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海源阁，是我国清代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它无愧为“琅嬛之府群玉之山”的称号。
  清代末叶，我国有驰名中外的四大私人藏书楼：即江苏常熟瞿绍基（1772年——1836年）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以增（1787年——1856年）的“海源阁”、浙江吴兴陆心源（1834年——1894年）的“丽宋楼”和杭州丁丙（1832年——1899年）的“八千卷楼”。“若陆氏之丽宋楼，丁氏之八千卷楼，乃新造之邦，殊未足相提而并论也。”唯“南瞿北杨，以其收罗宏富，古书授受源流咸有端绪，并称雄于海内。”
  海源阁及五世主人之概略
  海源阁位于聊城县城的西南隅，万寿观街东段路北杨宅第四进院内，即今中共聊城市委招待所所在地。它建成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座北面南四间二层旧式楼房。楼下是杨氏家祠，楼上藏宋、元珍本书籍。楼檐正中高悬杨以增亲书“海源阁”匾额，长112厘米，宽45厘米，白底蓝字，大字径25厘米。阁匾左题跋语曰：“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书并识。”下钤有“杨以增印”和“至堂”阳文篆字印章。楼下正中两柱上题楹联一对：“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嬛。”海源阁前建有东西两廊房及书亭。自阁下东部过道入第五进院，内有北厅五间，东西房各三间藏明、清版本并帖片、字画、古玩。杨氏宅第，院凡五进，青砖瓦舍百数十间，极阔壮丽，亭台楼阁之胜，室内陈设之华美，为鲁西北冠。杨宅大门上榜巨匾，题：“传经北海”。
  杨氏一家具有藏书的传统美德，杨氏藏书上溯至杨以增之父杨兆煜。
  杨兆煜（1768年——1838年），字炳南，谥号孝直，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嘉庆三年（1798年）举于乡”，戊辰（1808年）任山东即墨县教谕，故其子孙尊之为“教谕公”。其藏书斋名曰：“袖海堂”，藏书印章为“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书”。并有“厚遗堂”匾额两块（系汤金钊书，木刻蓝字），悬杨宅大厅及“弘农丙舍”。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十九日卒，终年71岁。
  杨以增（1787年——1856年），字益之，号至堂（一作致堂），亦名东樵，谥号端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九月十六日生于聊城。“平生无他嗜，一专于书”。自幼勤奋好学，“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每试必屈其侪辈”。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举。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四年（1824年）补贵州荔波知县；八年（1828年）调知贵筑；乙酉（1825年）、戊子（1828年）曾两充乡试同考官；九年（1829年）任松桃直隶厅同知；十二年（1832年）转升兴义知府；十四年（1834年）擢广西左江道，旋调湖北安襄郧荆道；二十三年（1843年）升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二十六年（1846年）为陕西布政使，与巡抚林则徐至交，并因林则徐举荐代陕西巡抚；二十七年（1847年）擢升江南河道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年）返归故里为父丁忧守丧时建藏书楼“海源阁”。藏书印章有“杨以增印”、“杨氏海源阁藏”、“宋存书室”、“四经四史之斋”、“杨东樵读过”等。曾因“丰工漫口”罪而被削职，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于江苏清江浦，时年69岁。
  杨绍和（1832年——1875年），字彦合，号勰卿，以增次子，道光十年（183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幼年“受经学八法于包大令世臣，受古文辞于梅郎中曾亮”。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一等，授翰林院编修，擢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右中允，司经局洗马；赏戴花翎，再擢翰林院侍读，赏三品衔升用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勰卿学士“禀承家学，一专于书，搜罗典籍，不遗余力，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乃悉集于聊城。海源阁藏书遂蔚为大观，虎步中原，与常熟瞿氏并峙，海内推为‘南瞿北杨’”。藏书印章有：“代晋观堂”、“杨绍和”、“杨绍和藏书”、“勰卿读过”等。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北京。
  杨保彝（1852年——1910年），字师龄，号凤阿，以增孙。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历任户部广东司郎中，分省补用道，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山东通志局会纂，山东优级师范教务长等职。“保彝世守遗编，克绵其绪”，致力于藏书事业。藏书印章有“杨氏伯子”、“陶南山馆”、
  “保彝私印”、“凤阿”等。宣统二年（1910年）病故。
  杨敬夫（1900年——1970年），原名杨成训（又承训）。“保彝因乏嗣，以杨敬夫为继。”保彝死后，其妻王氏少珊甚爱敬夫，特聘靳维熙、徐金铭（历城人，清朝末科癸卯进士，山左名士）师教，曾就读于山东省法政学校。海源阁末世主人。其藏书印章有“杨承训”、“海源残阁”等。1970年卒于天津。
  在海源阁藏书史上，成绩卓著，贡献最大的是杨以增杨绍和父子二人。
  海源阁藏书之内容
  据《楹书隅录》记载：凡宋本85种，金元本39种，明本13种，校本107种，钞本24种，计268种；杨保彝编纂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收469部宋元精椠，《海源阁书目》总计收经史子集四部书3236部，288300卷有奇。而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仅有1300余种，10余万卷；丁氏的八千卷楼约藏8万卷；陆氏的丽宋楼号称宋版200种，而实不足百十部。相比之下，海源阁藏书之宏富可谓洋洋大观，甲冠海内。
  在浩瀚的海源阁藏书中，杨氏父子特为自矜的乃是“四经”、“四史”，并依为镇阁之宝，更兼有“宋存书堂”。桐乡陆敬安（以湉）的《冷庐杂识》云：“聊城杨至堂河督以增，得宋版《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两《汉书》、《三国志》，颜其室曰：‘四经四史之斋’，是皆可为艺林佳话。”然杨氏“所藏‘四经’乃毛诗、三礼，盖为其皆郑氏笺注也。《尚书》、《春秋》虽有宋椠，固别储之。先君（杨以增，笔者按）与陆君平生未识面，当由传闻偶误耳。”（杨绍和语）近人董绶金亦云：
  “端勤父子，雅意勤搜，‘四经’、‘四史’，卓然为诸藏书家冠冕。”
  的确，杨氏海源阁之精椠珍本名不虚传，有稽可考，兹举例说明：
  宋本《毛诗》（巾箱本）
  宋本《尚书蔡氏传》（大字精善，尤为罕见）
  宋抚州本《礼记》（纸洁如玉，墨光如漆，张敦仁所刊之祖本）
  宋严州本《仪礼》（原系明邢氏来禽馆藏）
  宋乾道本《史记》（刻工秀劲，三注合刊，此为第一，蔡梦弼刊本，每单页12行，每行21字）
  宋本《汉书》（大字妍美，铁画银钩，每单页8行，每行16字）
  宋本《后汉书》（秀劲与《史记》同，13行本，日本有一部）
  宋本《三国志》（《三国志》宋椠最罕见，此精印尤难得）
  宋本《诗说》（海内孤本）
  宋本《大戴礼记》（最为罕秘，孤本）
  宋本《春秋名号归一图》（汲古旧藏，精善）
  宋本《朱文公家礼》（大字严整）
  宋本《礼书》（精雅可玩，原题误为原本）
  宋本《汉书》
  宋本《后汉书》（二书虽有元修，然完整者极不易得）
  宋本《资治通鉴考异》（南宋初佳刻，薄纸精印）
  宋本《两汉博闻》（古雅罕见）
  宋本《方舆胜览》（是书多残损，此本独初印完善，沵足珍贵）
  宋本《证类本草》（蜀刻古劲，稀世奇珍）
  宋本《离骚草木疏》（孤本秘籍，版式高阔，每页10行，每行21字）
  宋本《韩昌黎集》（每单页12行本，特为精雅）
  宋本《骆宾王集》（北宋蜀刻，古雅绝伦，钞亦精）
  宋本《元丰类稿》（大字雅劲）
  宋本《宝晋山林集》（版式高阔，每页10行，每行16字，海内孤本，原为华氏真赏斋故藏）
  宋本《刘后村集》（精洁完善）
  元本《乐书》（精整，疑是宋刊）
  元本《尔雅》（精印初刊）
  毛钞《石药尔雅》
  毛钞《汗简》
  毛钞《西昆酬唱集》
  （以上三书，汲古精写，当与宋刻同珍）
  明弘治本《唐诗品汇》（全书17册，明代旧装，四周双阑，黑口，每页10行，每行20字）
  明天顺本《瀛奎律髓》（49卷，每页10行，每行21字，黑口，四周双阑，前有至无癸未方回序）
  明嘉靖本《昭明太子集》（5卷，每页8行，每行16字，张訒盒绍仁以周满原刻本校过）
  影写宋本《六帖补》（20卷，宋杨伯喦撰，每页10行，每行18字）
  旧写本《声画集》（8卷，宋孙绍远编，每页9行，每行17字。卷八末有苏东坡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琹鹤图诗二首）
  上述珍本，在洁瀚的海源阁藏书中，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江安傅增湘论海源阁曰：集“四部之著英”，举“旷世之鸿宝”，“鸿名盛业，百载难逢”，“琅嬛之府，群玉之山，目不暇给，美不胜收”。
  海源阁藏书源流考
  海源阁藏书历经百载，来源甚广。胶东半岛、荆襄、贵阳、故都西安、北国江南，遍及着杨氏父子的足迹，到处是他们搜罗典籍的市场。
  海源阁的末世主人杨敬夫在《藏书三期》一文中说“端勤公任湖北襄郧道员时正式开始收购书籍，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可谓初期；任陕甘总督时以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对我家藏书之总卷来说，以此时所购为最多，宜为中期，亦盛盛期；任河督时，不仅以珍本为主，并见精刻本副之，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可谓末期。殆学士公（杨绍和）、观察公（杨保彝）两代，我家已藏书数十万卷……”
  《藏书三期》概述了杨氏藏书的基本经历，为我们考证海源阁藏书之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咸丰辛亥（1851年）、壬子（1852年）年间，山塘汪阆源（士钟）艺芸书舍陆续散佚，时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艺芸书舍之藏大多为杨氏得之，并以运粮船载返故乡聊城，贮藏于海源阁中。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云：“艺芸散后归何处？尽在南瞿与北杨。留得宋元书目在，一编中有小沧桑。”其诗目序说：“三百年来，凡大江南北，以藏书名者……必以黄氏士礼居为巨擘……晚年，其书归汪氏艺芸书舍，最后归聊城杨氏。其余各家所得，不过一鳞片甲而已。”日本岛田彦桢也说：黄氏士礼居归汪氏艺芸书舍，“又再传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汪氏艺芸书舍并广收了枫江周仲连（锡瓒）的水月亭、吴县袁又恺（廷祷）的五研楼及元和顾抱冲（之逵）的小读书堆。黄、周、袁、顾为清代乾嘉年间之四大藏书家。黄丕烈士礼居多为清初的毛（晋）、钱（遵王）、徐（乾学）、季（沧苇）诸家故藏。刘鹗（铁云）在《老残游记》第八回写道：“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
  道光末年，上海郁万枝（松年）搜罗典籍不惜于财，全国精华集于沪读，郁氏俨然以乾嘉之黄丕烈（荛圃）自居。“同治初元（1862年），（郁氏）宜稼堂之书，散失殆尽，所收艺芸书舍之藏，归于海源阁。”
  “洪杨乱时，至堂购得铁琴铜剑楼之散出，与鲍氏知不足斋，钱氏红豆山房、秦氏石研斋。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无锡邹晓屏，吾鲁李梦弼、邢太仆之旧藏，亦间为杨氏所收。同时与杨氏相交者，如梅伯言、刘燕庭、汉阳叶东卿。常州胡珽，亦远道相寄赠。”于是“辗转吴越间几百年之文献，几为杨氏一网打尽矣！”
  海源阁藏书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北京的清宗室怡府弘晓明善堂。
  毛晋汲古阁、钱遵王述古堂之书，在康熙年间半归徐乾学、季沧苇。徐、季两家之书后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清宗室怡府之乐善堂（即明善堂）。乐善堂大楼九楹，庋藏满溢，四库开馆之日，彼且秘而不献。至端华以狂悖见诛，于是毛、钱、徐、季之珍遂又散出。当时，朱自清、潘伯寅、翁叔平竞相争购，“而致堂之子绍和，时官北京，得之颇多。于是传是汲古之旧，又随百宋一廛而趋入于海源阁矣。”
  原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说：“清代私家藏书，初以江浙为中心。辗转流播，终不出江浙境外。迨聊城杨致堂，始得百宋一廛之精本，辇载而东，情势乃稍稍变矣。”“近人多以杨书珍本，率出百宋一廛；余以目验所及，知得其于乐善堂者，正不亚于艺芸精舍。综上两支，可知杨氏藏书，半得于南，半得于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其关于藏书史上地域之变迁，最为重要。以前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
  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说：“杨氏既以三世藏书嗣其家，举明季、清初诸名家所有古刻名钞又益以乾嘉以来黄、顾诸人之精校秘写，萃于一门，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海源阁丛书》之一瞥
  蔚为壮观的海源阁藏书，是杨氏几代人之宏伟壮举，而杨氏校刻之《海源阁丛书》，也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海源阁丛书》倾注着杨氏几代人的心血，是勤劳智慧的结晶。在编辑出版《海源阁丛书》的过程中，杨以增的好友江苏上元梅曾亮、安徽泾县包世臣、浙江嘉兴高钧儒诸清代学者均予以支助。
  《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如：
  《惜抱轩尺牍》8卷，姚鼐撰，高钧儒手写，海源阁版印，另有宣统元年小万柳塘廉氏据海源阁重刊本。
  《艺舟双楫》6卷，包世臣著，前4卷论文，后2卷论书法，其中《历下笔谈》和《论书绝句》有独到的书法卓见，对后世颇有影响。
  《蔡中郎集》6卷，汉蔡邕撰，杨氏海源阁据宋本刻印。
  还有《柏视山房文集》（梅曾亮）、《石笥山房文集》（胡天游）、《蕉声馆集》、《九水山房文存》、《三续千字文注》、《六艺纲目》、《助字辨略》、《叶石农先生年谱》、《牧会书》、《退思庐文存》、《代晋观堂诗钞》、《吕氏读诗记》、《灵棋经》、《隶篇》、《志学箴》、《楹书隅录》、《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书目》、《禹贡九州图》、《恒星赤道图》、《皇朝一统图》、《万国地球图》等。
  《禹贡九州图》，是杨以增根据宋代程大昌的地理名著《禹贡山川地理图》，并参照傅寅的《禹贡说断》、胡渭的《禹贡锥指》而校印的地理图书。
  《楹书隅录》9卷，《隅录》5卷，《续编》4卷，杨绍和撰，有3册本和8册本。
  《楹书隅录》3册本，前有“同治癸酉冬十月吴月许赓飏（改名玉琭）序于安定门内寓斋”；次有杨绍和《自序》；再其次是“光绪二十年太岁在阏逢敦群涂月上浣男保彝恭跋”：最后是柯劭忞《跋》，署：“乙未闰五月门人胶州柯劭忞谨识”。第三册载出版时间地点：“皇朝宣统三年辛亥海王村谭宅铺刊刷印”。《楹书隅录》的字数总“计拾肆万柒仟肆百捌拾肆字，刻工用制钱肆拾捌万缗”。
  《楹书隅录新编》8册本，系“北平孙壮署检”，末页有“壬子（1912年）仲春武进董康”《跋》，云：杨氏海源阁“与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足相辉映”。
  《楹书隅录》是杨绍和精心撰写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他在《自序》中说：“先端勤公平生无他嗜，一专于书，所收数十万卷，庋海源阁藏之，属伯言梅先生为之记。别辟书室曰：‘宋存’，藏天水朝旧籍，而以元本、校本、钞本附焉。癸亥（1863年）、甲子（1864年）间，绍和里居，撰海源阁书目成，复取宋元各本记其行式、印章、评跋，管窥所及，间附数语。乙丑（1865年）入翰林，簪笔鲜暇，此事遂辍，顷检旧稿之已成者，得若干种，厘为五卷，命曰：《楹书隅录》。”“昨岁撰《楹书隅录》初编成，得书五卷，皆先公四经四史斋旧藏善本，予昔年所收精椠间附录焉。惟继得黄、汪二家精校名钞各本，以避兵而储诸山中者，悉未登录。今春，珥笔稍暇，命儿子保彝由里中钞寄原书跋尾若干条，手加甄录，补成九十余种，厘为四卷，命曰《续编》。若予年来嗜好所在不乏珍籍，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曰。同治辛未中秋彦合主人识于京寓王端友斋。”
  《楹书隅录》之所记，虽多宋元珍本、善本，但并非杨氏海源阁藏书之全貌。
  继杨绍和之后，杨保彝编纂了《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1册）、《海源阁书目》（6册），均未刊印，保彝晚年呈交县府备案。
  《楹书隅录》、《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海源阁书目》》是描绘海源阁藏书的巨幅画卷。它不仅是研究海源阁的必读书日，也是版本目录学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严谨藏书 秘不示人
  海源阁的创始人杨以增深知故籍的珍贵与来之不易，他一再告诫后辈：“大乱居乡，小乱居城。”“书分两份，以十分之四藏于聊城故居，十分之六藏于陶南别墅。”江标的《海源阁书目跋》云：“岂知琅嬛福地，别在陶南，江夏签幐，自存天壤。”“陶南别墅”即“陶南山馆”，又名“眉园”，在肥城县西南的华趺庄，是杨氏的藏书重地，海源阁的一大分支。杨氏的另一藏书处是“弘农丙舍”，在聊城西南的田庄。原杨宅后院的明清版本及《海源阁丛书》之全部书板均移藏于此。
  杨氏藏书谨严，很少有人目及。光绪十年（1884年）冬，江标随汪郋亭观书阁中，杨保彝“发示秘笈，举凡艺芸书舍之所收，《楹书隅录》之所记，千牌万缊，悉得寓目。”江标观后，由羡生妒，誓词：“百宋种子尚未断绝，人亡人得，聚散无常。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橐载而南乎？”从此之后，杨氏更加严密封锁，外客戚族欲一观而不能。“其家中仆役，向不准登楼。每有服役数十年，不得一瞻仰阁上书籍作何形状者。”“三伏曝书，必键院门，妻妾更迭守”，“保彝爱书如护头日。无子，临殁嘱其妻妾，善葆所藏。否则，他日无相见于地下！仍恐来日散失，因举而公诸其族，严禁子孙变卖。请于县，县详府、省，省又为咨于学部存案。”
  知名人士太仓姚鹏图，以显位而不受，求为聊城令，意观杨氏书。任职期满，未曾入海源阁一步。徐金铭身为杨敬夫的启蒙教师，历教数年，亦若无所见而去。
  《《老残游记》七、八两回写“老残”冒雪去东昌府“柳小惠”家观书，未得见，临别前便在那旅店的墙壁上题诗诅咒：“深锁琅嬛饱蠹鱼！”“老残”观书碰壁，并非虚构。据蒋逸雪先生之《刘鹗年谱》载：鹗嗜宋版书，家有旧藏，行旅必自随。斯时山左藏书之家，以聊城杨氏海源阁为第一，收宋元本极多。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鹗冒雪前往访杨氏海源阁藏书，未得见，数日败兴而返……
  海源阁历劫考略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盗匪蜂起，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海源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咸丰辛酉（1861年）二月，捻军进占肥城，杨氏海源阁的藏书重地“陶南山馆”尽被兵燹，损毁十之三四。杨绍和跋宋本《毛诗》条云：“辛酉，皖寇扰及，齐鲁之交，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处，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据余华趺庄陶南山馆一昼夜。自分珍藏图籍，必已尽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烬余，幸犹十存五六。而宋元旧椠，所焚独多，且经部尤甚。此本只存卷十八至末三卷，监本只卷首至十一而已。甚呜呼，岂真大美忌完，理同如是乎！”“虽曰幸存五六，然海源阁上宋存书室之四经四史斋，竟致不易复厥旧观，亦可见其祸之烈。”王献唐说：“华趺庄附近田地，多为杨氏私产。所谓陶南山馆，即在共地。杨氏当时书籍，多藏于此，尚有砚石数百余方，亦存陶南。捻匪初时，焚掠极惨，适任柱追至，严令禁止，乃免于劫。宋元旧椠之仅存者，亦任柱之功也。”
  民国18年（1929年）7月10日，土匪陷聊城，其司令部即设于杨宅。当时，前清生员兰山樊天民和唐邑杨道南颇知书本，助纣为虐，替匪首出谋划策，将海源阁宋元珍本秘籍及金石书画，择优掠去。不久，天津《益世报》报道了匪劫海源阁的消息，教育部电令各军政机关及铁路海关，协商设法截留。同年11月，山东省教育厅特派王献唐赴聊调查，目睹了劫后惨状：“余抵海源阁时，见其书籍零落，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两册；均散置地上，与乱纸相杂。字画碑帖，仅余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藏砚数十方，只存砚盒。所有砚石，均无一幸免。杨致堂画像一轴，撕裂如麻，投置几下。黄荛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为海源阁原本，第四册后页，亦以拭抹鸦片烟签，涂污满纸。以镇库之珍籍损坏如此，可谓痛心！其家人并谓匪徒每以阁上书籍炊火，旧书不易燃烧，愤言：‘谁谓宋版书可贵？’此均以毛头纸印之，并不〓火也。”“此次损失之书，均为海源阁旧藏，其后宅三室，均未波及。检视阁上现存书籍，尚有宋元善本，及荛翁精校之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民国19年（1930年）春，战事突起，政局中变，聊城为巨匪王某所陷。王匪据聊城，惨掠焚毁达8个月之久，城内居民十室九空。海源阁书库又为匪军占据，损毁极甚。匪徒“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至拭桌子，拭烟枪，无不以书代之。”匪退之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千金子率众占据杨宅，楼下之充宋、充元明版、清初版、殿本、手钞本，焚烧撕扯……古玩瓷器，残剩无几，装潢珍贵，玩器之紫檀玻璃罩，形状万殊，堆集广庭，不下千余件。阁后之帖片贮藏室，帖片堆积数尺，因连雨一月，屋顶冲塌，帖片画成黑泥，无只字完整。”“斯诚今日吾国书林之浩劫也！”
  王匪垂涎杨氏藏书美富，欲发一笔横财，特意从天津聘请了一位号称“九爷”的书籍古董，尽检宋元珍本、碑帖、字画、古玩捆载八大箱囊括而北。“九爷”其人，身长清癯，唇有黑须”，居聊城月余，终不露姓名。王匪劫掠海源阁珍笈八大箱，移至保定，不久王挂彩自杀，珍本遂散失。当地奎文堂书肆得之最多，其中有《蔡中郎集》（黄荛圃顾涧〓校跋，见《楹书隅录》）、元本《事文类聚》（见江建霞《海源阁藏书目》）2种，均已残损。又被文友堂购去数种。《刘子注》10卷（唐袁孝政撰，明传钞道藏本，黄丕烈以宋本校过）被傅沅叔购得。北京琉璃厂书业崇文斋主人孙瑞卿，返归故里探亲，路经德县，在集市廉价买到海源阁藏宋刊《童蒙训》2册，后“得善价售归国立北京图书馆”。北京书贾闻讯蜂集保定、德县。
  当时，北京、天津、济南、德州等地，不断发现海源阁散失书籍。据民国20年（1931年）2月22日《新闻报》载：12种海源阁宋本在天津以8万元外售日人，内有宋世彩堂版刻《孟东野集》、《孟襄阳集》、《岑嘉州集》、《柳柳州集》、海内孤本《庄子》等。“最近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在博平剿匪，于匪窟内搜出海源阁书十数页，但已破烂不堪，良可惜也！”
  匪劫之后，杨敬夫派管事人邓华亭点验残余，计经部损失7/10，史部损失4/10，子部损失4/10，集部损失3/10，损失古墨20箱，字帖片43箱，康熙、乾隆、道光三朝瓷器40箱全毁。康熙年间酿造的绍兴酒24坛，俱被群匪饮空，坛已改为尿器。
  民国18年、19年土匪劫掠海源阁，是一场震惊中国文坛的大事。为此，天津《大公报》于民国20年5月25日发表了《海源阁藏书之最后呼吁》的社论，27日又发表了傅增湘呐喊抢救海源阁的文章。民国21年1月16日上海《申报》、2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等相继发表文章呼吁，但终归无效。
  更令人遗憾的是，十年“文革”初期，海源阁故址作为“四旧”全部摧毁。于是，驰名中外的海源阁在文明古国的土地上消逝了！
  后人曾有诗叹曰：
  海源已乘文化去，
  此地空无藏书楼。
  海源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冷悠悠。
  光岳长叹无知己，
  铁塔久念故伴俦。
  杨氏父子今何在，
  环湖当歌哭未休。
  海源阁劫后余生
  早在1928年（土匪陷聊之前），海源阁的末世主人杨敬夫便将主要宋元珍本移迁天津，“藏于劳之常宅”。1931年曾以8万银元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同年2月12日，傅增湘专程前往盐业银行库房观书，并购得数种。这部分海源阁精华，后来辗转归藏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
  1930年春海源阁惨遭匪劫之后，杨氏将残余装束五六十箱，载7辆大车，运赴济南纬一路东兴里杨宅后院。后来，这些明清版本归藏在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专门开辟了“海源阁藏书室。”
  1947年1月1日聊城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某部颁布的三项命令中，第二项即为：保护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海源阁图书馆。聊城解放后，朱德总司令亲临海源阁视察，并责令有关部门妥善保护。
  1956年1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宣布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楼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历史博物馆将杨氏海源阁列入全国四处著名公私藏书典范之一。
  1957年6月30日，杨敬夫在北京的“山东省地方志座谈会”上，向山东省人民政府捐献了37种（85件）有关海源阁的重要历史文物。其中有“海源阁”匾额一方，杨氏藏书印章11枚，《海源阁书目》6卷，《海源阁珍藏尺牍》、《海源阁丛书》数种，及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等人的画像。这些历史文物由原省长赵健民同志经手，于1958年5月转交山东省图书馆。
  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前“四史”即以海源阁所藏宋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重要考本。
  值得庆幸的是，1985年新春伊始，聊城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和一些志士仁人，正积极筹备重新恢复海源阁。
  预祝海源阁藏书楼早日建成！
  （本稿参考了傅增湘《《海源阁藏书记略》、《藏园群书经眼录》、陈登源《古今典籍聚散考》、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概略与劫后之保存》等著作；并承蒙西南师大徐无闻教授市阅，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