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梁漱溟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对他以师礼待之。我13岁在菏泽六中上学时，听过他在那里的讲演，对他的文化观点还听不懂，只觉得他关心农民疾苦，颇受启发。以后我转学到济南一中，读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又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知道他主要是靠自学，曾研究过佛学，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研究儒家学说。在“五四”运动时期，他的文化思想脱离经济基础，以文化的特点，抽象分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的不同，曾受到批判。1931年，我在青岛大学乡村教育系学习乡村经济、乡村教育，更加留意于他的村治和乡村建设思想。这时梁先生在韩复榘支持下，以邹平为试验县，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河南人梁仲华，梁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春，我去邹平参观，梁先生不在邹平。研究院请来几位北京燕京大学搞乡村研究和社会学的教授以及协和医院的大夫讲学。我听过他们的演讲和与学员的答问，又听过副院长在训练部的讲话，参观了卫生院、农场等附属机构。当时对乡建运动的初步认识，认为它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以后我在江苏教育学院学习时，除经常阅读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章之外，特别对梁先生的名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反复研读。越看越觉得问题很多，颇似中体西用，决非救国之道。
  1935年，我从学校毕业后，回山东办民众教育（亦称社会教育）。当时山东省教育厅以各县民教馆为对象，建立民众教育辅导区，我在益都第二民众教育辅导区工作。邹平县也在我们辅导区内，我就能经常到邹平看看。每次去都找梁漱溟谈一谈。我有时召集各县民教馆长、馆员到益都开会，也曾请他去讲乡村建设的主张与试验。我们交谈的次数不少，时有争论。韩复榘在山东划专员区后，在县属区推广所谓政教养卫合一的乡农学校制度。乡建院训练部的学员多被派任为乡农学校的校长。还吸收一批师范的学生加以培训，充当教育主任。乡农学校的重点首先是普遍举办自卫训练班，实际是巩固韩复榘在山东的军阀统治，也是巩固地方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甚至有的乡校门前挂着虎头牌、鸭嘴棍，俨然是个威严的衙门，与所讲的乡校很不相符。我曾多次与梁先生谈起我所了解的乡农学校的情况，他申明这些办法不是他的本意。在邹平，他又提出了“教育本位的学治政体”，准备以县学来取代县政权，后因日寇入侵而未果。
  1936年，他应邀访日。回国后，我曾找过他，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问他的思想有无改变。他说不仅没有改变，看到日本国内的问题很多，反而更坚定了他原先的主张——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我再问他日本人是否会大举入侵中国，他说不可能。因为日本自己国内的问题还解决不了。当时已是1936年底（或1937年初），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迹象已很明显，正在压迫蒋政权搞冀察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北京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已过一周年。我说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去搞侵略扩张。话不投机，就没有多谈。
  “七·七”事变以后，我找到梁，对他说：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应奋起救国。他说：“大局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说：“正因大局无望，才应奋起自救啊。你可以组织你的学生站出来抗日。”他说：“我不是干这个的。”我还是应该感谢他这时帮助过我，经他介绍，由三路军政训处处长余心清派我到临沂开办第三专员区政训处，取得了在沂蒙山区活动的合法身份。1938年1月，我和梁漱溟又在徐州相会，一见面他就急忙向我解释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抗日，因为当时他就知道蒋介石、韩复榘都不是真心抗日，所以他才说“大局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他还表示现在决心抗日。当时他正带着他的几个忠实信徒在徐州北郊的农场草拟乡村建设大同盟的文件，并且起草《告山东同学同仁书》。我告诉他，现在为时已晚，乡农学校在山东的名声已经很臭，他在山东的学生也很难组织起来了。1939年，他到沂蒙山区来过。国民党省政府不予接待。他到设在沂水岸堤的八路军干部学校作客。后来就沿着八路军的交通路线撤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以乡村建设大同盟的名义加入了民盟，主办了《光明日报》，参加了国共和谈。解放战争正紧张的时候，他脱离了民盟，住在四川，没有参加新政协会议。1950年他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周总理安排他到了北京。不久，中央建议他到莒南、邹平参观。我们又在济南相见，谈到参观后的体会，他说他的思想仍没有改变。他对他过去的学生等人讲农民组织起来的办法，就是他原先想搞的，但不谈这是土改以后农民组织起来的积极性。他一向反对土改，二者不能混同。回到北京后，他就大讲“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在政协受到批判。我对梁先生的了解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