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勤奋是成功的钥匙
  1907年，我的父亲诞生在山东省昌邑县北孟乡朱家庄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作为长子，他6岁就随父亲拾粪、拾草、拾庄稼……，他的童年是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里度过的。8岁时被其外祖父收养。11岁考入蚕桑学校，寄宿半工半读。毕业后考入益都（青州市）第四师范学校，完全公费。他学习刻苦认真，从不浪费一点时间。考试成绩优异，年年获第一名。师范毕业后，工作无着，在同学的帮助下凑路费赴济南考入省第一师范数理专修科，名列榜首。由于无力缴纳保证金，他决定放弃入学，回乡务农。当时同乡会在报上看到我父亲榜上名列第一，甚为高兴，立即发起凑钱助他缴纳保证金，才得入学。在3年学习中，他白天读书，晚上替人家刻蜡板，当家庭教师，休息日拉洋车（人力车），放假时常把自己关在室内整日攻读。他的老师对他评价说：“朱树屏饭食最劣，学习成绩最优。”就这样，他自学了大学课程，并掌握了英语、日语和德语。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当了几年教员。1930年他报考中央大学，跳级进入物理系三年级。当时由于该系课程均已自学过，遂又转入生物系。
  1938年，他名列榜首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在英国的最初3年之内，他读完了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动物、植物及生物化学3个系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1942年获哲学博士（英国最高级博士）学位，第一篇论文在英国《生态学》杂志发表，并受聘任英国蒲利茅茨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后为英国淡水研究所聘请，并担任英国淡水生物协会淡水化学部主任和浮游生物学部主任。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生活非常艰苦，实行配给制，在敌机的频繁轰炸中冒着炮火与房屋倒塌的危险，他也从未停止过工作。他的足迹遍及英伦三岛的海岸和大小湖泊。1943年至1945年间，他曾连获英国“雷兰克斯特”研究奖，被誉为英国“第一流的科学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给我母亲的信中，称我父亲为“世界著名的藻类学家”，他们曾在剑桥结为好友。几十年来，在英国淡水研究所一位专家的研究室内一直挂着我父亲的照片。
  父亲回国后，沉醉于祖国的海洋生物和水产事业，他走遍了祖国的沿海及主要湖泊，涉足泥潭也从不怕脏和累。他曾对我说：“我的论点没有人能够驳倒。原因有二：一是我掌握了严密的数学工具；二是我掌握了大量的考察资料。”
  工作中他艰苦奋斗，生活中他也是艰苦朴素的。他常教育我们：“对工作要高标准，对生活要低水平。”他担任所长期间，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自行车。他没有休息日，办公室里安一张行军床，夜以继日地工作。
  他几乎是用数学编排着自己的工作程序，运筹着他的生活节奏。他把资料、工具规划放在办公室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动作准确地取、放。他绝对不允许我移动他的一书一纸，好象办公室的一切都和他凝为一个有机整体。他对我说：“我绝对不在寻找东西上浪费时间，我的时间不是以月、日而是以分、秒来计算的。”
  他常常把一些比较零碎的工作安排在会议间隙干，甚至在火车、汽车上也从没闲着过。他来去匆匆，经常在火车开车前10分钟进站，却从容不迫，不慌不乱。当父亲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我已经14岁了。我好奇地望着这位不知疲劳的父亲。有一次在火车上，他正在看资料，我问他：“爸爸，你总是这样不停地看呵，写呵，你不累吗？”他摘下眼镜回答说：“孩子，记住，有规律的思维是最好的休息。”这句话在我心里扎了根。在我漫长的人生征途中，我体会了其中的奥妙。现在，我也用来教育我的孩子了。
  严谨的作风
  父亲在事业上最重视严谨。他的研究生说：“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朱老师要求太严格。”在野外实习中，他可以亲自挑水给学生吃，平时相处，他可以关心他们的生活直至家庭和孩子，但在工作中，他却毫无情面，即使一点点极细小的疏忽他也不会原谅。学生的每一篇论文，他都亲自批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同他一起工作，谁都不敢草率从事，都要力求严谨完美。
  1953年，中央派我父亲赴内蒙解决岱海水质问题。岱海原是当地的大害，被称为“死湖”，不仅鱼虾不能生存，连牲畜也不能饮用，湖水溅到人的皮肤上都要引起疮肿。父亲仅带两名青年助手，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奋战了12天，青年人都耐不住了，他却还是那么兴致勃勃，终于提出了调查报告和治理方案。第二年开始在岱海投放鲫鱼、鲤鱼鱼苗，养殖获得成功。1956年，岱海成立了内蒙第一个国营养殖场，开创了内蒙岱海人工养鱼的历史。
  神话般的奇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和我父亲严谨的科学作风是分不开的。他不仅在操作和数据处理上一丝不苟，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雄厚的理论基础。父亲说：“我的数据一般要求准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在岱海调查中，要达到小数点后第五位。”我曾翻阅过他的调查报告，有一种微量物质，从表层到15米深层水中的含量，若取小数点后第三位则结论必然是“零”，而父亲却从小数点后第四位、第五位上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我想，他的成功诀窍，可能就在于他对于别人认为可以忽略的地方也那么认真和严谨吧。
  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常常在生活中培养我的严谨作风。有一次，我往热水瓶倒水时不小心洒了出来。他责怪我学化学时没练好基本功，于是，经常叫我用大口杯往小口瓶内倒水，反复训练。还记得小学毕业后，我刚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该校英文水平很高，而我却未学过英文。父亲要求我每天把课文背、写20遍，使我在一个学期内，英文成绩从零分提高到100分。他说：“只有经过努力得来的才是自己真正的知识。”
  他以身作则地教育我要严格要求自己。从小就让我“处处想到别人，不要因为自己的存在而给别人带来不方便”。我可以在外面乱跑乱跳，一进屋，连走路都不许出声，以免搅扰楼下的邻居。
  1964年冬，父亲出席全国政协会议，那时我已在天津大学工作，赶到北京去看望他。到达宾馆时天已晚了，父亲不顾我的疲劳，坚持不留我在宾馆里住宿，冒着寒风，亲自把我送到很远的朋友家。第二天是周末，周总理邀请委员们参加舞会。我异常兴奋，想再一次见到总理并同他跳舞。我急于快些赶到会场。从宾馆到政协礼堂路程较远，小轿车是随时准备着的，但父亲说那是代表们乘坐的，家属不应该乘坐。就这样，他带着我乘坐公共汽车，转了两次车才赶到政协礼堂。尽管等车时寒风刺骨，但由于父亲不断为我鼓劲，我心里仍感到很温暖。
  父亲的严格中凝聚着谨慎。旧社会的坎坷经历给了他深深的烙印，在恶势力的欺压下，他深感人生的艰难险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希望下一代能够小心防范，不再遭受灾难。于是这一心愿就灌注在他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名字中，“履冰”就成了父亲留给我的第一件纪念礼物。待我长大后，他对我说：“只有勤奋和谨慎，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才能履冰道如坦途。”我的两个弟弟的孩子，一个叫“谨谨”，一个叫“慎慎”，也都是他精心选字命名的。
  尊敬的师长
  父亲曾先后在云南大学、山东大学任教。1947年任山大水产系主任时主持创立了海捞、养殖、加工三个专业，一年内开设了好几门专业课。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环节，亲自带领学生到胶州湾进行海洋资源调查。生活上他与学生同甘共苦，亲自挑水、做饭；住房漏雨，他带头赤脚和泥上房修补。后来，由于担任舟山群岛海洋调查的领导工作离开青岛，山大水产系全体学生到码头挥泪送别。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青岛局势混乱，水产系濒于解散，全系学生于1949年1月联名给我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只有老师来作我们的领导中心，我们的力量才会团结起来向学术方面跃进……创造水产系的重任，除了老师具有这种勇敢果决、忍辱负重的精神能负担外，别人再也担负不起来……我们等待再一次在码头上欢迎我们衷心崇敬的老师……。”我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它，读后不禁热泪盈眶。
  解放后，父亲在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期间，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水产科研后备军，主动承担了山东大学水产系的授课任务，他开设了湖沼学、水化学、养殖学等几门专业课，并自编教材，其工作量已超过了一个专业教授。其中“湖沼学”是国内第一次开设，教材中凝聚了他一生的实践与研究心血，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去年，一位当年的水产系毕业生对我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高水平地开出这门课。父亲开的课吸引了日益增多的听课者，连外系的学生如生物系等也争相到水产系听他的课。
  50年代山东大学水产系的毕业生都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独创能力的高水平科研和教学人才。他们现在已成为全国有关机构的领导和科研骨干。他在教学中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很多毕业生从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来信感激他在思想政治上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深厚的爱
  我的父亲对祖国充满着爱。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在英国也很艰苦，父亲却省吃俭用，向国内空运图书资料，向云南大学赠送科研仪器设备，有的至今仍保存使用着。他还捐款给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
  回国后，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购买图书资料和仪器，送给山东大学和黄海研究所。不少学生至今还保存或使用着父亲捐赠的图书。父亲从英国带回一本《大英百科全书》，这是不可多得的几百万字的巨著，价值连城，是父亲珍贵的纪念，视若珍宝。解放后，他无偿地赠送给山东大学，而自己却过着清寒的生活。十年动乱中抄家，他们简直不相信被抄的是一个教授的家。他的数千册图书甚至手稿失散在某些个人手中，有的同志为之不平，父亲却说：“谁需要谁就用吧！”
  1946年父亲作为海洋学家受聘为美国乌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创建了高水平的实验室。该所所长希望他长期留在那里，要出公费把我们母女接去。父亲婉言谢绝说：“中国人民需要我。”1947年，他怀着对祖国人民深厚的爱和在科学事业上伟大的抱负回到了祖国。
  他回国时没有带高档消费品，只带来他的科研工具——一辆野外考察用的吉普车以及帐篷和其他野外调查用具等，它们曾伴随着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遍及英伦三岛和英国陆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内河，采集了大量标本，获取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创造了“鱼类标志放流”、“藻类培养的17种生态生化研究”等成果，其中“朱氏10号培养法”已被列入国际经典方法，至今被全世界及国内广泛采用。他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为祖国做出新的贡献。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冷落、忌妒、排挤、打击……。他终于明白，在濒临崩溃的国民党腐败政府统治下，他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无奈，只得把吉普车送给了云南大学。
  解放后，他兴奋地投入祖国的海洋、水产事业，肩负着全国性的科研领导重任，是我国第一个科技十年规划的起草执笔人之一，是水产方面的主笔。在科研中，他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发意义的成果，如“海带自然光育苗”、“对虾人工养殖”、“紫菜北移”以及资源调查、藻类生态等1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受到了国家荣誉奖励。
  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父亲曾任四国渔业研究委员会的技术顾问，并主编了《世界鱼名词典》。四国渔业会议期间，他在谈判中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方针，受到中央表扬。当时在场的许德珩副委员长说：“朱树屏教授很有民族气节，表现突出，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知识分子。”
  四国渔业会议期间，在苏联进行的学术交流中，一位苏联专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时自豪地说，他的科研工作是根据世界著名教授朱树屏所发明的最先进的方法完成的。当时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会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自豪地告诉他：“这位著名的朱树屏教授，就在你们面前，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中。”并向大会介绍了我的父亲。
  1956年4月，我父亲受周总理亲自委派，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湖泊勘察，解决了一项苏联专家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他在短短的4个月中，日夜奋战，找到了贝尔湖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症结，提出了3年内可见成效的治理方案，还对蒙古西部几个主要湖泊提出了资源开发方案。蒙古人民政府对此非常感激，周总理表扬我父亲说：“你为中国争光了。”
  1964年，受周总理直接指示，国家科委和水产部组织了全国紫菜科研大会战，父亲任总组长，受命赴福建沿海，带领同志们投入紧张的工作。此时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方案，这是一项填补国际空白、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课题，他有把握在一年之内取得成果，从而使我国的紫菜研究跃居世界第一位。正当他信心百倍地着手大干的时候，突然被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造反派”紧急召回，进行批斗。一些人打着“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却抛出了父亲这个非党人士作靶子。从此他忍受了多年的人身摧残，终于在1972年病倒。即使如此，父亲的雄心壮志不减，他不顾个人安危，连续写信给中央，要求恢复紫菜研究，重申其重要性，然而他得到的却是“罪上加罪”，紫菜研究被迫停止了。1976年，他在病床上得知，日本已在1968年发表了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成果。我的父亲，这位在“四人帮”严刑拷打下未曾哼过一声的铮铮铁汉，竟饱含着眼泪痛惜地说：“我们中国人至少可以早他们3年夺得这个桂冠的啊！”
  父亲早在50年代初期就向党提出了书面入党申请，他热爱党，诚心地听取党组织的意见，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在工作中对于党的各项决议坚决执行。平时他很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当我入党后，他常常同我谈心，他说：“我不是对女儿，而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坦露我的思想，你要严格要求我，帮助我进步。”我为父亲的赤诚所感动，钦佩他谦逊上进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感到他是那样高大。而事实上真正受到教育的倒是我这个共产党员。我想起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真正的水平是在谦逊中衡量的。”
  父亲对党的爱常常洋溢在他对群众的关怀中。他身为所长，又兼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工作十分繁忙，在废寝忘食之中却没有忘记群众，作了不少隐姓埋名的好事，即使在被“四人帮”关押期间，也关不住他对群众的爱。那时有一位青年职工，为在农村的母亲急需用钱而忧愁。父亲虽然每月只领30元生活费，却悄悄地让我们给那位青年的母亲寄去50元。大概这位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援助是来自一个“牛鬼蛇神”之手。
  十年动乱没有动摇父亲对祖国、对党的爱，他始终抱有坚强信念。在残酷的拷打折磨中，他从未低过头，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非人的摧残越来越严重，他也从未诬陷过任何一个同志。尤其是1967年，北京的“外调”人员“提审”他，逼迫他说出在国际活动中周总理的“言行”，交给他一份“调查提纲”，逼迫他写诬陷周总理的材料。父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加以拒绝，维护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长期的毒刑下，他坚贞不屈，用他的血肉之躯及对党的深厚的爱，捍卫着党的事业，捍卫着敬爱的周总理，捍卫着受迫害、受威胁的同志们。
  父亲病危时，周总理指示：“听说朱树屏同志病了，请认真治疗。”早在动乱初期，周总理提出的“保护名单”中就列有父亲的名字。但是事态发展到失控地步，迫害也就降临，周总理却仍在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
  1976年，父亲由于继续遭受迫害而病情恶化。7月2日，父亲在痛悼周总理和对祖国前途的悬念中，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他工作过的沿海和湖泊中，作为一个把毕生精力献身于水生物研究的科学家，他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