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的父亲对祖国充满着爱。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在英国也很艰苦，父亲却省吃俭用，向国内空运图书资料，向云南大学赠送科研仪器设备，有的至今仍保存使用着。他还捐款给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
  回国后，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购买图书资料和仪器，送给山东大学和黄海研究所。不少学生至今还保存或使用着父亲捐赠的图书。父亲从英国带回一本《大英百科全书》，这是不可多得的几百万字的巨著，价值连城，是父亲珍贵的纪念，视若珍宝。解放后，他无偿地赠送给山东大学，而自己却过着清寒的生活。十年动乱中抄家，他们简直不相信被抄的是一个教授的家。他的数千册图书甚至手稿失散在某些个人手中，有的同志为之不平，父亲却说：“谁需要谁就用吧！”
  1946年父亲作为海洋学家受聘为美国乌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创建了高水平的实验室。该所所长希望他长期留在那里，要出公费把我们母女接去。父亲婉言谢绝说：“中国人民需要我。”1947年，他怀着对祖国人民深厚的爱和在科学事业上伟大的抱负回到了祖国。
  他回国时没有带高档消费品，只带来他的科研工具——一辆野外考察用的吉普车以及帐篷和其他野外调查用具等，它们曾伴随着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遍及英伦三岛和英国陆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内河，采集了大量标本，获取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创造了“鱼类标志放流”、“藻类培养的17种生态生化研究”等成果，其中“朱氏10号培养法”已被列入国际经典方法，至今被全世界及国内广泛采用。他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为祖国做出新的贡献。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冷落、忌妒、排挤、打击……。他终于明白，在濒临崩溃的国民党腐败政府统治下，他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无奈，只得把吉普车送给了云南大学。
  解放后，他兴奋地投入祖国的海洋、水产事业，肩负着全国性的科研领导重任，是我国第一个科技十年规划的起草执笔人之一，是水产方面的主笔。在科研中，他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发意义的成果，如“海带自然光育苗”、“对虾人工养殖”、“紫菜北移”以及资源调查、藻类生态等1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受到了国家荣誉奖励。
  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父亲曾任四国渔业研究委员会的技术顾问，并主编了《世界鱼名词典》。四国渔业会议期间，他在谈判中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方针，受到中央表扬。当时在场的许德珩副委员长说：“朱树屏教授很有民族气节，表现突出，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知识分子。”
  四国渔业会议期间，在苏联进行的学术交流中，一位苏联专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时自豪地说，他的科研工作是根据世界著名教授朱树屏所发明的最先进的方法完成的。当时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会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自豪地告诉他：“这位著名的朱树屏教授，就在你们面前，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中。”并向大会介绍了我的父亲。
  1956年4月，我父亲受周总理亲自委派，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湖泊勘察，解决了一项苏联专家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他在短短的4个月中，日夜奋战，找到了贝尔湖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症结，提出了3年内可见成效的治理方案，还对蒙古西部几个主要湖泊提出了资源开发方案。蒙古人民政府对此非常感激，周总理表扬我父亲说：“你为中国争光了。”
  1964年，受周总理直接指示，国家科委和水产部组织了全国紫菜科研大会战，父亲任总组长，受命赴福建沿海，带领同志们投入紧张的工作。此时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方案，这是一项填补国际空白、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课题，他有把握在一年之内取得成果，从而使我国的紫菜研究跃居世界第一位。正当他信心百倍地着手大干的时候，突然被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造反派”紧急召回，进行批斗。一些人打着“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却抛出了父亲这个非党人士作靶子。从此他忍受了多年的人身摧残，终于在1972年病倒。即使如此，父亲的雄心壮志不减，他不顾个人安危，连续写信给中央，要求恢复紫菜研究，重申其重要性，然而他得到的却是“罪上加罪”，紫菜研究被迫停止了。1976年，他在病床上得知，日本已在1968年发表了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成果。我的父亲，这位在“四人帮”严刑拷打下未曾哼过一声的铮铮铁汉，竟饱含着眼泪痛惜地说：“我们中国人至少可以早他们3年夺得这个桂冠的啊！”
  父亲早在50年代初期就向党提出了书面入党申请，他热爱党，诚心地听取党组织的意见，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在工作中对于党的各项决议坚决执行。平时他很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当我入党后，他常常同我谈心，他说：“我不是对女儿，而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坦露我的思想，你要严格要求我，帮助我进步。”我为父亲的赤诚所感动，钦佩他谦逊上进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感到他是那样高大。而事实上真正受到教育的倒是我这个共产党员。我想起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真正的水平是在谦逊中衡量的。”
  父亲对党的爱常常洋溢在他对群众的关怀中。他身为所长，又兼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工作十分繁忙，在废寝忘食之中却没有忘记群众，作了不少隐姓埋名的好事，即使在被“四人帮”关押期间，也关不住他对群众的爱。那时有一位青年职工，为在农村的母亲急需用钱而忧愁。父亲虽然每月只领30元生活费，却悄悄地让我们给那位青年的母亲寄去50元。大概这位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援助是来自一个“牛鬼蛇神”之手。
  十年动乱没有动摇父亲对祖国、对党的爱，他始终抱有坚强信念。在残酷的拷打折磨中，他从未低过头，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非人的摧残越来越严重，他也从未诬陷过任何一个同志。尤其是1967年，北京的“外调”人员“提审”他，逼迫他说出在国际活动中周总理的“言行”，交给他一份“调查提纲”，逼迫他写诬陷周总理的材料。父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加以拒绝，维护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长期的毒刑下，他坚贞不屈，用他的血肉之躯及对党的深厚的爱，捍卫着党的事业，捍卫着敬爱的周总理，捍卫着受迫害、受威胁的同志们。
  父亲病危时，周总理指示：“听说朱树屏同志病了，请认真治疗。”早在动乱初期，周总理提出的“保护名单”中就列有父亲的名字。但是事态发展到失控地步，迫害也就降临，周总理却仍在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
  1976年，父亲由于继续遭受迫害而病情恶化。7月2日，父亲在痛悼周总理和对祖国前途的悬念中，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他工作过的沿海和湖泊中，作为一个把毕生精力献身于水生物研究的科学家，他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