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据我看来，乡村建设研究院是三股主要力量的结合体。他们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首先是梁漱溟这派力量。梁先生本人不当院长而当研究部主任（后因梁仲华辞职他才担任院长），实际上他的思想是该院的主导思想。梁先生强调书院式的教学方法，他经常给全院作精神讲话，研究部学员以自学为主，比较自由。除学习梁漱溟的著述外，大多是自学孔孟学说，也分组学习些农业知识等。研究部招收学员的标准是大学毕业，其实有许多人是没有学历的。经常有各界人士去参观、访问，有的专家学者被邀请来讲学。研究部的学员大都迷信梁的学说，对社会上讨论的一些问题，他们似乎也不甚关心。1931年我去参观时就碰到了几件让我感到奇怪的事。第一件是协和医院一个颇有名望的大夫讲西医时，有学生发难：“你是西医。中医不好还能治病，西医虽好也不能救死。何故？”时至30年代，他们还用中医来排斥西医，可见其排他思想之严重，第二件事是青岛大学教育学院黄院长被邀请来讲学。时值1932年春天，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黄从上海乘船到青岛来，感触颇深。曾比喻说：“我在上海乘船，从昊淞口出来，看到日本人的大军舰停泊在那里，而我们的只是一些小划子。小划子怎能敌得过大军舰？”以喻文化之落后。学员们当即起哄，说：“中国文化不只是小划子！”从此，黄先生在研究部就处处受到冷落。事后，有一个学生拿着一只木剑去拜访他，说是安徽老乡，陪他参观了农场、卫生院。黄问他们每天在这里做些什么。回答是早晨早起来练太极拳，学习方法是自愿学习，其实读的书都是指定的，特别是梁漱溟的著作。再问他：“你们是因为信仰梁先生的学说，还是因为这里管饭，每月还有十元钱的津贴才到这里来的？”对方听罢，似乎遭受莫大的侮辱，同乡也导致反目。还听到一件事，梁先生有一入室弟子黄艮庸，曾参加过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的人民政府，后被蒋政权通缉，又到邹平，被梁斥责为“忘师背友”。梁先生素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相标榜，对黄的指责岂非咄咄怪事！
  训练部的课倒是多一些。训练部的主任是陈亚三。最主要的课程是讲到区、乡里去怎样办乡农学校。梁先生提倡“政教养卫”合一，所以也请农场的场长讲怎样科学种田，请卫生院的人讲讲卫生知识。训练部在管理上比较严格。训练部的学员基本是地主阶级代理人。原来韩复榘办有区长训练班，由各县推举出来准备当区长的，乡建院训练部办起以后，代替了区长训练班。除各县推举来的学员外，也有少量自行报考的。这些学员回去办乡农学校，还能不为韩复榘及当地地主阶级服务吗？后来梁漱溟又提出了“教育本位的学治政体”，想以乡学、县学代替区县政府。先在邹平试验，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就撤走了。后来我跟梁先生谈起各地乡农学校对农村的统治情况，他再三申明这不是他的意思。看来，他无法控制山东大办乡农学校这场乡村建设运动了。山东各地乡农学校的弊害让他完全负责也不大公平。
  第二股势力是韩复榘的军阀势力。韩复榘对梁先生是比较敬重的，一方面是想附庸风雅，给自己的政府挂上一个学者的牌子：另一方面是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农学校的推广，有利于其在山东的统治，而全省大办自卫训练有利于韩扩充兵源；也因为梁先生和当时的各派军阀和社会各派有某些联系，过往甚密。对韩联合各派保持其在山东的独立性有一定作用。当时，蒋介石也知梁先生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作为知名人士加以拉拢。韩复榘的军队在山东一驻七八年，基本上没有战事，官兵逐渐腐化，战斗力削弱。而乡农学校一开办就强调“政教养卫”合一，办自卫训练班。把分散在民间的枪支收集起来，乡村没有枪的摊钱购买。政府对青壮年进行轮训。一旦需要，韩复榘即可调集补充兵源。区公所变为乡农学校，多半是由训练部的学员去当校长或教育主任。后来撤销各行政区民团指挥部，置专员公署时，韩又很重视起用乡村建设研究院推举的人为专员。如副院长孙廉泉、王冠军都当上了专员，他们原籍都是菏泽地区的。另外临沂地区的专员张里元虽不是研究院出身，但也是菏泽地区的人。“七·七”事变后，韩复榘撤逃时，就命令各专员带领乡农学校轮训的武装随他撤逃。这就最终证实了韩复榘积极推广乡农学校，是为了平时加强地方统治，必要时为他扩充军队准备兵源的。
  第三种力量是菏泽地区的封建势力。原曾当过山东省议会副议长的王鸿一是菏泽地区封建势力最初的首领。王鸿一死后，王子愚又成了他们的核心，他也当了乡建院副院长。孙廉泉和王冠军都是西北军出身，又都是菏泽人。这股地方势力野心勃勃，他们希望能象滇军、川军一样形成地方军事势力。王冠军当了济宁专员，孙廉泉当了菏泽专员，张里元当了临沂专员。他们还向韩复榘建议在邹平周围划专区，让王子愚先任长山县长，准备进而当专员，后因“七.七”事变爆发而未能实现。聊城地区设专署，范筑先任专员，他们则推荐菏泽人赵玉坡去任秘书主任。“七·七”事变后，张里元讲他们几个计划几个专区联合起来成立“鲁军”，因韩复榘匆忙撤逃而未得逞。抗日战争中，乡建院的师生有些在山东参加了抗战，主要是接受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这股菏泽地方势力根本不相信梁漱溟的学说，而只是利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牌子与韩复榘军阀势力联合，扩张菏泽封建势力，控制山东局势。韩复榘撤逃时，各专员都受命带着人枪随行，并分配了扩军任务，据张里元说他就有扩充3万人枪的任务。因“七·七”事变后，时局变化，仅菏泽专员孙廉泉纠集4千人枪带到河南，而韩复榘已被蒋介石逮捕，孙廉泉所管人枪也就缴给了蒋介石而换了一个官（据传说是湖南衡阳区专员，但不久就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