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五哥是为了响应党的抗日救亡的召唤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他有呓语病，原来也没有从事音乐活动的志向。陕北公学毕业后，他想返回胶东，做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上决定，要他留在延安，派他到鲁艺学音乐，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进鲁艺后，曾想到文学系学习，当时文学系又未建立，最后，还是决定上了音乐系。他认为，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党的事业、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
  从进鲁艺到新中国成立这十几年时间里，五哥始终是以一个抗日战士、解放战士的身份出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五哥一直是把音乐作为完成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革命斗争的需要驰骋南北组织筹划创作演出的。为了探求音乐艺术的真谛，掌握音乐艺术的规律，在五哥的时间表上，简直就没有休息的地位。他是最能开夜车的，八小时工作制对他毫无意义。他睡觉时也谱曲唱歌。在热南山区坚持斗争时，和五哥同屋睡觉的一个同志很调皮，听到五哥睡梦中哼的歌曲，认为准是五哥的创作，于是速记下曲谱，第二天拿给五哥看。五哥试唱，觉得还有点韵味，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为了扩大艺术视野，打开中外艺术交流的窗口，他每天坚持一小时的外语学习，可说是雷打不动。五哥在音乐方面
  是内行，但他领导的工作却不是纯音乐性质，而是音乐、戏剧，舞蹈、美术、说唱等艺术的综合团体。这样，他面对的局面，是由内行变成了外行。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解决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就得一点一滴地学习，向内行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学习。他的求知信念是“于书无所不读，万物皆有可观”。就我所知，他除了注意学习外国音乐家如俄罗斯柴科夫斯基，捷克斯美塔那·德沃夏的理论著述外，还用很大精力研究了我国大部头的音乐理论书籍《吕律正义》和文学理论名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天道酬勤，重劳重获，虽然他的作品多是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急就章，但绝不是干巴巴的政治口号的图解。而是用艺术手段去表现革命洪流中人们的真情实感。
  在生活上，五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1947年，在冀察热辽工作期间，他既是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团长，又是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由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兼任）。他半点架子也没有，冬天，头戴旧狗皮遮耳帽，穿着满身油渍的军服，破旧军服常用带子捆在脚上，身背大三弦，在行军途中，老乡们常常称他是“八路伙夫”。他很爱吸烟，特别搞创作时，一支不离一支，打游击时买不到纸烟，有时连黄烟叶子也买不到，五哥就弄些向日葵叶子或棉花叶子来代替。他就是抽这样的“香烟”酝酿谱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1963年，五哥任辽宁省文化工作部部长时，在兴隆修改他撰写的长诗《雷锋颂》，去看望他的老首长、老部下很多，烟抽了一包又一包，当客人走后，他还是蹲在地上拣那满地的烟头，准备扒出烟丝抽他的小烟斗。1949年，五哥在东北文工团任团长，当时一些领导同志都住在“神社”大院，五哥首先挑了一份较差的房子自己住下，把好的住房让给其他同志。三辆自行车，把两辆较好的分给两位副团长，留一辆破的自己骑。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好多人得了浮肿病，他把好一点的饭菜偷偷地分拨给别人，自己勉强支撑着。五哥的稿费自己用得也很少，不是交了党费，就是给了工会，再不就是给了生活困难的同志。
  五哥做事非常认真，外出开会或调查，都有详细记录，他的字写得很好。会议简报他不但认真看大样，而且改了又改。他布置的任务，总要有个回音，尤其是下面提出要解决而又应该解决的问题，从不拖沓敷衍。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也不随声附和。1960年，海默同志（原在北影创作组工作，1968年被迫害致死）因为写了电影《洞箫横吹》和几篇文章受了批判，并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婆和他离了婚。五哥因事上北京，听说后，一夜没睡觉，一个劲地吸烟。第二天同洛汀同志（原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84年病故）商量，如何帮助安慰海默同志。第二年秋天，五哥见到了习仲勋和陈毅同志，言简意赅地向两位领导汇报了情况，直言“海默这个人不是反党的，写《洞箫横吹》的全过程我是清楚的。”之后，陈毅同志看了电影《洞箫横吹》，并为《洞箫横吹》说了好话。
  在五哥的人生辞典上很难查出什么叫“特权”这个词汇来。我的女儿孙淑静，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1961年，我写好了几封信给五哥（他当时在辽宁省委任文化工作部部长），想让他当舅舅的给外甥在沈阳找个工作。五哥立即回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农村一样可以升学读书，参加劳动也大有前途，不通过正当途径，到沈阳也是无法落脚的。”我的爱人孙振纯为此事亲赴沈阳相托，五哥转弯抹
  角，还是那么几句话。
  五哥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单位，不仅知识分子成堆，还有不少有名气的音乐家、导演、诗人以及名演员。因为五哥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礼贤下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很强的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的凝聚力，大家信懒他、支持他、爱戴他，因此，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非常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