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9年1月间，父亲非常忙碌，每天外出活动，回家很晚，有时夜间不回家。父亲奔走和平，得到北京市民的热烈拥护，大小报纸大都表示赞扬。但也有个别小报说：“有投机政客以和平为名，宣传投降，动摇军心。”有不少朋友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傅作义将军也曾征求父亲意见，是否住在“华北总部”内？但父亲为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故都的历史文物免遭兵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丝毫未为特务的威胁所动。
  1949年1月17日，我们永远忘不了这凝着血的仇恨的一天，这一天，本来是父亲和北平各界代表预定出城同解放军接洽的日子，头一天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次日出发。不料凌晨3时许，我正在熟睡，突然一声巨响，觉得有什么东西砸在身上，我迷迷糊糊地跳下床来，见父亲向里间屋奔去，我还未及走出屋门，又是一声巨响，我住的卧室也爆炸了，身上被塌下来的砖瓦石块砸伤，脚也疼得厉害，头部被什么东西一击，就昏倒了。等我醒过来，已在东交民巷北平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地下室三等病房。听说我最心爱的小妹妹鲁美已被砸身死，母亲伤势较重住在协和医院，父亲、弟弟和大妹妹也都负伤。
  原来我家卧室房顶被特务安放了定时炸弹。我们所住锡拉胡同招待所是中国式平房，母亲和两个妹妹住里间，父亲与我和弟弟住外间，两间卧室房上都放了炸弹，特务想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幸而两枚炸弹没有同时爆炸，否则父亲的生命也难保。
  从那天起，父亲就没有和我住在一起，听说他一天换好几个地方，以防再遭暗害。我当时因伤势较重（30年后拍X光片才查出颅骨中仍有弹片两块），神志不清，所以不知外面情况，只听说父亲作为首席代表，在被炸后第二天（18日），就扶伤与其他代表一起出城同解放军洽谈，表达了北平人民渴求和平的意愿。
  后来才知道，我家被炸是蒋介石亲自指使军统特务干的。蒋介石对父亲从事促成北平局部和平活动非常恼怒，下令军统头子毛人凤暗杀父亲，以便杀一做百，防止其他国民党高级人员背叛他，投向人民。毛人凤召集几个大特务多次计议，原计划在我家附近伺父亲出门时予以狙击，又恐凶手不能脱身，就改为爆炸办法。为此派大特务叶某等4人专程飞来北平布置，由军统北平站长王蒲臣和李连福具体执行。结果没有炸死父亲，只炸死了一个女孩，蒋介石很不满，对毛人凤大加申斥，毛人凤等也后悔不该改变暗杀方案，在他们看来，为消灭何思源，牺牲个把特务是值得的（见全国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241页沈醉文）。又经查明：两枚炸弹是从月牙胡同6号军统技术总队仓库运出，运输人是王锡田、王兴纲；主管爆炸的是爆破队长杜长城；安放炸弹的是技术员彭昭庆（绥远人，当时年24岁）；安放炸弹的路线由临近的韶九胡同12号上房安装的。
  在我家被炸的前一天，市警察局长杨清植和市参议会副议长唐嗣尧曾来看望父亲，他们对父亲奔走和平满口称赞，又到各屋看一遍，问住房是否适宜，生活有无不便之处，是否需要警察局派人警卫等等，显得特别关心。又说父亲为北平人民这样出力，他们照顾不够，有事只管吩咐。唐嗣尧还以“北大老同学”的身份大套交情。他们都是军统特务（唐嗣尧名义上是“世界科学社”社长，好象是个文化人，实际是军统少将通讯员），这次来我们家是来观测我家各人的床位，以便安放炸弹的。我们没有料到特务们竟这样阴险卑鄙！
  同一天，中共地下人员张实同志（后知其真名为张均，现已离休）秘密来我家，当时为了保密需要，我和弟弟在锡拉胡同9号后门上安装了一个秘密电铃，这个电铃只用了两次，即张实来我家时使用过的。他提醒父亲要提高警惕，可惜没有引起父亲的充分注意，非常后悔。父亲被炸后，中共人员又到医院慰问。中共的关怀和特务的暗害，恰成鲜明的对比。
  解放军进城后，罗荣桓政委曾到医院看望父亲。不久，叶剑英市长在北京饭店宴请过父亲。有一天晚上，傅作义将军也来我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傅作义），他说他到石家庄谒见毛主席，刚刚回来，给父亲带来毛主席的问候。1949年《人民日报》石家庄版和同年2月新华社的一篇评论，都提到父亲奔走和平的事，父亲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