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8年6月的一天早晨收听广播，忽然听到“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着予免职”的消息。父亲说，早已料到这个市长干不长，但事先不打招呼就免职，却有些突然。我家原住市政府内西跨院（即原摄政王府西花厅），从这一消息发表到7月1日交接前夕，我们全家搬出市府，迁到锡拉胡同9号市府招待所暂住。当时北平形形色色的小报，刊登了不少关于父亲为什么被免职的小道消息，概括起来不外三条：1.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惹恼了最高当局；2.处理学潮不力；3。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受立法院攻击，为了出气要求撤掉一批CC的官，选中父亲这个对象。还有一条原因小报没有说，那就是与军统特务的矛盾。1948年4月的一天，父亲坐汽车行经景山东街，被人打了一枪，汽车有防弹玻璃，没有打中，此事当时没有声张，显然是军统干的。他们早已急不可待了。
  父亲下台5天，北平发生了“七·五事件”，父亲曾应傅作义将军的邀请，协助处理善后问题。几天后，我们全家人到青岛避暑去了。8月底暑假结束，要开学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北平上学；父亲到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台湾等地走了一趟，表面上“无官一身轻”，到处游山玩水，实际上是考察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况，而且那时蒋介石一度坐镇北平，指挥东北军事，他也不敢回来。
  在这期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将所存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逾期即予没收。我们家中存有6条黄金，母亲伯被强迫收兑，就派我和弟弟乘飞机到南京，将6条黄金送交父亲。那时，父亲住在张道藩家中，张与父亲关系很深，我们在西安时，张道藩夫人和女儿丽莲从兰州到西安和我们同住；我们回济南时，又把张的女儿丽莲带到济南，同妹妹一起上学。1946年张随蒋介石去北平，归途经济南，才把女儿带走。所以我们两家妇女小孩也很亲密。当时张道藩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在陈布雷自杀后，他继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我听他与父亲谈话，说卫立煌、杜聿明等在东北把许多重武器装备丢给了共军，仅大口径炮弹就一百多万发，大局糟透了，恐怕没希望，劝父亲早作打算，最好是出国。那时南京一片悲观绝望的气氛，一些国民党官员见面都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约在10月间，行政院任命父亲为“徐州绥靖公署政务委员”，父亲拒未就职。
  11月的一天，父亲突然从南京飞回北平，去见傅作义，只住了几天，又匆匆飞往南京。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傅作义清他去南京观察形势，并找顾孟余来北平共同商量搞个华北新局面。
  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北平，许多大官巨富来不及逃走，城外机场已无法使用，城内东单、天坛两个临时机场修好后，才又通航。这时，母亲接到国民党空运大队打来电话，问我们何时走？并说已准备了专机，在北京饭店门口等候。因为父亲有话不让走，所以我们无法答复。空运大队长衣复恩，是父亲的学生，其父衣振青与父亲交好，可谓世交，所以他特别关心，给我们准备了专机，这架专机在东单机场停留了两天，得不到我们的确切答复，就飞走了。
  1949年1月初，一天中午，母亲忽又接到空运大队的电话，电话只说南京已经飞出一架飞机，机上有你们家的一个人，请于一小时内到天坛机场迎接。母亲忙借了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汽车，派我和弟弟到天坛机场，我只见有一架运送军用物资的飞机降落，只有父亲一人走下飞机，没有其他乘客。
  父亲这次回来后，家里就热闹了。来往的人很多，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客人，除许惠东外，还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留在北平的大学教授许德珩、钱瑞升、周炳琳、杨振声等人，以及市参议会、市政府和华北其他省市参议会的人员，还有新闻记者。总之，人很多，有时应接不暇。我们晚辈当然不能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听他们谈的都是关于北平和平问题，都说解放军如何强大，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有和平解决一条路。都推崇父亲的声望和在野的地位，盼他为争取北平的和平解决而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