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安波是我的五哥，他离开人世已经20多年了。我们家是山东省牟平县城里庙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至涛，母亲孔氏，生子女6人。五哥原名刘清録，1915年10月出生。大哥14岁时到哈尔滨谋生。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均在私塾就读。父亲节衣缩食供4个孩子读完了高小。五哥求学心切，非要报考初中不可。193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牟平中学。在校期间，五哥每学期都得到校长（宫建斋）亲书的“品学兼优”的鼓励。除学习课本之外，对文学、历史、音乐、美术以及民间工艺等，五哥都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常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管理员有事，他就把钥匙交给五哥管理。有时从外处借到几本好书，读诵吟哦，爱不释手，怕误了还书，只好原文抄录，晚上常常独自在厢屋家深夜点灯抄书，鲁迅的一些杂文，冰心的《繁星》，他都精心抄录过。父亲怕他熬坏了身体，又怕浪费灯油，常去责令他熄灯休息，五哥把灯捻拨下，待全家人安睡后，拨灯再抄。五哥的零花钱，也全用在买书上。没有钱，就向母亲要。母亲要五哥把学过的唐诗宋词选几首给全家人讲一遍，讲得好，才给钱。五哥就绘声绘色地为全家人讲述，往往讲得全家人入迷。有时家中实在拿不出钱来，五哥就请母亲借钱买毛线，再根据自己所学的民间工艺，编结出各色各样的毛线花篮，到牟平大集卖钱，以备买书之用。在小学期间，五哥经历了刘珍年、张宗昌的“牟平之战”。“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军阀之间仍然混战不已，五哥对此深为不满，写出了许多诗歌，大意是“中国人应该一条心，共同对付侵略军，不应该置国难当头于不顾，自相残杀。”可惜这些诗歌没有保存下来。初中毕业以后，牟平县教育局想留下五哥做教育视导工作，父亲也认为前4个儿子都经商，留下一子在教育界任职也很好。但五哥执意要到济南求学，哭了一宿，第二天还起了一身红疙瘩，父亲无奈，只好应允，但无论如何也凑不足川资，幸亏三哥（刘清钧）支持，五哥才考上了曲阜师范，第二年又转学于济南师范。在济就读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任济南学联秘书长。1935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组织派五哥（安波同志）到鲁南费县，以师范讲习所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党内任省委特派员。在接受了党的任务去费县之前，五哥曾写了一封家信。大意是：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兴亡，儿决意南下，儿奔走他乡之日，犹如承欢膝下之时……。直至解放前夕，家中再也没接到五哥的来信。风闻“安波在济南被捕”，也有人说：“安波在南下时为国捐躯了！”
  实际上，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五哥就上了延安，入了陕北公学，是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学生。第二年，又入延安鲁迅音乐学院学习，结业后，在延安鲁艺工作了七八年，担任过鲁艺教务处教务科长、政治课研究室主任、鲁艺音乐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延安民众剧团教员等职。1945年12月至建国前夕，先后担任过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总团长、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冀察热辽联大鲁迅艺术学院院长。1950年春至1964年2月，任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兼辽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1964年2月调至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65年6月18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是艺术家
  五哥是为了响应党的抗日救亡的召唤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他有呓语病，原来也没有从事音乐活动的志向。陕北公学毕业后，他想返回胶东，做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上决定，要他留在延安，派他到鲁艺学音乐，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进鲁艺后，曾想到文学系学习，当时文学系又未建立，最后，还是决定上了音乐系。他认为，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党的事业、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
  从进鲁艺到新中国成立这十几年时间里，五哥始终是以一个抗日战士、解放战士的身份出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五哥一直是把音乐作为完成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革命斗争的需要驰骋南北组织筹划创作演出的。为了探求音乐艺术的真谛，掌握音乐艺术的规律，在五哥的时间表上，简直就没有休息的地位。他是最能开夜车的，八小时工作制对他毫无意义。他睡觉时也谱曲唱歌。在热南山区坚持斗争时，和五哥同屋睡觉的一个同志很调皮，听到五哥睡梦中哼的歌曲，认为准是五哥的创作，于是速记下曲谱，第二天拿给五哥看。五哥试唱，觉得还有点韵味，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为了扩大艺术视野，打开中外艺术交流的窗口，他每天坚持一小时的外语学习，可说是雷打不动。五哥在音乐方面
  是内行，但他领导的工作却不是纯音乐性质，而是音乐、戏剧，舞蹈、美术、说唱等艺术的综合团体。这样，他面对的局面，是由内行变成了外行。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解决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就得一点一滴地学习，向内行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学习。他的求知信念是“于书无所不读，万物皆有可观”。就我所知，他除了注意学习外国音乐家如俄罗斯柴科夫斯基，捷克斯美塔那·德沃夏的理论著述外，还用很大精力研究了我国大部头的音乐理论书籍《吕律正义》和文学理论名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天道酬勤，重劳重获，虽然他的作品多是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急就章，但绝不是干巴巴的政治口号的图解。而是用艺术手段去表现革命洪流中人们的真情实感。
  在生活上，五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1947年，在冀察热辽工作期间，他既是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团长，又是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由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兼任）。他半点架子也没有，冬天，头戴旧狗皮遮耳帽，穿着满身油渍的军服，破旧军服常用带子捆在脚上，身背大三弦，在行军途中，老乡们常常称他是“八路伙夫”。他很爱吸烟，特别搞创作时，一支不离一支，打游击时买不到纸烟，有时连黄烟叶子也买不到，五哥就弄些向日葵叶子或棉花叶子来代替。他就是抽这样的“香烟”酝酿谱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1963年，五哥任辽宁省文化工作部部长时，在兴隆修改他撰写的长诗《雷锋颂》，去看望他的老首长、老部下很多，烟抽了一包又一包，当客人走后，他还是蹲在地上拣那满地的烟头，准备扒出烟丝抽他的小烟斗。1949年，五哥在东北文工团任团长，当时一些领导同志都住在“神社”大院，五哥首先挑了一份较差的房子自己住下，把好的住房让给其他同志。三辆自行车，把两辆较好的分给两位副团长，留一辆破的自己骑。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好多人得了浮肿病，他把好一点的饭菜偷偷地分拨给别人，自己勉强支撑着。五哥的稿费自己用得也很少，不是交了党费，就是给了工会，再不就是给了生活困难的同志。
  五哥做事非常认真，外出开会或调查，都有详细记录，他的字写得很好。会议简报他不但认真看大样，而且改了又改。他布置的任务，总要有个回音，尤其是下面提出要解决而又应该解决的问题，从不拖沓敷衍。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也不随声附和。1960年，海默同志（原在北影创作组工作，1968年被迫害致死）因为写了电影《洞箫横吹》和几篇文章受了批判，并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婆和他离了婚。五哥因事上北京，听说后，一夜没睡觉，一个劲地吸烟。第二天同洛汀同志（原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84年病故）商量，如何帮助安慰海默同志。第二年秋天，五哥见到了习仲勋和陈毅同志，言简意赅地向两位领导汇报了情况，直言“海默这个人不是反党的，写《洞箫横吹》的全过程我是清楚的。”之后，陈毅同志看了电影《洞箫横吹》，并为《洞箫横吹》说了好话。
  在五哥的人生辞典上很难查出什么叫“特权”这个词汇来。我的女儿孙淑静，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1961年，我写好了几封信给五哥（他当时在辽宁省委任文化工作部部长），想让他当舅舅的给外甥在沈阳找个工作。五哥立即回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农村一样可以升学读书，参加劳动也大有前途，不通过正当途径，到沈阳也是无法落脚的。”我的爱人孙振纯为此事亲赴沈阳相托，五哥转弯抹
  角，还是那么几句话。
  五哥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单位，不仅知识分子成堆，还有不少有名气的音乐家、导演、诗人以及名演员。因为五哥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礼贤下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很强的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的凝聚力，大家信懒他、支持他、爱戴他，因此，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非常出色的。
  重视人才，培养人才
  在五哥27年的音乐生涯中，既有宏观的战略思考，又有微观的战术措施。他很重视培养人才和爱护人才。一些文艺机构的建立，一批批作家、艺术家的成长，一些领导者的成熟，“大都融会着安波同志的心血”。
  1951年夏天，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过去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工团，要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剧场艺术。同年秋天，刘芝明同志（时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到鲁艺（东北鲁艺，在沈阳）检查工作。在一次汇报会上，五哥提出将东北鲁艺的音工团、实验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文教队合并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剧院的设想。刘芝明同志当场表态说：“这个想法好，就由你操办。”五哥又亲手起草了定名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建院方案，提出了具体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1952年10月2日，东北人艺正式建立。东北人艺对推动当时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繁荣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北人艺还开办了许多学习班，有各个专门业务门类的，也有文化知识方面的。还请了好多位外籍教员给大家讲课。为了扩大充实文艺队伍，五哥还亲自到音乐学院同劫夫同志（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77年病故）一起挑选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提前毕业，到辽宁剧院工作，后来成了辽宁省有影响的歌唱家。
  东北大区撤消以后，中央从东北调走了一大批文艺骨干。1958年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一批同志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批判。五哥在越南当文化专家回国不久，没有赶上反右派斗争。回国后，他对此迷惑不解，说有些是从延安培养出来的红小鬼，怎么能反党呢？常常连声叹息。大概在北京的一次什么会上，周总理看到东北演出的节目又少又差，说了东北文艺比较落后的话。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同志，下决心要把辽宁的文艺搞上去，专门成立了省委文化部，五哥当了部长。当时正逢三年困难和“左”的发展时期，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之后，又有反对文艺修正主义等运动，在这样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下，要打开辽宁文艺复兴的新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当然，首先要解决人才问题。这时五哥往返奔波，亲自跑了四五次北京，同洛汀（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84年病故）、王丕一同志（原辽宁省文化局局长已故）一起去商调干部。一次一次地找周扬同志（文化部部长）请调干部，还请田汉、阳翰生同志帮助呼吁。这一次调来60多人，不少都是专家和领导干部。如戈阳、海默、胥树人、王一达、牛犇、白大方、卢啸、张敦等同志，都是相当有才能的。但他们有的受过批判，有的已戴上帽子，有的甚至是“极右派”。要顶住当时的舆论的非难，敢冒这个风险，没有很大勇气是办不到的。这实质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左”的抵制。当然，五哥能有这么大的胆子，他的后面还有后台，就是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和书记周桓同志。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设在离内蒙天义几十里外一个叫那拉比流的蒙古村里。1948年秋天，敖德斯尔（现任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蒙族青年到鲁艺学习，蒙族同志大多不懂汉文，对文艺更是生疏，感到不适应文艺工作，心里很苦恼。五哥就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讲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讲革命者对困难应取的态度。当时严正同志（现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为他们上戏剧课，汪洗同志（现任湖北歌剧院副院长）教乐器，石化玉（现在辽宁省文联工作）和许直同志（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教识谱和声乐。那拉比流有一座美丽的教堂，高大宽敞而又干净，鲁艺就利用这座建筑为教室、礼堂和食堂。进入排演阶段以后，没有蒙文歌曲、剧本和演唱材料，五哥就鼓励敖德斯尔同志和其他蒙族学员自己动手写蒙族人民和骑兵部队的斗争生活，当时不少蒙族青年大胆地拿起笔来，写出了蒙文歌词和剧本。五哥看了非常高兴，立即给他们谱曲，以后又辅导他们自己谱曲。并鼓励他们：“蒙古民族的新文艺，就靠你们这些同志去创造、去发挥！”
  1960年左右，有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在反文化上的“修正主义”运动中，把大诗人杜甫也拉出来了，说他的《兵车行》是“和平主义”，有的教授因讲《兵车行》挨了批判。五哥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让林岩同志（现任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去该校中文系了解情况，还亲自找这个系的总支负责人谈话，进行严肃批评，认为在一个大学中文系发生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批判，而是愚昧无知！”批判《兵车行》是“和平主义”的事，一时传为笑柄。
  1961年下半年，随着古巴革命的成功，穆青同志（新华社副社长）作了一首《我生在哈瓦那》的歌词，以一个古巴孩子的身份歌唱古巴的现在与过去，送交李劫夫同志审阅。劫夫同志谱了曲，但认为歌词有点轻飘，和穆青同志一起找五哥修改一下。当时五哥患重感冒，头疼得很厉害，带病为穆青同志修改了歌词与曲子，并把歌名定为《哈瓦那的孩子》。《辽宁日报》、《人民日报》、《歌曲》等报刊，相继发表了这首歌曲。古巴指挥家来华访问时，指名要演唱这首歌曲。1962年，穆青同志又应五哥之约，写出了另一首国际儿童题材作品《黑孩子保罗》。不想，文艺整风时，穆青同志被当作典型，“批倒批臭”，还决议把穆青同志的名字从《哈瓦那的孩子》中除掉。这时，五哥亲自出面为穆青同志说话：“我是看着穆青长大的，他的本质是好的，如果说有什么责任，也不全在穆青同志。”关心他人、理解他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关键时刻替别人说话，这是五哥始终一贯的做人准则。
  系民族之精魂，发时代之强音
  五哥的音乐创作活动，是从1938年进鲁艺音乐系起步的。在此后的20余年中，他写了300余首歌曲。他的歌曲，反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的使命，人民的呼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他的创作契机和作品的节奏与历史的脉搏是同频率跳动的。他的歌曲作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题材和主题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1937年，鲁艺成立，一个以采集、记录民歌为中心的学习民间艺术的活动蓬勃发展起来。五哥就是采集、记录、演唱、整理民歌的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仅1938年他一人就收集民歌300余首，并因此获得“小调大王”的称号。在以后的20多年中，他除了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之外。还一面进行创作，一面进行民族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
  五哥的音乐创作，是从“填词歌曲”起步的。填词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五哥改编或填词的许多歌曲，如《怎么办》、《夜摸营》、《参军曲》、《迎接新阶段》、《腊月里开议会》、《移民与船夫对唱曲》等，广为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秧歌运动中填词的《公祭刘志丹同志》、《拥护八路军》等歌曲，至今仍伴随着生活节奏，鸣响不已。《拥护八路军》是以陕北民歌《打黄羊》的曲调填词的，采用“打花鼓”的形式演唱，新填的歌词（五段）与原民歌曲调，配合默契，水乳交融，并根据歌词的语言、情绪，部分改变了曲调。全曲以热烈欢快的情绪，表现了边区群众拥军活动的动人场面。不久它就成为一首新民歌，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唱起来，后来又传遍全国。《公祭刘志丹同志》所选用的陕北民间音调，后来成为哀乐的主题，一直沿用至今。
  继填词改编之后，五哥还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影响较大的有《七月里在边区》、《兄妹开荒》、《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因为有了共产党》、《运动战，歼灭战》、《人民一定能战胜》、《三绣金匾》、《就义歌》等。《七月里在边区》是1942年夏，五哥与马可（原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1977年病故）、张鲁（河北省文化局）、刘炽（著名作曲家）、关鹤童（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原司长）5人，为了庆祝抗战5周年，歌颂陕甘宁边区火热斗争生活合作的民歌联唱。五哥除作词外，还为其中的第三段《开会来》谱了曲。《七月里在边区》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群众风格、民族风格十分鲜明。在作品中，不仅有了简单的生活情节，还对个别人物作了浮雕式的刻划。是从《黄河大合唱》到《兄妹开荒》秧歌剧之间的一座桥梁。
  1942年，为了配合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羊路由同志根据陕甘宁边区劳模马丕恩开荒的事迹，编写了秧歌剧《王小二开荒》，以后根据群众统称的《兄妹开荒》定名。五哥在谱曲的过程中，对原剧本也进行了几次增删润色，以群众熟悉的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运用作曲技巧，推陈出新，进行了新的创作。1943年春完成了《兄妹开荒》的谱曲工作。在排演过程中，演员王大化（原在部队，1946年牺牲）、李波（原在北京歌舞剧院工作，现离休）二同志，对剧本出了不少点子，进行了反复修改。当年春节，由王大化、李波在延安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延安《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剧本和音乐，并于1944年4月22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兄妹开荒》，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
  五哥的音乐创作，还涉及其他一些音乐体裁。50年代他创作了大型歌剧《纪念碑》（安波、严正、海默编剧，安波作曲）和《《草原烽火》（安波编剧，安波、张颂、刘守义作曲）。在《草原烽火》中，安波试图突破“话剧加唱”的歌剧样式和歌谣体的音乐结构，探索音乐戏剧化和民族化的道路，留下探索的足迹。在戏曲和说唱音乐的改革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他在建国初期参加了评剧《小女婿》、山东琴书《大刚与小兰》的音乐改革和唱腔设计工作，获得了重要的成绩。其中《小女婿》中的《小河流水》一曲，尤其清新活泼，新颖明快，脍炙人口。
  如何继承借鉴我国民族文化，怎样创建既有中华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新文艺，这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五哥常说：“我不反对‘旧瓶装新酒’，我也填过不少词。但是如果需要我们造‘新瓶’为什么不呢？否则，学了作曲，又有什么作用呢？”他认为，凡是真正的优秀作品，都是在独特的继承中，融入了独特的创造。如果离开了我们民族的土壤，盲目地移植，再好的艺术花朵，也会因水土不宜而枝枯叶黄的。五哥的一些音乐作品，所以能够永远回响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与他十分注意在继承中的创造是分不开的。
  余音绕千古，硕果坠满枝
  五哥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悉心研究，集中反映在他亲自收集编撰的《秦腔音乐》、《东蒙民歌》和《越南民歌选》等三部著作中。
  1945年2月，上级组织派五哥到绥德“民众剧团”去整理秦腔音乐。五哥克服了方言障碍，拜团内最有经验的一位老艺人为师，从一字一腔学起，由浅入深地学习了秦腔音乐的历史沿革、分布情况，声腔板式特征、文武场曲牌音乐、行当划分等问题，经过7个月的学习、研究、整理，编成《秦腔音乐》一书。《秦腔音乐》是我国第一本由音乐工作者系统整理而成的地方戏曲音乐的专门著作。1947年，五哥任冀察热辽“鲁艺”院长、“胜利剧社”社长期间，在工作中接触到蒙古东部的蒙族民歌，那些富有草原气息的民歌，使五哥大开视野，耳目一新。《嘎达梅林》、《牧歌》使人如痴如醉。于是五哥又开始记录、整理、译词配歌，写成了《东蒙民歌》一书。这本歌集分“歌词之部”（约100首）和“歌曲之部”（约80首）。《东蒙民歌》较全面地反映了东蒙地区民歌的基本面貌，为后人进行同类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956年至1957年，五哥出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专家时，利用工作之余，与林荫同志（越南华侨）一起，直接收集、整理越南民歌，写出了我国第一本由本国音乐工作者编选的外国民歌集——《越南民歌选》。《越南民歌选》的出版，在音乐界研究亚、非、拉民族音乐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此外，五哥还写了30多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几乎涉及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
  在戏剧创作方面，解放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首推五幕八场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剧本写于1953年。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全国兴起。《春风吹到诺敏河》，在有限的篇幅内，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它维护和宣传了社会主义理想和合作化道路，批评了一部分单干农户的自私心理和保守思想；另一方面，也着力描写了农村干部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主旨是批评那急躁冒进，强迫命令等“左”的错误。
  今天，在结束了那种“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并从中引出了必要的教训以后，重读《春风吹到诺敏河》，怎能不为作者坚持理想而又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又怎能不引发出对他的深深怀念？“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年头，《春风吹到诺敏河》及其作者，无可幸免地受到非难。“复辟倒退”、“为小脚妇女招魂”、“为××路线翻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五哥当时离世不久，如果有知，也会感到啼笑皆非坐卧不宁的。历史是要恢复它本来面目的。假、恶、丑的东西，总会被真理的长河冲洗净尽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将作为一面镜子，永远发挥着它的借鉴作用。
  1963年，《辽宁日报》发表了雷锋同志的事迹以后，五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组织文艺界同志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并用3天的时间，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雷锋颂》。在《雷锋颂》的后记中他写到：“雷锋同志既能为自己短促的一生为一切别的革命者做出了榜样，那么作为别的革命者的责任呢？我想除了老老实实地向雷锋同志的精神、品质学习之外，还应大力宣扬这种精神，扩大这种精神，使其永垂不朽。”这段话表现了五哥的谦逊，也是他的自我要求。
  五哥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完成党的事业上，很少想到自己。他经常对家人讲，自己很健康，什么病也没有。实际上，他的身体因超负荷工作，健康状况很不好。1965年进院时，才知道他患的还是目前的不治之症。1965年6月18日下午1时20分，五哥与世长辞。
  向五哥遗体告别时，因为来的人很多，比原定时间延长了一个多小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曾授予他两枚勋章，希望在“安波同志离世时给他戴上”。追悼会由周扬同志主持，首都文艺界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了。与会者泣不成声，缅怀他鞠躬尽瘁的一生，痛惜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也为他的模范事迹和卓越贡献而自豪。
  死者已矣！安波同志的精神，将永远鞭策着、鼓舞着我们，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