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五哥27年的音乐生涯中，既有宏观的战略思考，又有微观的战术措施。他很重视培养人才和爱护人才。一些文艺机构的建立，一批批作家、艺术家的成长，一些领导者的成熟，“大都融会着安波同志的心血”。
  1951年夏天，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过去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工团，要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剧场艺术。同年秋天，刘芝明同志（时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到鲁艺（东北鲁艺，在沈阳）检查工作。在一次汇报会上，五哥提出将东北鲁艺的音工团、实验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文教队合并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剧院的设想。刘芝明同志当场表态说：“这个想法好，就由你操办。”五哥又亲手起草了定名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建院方案，提出了具体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1952年10月2日，东北人艺正式建立。东北人艺对推动当时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繁荣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北人艺还开办了许多学习班，有各个专门业务门类的，也有文化知识方面的。还请了好多位外籍教员给大家讲课。为了扩大充实文艺队伍，五哥还亲自到音乐学院同劫夫同志（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77年病故）一起挑选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提前毕业，到辽宁剧院工作，后来成了辽宁省有影响的歌唱家。
  东北大区撤消以后，中央从东北调走了一大批文艺骨干。1958年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一批同志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批判。五哥在越南当文化专家回国不久，没有赶上反右派斗争。回国后，他对此迷惑不解，说有些是从延安培养出来的红小鬼，怎么能反党呢？常常连声叹息。大概在北京的一次什么会上，周总理看到东北演出的节目又少又差，说了东北文艺比较落后的话。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同志，下决心要把辽宁的文艺搞上去，专门成立了省委文化部，五哥当了部长。当时正逢三年困难和“左”的发展时期，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之后，又有反对文艺修正主义等运动，在这样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下，要打开辽宁文艺复兴的新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当然，首先要解决人才问题。这时五哥往返奔波，亲自跑了四五次北京，同洛汀（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84年病故）、王丕一同志（原辽宁省文化局局长已故）一起去商调干部。一次一次地找周扬同志（文化部部长）请调干部，还请田汉、阳翰生同志帮助呼吁。这一次调来60多人，不少都是专家和领导干部。如戈阳、海默、胥树人、王一达、牛犇、白大方、卢啸、张敦等同志，都是相当有才能的。但他们有的受过批判，有的已戴上帽子，有的甚至是“极右派”。要顶住当时的舆论的非难，敢冒这个风险，没有很大勇气是办不到的。这实质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左”的抵制。当然，五哥能有这么大的胆子，他的后面还有后台，就是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和书记周桓同志。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设在离内蒙天义几十里外一个叫那拉比流的蒙古村里。1948年秋天，敖德斯尔（现任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蒙族青年到鲁艺学习，蒙族同志大多不懂汉文，对文艺更是生疏，感到不适应文艺工作，心里很苦恼。五哥就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讲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讲革命者对困难应取的态度。当时严正同志（现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为他们上戏剧课，汪洗同志（现任湖北歌剧院副院长）教乐器，石化玉（现在辽宁省文联工作）和许直同志（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教识谱和声乐。那拉比流有一座美丽的教堂，高大宽敞而又干净，鲁艺就利用这座建筑为教室、礼堂和食堂。进入排演阶段以后，没有蒙文歌曲、剧本和演唱材料，五哥就鼓励敖德斯尔同志和其他蒙族学员自己动手写蒙族人民和骑兵部队的斗争生活，当时不少蒙族青年大胆地拿起笔来，写出了蒙文歌词和剧本。五哥看了非常高兴，立即给他们谱曲，以后又辅导他们自己谱曲。并鼓励他们：“蒙古民族的新文艺，就靠你们这些同志去创造、去发挥！”
  1960年左右，有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在反文化上的“修正主义”运动中，把大诗人杜甫也拉出来了，说他的《兵车行》是“和平主义”，有的教授因讲《兵车行》挨了批判。五哥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让林岩同志（现任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去该校中文系了解情况，还亲自找这个系的总支负责人谈话，进行严肃批评，认为在一个大学中文系发生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批判，而是愚昧无知！”批判《兵车行》是“和平主义”的事，一时传为笑柄。
  1961年下半年，随着古巴革命的成功，穆青同志（新华社副社长）作了一首《我生在哈瓦那》的歌词，以一个古巴孩子的身份歌唱古巴的现在与过去，送交李劫夫同志审阅。劫夫同志谱了曲，但认为歌词有点轻飘，和穆青同志一起找五哥修改一下。当时五哥患重感冒，头疼得很厉害，带病为穆青同志修改了歌词与曲子，并把歌名定为《哈瓦那的孩子》。《辽宁日报》、《人民日报》、《歌曲》等报刊，相继发表了这首歌曲。古巴指挥家来华访问时，指名要演唱这首歌曲。1962年，穆青同志又应五哥之约，写出了另一首国际儿童题材作品《黑孩子保罗》。不想，文艺整风时，穆青同志被当作典型，“批倒批臭”，还决议把穆青同志的名字从《哈瓦那的孩子》中除掉。这时，五哥亲自出面为穆青同志说话：“我是看着穆青长大的，他的本质是好的，如果说有什么责任，也不全在穆青同志。”关心他人、理解他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关键时刻替别人说话，这是五哥始终一贯的做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