，除蒙古人的骆驼队外，终日看不到任何东西，看不到一草一木，也看不到水。在戈壁沙漠上行路，十分危险，若没有蒙古本地人作向导带路，往往有葬身沙漠的危险。沙漠上的风向是随热气流而变动的，出发时是顺风，到了中午或下午可能变为逆风，若不预先察觉，就有可能被逆风带来的沙所埋没。苏联顾问团的一位法籍无线电专家，就是这样丧生的。
  苏联顾问团从汉口出发，到莫斯科时，共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除一法籍无线电顾问外，全部顾问都平安到达莫斯科。
  第三批离开汉口的是宋庆龄、陈友仁和雷娜·普鲁姆，同行的还有陈友仁的两个女儿西尔维亚·陈和尤拉·陈，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教授亦陪同前往。
  他们是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定期航船离开汉口的，时间大约是在7月下旬，在购买船票时，陈友仁是用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宋庆龄是作为雷娜·普鲁姆女士的秘书，化名为林女士。他们一行6人，到了上海后，宋庆龄就回到在莫利爱路的住宅。陈友仁一家和普鲁姆女士及吴教授都住在南京路（靠外滩）英商汇中饭店。
  普鲁姆女士受宋庆龄之托，在到沪后第三天就到上海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接洽赴苏手续。苏联领事馆告诉她近期内没有苏联的船从上海开赴海参崴，到8月初，才有一艘苏联客货轮从上海开赴海参崴，要普鲁姆转告宋庆龄，并请宋庆龄在沪稍候。苏联领事馆的负责人还要普鲁姆女士转告陈友仁一家，请他们白天少外出，免得引起外间注意。
  这样，宋庆龄就在上海自己的家里住了半个月，家里的人都劝她不要再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来替已失败了共产党说话，更不要发表措词强烈的反对蒋介石的文章。但宋庆龄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沉静和机智地准备到苏联去访问。到了8月中旬，宋庆龄通过普鲁姆女士得悉，不久（大约在8月下旬）有一艘苏联的客货船要以上海开往海参崴，苏联总领事馆已为他们一行6人作好了搭乘该轮的准备。终于在8月20号左右的一个上午，普鲁姆女士告诉宋庆龄，苏联领事馆已准备好了两只舢板船，次日凌晨3点左右在黄浦江的两个不同地点等候宋庆龄与普鲁姆和陈友仁一家。宋庆龄遂于凌晨3时左右偕普鲁姆秘密离开家里，乘坐停在离家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的一辆汽车（这辆汽车也是苏联领事馆事先安排）直驶黄浦江边，司机把宋庆龄和普鲁姆送上舢板，并嘱托舢板上的人立即开赴目的地。司机然后以同样方式把陈友仁一家及吴教授送到黄浦江边另一个地点，让陈氏一家及吴教授搭停在江边的另一小舢板赴海上。大约经过一小时的航行，两只舢板先后都抵达停在吴淞口江面上的那艘苏联船。该船在天亮时就起程，经过了一周左右的旅程，到了海参崴。苏联政府派往海参威的人员已在码头上迎接，请宋庆龄一行在旅馆稍事休息后，就请他们乘坐苏联准备好的专车直赴莫斯科。专车大约是在9月初到莫斯科的。到莫斯科时，车站上已排列着以李维诺夫外长为首的欢迎队伍，其中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党政机关干部，还有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情景甚为热烈。宋庆龄与李维诺夫及哥伦泰夫人（苏联教育部长）握手后，向欢迎群众频频招手，表示谢意。出站后，由李维诺夫及哥伦泰夫人陪同，乘车赴莫斯科红场对面的大都会饭店。宋庆龄最初就是住在这家饭店的，后来又和普鲁姆搬到糖业大厦，把大都会饭店原来的房间作为她办公和会客的地方。陈友仁一家仍住在该饭店的二楼，直到1928年5月他离开莫斯科到法国去为止。
  苏联政府派了教育部长哥伦泰夫人（贵族出身，十月革命前参加了联共党）照料一切。宋庆龄对关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对武汉政府时期所发生的一些偏差，对土地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等方面的意见，都由哥伦泰夫人转告苏联党和政府。
  宋庆龄在莫斯科时，苏联外交部派有专人照料她的生活。特别在饮食方面，知道她喜欢吃水果，每隔一日都派人送高加索产的葡萄、苹果等给她。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曾派代表来邀请她到该校作一次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她因身体欠佳，加上该校中国学生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所以她没有接受，改由邓演达到该校作了一次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颇受该校学生的欢迎。
  鲍罗庭回到苏联后，一直在受苏联共党的批评。认为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与他领导上的错误是有关的。特别第三国际的罗伊（ROY印度党的领导人）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得到鲍罗庭支持的。（鲍罗庭在戈壁大沙漠上夜宿时，有一天晚上在帐篷里对我说，他对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是有责任的。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而是他对蒋介石的认识与估计有错误。他过分相信和重用了蒋介石，他把蒋介石当时嘴上所讲的特别在公开场合所表示的，信以为真，结果受了蒋介石的骗。他说蒋介石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封建社会孕育的大政客。）所以宋庆龄在莫斯科时，鲍罗庭很少去看她，有时鲍夫人代表他去看望宋庆龄。这种情况在宋庆龄离武汉赴莫斯科时是没有料到的。
  宋庆龄到莫斯科后，即与邓演达和陈友仁共同分析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经过好几次的回忆和分析，他们一致认为除帝国主义勾结一切反动势力，向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扑外，国民党本身组织的不健全，不断受到封建势力的侵入、腐蚀和欺骗，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还认为，为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今后必须特别致力于国民党本身组织的健全，使投机分子不能潜入。为此，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今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于11月1日以他们三人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指出国民党上层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并指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当时，和宋庆龄生活在一起的是雷娜·普鲁姆，她的丈夫比尔·普鲁姆在宋庆龄偕雷娜赴苏后，就独自到马尼拉去另找工作了。雷娜·普鲁姆自1926年春从北京来到广州，在那里和她的丈夫一起主办英文《人民论坛报》以来，一直在宋庆龄和鲍罗庭身边工作。直到1927年11月21日突然在莫斯科病故为止。是年仅30左右。宋庆龄对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犹如失去了一个亲人。以后，每当提到她时，宋庆龄都表示出一种难以抑止的伤感。就在这时，美国有些报纸编造了一个谣言，说宋庆龄正在考虑与陈友仁结婚。这条中伤的新闻把宋庆龄惹火了，她左颈上的一圈顽癣顿时又发作了，痒得几乎无法忍受。虽然经医生诊治，服药，照射，都不奏效。医生说这是一种神经性顽癣，一遇刺激，就要发作，所以要尽量少激动，药物与照射只能减轻奇痒的程度，而不能使之消失。这样她就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寓所养病，由陈友仁的大女儿西尔维亚·陈在她身旁照料一切。
  宋庆龄当时对美国报纸的造谣之所以如此生气，乃是因为她意识到这是蒋介石集团的一个政治阴谋。蒋介石集团想通过这条新闻使世人尤其是美国人相信：宋庆龄已不忠于孙中山了，她不再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而努力奋斗了，从而来贬低她在世界进步事业和进步人民中的威望。
  雷娜·普鲁姆的死和美国报纸的造谣，对于宋庆龄决定离开莫斯科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常有人问我：你和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当时都在一起，宋庆龄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夕，既然选择了到苏联去和苏联领导人共商国共继续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她到了莫斯科后又要离开莫斯科，而到德国柏林去住呢？
  据我的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她颈上的癣在莫斯科治不好，所以到柏林去就医，乃是促成她离开莫斯科的原因之一。当她和邓演达与陈友仁商量想离开莫斯科这件事时，邓先生和陈先生都表示赞同。邓先生答应先赴柏林，替宋庆龄找好住处，然后回莫斯科来接她。陈先生则独自赴巴黎暂住，因他在巴黎熟人较多，且这样做，美国报纸谣言不攻自破了。蒋介石集团所搞的政治阴谋也就破产了。此外，当时苏联的政治形势——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斗争又使宋庆龄感到处境有些困难。托洛茨基是在1927年11月被联共开除出党的。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员中，拥护托洛茨基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并不因托洛茨基的被开除出党而停止活动。相反，自那时起，他们活动得更起劲，他们中有人多次要求会见宋庆龄，并希望她发表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看法。对此，宋庆龄感到相当困难，因她是为了挽救中国的革命而来苏联，想和苏联的领导人共商国共继续合作的大业的，对于联共党内的问题，她无所知，或知道得很少，更不便发表意见。为此，她对于中国托派学生的请求，都一一委婉地拒绝。在上述这种复杂情况下，她与邓演达一再研究，两人都认为：当时苏联的党正忙于解决托派问题，对于中国的革命问题没有多大时间考虑，而陈绍禹（王明）等极左派的言论又不利于国共两党的继续合作。所以他们两人又和陈友仁商量。陈友仁对于“去留”这个问题，是从当时苏联政府对外政策的角度来考虑的。陈友仁一向认为中国的最大危险系来自外部。随着日本势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在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上所取得的胜利就是明证——中国已没有多少时间来整顿国内问题了。中国从现在（指1927年）应准备应付一场巨大的、有决定性的斗争。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苏联对中国是重要的。但目前苏联领导人还没有看清这一点。不过他们会逐渐看清这一点的。陈友仁又认为，就中国的内部事务而言，苏联奉行的指导方针，不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他预言，为了他们（指苏联）本身生存的利益，唯有在中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拚死斗争到来时，苏联才会决定帮助中国。故他认为：他们三人目前虽在苏联逗留，但对事态的发展发挥不了多大的影响。加上根据他这几个月（指1927年下半年）的观察，特别和一些苏联领导人的接触和会谈，他意识到在苏联缺少公正原则的观点，也就是缺少民主观念。所以他的结论是，离开这里为好。宋庆龄和邓演达都同意陈友仁对苏联形势的分析。于是，邓演达和宋庆龄决定赴柏林，陈友仁赴巴黎，陈先生的子女则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宋庆龄在离莫斯科前，曾蒙斯大林接见，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谈了半个多小时。会晤的日期大约是在1927年12月初。据陈友仁事后告诉我，这次谈话的内容大致是：宋庆龄先对几个月来苏联政府的盛情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她再次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国民党愿意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斯大林表示希望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的革命。至于具体的合作办法，第三国际及苏联党和政府正在研究中，以后会随时派人到中国来告诉他们三人的。
  邓演达是在1928年初先离开莫斯科赴柏林的。他在柏林替宋庆龄租好了住处后，才派人到莫斯科来接宋庆龄的。宋庆龄大约是在同年3月初离开莫斯科赴柏林的。到车站送行的有哥伦泰夫人和陈友仁一家。哥伦泰夫人曾颇受列宁的器重。宋庆龄到莫斯科后，苏联政府即派她为招待组的组长，负责照料宋庆龄在苏联时的生活，并协助宋庆龄与各方面的联系。哥伦泰夫人以后还做过苏联驻瑞典的大使。她是苏联第一位女大使。
  4月初，陈友仁对我说：宋庆龄有信来，要我马上离开莫斯科，到柏林去帮助她工作。我说，我得先向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领导说明情况，经许可后才能离开，因为我是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的翻译，有固定的工作。后来由陈友仁向苏联外交部说明情况，由苏联外交部在我的护照上签证，再由德国驻莫斯科的领事馆签入境证，我才于4月20日离开莫斯科，到柏林去找宋庆龄的。
  （二）
  我是在1928年4月底离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的。到柏林后，我在旅馆稍作休息后即到邓演达的住处，去见邓演达。邓先生看见我很高兴。他先问我离开苏联时是否遇到困难。我说没有，因为一切都由陈友仁先生给我安排好了，我个人的一点工资积余，因系卢布，不准携带出境，也由陈先生给了我英镑。然后邓先生对我说：你在莫斯科有工作，有良好的学习条件，本来想让你在那里工作和学习下去，直到国内有需要，再叫你回去。但因种种原因，宋庆龄和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来到柏林暂住。在莫斯科时，宋庆龄得到苏联政府的照料，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到了德国，她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里暂住的，不想去麻烦德国政府，更不愿让蒋介石驻德国的大使馆来照料她，而她自雷娜·普鲁姆女士在莫斯科逝世后，就没有贴心人在旁协助和照料。所以，她考虑再三，并经陈友仁和我的赞同，决定叫你放弃在莫斯科的工作和学习，到柏林来照料她。这同样是为了革命，也是为了祖国。我们（指宋、陈、邓）估计你是会同意的。现在你毅然决然地来了，我们都很高兴。你在这里的任务，主要是照料宋庆龄同志，使她安心在这里居住一个时期。至于你的生活费用，她是会安排的。我说：她不必为此操心，因我得了北京燕京大学董事会的一笔助学金，足够我在国外住两年的。他听后很高兴，接着说：你每天上午早饭后，就到柏林大学图书馆去搜集有关土地问题，特别是亚洲诸国土地问题的材料，因为这是当前我们研究的中心课题，11点半左右就到宋庆龄的家里去，帮助她料理一些家务。1点左右陪她到康德大街上任何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就餐。时间之所以安排在1点左右，是为了那时餐馆里的人不多，宋庆龄想尽量避免与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和大使馆的人接触。吃完午饭后，你就陪同她到商店去买东西。下午你到柏林大学附设的供外国人学习德语的学习班去学习。4点后，你再到宋庆龄家帮助她整理资料，晚饭就在她家里吃。晚上回家后，自己学习德语和阅读报章杂志等。关于住的地方，我已给你安排好了，就在宋庆龄住处的附近，一个房间。早餐由女房东供给。
  邓先生讲完后就带了我去看宋庆龄。宋庆龄看见我就说：“我们相信你会来的！”并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又嘱咐我：“今后一切都要听邓先生的领导，因为他对德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他正在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你要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供他参考。这两个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一定要研究透彻。”她还说：“上海同济大学的郑太朴教授不久就要来柏林，他是陪太虚法师到德国来讲学的。他曾在德国古定根大学得过数学博士学位。他来时会将国内最近政治情况告诉我们。”她说：“据邓先生讲，叶挺和黄琪翔等也将先后来柏林会晤邓先生，但时间还难定，因他们都要绕道而行，以避开蒋介石的追踪。”
  这样，我就按上面的布置，每天11点半左右到宋庆龄的住所，先帮助她料理一下家务，然后在1点左右陪她到康德大街上任何一家中国人开设的饭店吃午饭。每天吃的都是一种德国人叫Gcdeck的菜。这种菜上海人叫公司菜，即由饭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菜肴和主食品。大都为大米饭、猪排或牛排和蔬菜。都放在一只相当大的椭圆形的菜盆内。每份1个马克，外加20分小帐。两人每次的餐费为2马克40分。当时一马克等于一块中国法币。
  过了几天，她告诉我说：邓先生每天上午到她家来向她报告国内的情况和讨论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邓先生还每隔一天帮助她学习写汉语（白话文）文章。她说由于她十几岁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威斯莱女子大学读书，所以写汉语文章就感到很吃力。现在正是补上这一课的大好时光。因此，她要求邓先生每隔一天给她上一次汉语写作课。邓先生从留德的中国进步学生中借来了《向导》、《新青年》等国内出版的进步杂志，把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写的文章作为教材，给她讲解这些文章中引证的典故和一些成语的用法等。她对此颇感兴趣，经常用汉语写出她要发表的意见，并请邓先生改正。在很短时间内，她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她知道自己不够的地方，并努力争取赶上。以后她每次有意见要发表时，都亲自撰写，不假手秘书或助理。后来周总理对她写的文章评价甚高，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楷模。她在写作方面所以能从不熟练到熟练，完全是由于她在柏林时在这方面下了苦功。而邓先生对她的帮助又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她对邓先生愈益器重和信赖。
  过了不久，同济大学数学教授郑太朴同志来了。她向邓演达和宋庆龄详细汇报了国内的情况。一方面是蒋介石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和镇压，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后爆发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对蒋介石政权的威胁却很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郑太朴还说，国内的进步人士都盼望邓先生和宋庆龄能早日回国，把国内的进步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加以领导。邓先生对他说，他和宋庆龄不会在国外逗留很久的，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前一段革命（北伐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总结这场大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以便从中吸取教训，不致再犯。同时也要考虑到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的国内形势和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苏联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但以什么形式来帮助中国，仍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呢，还是抛开国民党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呢？苏联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还不一致。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是倾向于后一策略的，所以陈绍禹（王明）公开发表了批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言论。但也有人主张国共应继续合作，不过这部分人的主张尚不占优势，而米夫这派的主张却占了上风。邓先生还说，目前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拟订一个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纲领，特别要把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放在革命的主要位置上。北伐的胜利证明了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在中国现阶段革命中的重要性。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和参加，仅靠从广东出发的几万名国民党部队，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的。而农民之所以响应和参加，主要是因为他们渴望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他和宋庆龄正在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相信不久就可以草拟好土地革命的纲领，请国内同志参加意见。他特别希望谭平山等同志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并多提供一些意见。他还说，由于国民党这个名称被蒋介石弄得很臭了，所以今后的革命组织不妨用“国民党行动委员会”这个名称，以区别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同时强调“行动”两字以表示决心把三大政策贯彻到底，决不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对三大政策有所动摇。
  邓先生还对郑太朴同志说，当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贫穷落后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是怎样来实现这个主张，还须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前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能力等出发，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外国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集体农庄固然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但不应生搬硬套，把它作为唯一的模式来仿效。大家要知道家庭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要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把土地分配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经营管理。除不得把分配到的土地进行买卖租赁外，每户农民有权自由使用所分得的土地。国家为保证非农业人口所需要的口粮、工业用粮以及工业用的经济作物，要指定某地区的土地主要用来种植某种农作物，但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可种植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或商品粮，以及其他农作物，政府不应干涉农民的全部经济活动。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民改良土壤，兴修水利，防止水土流失，供应农民所需之良种、农药、农用机械、仓库和运输工具等。只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先富裕起来，工业所需的初级原料才有充分的保证，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同时，工业所生产的东西有了全国3亿人口的市场，就不怕没有销路。再加上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亚洲国家。此外，爱国主义是团结中国各族人民的最重要和有效的武器，现阶段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切热爱祖国，有志于谋求中国繁荣富强的各族人民、各阶层人民，都是振兴中华、实现国富民强的依靠力量。只有把各族人民、各个阶级的人民团结起来，艰苦奋斗几十年，中国才有可能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邓演达这种科学的分析和设想，在他那次和斯大林的谈话中曾特别强调过。而就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认为与苏共的观点有些出入。所以，斯大林虽然器重邓演达，认为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是一个很有希望重振中国革命的人。但结果却是邓演达与宋庆龄和陈友仁三人决心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去。这也许是一件不幸的事。邓演达是一个有主张有魄力的人，在没有弄清情况，没有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时，他是不肯随声附和的。他决心回国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的大业搞国民革命，重新和共产党合作，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到底。这也就是斯大林虽想留他，但留不住他的原因，也是后来蒋介石想利用他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委以副司令及副总裁的地位来收买他均为他断然拒绝，最后遭到蒋介石的杀害的原因。邓先生深知中国的革命必须得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只有借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吸取它所走过的弯路的教训，才能摸索出一条独立自主、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来。照抄照搬不但是欲速则不达，而它所付的学费要比自力更生昂贵得多。
  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当我陪宋庆龄从餐馆吃午饭回到她的住处后不久，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文生·宪到柏林来看宋庆龄。宪对宋庆龄说：美国人民很想见见她，听她讲讲有关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为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托他到柏林来，代表该公司邀请她到美国去作客，在电台上讲几次话，与听众见见面，每次都只要几分钟。该公司为此准备送给她50万美元酬劳。有关这件事的合同，该公司业已拟就，并由他随身带来。如宋庆龄同意，就请她在合同上签字，以便他亲自带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宋庆龄听后，没有立即表态。但对宪特为此事到柏林来看她表示感谢。宋庆龄随后又问文生·宪在柏林逗留多长时间。文生·宪说计划四五天。宋庆龄听后便说：“你所提的这件事让我考虑一下。你回美国前，请再到我这里来一次，以便我把考虑的结果告诉你。”这样文生·宪就告辞了。
  在文生·宪来访后的第二天，我到宋庆龄那里去陪她到餐馆吃午饭时，她对我说，文生·宪对她所讲的那件事，她已和邓先生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以不去为好”。我问她为什么，她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邀请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含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就是说，美国政府希望从她的口里听到几句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新政权的话，从而来提高蒋政权在国际上的地位，或者希望由于她是蒋介石妻子的姊妹，她不会在美国人民面前公开批评蒋介石，从而默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和合法性。所以她决定不到美国去，她还说，至于她和邓演达回国后，在国内进行革命活动所需要的经费，他们可从别的方面获得，但不能拿这样的钱来进行革命，因为这样做实质上是帮蒋介石的忙。我听了非常感动和钦佩，并进一步认识到她洞察力的深邃和立场的坚定，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当时文生·宪对她的答复感到出乎意料。因为他原以为宋庆龄在当时的处境下，是会愿意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邀请的。同时如果他能促成此事，对他在《纽约时报》的地位与声望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在他离开柏林时曾对我说，真难以捉摸她在想什么！如果她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邀请，那么她不但可以到美国去重游旧地，会会故旧，又可获得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酬劳，供日后做政治活动的经费。真没料到她会如此坚决的拒绝。据我了解，文生·宪是当时一位比较有才识的美国记者，他对当时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但感兴趣，而且还写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报道，但他对中国的前途以及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是缺乏认识的。所以他不可能理解宋庆龄所做出的决定。
  同年7月初，宋的幼弟宋子安已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在回国途中，特绕道欧洲，到柏林来看望他阔别4年的二姊。宋庆龄见到她的幼弟学成归国，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快乐。除详细询问他有关在美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外，她还耐心地给他讲了有关国内的情况的，并勉励他今后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作出贡献。她还陪他去参观了柏林大学（特别是该校的图书馆），游览了柏林最大的公园——蒂尔公园和其他一些名胜古迹。宋子安因急欲回上海，所以在柏林只住了5天。临别时宋庆龄还亲自陪他到汉堡市，送他登上赴上海的邮轮。在宋子安与她在一起的5天里，我在旁观察到宋庆龄对宋子文和宋子安的感情是比较深厚的。她是多么渴望她能和她的母亲和这两个弟弟经常在一起，叙天伦之乐啊！但因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很少得到实现，他们之间，分离的日子多于相聚的时光。
  在宋子安到柏林来看望宋庆龄之前的几天，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乘从美国回北京之便，取道欧洲，想会晤宋庆龄，交换一些有关当时中国政治情况的意见。当我把司徒雷登的来意告诉宋庆龄后，她思索了一会儿后说，司徒和她的家（指宋庆龄的父母）不但相识，而且有较长时间的来往，他在回北京途中，到柏林来看她，本应见他，听听他对中国政局的看法。无奈现在情况很明显，美国统治集团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而不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象司徒雷登这样一个传教士，归根到底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尽管他个人对中国人民是比较友好的，但到了涉及美国利益时，他还是会站在美国一边，也就是站在蒋介石一边，而不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所以，告诉他，宋庆龄这几天身体不适，医生不让她会客，过几天如他方便，再约他谈，并请他原谅。然后，她在一张当年和孙中山结婚时所摄的大照片上签了字，叫我带给司徒雷登以资纪念。司徒雷登因急于回北京，料理燕京大学的校务，没有在柏林久留，从而也没有在柏林会到宋庆龄。
  司徒雷登走了以后，宋庆龄为此事曾对我说，美国现在接二连三派人到柏林来看她，都不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想通过她的口，使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合法化。你是在美国学校受过长期教育的青年，对于美国传教士或教师要有正确的认识，你要知道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或教师都是替美国大资本家效劳的，不管他们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对于他们的花言巧语和小恩小惠都要提高警惕，不然就会犯错误。这些至理名言和语重心长的话，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来说，是非常宝贵和极为重要的。
  宋庆龄在柏林时很少与德国政府的官员往来。德国在野党的领袖们有的想会见宋庆龄交换一些意见，也都由邓演达代表她去参加会谈。她与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根本没有往来，该馆负责人虽曾托人要求晋见，但她从没有答应过。宋庆龄常对我说，这些外交人员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工农大众的中国，而他们所代表的是极少数人。他们不配来见她。
  在留德的中国学生中，有些是进步的。宋庆龄曾会同邓演达接见过他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自由独立和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有一位姓辛的学生，通过邓演达的介绍常来看她。这位辛同志是在德国学习飞机制造的。
  宋庆龄在柏林外出购物或制做衣服时都用“林女士”的称谓。她所住的那套公寓的女房东，也只知道她姓林，而不知道她姓宋，更不知道她是孙中山夫人。
  大约是8月初，叶挺和黄琪翔都先后来到柏林。宋庆龄和邓演达分别会见了他们。他们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过向宋庆龄和邓演达作了详细的汇报。宋庆龄对叶挺、黄琪翔和前些日子郑太朴的来访和汇报感到非常高兴。一方面她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情况的第一手真实材料；另一方面她从他们汇报的情况中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革命并没有失败，只受了一些挫折罢了，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继续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同志团结起来，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补充。经过邓演达同叶挺、黄琪翔的反复研究，宋庆龄和邓演达一致认为：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来团结和领导一切愿意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贯彻到底的同志，这是一项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他们应尽快地回到祖国去，来组织和领导这项工作。这样，宋庆龄就于1929年春回到中国。邓演达在宋庆龄回国后，就到英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印度、伊拉克等一些亚洲国家去考察，于1930年春回到上海。
  附记：本文作者曾于1927年在武汉宋庆龄所办的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学校任教。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后，作者任苏联总顾问鲍罗庭的翻译，随同全体苏联顾问回莫斯科。在莫斯科时曾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任翻译。本文所述均系亲历亲见与亲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