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每当我听到或看到周总理这个熟悉亲切的名字时，那镂骨铭心的件件往事，深切怀念的激情便油然涌上心头。
  1949年7月，我遵先父高亦吾“日后得悉周恩来行止时，可速去找他，切记”的临终遗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历述“遗言”的前后经过。不久就接到总理要我去北京的复信，当时我高兴得真不知说什么好。
  我是这年9月间进京的，接待我的是总理秘书杨超同志。几天后，总理又派人给我送来50元钱，并转告我安心等待。
  1950年2月，总理将我安排在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处档案科工作。
  1951年12月3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下午，总理要见你，现在就来吧！”一股幸福的热流在我胸中沸腾起来，久久不能平息。继而，不知怎的，我的心弦又陡然紧绷起来：见到总理该说些啥呀？想着想着进了总理办公室。总理亲切地握住了我的双手……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蔼的态度，爽朗的笑语，象和煦的春风吹融了我那紧张拘束的心。落坐后，总理和我攀谈起来：
  总理：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对你父亲高亦吾老师的印象最深了。令尊大人什么时候去世的？
  笔者：1941年2月5日。
  总理：得的什么病？
  笔者：大头瘟（现在医学上叫脑膜炎）。
  总理：服的什么药？
  笔者：因年代久远，记不清了。
  总理：药方还有没有？
  笔者：家中几次被抄，早已不存了。
  总理：要是现在，卫生医疗条件好了，高老师也许不会早亡的。现在师母身体怎样？
  笔者：很健康，感谢总理的关怀。
  总理：你现在几个小孩？过去在家干什么？
  笔者：一个小孩，我过去在家种地劳动。
  总理：中国有句古话叫“庄农最为先”嘛。接着总理便追忆起和我父亲在一起的一些往事：“我十三四岁在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各方面都亏了令尊的关怀。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好书，其中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写的《革命军》，对我影响很大。这是一本宣传革命的书，其中提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号召四万万同胞要‘掷尔头颅，暴尔肝脑，同封建统治者决一死战。”“高老师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思想，多次声泪俱下地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事迹。同学们听了大都义愤填膺，潸然泪下从那时起，我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记得一次老师带我去外国租界地，他告诉我就是这些蓝眼黄发的外国洋人，依仗他们的船坚炮利，把我们的大好河山瓜分为他们的殖民地……后来我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令尊随即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职。在这个期间，我去看过他两次。其中一次他对我讲：你们在天津办的《觉悟》社已轰动京畿上下官府，你的名字据说业已在册。当局严令取缔《觉悟》社，并逮捕其一切成员，你要当心。京兆尹公署当时在地安门，现在不知那个单位占用。”秘书插话说，不清楚。
  总理又问：以前我与令尊的来往信件还有没有？
  笔者：没有了，很可惜。
  总理：我受教于高亦吾老师，获益非浅，迄今感念尤甚。
  总理最后勉励我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在情深意长的融洽气氛中结束了。1953年，中央机关人员下放，充实基层。我积极响应，申请下放。总理非常高兴，亲自召见我鼓励道：“你做得很好，你是我的亲朋好友，应该事事带头。下去后，要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我激动得一时难于措词，只是热泪盈盈地握着他的双手说：“请总理放心！”总理笑着说：“以后不要老是总理总理的，你我是同志是兄弟嘛。”1961年7月，总理来信邀我于8月份进京欢聚。我和爱人立即收拾行装，匆匆启程。8月9日到达北京，国务院交际处张处长接见了我们，说总理近日连续接待外宾，忙于国事，实在无暇，请安心等待。张处长亲自帮助我们下榻于虎坊桥旅馆。1961年8月21日，天朗气清，金风送爽，莲荷飘香。我们夫妇同三个孩子登上了去国务院的汽车。到达西花厅门前车子刚停，几位解放军同志满面春风地拥上前来，将三个孩子抱下汽车，由总理秘书曲同志带我们去见总理。未到办公室门前，只见总理站在高高的汉白玉台阶上，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我当时如醉如痴，仿佛在做梦，眼前是异样的天地，耳边是欢迎的掌声。总理首先和我爱人李玉英握手，接着移向我，两手按着我的双肩，凝视良久道：“你是个胖子，怎么这样瘦了？”我一时语塞，感情激动得无法抑制，眼睛模糊，热泪纵横。待心情平静下来，我望着总理那日益增多的白发和深深的皱纹，深知他为国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心情不禁沉重起来，悔不该全家来打扰总理，想到这儿象做了错事似的。总理见我神色不安，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思，爽朗的笑了起来，俯身对着孩子，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扶扶这个的肩头，摸摸那个的面颊。逐个问了名字，最后把小女儿高润抱起来，走进办公室。总理提议同我们一家合影，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曲秘书请来了摄影师，总理亲自为我们安排位置，他站在我们5口人中间，两手分别扶着大女儿高敏和二子高振国的肩膀。照像机“咔”的一声，拍下了这张使我们永世难忘的照片。我们围坐在总理身边，就象一家人一样。服务员送来了冰镇西瓜，总理带头陪我们吃起来。当总理问到母亲身体健康情况时，爱人怕我心直口快，实话实说（当时母亲由于生活困难，正患水肿病，经常腹泻），引起总理的惦念，就抢先代我回答：“婆母身体很好，请总理放心。”而后，总理又问我所在矿上的生产情况，设备怎样？安全条件好不好？每人每月口粮多少？是什么粮食？能吃饱吗？我一一回答后，总理望着我们那五张蜡黄瘦削的面孔，攥着孩子们那嶙峋细长的胳膊，神色肃然，语意深长地说：“好心做了错事，又有什么办法！”中午，总理特意与我们共进午餐，边吃边谈，整个餐室充满了笑语欢声。总理不时地用筷子夹起菜来填到孩子们的小嘴里。这是我们一生中难得的美餐。下午3时许，我们怕总理劳累，便难舍难分的向总理告别。总理想留下二子振国在北京上学。当时他才6岁，看到母亲要走便说：“俺不！俺不！”总理笑着说：“他说的是地地道道的山东话。”在京期间，总理因工作忙，就派了一名科长，专陪我们参观、游览。时间总是无情的也是吝啬的，转瞬来京将近一月，我们准备回程，总理再三挽留。我们实在不忍再分总理的心神，决定动身。总理给母亲拿上人参、燕窝，赠给我们咖啡和白糖（那时白糖是很紧缺的）等珍贵物品。路经济南母亲住处时，她老人家得悉总理的问候，见到总理给她的礼品，感动得热泪盈眶。
  是年12月19日，我妹妹高肇申代母亲给总理寄去一信，准备岁底进京探望。总理于同月29日亲笔给母亲写了回信：
  荣萱师母：10月26日和12月19日两信均悉。因工作繁忙未及时回信，尚希见谅。来信说你和肇申想在春节前后来京，时值假期，车辆拥挤，特别是天气寒冷，您年高体弱，恐难堪旅途劳累，届时我是否在京尚难料定，恐您徒劳往返，我甚不安，我意您勿来为妥。现附上放大的老师照片一张，请留念。专复。问肇甫夫妇、肇申均好。颖超附笔问候。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九日我们收到这封万金难易的总理手书，全家人争着读呀，抢着看呀，母亲戴上老花镜看过之后，把信笺放在胸口，贴在腮颊，饱尝着总理和邓大姐所给予的关怀和温暖。我们一家人又仔细地望着总理寄来父亲的照片。我想：爹爹呀，您老人家若是健在，那该有多好哇！我又想：解放前，总理为革命戎马倥偬，四海为家；解放后，为人民五洲奔走。从没有消闲。可他始终没有忘记少年时代的老师高亦吾，难得呀。我真为九泉下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1962年，总理因惦记年迈体弱的师母，汇来人民币一百元，让母亲滋补身体。1963年母亲病故，总理闻讯立即令总理办公室来函：“……来电收到，已转报总理，总理希望你节哀，努力工作，并嘱寄去一百元作为安葬的补助。”充分表现了总理尊师敬长的崇高风范。
  1965年8月底，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我致函问候总理近况，总理值班室复信说：“你8月31日给总理的来信收到了，已报告总理和邓大姐，总理和邓大姐很高兴……”1966年，遥闻邓大姐身体欠安，我又去信问候。接到回信说：“你们给总理的信收到了，我们报告了总理和邓大姐，邓大姐谢谢你们对她病情的关心，并说她的病已大好，请你们不必挂念。”
  1976年1月，周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顿感天倾地陷，一时举家大恸，我们夫妇决意赴京吊唁。动身前，接到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发来的电报：
  大姐嘱外地亲友一律不请。千万不要来京，希谅，谢谢！
  我们深深理解那时邓大姐的处境和心情，只好眼含热泪，延颈瞩目北京。
  1979年11月，我妹妹肇申应邀去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参观。总理当年的同学陆广吉先生（辽宁省副省长）回忆说：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总理到西安后，见到我首先问及高亦吾老师的行踪，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至今思念尤甚。”她从沈阳回来路经北京时，曾去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访问，负责人王信平同志谈：“我们在整理总理事迹时，发现一份资料，内容是总理在延安接见外宾并答外国记者问时的一段记载，总理在谈到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说：‘我少年时代得山东高亦吾老师的栽培，可以说没有高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总理对家父的敬仰和尊重，也反映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平常。
  缅怀往事，意在今天与未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是十几年了，可是我回想起来，总理那可亲可敬的崇高形象如在眼前，总理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章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