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何思源于1943年9月，随山东省政府撤退到安徽阜阳。不久，即经洛阳、西安，于当年冬末到了重庆。1944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表何思源取代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并兼青岛市长、市党部主任委员。何氏受命后坐飞机到宝鸡，然后经西安、兰田、龙驹寨、南阳等地，于1945年春节，返抵阜阳，到任就职，准备设法进入山东。
  以何思源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在当时山东一般土生土长的国民党系游击队中，大抵反映良好，起码没听到什么不满或反对的声浪。但出乎意外，在当时留在省内的国民党的党、政官员中，却发生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两人对他发出了怨愤不平之声。一个是驻在寿光三区丹河村的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于宝仑，另一个是驻在莱阳的鲁东行署主任李先良。
  于宝仑、李先良为什么对何不满呢？原来他们以为当山东其他军、政机关，人员都已撤走之后，只有他们仍在敌后沦陷区艰苦支撑，表现应该说是高于侪辈的。何思源久在山东，过去都是同僚，现在何既然当了山东的最高领导，论功行赏，应该予他们以优先照顾。省党部调查统计室虽是中统的机关，但调统室主任一职，官位不高，此次省党部改组，于宝仑认为省党部委员应有他一席，而事实上竟未得入选，他之不满在此。李先良原来是沈鸿烈的人。青岛市长一职，抗战期间，一直为沈鸿烈兼任。自沈鸿烈离开山东以后，青岛市长一直没有另发表人，所以李先良早以为将来继沈鸿烈之后的青岛市长非他莫属。而这次何思源却不但集山东的党、政大权于一身，而且连青岛市长和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也一人兼领了。这样将置李先良于何地？所以李对此非常恼火。
  于宝仑、李先良既对何有所不满，就共同对何发动攻击。他们要打倒何思源吗？实际并无此意，亦无此能量。假如山东省主席换上其他人，而不是何思源，对于他们不一定有好处，这一点他们还是明白的。所以他们对何的攻击，不过撒泼、吵闹，以不平之鸣进行要挟，迫使何氏满足他们的欲求而已。
  当时于宝仑驻在寿光，托庇于张景月保护之下，在派系关系上又与张景月早有些渊源，利用这种关系来放烟幕、布疑阵，是很易于迷惑一些不明真相者的视听的。
  自山东省政府撤到阜阳后，张景月在山东的地位，愈益受到国民党阵营的重视。尤其是何思源出任省主席，准备入鲁，张景月更成为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些情况，于宝仑完全了解。但他知道，明白要求张景月帮他和姓何的捣乱，是得不到支持的。于是他们使用了一种近乎阴谋的手法：于宝仑把他和李先良联名向何提出严厉质问的电稿，送交张景月，要求通过张景月的电台，替他们拍发。张景月不明白背后另有文章，便把电稿交给我，并同意代发。于宝仑虽在寿光驻留已久，但平日和我个人没有什么来往，对于他们的这些活动，我一点没有觉察。当时只以为电文措辞尖锐，出言近乎不逊，有点过分，没想到此中有何阴谋诡计。所以还是交电台拍发了。但此后这类电稿，一而再，再而三，源源而来，我才看出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
  于是我问张景月：“于宝仑、李先良自己都有电台，而且也都能和省政府通报，那么，这类电报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发，而一定由我们代发呢？”张景月对此茫然不能答。
  我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向何表示，他们这样干是得到我们支持的。至少，我们予以同情，不加反对。他们在利用我们，却又不明白告知，把我们当傻瓜愚弄，这岂是朋友之道？”张这才恍然而悟，愤然说：“不给他发！”是后，电稿送来，我看后就放起来，不再拍发。
  1940年冬至1941年春，何思源由鲁南经寿光去鲁北期间，担任张景月部政治部主任的是中统分子齐杞南，他反对沈鸿烈、反对何思源，经常肆无忌惮地公开谩骂。由于张景月也是中统组织内的人，这些中统分子企图利用张部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何思源是早就知道的。我想：现在于宝仑长期住在寿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将来他们会闹到什么程度，很难预料。我们及时向何主动说明事实真相，表明我们的态度，以免以后引起误解，这是很必要的。当时，原鲁北行署秘书陈秀东（泰安人）因行署无形解散，住在寿光二区。于是我着人把陈秀东找来，把有关于宝仑、李先良的一些活动，都对他谈了。所有已发、未发的电稿，也都给他看了。陈秀东了解到这一切情况后，表示很着急，说：“主席（指何）现在阜阳，这些事情他哪里会知道呀！”我说：“这些复杂情况，电报中无法说清。你在这里无有什么事情可做，是不是可以到阜阳去一趟？”陈说：他知道何思源到阜阳后，原是要去的，现正在作准备（因为那时出入敌伪区，坐火车，须办敌伪的“良民证”，须用伪钞，是需要作一些准备的。）。于是我带陈秀东去见张景月，并建议他帮助陈早日成行。张景月对此极表赞成，并对陈表示：他反对于宝仑、李先良的活动，希望何早日回鲁。
  陈秀东到阜阳，何思源了解到这一切情况后，便派中统分子张金铭到寿光，对于宝仑、李先良进行安抚、疏解，以消除矛盾。
  张金铭到达寿光，见过张景月，在于宝仑处住了些日子，就东去莱阳见李先良去了。其时大概是1945年5、6月间。是后不过一个多月，何思源即于7月25日化装坐火车到了昌乐，即日转赴寿光，与张景月会面。
  至于李先良，于宝仑这一次的牢骚不满，后来据何思源对我讲，大部分出于误会。他兼青岛市长，本来是在特殊情况下，一种临时性的措置，实际他不可能长兼。李先良在鲁东，发表他当青岛市长，本来是可以的，但当时国民党有一项规定：省主席和直辖市的市长，都必须是中央委员。李先良还没有取得中央委员的资格，所以不能入选。暂由何兼，等李先良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何思源随时可以推荐他。若当时国民党政府另发表其他人当青岛市长，则李先良的希望将更渺茫。所以由何暂兼，于李有利。李先良不了解这种情况，愤愤然以为何贪心不足，抢他的官做，完全是误会。至于宝仑当时之所以没有当上省党部委员，是因为名额有限，省党部比于资格高的旧人太多，于是新进，一时挤不上去。省党部主任委员，何也不能长兼，将来会另有人，省党部还会改组，于宝仑果真有意于此，将来也不会没有机会。当时他们的牢骚不满，经张金铭对他们作了解释，也各释然平静了。
  张金铭在何思源之前先来到寿光，完全是由于上面所说的一次偶然的机会，若没有李先良、于宝仑这一次小风波，何思源不一定先派张金铭进来。这一偶然的机会，却使张金铭于日本投降后，在于宝仑的大力支持下，当上了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任济南市长，并由此引起与中统冲突的一连串风波。这些后话，暂时不谈。
  若说张金铭之先来是出于偶然，而许星园却是何思源特别预先派来，为他自己的到来作准备的。许星园，蒲台人，山东大学毕业，抗战前在益都师范当训育主任，抗战时期在鲁北行署当秘书，后随何思源去大后方。何出任山东省主席后，许因一直追随左右，参预机要，地位扶摇直上，成为省府委员及省党部委员。他于张金铭之后不久，来到寿光。许虽在鲁北行署甚久，但却是第一次来寿光，他在张景月处住了几天，就到章丘第十二区专员翟毓蔚处去了，直到何思源到来后，才到益都与何相见。
  二
  何思源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一定要积极设法进入尚在沦陷的山东，是事先在重庆对蒋介石作过保证的。但当时有很多人（包括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对于他的这种保证却并不完全相信。认为他于这种时候出当此任，亦不过博取一个封疆大吏的虚名，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入鲁只是空谈，山东大局终属无补。当时他们这种论断也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在于学忠和牟中珩撤出鲁南后，山东已无国民党正规军一兵一卒，长处在大后方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很难想象何思源怎么能够进去，进去后又怎么能够存在？但何思源的计划却并不是空谈，他是根据他对山东境内国民党残存势力的了解，以及他对整个世界战争中形势的判断，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决定他的计划的。
  于学忠、牟中珩退出鲁南后，留在山东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大致以三种形式存在着。一种是已经公开投敌的，如吴化文、厉文礼、张步云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地方性部队。这些力量何思源当然无法利用。另一种是其领导人没有公开投敌，只拿出一部分部队接受敌伪改编，占据一定地盘，其领导人则转入地下，利用这一部分公开伪化的部队作掩护，在地下活动。如昌乐张天佐、邹平张景儒、桓台隽宇澄、章丘翟毓蔚等都属这一形式。属于这一形式的，大抵力量比较薄弱，地区比较狭小，尤其在他们地区内，敌伪可自由来去，若何思源驻进去，无法保密，亦难保安全，所以也是不能依靠的。第三种就是寿光的山东保安第三师师长兼第十四专员张景月，他与以上两种的情况都不同。
  张景月自1941年以后，即利用日寇对他诱降的机会，对敌消极不战，虚与委蛇，态度暧昧，以保存实力。1942年冬，昊化文公开投敌后，敌人一方面利用吴化文对张劝降，一方面利用山东国民党阵营处境极为不利的时机，直接对张部使用军事压力。几经折冲，最后“图穷匕见”，张部对敌人公开摊牌，拒绝投降。于是日寇驻张店的奥村旅团，于1943年1月和4月集中庞大兵力，动用了飞机、坦克、重炮，对寿光的尚家庄、田柳地区及寿潍边境的三官庙、西王庄、赵家庄子等地区，连续两次进行了大规模进攻，尤其4月5日尚家庄之战，张部牺牲团副一名，营长两名，重伤营长一名，付出重大代价。经此一战，张部实力虽受到很大削弱，但迄未投降。在他控制地区内，敌伪始终不能自由来去。由胶济铁路以北的益都七、八区至寿光北部的田柳、尚家庄地区，南、北约一百里；由这一地区东去，通过潍县北部以达昌邑二区，东西亦近百里。在这一百平方里的地区内，主要由张景月部控制。当时张景月的部队，在保安第三师编制下的，有八个团的番号，在十四区编制内的有二七、二八两个团的番号。所以他共有十个团，连其他直属部队，兵员近万人。有这样大的一个地区，又有这么多的部队，所以当时张部算是鲁北、鲁东国民党残余的主要力量了。
  那时山东省政府虽然已由鲁南撤走，但省党部除主任委员范予遂去阜阳外，其他还有很多人没有走。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于宝仑携带他们的电台及人员，一直住在寿光三区丹河村。省党部组织科长张浩然等，也住在寿光。省政府撤走时留下一些人员中也有人住在寿光。所以何思源回鲁后以寿光为根据地，以保三师张景月部为依托，是根据以上情况预先决定的。
  那时欧洲战场上德国纳粹军队于1945年5月7日宣布向盟军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区域的形势亦岌岌可危，何思源即于6月间由阜阳出发，秘密进入山东，他知道德国投降后，盟军会以全力对付日本。日军溃败，已是指顾间事。只要他进入山东，在张景月部坚持一个相当时日，一旦日本投降，他的计划即可完全获得成功。而事实的发展，比他所预料的还要快。他7月25日到达寿光，仅20天后，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关于何思源的行踪，我们事先不知道。一直到7月24日，张景月才得到消息，告诉我准备明天——7月25日到昌乐车站去迎接，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化装坐火车而来。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化装坐火车，来往于山东、阜阳之间，本属常事。牟中珩时期的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范予遂，来去于山东、阜阳之间也是坐火车的。但象何思源这样的人物，也采用这一办法，我事先却没有想到，觉得实在太冒险了。因为他毕竟与范予遂不同，山东认识范的人不很多，而何在山东活动十余年，随时随地都会遇到有认识他的人。
  7月25日，我随张景月、王念根率一个团到昌乐以北15里之田马，我由田马带着几匹马，并卡车一部，士兵十几名到昌乐车站去。张景月告诉我：他已派刘作仁到车站去预作布置，安全问题由刘负责。我只是到站台迎接，接到后陪同一起来田马即可。刘作仁是张景月部下的一个营长，常驻在昌乐以北的陶官庄，经常与驻在昌乐车站上的张天佐部联系。
  在此两年前的1943年的秋天，我曾到过昌乐车站。那时张天佐的部队已有一部分，通过厉文礼的关系，改编成伪军，有一个连驻在车站上。当时日本人气焰还很高。旅客出入车站，上下车，常常要检查；站台上并有日本便衣特务腿子，随时要抽查“良民证”。车站上气氛还相当紧张。事隔两年，车站周围气氛已完全不同了。旅客上下车已无人过问，士兵带枪出入车站，更无人敢问。伪方员工都垂头丧气，低头出入，悄然无声。日本虽还没有宣布投降，但敌伪气焰尽消，人人明白已经完了。
  我到达时，刘作仁已在车站外临街的一座小店铺内略作布置，作为临时接待处。何思源的随员李同伟、祝廷琳、徐希亭及另一卫士等4人，都穿伪军服，已坐另一列火车先来到了。他们说下一班车马上就到，何思源在那一列车上。于是我着刘作仁派几个人跟我进站。火车到站，我看到何思源杂于旅客之中，悄然走下车来。他穿一身灰色士林布裤、褂，一顶草帽低低的遮着脸，戴一付眼镜，低着头，一点不惹人注目。我见到他后，便匆匆引他出站，走到刘作仁和先到的李同伟等所在的屋子，介绍刘和他相见。这时正是7月底，天气炎热，刘着人切开几只西瓜，让大家吃。我对何说，此处人太杂乱，不宜久待，最好赶快离开。他点头同意，于是马上出门上了汽车，离开了昌乐。
  到田马后，本拟次日即回尚家庄，因下雨多住了两天。这时他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着李同伟拟稿，电告蒋介石：他已到寿光。电报通过于宝仑的电台发往重庆。当时在寿光，只有于宝仑掌握的这一部中统的电台能够和重庆直接通报。张景月的电台只通阜阳，所以在这一时期于宝仑特别受到重视。
  这次随他到寿光的几个人，都是临时凑集起来的。祝廷琳原是省府职员，1942年5月范予遂由阜阳去鲁南的时候，省府派他去阜阳迎接的。这次可能因祝路途较熟，故携带同来。李同伟原在省府秘书处当科长，曹县人，当时适在曹县，何氏进入山东，到曹县后，始调用为秘书。何过去对李并不甚熟悉，李笔下敏捷，办事干练，当时因别无他人，一切文稿函电，尽出其手。何氏深为赞赏，曾对我称赞李“是一把好手，幸亏带他来。”徐希亭是莒县人，原来是沈鸿烈的勤务员。沈由鲁南去大后方时，途中遭敌人截击，徐希亭负伤，未能随行，后来伺候了何思源。
  何到田马后，他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他问我对于他这一次回山东来，除李先良、于宝仑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反映？我说：一般反映是好的。就是李先良、于宝仑也不是真要反对他，不过由于他们都有所要求，未能如愿，闹一闹，让他知道而已，这已不是什么问题，他完全理解。二、他对我谈了他这一次回来后的计划和打算：当时都知道日本人的日子不多了，（但谁也没有料到20天后他们就会宣布投降）当地情况的复杂严重，他打算进来以后，轻车简从，不暴露目标，不断转移，变换驻地，以争取时间。他问我：认为这样做法是否能坚持得下去。我说在现状下，隐蔽，不暴露，是唯一的办法。日本人现在不会对张景月用兵，但若是他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就住在这里，则恐怕又当别论了。张景月现在主要是防范八路军，但何思源却认为对日本人也必须考虑在内。我向他详细介绍了自1942年他经寿光去鲁南以后，三年来张景月部的变化及现状。我对他说：过去长期以来，张景月部和当地八路军的力量对比是：攻则不足，守则有余。所以长期以来，八路军对张部主要设防据点及主力部队，从不发动进攻。但自1943年4月尚家庄战斗以后，张部实力大大削弱，更由于整个形势的发展及变化，双方力量对比，张部已处劣势。所以去年（1944年）秋季，大家曾估计八路军会利用青纱帐时期，对张部发动全面进攻。张景月也作了一定准备。而实际八路军并未行动。但今年如何呢？所以我认为关键就在近期一个月以内。若一个月内八路军不进攻，青纱帐期可望平安度过，只要张部能维持现状，他驻在这一地区没有问题，不必向他处转移。若八路军近期进攻，张部弥河西岸防线被突破，则局势将很快恶化，事情就复杂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为了要隐蔽，所以何到尚家庄以后，没有公开露面，只接见了张天佐、于宝仑等几个较重要的人物，便由我陪同他去镇武庙。也就是他3年前去鲁南时，我送他去的第一团团部。这时八路军已开始对田柳及尚家庄外围进攻，大战迫在眉睫，看来已无可避免，镇武庙较偏僻，和各方接触少，易于保密，也比较安全。
  在镇武庙住了几天之后，再次向西南方向转移，到了益都八区，张景月部第八团王凯忱的防区。8月15日，在这里我们得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日本宣布投降，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天大的喜事。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军民人等，欢声雷动。何思源出席了当地军民举行的庆祝胜利的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从此便对各方面公开了。日本投降，己无需对敌伪占区戒备。所以他继续南移，到达益都北部，张景月部第二团徐振中的防地。
  这时八路军已开始围攻田柳，该处是张景月主力之一的二七团设防最坚固的据点。战况激烈，张景月整个弥河西岸防守体系已开始动摇。但这时何思源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这方面，他已在考虑如何组织力量，积极筹划，早日到济南去。
  三
  1945年8月19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4天，何思源在益都北乡的苑上村，接见了日军代表藤田大佐。这是日本投降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日军较高级的军官。
  藤田是当时日军驻张店的部队长。张店是战时日军胶济铁路西段的重镇，本驻有一个旅团司令部。1943年春季，曾和张景月部进行过两次大战的奥村，就是当时驻张店日军的一个少将旅团长。1943年五六月间，奥村旅团调走。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张店日军由旅团减至为联队，部队长也由少将降格为大佐。这次他冒着酷暑，乘一辆军用卡车带几名手执步枪的士兵，亲自来到这一小村落里，求见何思源，可见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不过事先没有联系，我们毫无思想准备，亦不知其来意为何。何思源仓促间略整衣履，即在露天树荫下相见。临时摆几条长凳，草草就坐。藤田身材高大魁梧，在日本人中很少见。虽仍保持其军人的矜持，但沮丧、抑郁之色，已难尽掩。
  这次会见，后来曾有人以文记之说：藤田曾表示：一，向何致敬；二、遵守投降条款；三、对何保护之责等等。据我的记忆，实际并无此事。因为当时日本宣布投降仅4天，一切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们都是靠收听广播得到的。当时虽和阜阳、重庆都能用电台通报，但还一直没有收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正式指示。日军方面的情况，大概亦不过如此。所以当时不可能谈任何具体问题。那么，这位藤田大佐事先毫无联系，突然亲自闯进这个偏僻的小村落，求见何思源，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呢？据我根据当时的印象看，他来的目的，只是要见见何氏本人，证实中国政府的山东省主席确实在益都。因为山东省政府本已于1943年撤退到阜阳。何思源是二十多天前刚刚秘密进来的。日本人可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益都属张店日军的警备区，所以藤田要亲自来看看，核查这一情报是否属实，所以没有其他问题可谈。何思源因其猝然而至，事先也毫无准备，所以除了曾谈到他准备到济南去之外，也没有多少话要说。
  何思源于会见藤田大佐之后，便再向南转移，靠近益都车站，并积极进行各种准备西去济南。这一计划之所以必须抓紧进行，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和处境所决定的。西去济南的胶济铁路，原来完全由日、伪军控制、防守。日本投降，日军已不愿打仗，伪军解体，铁路员工懈怠，所以铁路随时有被八路军破坏切断的可能。一旦铁路切断，无交通工具可资利用，由益都至济南，数百里路程，将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再者，就在何思源会见藤田的时候，田柳已被八路军攻克，二七团团长马文灿及保三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孟仁轩均被俘。张景月、王念根不战而放弃尚家庄。这时张景月在寿光弥河西岸多年经营的根据地，已全部丧失，若不及时转移，势将陷于坐困之境。所以西去济南，必须及时行动。以免局势变化失去时机这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增多了。许星园已从章丘翟毓蔚处赶来；张金铭从鲁东行署李先良处赶来；于宝仑也携带他们的电台及全部工作人员赶来随同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虽已宣布投降，但当时济南仍在日本控制下，我方还没有和日本人进行正式接触，日本方面对此作何反应，还无从知道，并且还听到了伪省长杨毓珣有阴谋活动，企图作梗的消息。所以何决定第一步先到章丘第十二区专员翟毓蔚处。待一切进一步明朗后，随时再由章丘进入济南。当时所以如此决定，主要也由于许星园一直住在章丘，刚从那里赶来，了解那里的情况。又经用电报和翟毓蔚进行了联系，翟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何决定派张金铭和祝廷琳先到济南去，为何思源进济南预作布置，设法消除障碍，铺平道路。于宝仑乘此机会，向何要求，任张金铭为济南市长。但济南市长一职，何在阜阳早已发表了王崇武。王是军统，据说还是丁惟汾的亲戚，来头颇大，殊非等闲。所以何思源说：“济南市长已有了人。”予以拒绝。于宝仑坚持力争，说现在工作需要，张全铭此去，任务重大，以市长名义进去，便于开展工作，既然给他任务，就应该给他条件等等。何氏当时身边没有什么可使用的人，尤其于宝仑现掌握着唯一的一部可以和重庆通报的电台，不得不多方迁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明知这将是一场纠纷，也明知这是一种要挟，但为了应付目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我当时在场，目睹了这一幕，对于宝仑之强取豪夺，何思源之迁就容忍，都不能不叹为观止。就这样，中统的张金铭从军统的王崇武手中，夺走了济南市长的职位。当初若不是为了疏解和李先良、于宝仑的矛盾，何思源不一定先派张金铭到寿光，使他得与于宝仑结合在一起。若在正常情况下，就是济南市长还没有人选，何思源也绝考虑不到张金铭。这真是风云际会，在特殊情况下而产生的不平常的结果。张金铭取得市长职位后，便马上委省党部组织科长张浩然任市府秘书长，一同去济南。但这不但埋伏下以后两家统字号在山东的冲突，也使得山东的军统始终对何氏心怀愤愤。
  何思源派张金铭、祝廷琳去济南后，又听说济南知道他将带兵去济之消息，产生种种谣言，人心浮动，颇为紧张。于是考虑应该在济南做些宣传工作。乃由许星园拟一安民布告文稿，交由原鲁北行署职员孔雨亭携带，去济南交张金铭等印制张贴，以稳定人心。
  再说，张景月在田柳受挫后，他的参谋长唐锡嘏及其他部属，本拟集中全力，作孤注一掷，在尚家庄地区，和八路军进行最后决战。但老谋深算的王念根向张秘密建议：日本已经投降，应保存一部分实力。若意气用事，把老本一起输光，将来有何凭借？张景月接受了王念根的意见，才完全放弃了弥河以西所有据点，撤退到弥河东岸之咸村。此时张受何思源电召率教导营去益都。王念根及张司令部人员及其他部队继续南撤，经屯田，到达靠近昌乐边境的青丘寨子。
  此时，何思源遂发表张景月任山东省保安副司令；王念根任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徐振中任山东省警备第四旅旅长。即命王念根率张部第五团李森庭部，就近去昌乐，乘火车到益都车站待命。
  王念根奉命于8月21日到昌乐车站，当天下午，率所有部队由昌乐上火车，开到益都。8月22日，王念根由益都车站北去，谒见何思源，报告开抵益都情况。
  益都车站一片萧条。日军部队的驻地大门紧闭，无一人露面。小小的车站上，一下子拥进我们几千人的部队，显得非常拥挤。住了一夜，次日（8月24日），分乘两列火车，次第西开。目的地是龙山（即现在的平陵城）。已早电知章丘的翟毓蔚到车站迎接。铁路运转已不正常，车行速度甚慢，时已过午，才到张店。
  四
  何思源由益都乘车西进，济南日军当局已经知道，日军司令细川派其参谋长某某及少佐参谋铃木和伪教育厅长朱经古等，由济南坐飞机到张店，拟劝阻何思源暂时不要率军西去。我们的列车到张店停车后，何思源、张景月、王念根以及另外一些人都下车到市里去，和日本人进行谈判。据说当时争论激烈，气氛紧张。随何下车的其他人们，在张店还见到了国民党的桓台县长隽宇澄及临淄的王砚田，当时认为日本人有强力阻止军车西进的迹象。张景月、王念根等匆匆返回车上，张断然下令，马上开车。这时何思源仍在和日军谈判，没有回到车上，就这样，把何留在了张店。
  当时张等认为日本人对何思源不敢加害，亦不敢悔慢。他们来张店目的是企图阻止军队西进。张景月认为若把他的几千人的军队，中途搁在张店，前不归村，后不着店，将造成很大困难。既然决定去龙山，而且已经和翟毓蔚联系好，那么，到了龙山总比中途搁在张店好的多。
  张部在龙山下车后，由翟毓蔚派人引导，北去25里，到石珩镇宿营。这时他们想，日军发现他们西开后，也许会派车把何思源送到龙山，使之与军队会合。所以他们派人在龙山车站等候，但在龙山车站守候一夜，亦末见何氏到来。次日——25日上午，仍杳无音信，于是他们有点徬徨不安起来，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他们又想，铃木和朱经古等是由济南坐飞机到张店的，日本人既不反对何思源本人去济南，那么发现军车已经西开之后，是不是会用飞机把何带到济南去呢？根据这种想法，于是又决定派我到济南去看一看，何思源是否已坐飞机到了济南。
  这时他们根据翟毓蔚的情报，说八路军有大部队从鲁南开来，已到章丘、历城边境。石珩不宜久驻，部队准备转移。仓猝之间，不及仔细考虑研究，给我的指示只是：一、到济南去看何氏是否已到济；二、找张金铭、祝廷琳等，了解他们工作进行情况，催其抓紧进行；三、我到济南先到中西旅馆找李品三联系，通过李找张金铭等。李品三是张景月派驻济南的办事人员。
  预备送我到济南去的是李法传的一部卡车。李法传是翟毓蔚部下的一个团长。他已编入伪省长杨毓珣的伪警备队。翟毓蔚大概就是在他的掩护下进行活动的。这部卡车驾驶室的前窗上贴有“省警备队”盖有红色关防的汽车通行证，经常出进济南。卡车驶行到王舍人庄（现在的历城），我发现村内树林边有士兵站岗，看服装不像伪军。我问司机：“这里驻的是谁的部队？”“岳司令的。”他回答。所谓“岳司令”，我知道是岳伯芬。他是国民党游击队的一个纵队司令，兼历城县长。他曾两次到过寿光张景月处，因此我认识他。这次无意中发现他驻在王舍人庄。他虽仍称司令，实际部队已很少。
  汽车驶过王舍人庄，很快到达黄台。忽然路边树林中窜出几十名日军，拦住汽车，不准前进。司机走下车，指着驾驶室前窗上的通行证，对日军说：“省警备队。”日军摆手摇头说：“警备队的统统不行，统统不行！”一再交涉，坚不放行。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了，便叫司机上车，要他把车开到王舍人庄岳伯芬那里去。见到岳伯芬以后，我着司机开车回去报告，就说我将由岳伯芬这里设法进济南去。
  我见到岳后，就把我们由益都到龙山的这一段经过告诉了他。我说：我现在有任务，奉命到济南去，在黄台被阻，问他能不能设法送我进去。他说：可以，不过今天来不及了。他有一个专跑济南的人，现在不在这里，他马上派人去找他，要我先在这里住一夜，明天他一定派人送我进去。我们就这样很快谈妥了。
  我正在等候明天的到来，无事可做，枯坐无聊的时候，孔雨亭忽然出现了，他就是前面说过的，何思源派他携带文稿，到济南去找张金铭、祝廷琳等，布告安民的。我惊讶他怎么仍在这里，到现在还没有进去吗？我问他事办的怎样，他皱着眉说：“现在这时候，我怎敢携带那些东西（文稿）！”我问：“稿子呢？”他说：“我早已挖个土坑，埋在野地里了。”我听罢默然，无话可说。相对无言，后来也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
  次日——8月26日，岳伯芬把一个姓王的青年人介绍给我，看外表打扮像一个跑单帮的小商人。我们略吃早点，就一同徒步就道。王说：走黄台进老东门一条路，有日军，不易通过；由洪家楼进新东门一条路，没有日军，自日本投降后，伪军警不管事了，所以那条路无人查问。于是我们出王舍人庄，越过铁路，一直南去，到了洪家楼，有村民控驴赶脚，乃雇一毛驴，骑到新东门。果如王言，一路无人查问。
  到了按察司街，王说他有事要办，和我握手告别。我雇三轮车到商埠经三路中西旅馆去找到李品三，才知道何思源并没有到济南。我问他张金铭和祝廷琳的消息，他说：张金铭和祝廷琳在济南，但前几天情况有些紧张，有什么人吓唬他们，他们害怕，躲起来不敢露面了。现在不知在哪里。我说：“你想法找，一定要找到他们。”
  我已经进济南了，已知道何思源没有到济南。但我能用什么办法把这里的情况通知在章丘的张景月等人呢？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青年人来见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张景月无线电台上的报务员，他在培训班学习结业时，我曾去对他们讲过话，他是听李品三说我住在这里。我问他来济南干什么。他说：他们来了两个人，为电台购买无线电器材。我问：“东西买到了吗？”他说：东西买到了，现在东西好买，也不贵。但火车断了，回不去，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听了这话，猛然心里一动，我问他：用你们已买到的器材，你能不能在这里装起一部小型的电台，和慈光兴的电台取联系？”（慈光兴是张景月的电台台长，正携带电台随军活动。）他说：“能！”回答的干脆，而且非常自信。我不觉一跃而起，如绝处逢生，是意想不到的奇遇。我说：“你们不必回去了。慈光兴已带着电台来到龙山以北的章丘地区，距济南很近，你们回去已找不到他们，这里急需一部电台，你们能办好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接着我叫他把李品三找来，因为电台不能安装在旅馆里，要李另找稳妥地点。虽说日本已投降，但现在的电台还必须保密。要他和慈光兴取上联系后，马上来告诉我。
  电台果然顺利的装好，慈光兴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他们都是知道的，报务员终于来告诉我：他已和慈光兴联系上了。我立刻写了一个电稿，交他去拍发。因为我离开的时候何思源不在军中，故这一电报只发给张景月一人。内容大意是：我已到济南，何思源未来济。至于张金铭和祝廷琳，我一直还没有找到他们，所以此电只说了此一件事。
  我很快接到复电，而复电是由何思源、张景月两人署名的，由此我知道何、张又会合到一起了。复电内容大意：他们现在处境很困难，要我会同张金铭、祝廷琳，从速解决他们进入济南的问题。
  五
  但李品三却一直没有找到张金铭。后来他打听到祝廷琳的住址，并把住址写给了我，让我自己按址去找。那个地址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一街巷极为偏僻的小客栈里找到了他。祝廷琳一见我大吃一惊，惊讶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住址。我无暇多谈，直接问他：张金铭现在哪里？他吞吞吐吐，好象仍惊魂末定，迄未说出张金铭的所在。我想：张金铭现在哪里，他不会不知道，他是怕危及那位济南市长的安全，连我也不敢相信了。何思源原是专派他们来解决进入济南问题的，看来他们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办。现在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另找关系、找线索，直接和日方接触、谈判之外，别无他途。他们隐藏之不暇，又何敢去和日方正面接触？我想，时机如此紧迫，不必为找他而浪费时间了。于是我匆匆告别，离开了祝廷琳和作为他隐藏之所的那家小客栈。从此也放弃了寻找张金铭的念头。
  回到中西旅馆，我对李品三谈了见到祝廷琳的情形，并对他说：不必找张金铭了。看祝廷琳的情形，张金铭大概和他差不多，找到也无益。我问他在这里认识日本军方什么人？他说：认识田部井。我问：“田部井是什么人？”他说：“是日军司令部一个搞情报工作的大尉。”我说：“你去找田部井，就说何思源和张景月的代表来了，要和日本军方联系，他能不能向上反映这一情况。”李马上去了。回来对我说：“田部井要求和你见面。”于是我和他一起前去。田部井的住所是战前美国驻济南的领事馆，它位于经六路和纬三路的交叉处，是一处座南朝北的院落，里面有一所带地下室的小洋房，还有一些平房，被日军占用了。就在这所小洋房里，我见到了田部井。屋内陈设简单，除粗木桌椅外，几无他物。
  田部井首先向我了解何思源现在何处，情况如何？我把我们自益都西开，经张店到龙山，北去石珩的大概经过，都向他作了介绍，最后谈到我来济南的使命。没有翻译，田部井说的中国话仅能达意。我要讲的话相当复杂，他是否能完全听懂呢？我有此顾虑，所以慢慢的，一字一字，尽量简单的讲。主要说明何思源现在处境危险。他虽然带着几千人的队伍，但弹药缺乏、士兵疲惫、给养困难；周围都是八路军，随时会受到攻击，一受打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是山东省主席，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他必须来济南。你们在张店劝阻他不要来，所以他现仍在章丘徘徊，若他真的遇到危险，何本身安全失去保障，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你们若担心军队进来以后，秩序不好维持，这是完全可以研究解决的。譬如说：使军队暂住东关、黄台、甚至王舍人庄，都可以考虑。不应因这类问题，使他长时间在危险地区逗留。应积极采取措施，使他早日到济南来。最后我说：“没有翻译，我不知道你对于我说的话，是不是完全明白。”
  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全神贯注的听着。这时他重重的点了点头说：“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你说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定马上向司令部报告，但今后我们两人怎样联系呢？”我说：“李先生（品三）会马上找到我的。”
  最后临别，我说：章丘地方我非常生疏，希望他把他们的军用地图给我几张。他立刻把章丘、历城地区的地图给我几张。
  和田部井谈话以后，我恐日本人迟迟不作答复，或另生枝节，我就用电报向何思源、张景月报告了岳伯芬现驻王舍人庄的情况。向他们建议：若章丘确实危急，不管日本人态度怎样，他们可以直接开到王舍人庄去，日军设防，只到黄台，黄台以东，用不着和日本人打招呼。据我估计，由石珩至王舍人庄一段距离，徒步行军，一夜可达。只要驻进王舍人庄，一切就好办了。
  和田部井谈话后大概只隔了一、二天，李品三告诉我：田部井说，他们已决定派装甲车到龙山去迎接何思源，问我何在哪里？怎样能取得联系？于是我立刻电报何、张：日军已决定派装甲车去龙山迎接，速向龙山方向开进，并复电指定联络地点。
  很快接到复电：即向龙山附近进发，可到龙山以北“桲椤枯”取联络。我打开田部井给我的地图找“桲椤枯”，但反来复去，无此地名。只找到在龙山以北不太远处有“桲椤林”。我想：是否“枯”乃“林”之误？我把报务员找来，和他研究这一问题。他低头想了想，说：“对，是桲椤林，“林”、“枯”两字，在电报码上只差一个数字，是搞错了，桲椤林无疑！”于是我着李品三去告诉田部井：到桲椤林取联络。
  李品三回来说：他们就要出发，要我派一个人随田部井一起去。我这时只身一人，无人可派，幸好张景月部军医处长刘泽民刚刚来到济南，刘也是何思源鲁北行署时期的旧部下，我请他随田部井前去了。
  六
  何思源在张店因张景月率先命令火车西开龙山，致与张彼此失落。是后，据说张店日军原拟派车送何到龙山，车过周村，因周村以西铁路被破坏，不得已，乃由周村去到邹平县长张景儒处。经张景儒和桓台隽宇澄两处的电台，与张景月的电台联系，张景月等始知何已到邹平，于是他们便率军去邹平东北四十五里之刘家井子地区与何思源会合。
  这时他们因连日行军，疲惫不堪，又因对周村环境生疏，情况不明。由当地国民党系游击队所提供的各种情报，是否确实可靠，亦无从判断。他们总认为八路军在尾随，企图包围他们。他们不想打仗，尽力东驱西避，企图摆脱包围。时有“楚歌四面”、“草木皆兵”之感。这时，原在鲁北行署直接指挥下的王复成、关国启两部，也拉来与何会合，部队越多，困难越大。因为这些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只会增加给养负担，当地人民穷苦，粮食缺乏，部队有时吃不上饭，士兵有的自己跑到玉米地里掰生玉米啃。何思源本人又因劳致疾，不能行走，只好用担架抬着他走路。自8月24日到达章丘石珩，至9月1日进入济南，经历时间不过一周，但在这短短一周中，却真是艰苦备尝，惊险处处，是他自入鲁以来，最困难的一段经历。
  当他接到济南日军装甲车要到龙山去迎接他们的电报之后，他们便连夜向桲椤林急进，终于到了这个当时穷苦不堪的小村庄。
  由田部井任指挥官的日军装甲车，9月1日上午自济南出发。日本济南驻军司令细川的代表铃木少佐，伪省长杨毓珣的代表，伪教育厅长朱经古等，都随车去迎接。朱经古原为抗战前济南私立东鲁中学的校长，和何思源本是熟人。
  历城至龙山间的铁路，这时已有被破坏之处。田部井的装甲车前，先由一辆工程车开路，在铁路两侧，布兵掩护，装甲车缓缓前进。
  到龙山后，刘泽民出站向北与何、张取联络，适逢张景月派副官李作法由桲椤林向龙山而来。两人相遇，乃一同去见何思源与张景月。何、张所部开到龙山车站。
  装甲车附挂车厢不多，只有何思源、张景月、王念根、徐振中、电台及其他工作人员及教导营等坐上火车，其他部队则徒步跟进。八路军曾在郭店附近进行截击，徐振中派出部队掩护前进。在后面的王复成、关国启两部被击溃散。
  到王舍人庄后，日本人只同意何、张带电台、工作人员及卫队百人进济南市里，其余部队暂住王舍人庄。伪省长杨毓珣等在济南车站迎接何思源。
  在后面徒步跟进的部队，直至天色傍晚才到达王舍人庄。刚休息、吃饭，就接到岳伯芬部的报告；八路军已在周围布置，有进攻迹象。于是决定岳伯芬所部由围子内调出，转移他处。张景月部全部驻进围子内，迅速在围子外围，布置警戒部队；围子内各部也分配了任务，布置防守。这时天已黑了，布置刚刚完毕，外围枪响，警戒部队已与进攻的八路军接触。随后警戒部队撤进围子内。八路军发动猛烈进攻。激战彻夜，枪声、手榴弹声，市内清晰可闻，但终未攻克。
  9月2日拂晚，八路军撤退。是后没有再进攻，张部则转移洪家楼一带休整。
  何思源到济南后不久，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李延年派挺进军副司令杨业孔、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项传远、调查室主任刘钦礼乘飞机到济南设置了前进指挥所。杨业孔、项传远、刘钦礼到济南是为日本军队受降进行准备的第一批人员。杨业孔，禹城人，东北讲武堂出身，据说曾到德国去学军事，是陈诚所赏识的人。项传远，字望如，广饶人，黄埔一期，和李延年是同乡、同期同学，按说资格很老了，但在其他同学少年多已飞黄腾达的时候，他却只在李延年幕下混得一个少将高参，可以说是很落拓不遇的了。刘钦礼，寿光人，1934年济南省立高中毕业后，入警高，参加军统，调查室是军统的机关。他们到济南后，暂住大明湖畔的省立图书馆。
  李延年本人到达济南时，大概已是10月了。
  何思源进驻济南后，便派张景月、王念根等首先接收了伪省保安司令部。因为这时省政府的其他机构的接收工作，还无法开展，张景月带到济南一部分部队，也带来了一部分人员，因此伪省保安司令部遂成为第一个被接管的单位。
  后来随着李延年及省府在阜阳人员的到来，全面接收工作开始，于是各种内部矛盾，人事纠葛，权利之争等等，纷然而起，成为当时的突出问题。
  这时何思源所面临的第一个纠纷便是济南市长之争。王崇武来到济南了，他不肯干休，自是意料中事，而同情他的，亦大有人在。何思源当时发表张金铭，原是迫不得已，非出本意，但事已至此，他已无法说出内幕，为自己解释。王崇武不但到处发泄他的不满，并说他在阜阳已组织好济南市政府的工作班子，这些人员怎样安置？等等。经幕后调解，据说给了一部分钱，又发表王崇武为某区专员，总算勉强平息了这一争端。但自此中统、军统两家在山东嫌隙益深。军统人物以此迁怒于何，认为他厚此薄彼，始终耿耿于怀。
  军统当时在济南的机关，据我所知者，有省府调查室，主任许先登（揆一）；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刘钦礼。刘和我同乡、同学，早年相熟，所以有些事可以谈谈。对于济南市长之争，他自然是站在王崇武一边的。我曾对他谈过何任张金铭为济南市长的经过，说明他当时不得，已而出此，并无厚此薄彼之意。我的意思当然是想冲淡一下他们对何的不满。但后来刘却对我说了一件与他本人有关而与何亦有芥蒂的事：当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时，何思源第一次去南京，一些与山东有关的军政首要都到飞机场送行，刘钦礼也去了。上飞机前，何特意表示亲切，对刘说：“我去南京，钦礼有什么事吗？”刘凑近他，悄悄的说：“省府组织里有个警务处，主席注意到没有？”何点头说：“好好。”当场取出笔记本，写上“警务处，刘钦礼。”但后来警务处成立了，而处长一职却发表了刘紫剑，虽然也是军统的人，但却不是许过愿的刘钦礼。刘在对我叙述这一经过的时候，不无愤愤的说：“他不该骗我！”
  何氏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也比较轻率，他本不应对刘当面无保留的许愿。轻于许愿，而又漫不经心，欲益反损，无端招怨。
  此时庞镜塘当了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再一次改组，于宝仑真的当上了省党部委员。调统室主任换了孔志昂。孔，曲阜人，我在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后在北平朝阳大学毕业。但许星园却被挤下来，省党部委员、省政府委员都丢了。许当然既愤懑，亦颇怀怨望，何氏爱莫能助，只好安排他去当省抚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接着又发生了周新斋、李鹤亭、王让千三大接收贪污案。接收贪污，比比皆是，本属司空见惯。此3人之独被列为典型大案，幕后亦与政争不无一定关系。当然这些人都贪污有据，周新斋、李鹤亭且都被判死刑。不过尚未最后结案，济南就解放了。
  何氏早年，以大学教授而从政，战时又以文官而膺疆寄，其本身自有其不可克服之弱点。概自民初至抗日战争，山东的最高统治者，从北洋军阀至张宗昌、陈调元、韩复榘都是有枪杆子的。就是何的前任牟中珩，也有于学忠和五十一军作后台。独何思源是一介书生，国民党蒋介石既已决定进行反革命内战，所以他最后必须让位于军人王耀武。
  1946年11月1日，王耀武以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任了山东省政府主席。11月7日，王崇武取代张金铭，就任济南市长；刘钦礼当了山东省会警察局长。王耀武上台以后，军统显然占了上风。
  1946年10月，何思源调任北平特别市市长，张金铭跟何思源去了北平。他的秘书长张浩然留下来替他办交代。张金铭去北平，原想当北平市政府的总务处长。熊斌当北平市长时期，市府原设有总务处，但何思源接任后，把总务处撤消，只设总务科，以王砥如任科长。张金铭无事可做，后来叫他当了北平企业公司经理。但这个公司是市政府编制以外的机构，经费自筹。张金铭对这种业务完全外行，所以毫无办法。自他当济南市长时期，何思源就对他很冷淡，到北平后，大官当不上，自己是当过市长的人，又难以降格小就，郁郁无聊，最后自动离去。
  附记：作者曾任何思源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