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五哥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悉心研究，集中反映在他亲自收集编撰的《秦腔音乐》、《东蒙民歌》和《越南民歌选》等三部著作中。
  1945年2月，上级组织派五哥到绥德“民众剧团”去整理秦腔音乐。五哥克服了方言障碍，拜团内最有经验的一位老艺人为师，从一字一腔学起，由浅入深地学习了秦腔音乐的历史沿革、分布情况，声腔板式特征、文武场曲牌音乐、行当划分等问题，经过7个月的学习、研究、整理，编成《秦腔音乐》一书。《秦腔音乐》是我国第一本由音乐工作者系统整理而成的地方戏曲音乐的专门著作。1947年，五哥任冀察热辽“鲁艺”院长、“胜利剧社”社长期间，在工作中接触到蒙古东部的蒙族民歌，那些富有草原气息的民歌，使五哥大开视野，耳目一新。《嘎达梅林》、《牧歌》使人如痴如醉。于是五哥又开始记录、整理、译词配歌，写成了《东蒙民歌》一书。这本歌集分“歌词之部”（约100首）和“歌曲之部”（约80首）。《东蒙民歌》较全面地反映了东蒙地区民歌的基本面貌，为后人进行同类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956年至1957年，五哥出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专家时，利用工作之余，与林荫同志（越南华侨）一起，直接收集、整理越南民歌，写出了我国第一本由本国音乐工作者编选的外国民歌集——《越南民歌选》。《越南民歌选》的出版，在音乐界研究亚、非、拉民族音乐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此外，五哥还写了30多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几乎涉及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
  在戏剧创作方面，解放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首推五幕八场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剧本写于1953年。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全国兴起。《春风吹到诺敏河》，在有限的篇幅内，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它维护和宣传了社会主义理想和合作化道路，批评了一部分单干农户的自私心理和保守思想；另一方面，也着力描写了农村干部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主旨是批评那急躁冒进，强迫命令等“左”的错误。
  今天，在结束了那种“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并从中引出了必要的教训以后，重读《春风吹到诺敏河》，怎能不为作者坚持理想而又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又怎能不引发出对他的深深怀念？“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年头，《春风吹到诺敏河》及其作者，无可幸免地受到非难。“复辟倒退”、“为小脚妇女招魂”、“为××路线翻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五哥当时离世不久，如果有知，也会感到啼笑皆非坐卧不宁的。历史是要恢复它本来面目的。假、恶、丑的东西，总会被真理的长河冲洗净尽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将作为一面镜子，永远发挥着它的借鉴作用。
  1963年，《辽宁日报》发表了雷锋同志的事迹以后，五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组织文艺界同志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并用3天的时间，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雷锋颂》。在《雷锋颂》的后记中他写到：“雷锋同志既能为自己短促的一生为一切别的革命者做出了榜样，那么作为别的革命者的责任呢？我想除了老老实实地向雷锋同志的精神、品质学习之外，还应大力宣扬这种精神，扩大这种精神，使其永垂不朽。”这段话表现了五哥的谦逊，也是他的自我要求。
  五哥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完成党的事业上，很少想到自己。他经常对家人讲，自己很健康，什么病也没有。实际上，他的身体因超负荷工作，健康状况很不好。1965年进院时，才知道他患的还是目前的不治之症。1965年6月18日下午1时20分，五哥与世长辞。
  向五哥遗体告别时，因为来的人很多，比原定时间延长了一个多小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曾授予他两枚勋章，希望在“安波同志离世时给他戴上”。追悼会由周扬同志主持，首都文艺界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了。与会者泣不成声，缅怀他鞠躬尽瘁的一生，痛惜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也为他的模范事迹和卓越贡献而自豪。
  死者已矣！安波同志的精神，将永远鞭策着、鼓舞着我们，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