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8岁那年和哥哥刘元文被收容到博山北亭子施粥厂。这个施粥厂也叫“儿童收容所”，看名字应该是个慈善机关，但内幕却骇人听闻。现在我已年过半百，施粥厂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
  一、歉年
  1943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大搞“五次强化治安”，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对城乡进行经济封锁。博山所出产的陶瓷、琉璃和铁器等，失去了农村市场。农村连年灾荒，就是有粮食也运不进博山城里来。博山城里的一些粮商和富户，趁机把粮食屯积起来，粮价飞涨。博山城里的穷苦人民陷入了严重的饥饉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国32年大歉年，那时候。大批的穷人被迫下了“关东”，没有下“关东”的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卖儿鬻女、沿街乞讨。西冶街口的河滩一带人多，饭铺多，这里是乞丐最集中的地方。他们之中不仅有当地的穷人，还有周围农村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仅有成年人，还有很多未成年的孩子。有的人纵有布施之心，怎奈自己也十分艰难。于是出现了抢饭吃的现象。有人去饭铺买饭时，饥饿的孩子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当你付了钱，拿着干粮要走的时候，他抢了就跑。你追，他就往干粮上吐唾沫、擤鼻涕，让你无法再要。有些山里下来的赶集人，回家时往往买一大块强面饼带上，这些饥饿的孩子腿脚跑得快，跟随到路宽人多的地方，从背后抢过来便跑。你紧追，他就掰下一块扔在地上，当你拾起饼来的时候，他已逃得无踪无影了。旁边的人往往都为抢饭的孩子喝彩，从来没人上前拦截。谁不知道这些孩子饿呀！就连观音堂口岗楼里站岗的伪军见了，也只是哈哈大笑而已。抢饭的孩子中也分阶层，有几个较大的孩子被称为“河滩王”。孩子们若抢到大些的干粮，必须首先“孝敬”他们。
  当时驻博山的日军是菊池部队，还有为虎作伥的伪保安队伊来灝部以及伪警察。他们倒行逆施，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偏偏要粉饰太平，维持所谓“东亚新秩序”。他们派出警察将河滩的乞丐一批一批轰出博山城，对饥饿的孩子们无计可施，就委托商会从城内各煤号、商店敛钱，办了个施粥厂，把他们收容起来。
  二、上当
  施粥厂成立以后，商会便派人整天在河滩观音堂大喊大叫：”小孩们，快到北亭子喝饭呀，尽着喝，进出随便家远的还可以住下！”这样的口号，对那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是很有诱惑力的；就是那些没有沦为乞丐的孩子，谁愿意呆在家里挨饿！都想到北亭子“喝饭”去，况且是“尽着喝”。
  我父亲刘在成是琉璃行业有名的轴子嘴匠。在那饥馑的年月里，他病饿交加，已卧床多日了。指望我母亲每天到姥娘家和大姨家去要几个煎饼，我们一家四口人泡煎饼汤吃。我和哥哥饥饿难忍，经常背着父母，到饭铺桌子底下拾些地瓜巴子和大虾头吃。端午节后的一天，母亲把我们叫过去说：“您爹爹的病越来越重，不能做炉了，外头人都说到北亭子去喝饭挺好，早上去，天黑回来，你俩也去吧，省得在家里饿死。”开始，我和哥哥都怕到那里受人欺侮，不愿去。可是搁不住母亲和大姨流着眼泪劝说，终于由母亲把我们送到北亭子去“喝饭”了。那是在北亭子西面的一个院子，我们是从院子西边的一个单扇门进去的。院子挺大，南院墙外是河，院墙里面不远有棵大洋槐树，院北面有6间大瓦房，靠西头的3间比东头的3间高大，称为北厅房，还有三间西屋。看门的把我们引进西屋登了记，有个30来岁梳着大分头的人对我们说：“你俩就住在北厅房里不要乱窜”。后知此人姓周，我们称他周老师，是施粥厂的主要负责人。
  母亲把我们交代下来就走了。我们到北厅房一看，里面有一些小男孩，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个个无精打采。我和哥哥呆了一会，觉得非常闷得慌，想到外面去玩玩。走到大门口，就被把门的喝住了：“干什么？”“俺想出去玩玩！”“不行！”我们质问道：“不是说出进随便吗？”“没有的事，来了就别想出去，滚回去！”我和哥哥目瞪口呆，知道上当了。几天以后，在我哥俩的破褂子后面用红土各印上了一个“收”字。
  三、瓜干小米饭
  我们进施粥厂时，里面已有男女孩子近200人。小的五六岁，大的十几岁。8至10个人编为一个“喝饭”小组，并有两个大一点的担任正副组长。每天喝两次饭。开饭前，几十个小组一一排好队等饭。待西门一开，便由七八个成年人每人挑两铁桶饭，走进来。此时，孩子们立即骚动起来。送饭人把早已摆在地上的一片片大黑碗个个舀满，不问二事，挑起饭桶回头便走。这些饭是商会雇用“马公祠”的农民在“大街商会”里烧作成的。此时，由看守人员（老师）按一组、二组的顺序叫喊，各组的两名组长负责为本组端饭，各人就地喝起来。饭是用粗小米和地瓜干熬成的，喝着有股苦味，饭里的砂子垫得牙疼，糠皮涮嘴刷刷响。饭喝完后，把碗集中到一起，看守人员再指令大一点的女孩子洗刷。
  我们才进来的孩子，肚子里都没有食，开头几天喝着，还挺香，再往后就不行了。开始每碗还配有一块辣疙瘩咸菜，后来咸莱没有了，这碗瓜干小米饭就难以咽下去了。我们多么盼望家里的亲人来看看我们，送些咸菜来呀！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母亲和我大姨终于看望我们来了。见了亲人俺泪水盈眶。我迫不及待地问：“娘，你给俺拿来啥？”“杏”！母亲解开一块方形布子，黄橙橙的杏露了出来。接着十多个男孩子围了上来，我和哥哥就把仅有的20多个杏分给了大家十几个。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新样，别的孩子的父母拿来的东西也给我们吃过。母亲问我们：“一天两碗饭能喝饱吗？”我和哥哥忙说：“碗大、盛的多，喝不了！”母亲离开时，我们再三地恳求：“再来看俺时，多买些咸菜，若无钱买咸菜，就拿些盐来！”以后家长来看望子女，都少不了带些盐来。每到喝饭时，一颗小盐粒就一口饭。盐，成了我们当时救命的仙丹。
  四、大地铺
  施粥厂刚成立时，是在北亭子两间屋子里，当时只有十多个孩子，行动也较自由。后来喝饭的孩子多了，才搬进了西院。北厅房里住着男孩子，后面的一排房子，东边住着年龄较小的女孩子，西边住着年龄较大的女孩子。我们所住的北厅房，地上铺着破苇席，有的地方什么也没铺，更没有被褥，各屋都一样。睡觉时横躺竖卧，乱七八遭，无法插足。我和哥哥就在西南角找了块地方睡下。白天我们也就在这块地方玩。屋里没有灯，到了夜里，有的咬牙，有的说睡话，也有想娘想哭了的。要是一翻身压到别人身上，便是连打加骂。光这些还不止，北亭子里的庙祝还喂了一只大狗，夜里不时地咬。这些声音使我们不寒而栗！
  五、“人口手、刀工尺”
  被困在施粥厂的孩子们终日无事干，喝了饭各自找投脾气的说笑玩耍。那些看守员想出了个点子，叫我们跑步，一跑就是十几圈。我们这些孩子大小不一，体质强弱也不同，杂乱的脚步声和带队人员的叫骂声交织在一起，满院子尘土飞扬，乱成一片，直跑得孩子们瘫倒为止。
  北厅房里的西山墙上有一块用水泥漫的黑板，这是看守人员教我们识字用的。经常教我们识字的是一个王老师，这人上等个子，白净脸，不笑不说话，但打起“学生”来可是怪吓人的。第一次上课时，我们都很心胜。王老师把“人、口、手”三个字写在黑板上，一遍一遍地教我们念；然后，他用教鞭指谁，谁就站起来念。第二次，还是学“人、口、手”这三个字，可是还有好几个“学生”念不下来。他火了，说：“明日还念这三个字，谁有一个不认得，就挨一教鞭，两个不认得，就挨两教鞭！”结果第三次读“人、口、手”时，有的孩子头上被打起了大疙瘩。接下来，便学了“刀、工、尺”、“山、水、田”、“几、井、斗”、“牙、主、舌”和“皮、毛、衣”等字。有时上课前老师还教我们唱歌，学唱的歌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有一支歌的歌词开头是：“唱唱唱，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日本的歌我们不爱唱，因为调子怪难听的。
  六、虱子灾
  施粥厂里的卫生条件很差，我们住的屋子里到处是烂棉花、破布和垃圾，从不打扫，看守人员从也不督促打扫。孩子们身上穿的破衣服从来没洗过。有的女孩子褂子破了，就从裤腿上撕下块布补在上面；男孩子裤褪烂了，走路不得劲，就干脆撕成半裤。有些小男孩还终日光着腚，因为当时施粥厂光给饭喝，不给衣穿。
  由于大家穿的衣服不洗、不换、白天黑夜不离身，虱子就在各人身上繁殖起来。在炎热的夏天里，有些孩子还只好穿着破棉袄，更成了“虱子窝”，我们就叫他“虱子精”。如果走动着，还觉不出虱子咬，只要一住下，就咬得人不得安宁。夜里简直咬得睡不着觉，即使那些光腚“猴”们，尽管身上无虱子，但他们头发里有虱子；加之都在一起睡觉，别人身上的虱子也会咬他们的。一到白天，他们就比穿衣服的孩子挨咬差了。我们在不动或睡觉时，都少不了捉虱子，感到身上某一部位被虱子咬得难受时，就将手伸到那里慢慢地摸；抓住后，就放到嘴里咬死再吐出来。
  七、“白媳妇”
  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神经不大正常。一天上午，他摸进了后院的山洞里，出来后手里拿着一双沾满灰尘的小脚女人的鞋。他说：“我在洞里看到‘白媳妇’了！”在这之前曾有小孩说，他吃不了的瓜干饭倒在墙根，第二天就一点也没有了。后来有的则说，夜里上厕所时看到了“白媳妇”盘着腿坐在洞口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听到过门外有走动的声音。这一切，把孩子们吓坏了，不等天黑就都钻进屋里不敢出来。可是夜里要小便呀，厕所就在山洞的前面，大家都怕碰上“白媳妇”，不敢去。鼓不住了，出屋门就开尿。不多日，北厅房门前的尿就横流成河了。
  一天早上，看守人员提前摇铃开饭，说待一会儿上头要来人视察。饭后我们全体在院子里列队等候，约十点多钟，来了七、八个人，有的穿黄军装，有的穿大褂、戴礼帽，都很阔气。有的还用白手帕捂着嘴。一个穿便衣的，手里拿个小照像机，对着我们乱照了一气。那伙人看了一圈就走了。他们走后，那位“周老师”却暴跳如雷，对我们气急败坏地说：“今后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男女，一律到厕所尿尿，谁再在门前乱尿，抓住重打十鞭子！”
  有天夜里，我被尿鼓得睡不着觉，自己又不敢去厕所，就坐起来，想等别人上厕所时，跟着一起去。不多时，年龄比我大几岁的黄玉刚起来开门走出后，又把门轻轻地关上。我赶紧摸索着向门口走去。这里一条腿，那里一个头，好不容易摸到了门口，开门一看吓了我一大跳：有个象狗一样的东西趴在门外二层台阶上，一动也不动。我便壮了壮胆子喊了声“呔”！那家伙立即抬起头，竖起耳朵，两个蓝蓝发亮的眼睛直盯着我，可把我吓死了！我把门猛一关，回头便向里跑，只踏得那些睡觉的孩子连叫带骂。好歹到了我睡觉的地方，一头扎下就不敢动了。惊慌的心情稳定后，我才发现“尿”早已撒在裤里了！
  穿着白鞋、白衣服的“白媳妇”我没见过，山洞里的狐狸夜里出来找东西吃倒是真的。
  八、害眼
  施粥厂不论男女，多数都害过眼。
  起先，孩子们没有害眼的。可是，这里不兴洗手洗脸，我们的手和脸都脏得发黑。一天下午快要吃晚饭了，几个穿便衣的中年人来到施粥厂院内站了一会儿，看到我们这些象小鬼一样的孩子直摇头，然后找上我们的“周老师”，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次日下午，有伙大人给我们送来了十多个陶瓷大盆。“周老师”把我们召集到一块训话：“看看你们这个脏样，是人是鬼都分不出来！”他指着那些陶瓷大盆说：“从明天开始，就用这些盆洗脸，谁若不洗，我查住后，不客气！”从这以后，每天一早，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孩子们不分男女，五人一伙，六人一帮，自愿结成“洗脸小组”，到自来水管上接一盆水，三个人架到宽阔处，大家围起来洗脸。人多盆少，先来后到，轮流着洗。这个办法给眼病的传染创造了条件。几天后，先是在女孩子中间发现了有好几个“害眼”的，大家知道“害眼”传染，就不和她们一起洗脸，她们就在大家用完盆后再洗。没到十天的工夫，男女孩子之间大部分都害起眼来了。我也不例外。“害眼”白天不敢见太阳，晚上睡觉一闭眼就流泪，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醒来时，厚厚的眼眵把两眼粘住睁不开。若用手帮助睁眼，有时会把睫毛拔下来。后来想出了个办法用手指从嘴里抿出唾沫抹在眼上，过一段时间，眼眵就被唾沫泡软了，眼晴也就睁开了。
  九、“大肚子病”
  施粥厂里生活环境恶劣，孩子们很快就得病了。
  我患了一种鼻子流血的病，三两天鼻子就流一次血，一次流一大滩。流完一次后，眼前发黑，头发晕，后来就头疼了，以致留下了一劳累就头疼的终生不治的后遗症。得这种鼻子流血病的孩子是少数，多数孩子患水肿病，每天那两碗霉味的瓜干小米饭，因为难以下咽，有很多人吃不到肚子里去，这对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来说，根本谈不上“营养”。这还不算，整个夏天我们从未喝过一次开水，渴了尽喝凉水。吃上半生不熟的瓜干小米饭，再喝凉水就拉肚子。人越拉越瘦，可肚子却越胀越大，我们称这是“大肚子病”。患这种病的人后来就肿脸、肿腿，没有精神，全身无力。院子里的吵闹声越来越小了。病魔危及着孩子们的生命。
  一天中午，从后院传来消息，说有个小女孩快死了，我和哥哥一起跑去看。这个女孩约有七、八岁，长长的头发已成了“毡片”，虱子在头发里钻出钻进。她那已失去血色的脸上，一双单眼皮的眼睛半闭着，上穿一件破条条褂子，下穿青色破半裤，露着肿得发亮的小腿和脚，两手紧攥着，躺在北厅房后面的墙根下，旁边放着一碗落有一层尘土的瓜干小米，是她没吃的早饭。过了一顿饭的时间，这个女孩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一双眼睛完全闭上了，绿头苍蝇在她的鼻子上、嘴上和眼睛上乱爬、乱钻，她死了！不多时，看守人员叫了几个大些的男孩，用一块破席头把她一包，架出去，扔到了铁路东边荒凉的大石头坡上。以后，死的孩子越来越多，凡是要死的都被拖到“白媳妇”洞后面的僻静处去“待死”。死后，照旧扔到大石头坡。也有的家长知道了，抢先把死孩抬回家。后来施粥厂改了章程，死了的孩子不随死随扔了，白天死了，先用块破席头盖上，天黑后再扔出去。经常死人，给我们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十、令人发指的兽行
  年龄较大、长相好一点的女孩子，都被安排在北厅房后面靠西头的三间北屋里住。这里的条件好得多，地上铺的是新席，屋里也打扫得比较干净，统共住着她们十多个人。看守对她们也特别优待，有时把自己的干粮给她们吃，泡好的茶也让她们喝，还经常到她们屋里说说笑笑，逗着玩。日久天长，这些女孩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总觉得她们比我们要“高贵”些，吃饭不和我们在一起吃，玩也不和我们掺合。而男孩和小女孩也产生了嫉妒心理，见了她们就骂。
  在一个天气阴暗的早晨，孩子们还都没“起床”，后院传来了一个女孩呜呜啕啕的哭声，我们赶紧跑去看。这个女孩姓焦，是那些“高贵”女孩中的一员。她头发乱蓬蓬的，一面嚎啕，一面挣着把头往墙上碰，好几个大女孩拚死地拉着她。有的问她为啥，有的劝她别哭，可她好象什么都没听见，只是不要命的哭。大女孩们还是追问为什么？她才泣不成声地说：“俺说不出来，他们不是人！”这下可把我们这些小男孩弄懵了，她为什么会这样伤心？女孩子们苦苦劝她：“要想开点”她却悔恨地说：“这教俺出去咋见人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围观的孩子越来越多，那几个大女孩连拉加推把她拖进屋里，关上了门。
  此时，我们这些岁数小的男孩子虽不知这个焦姑娘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但我们已经知道别人给他亏吃了。至此，我们也感到这些“高贵”的大女孩也有说不出的苦处，我们也就不再骂她们了。
  十一、不准逃跑
  正当施粥厂的孩子们在营养不良、疾病、死亡和遭受污辱的灾难中挣扎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日本人要用火车把我们运到别处去！孩子们听了都哭得喝不下饭。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变成现实。据说，日本人确实有这个计划，把我们运到外地全部枪杀或活埋，以达到“维持社会治安”的目的。由于他们怕引起国内外公众的舆论，没有敢实施，仍然把我们关在施粥厂里，只是不准我们到社会上去。
  日本人要把我们用火车运到别处去的消息。尽管当时还是传说，但已使原来就和地狱差不多的施粥厂又增加了浓厚的恐怖气氛。我们虽是孩子，但也懂得，继续待下去只有等死。于是有些大胆的男孩，决心要逃出去。一天夜里，我在矇眬中，听到山洞那里“咕咚”一声，接着北亭里的狗叫了起来，然后就是一阵急跑的脚步声。第二天夜里，这样的事又有几次。一连好几夜都如此。一天上午，有个中等个子胖乎乎的人，头戴礼帽，身着大褂，手执文明棍，由着守人员簇拥着，来到北亭房门前，向我们这些男孩子训话：“你们这些小孩太不知足了，在这里吃不花钱的饭，还学认字，有什么不好，竟敢逃跑！以后谁再逃跑，抓回来往死里打！”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当时商会会长李养之。
  李会长走后的第三天，有人扛来了一捆竹篾。这种竹篾约有一公尺长，是粗竹竿劈成的。还有几支黑乎乎的皮鞭和一些细麻绳。我们预感到这一定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刑具。次日一早，有个看守人员领着几个年龄比较大、好欺负小孩的男孩，拿着一些麻绳走了出来。约十点多钟，他们用麻绳捆来了六、七个男孩子。我们都知道，这是前几天从这里逃跑后又到河滩去要饭被抓回来的。看守人员让他们趴在地上，每人抽了几鞭子，问他们还跑不跑？他们说：“不跑了！”这才饶了他们。过了两天，他们又抓回一个逃跑的男孩，进了门就把他绑在洋槐树上。这个孩子约十一、二岁，发肿的脸皮有点放亮，他是第二次逃跑被抓回来的。在树上绑了大半天，不给吃、不给喝。当看守人员把他放下来时，他一下就瘫坐在树下。问他还跑不跑，他已经无气力回答了。吃晚饭时，他的组长把饭端给他，他摇摇头，慢慢闭上了眼晴。晚上，这个孩子便“失踪”了。
  施粥厂的看守人员抓回逃跑的孩子往死里打，但是，逃跑的仍然有增无减。几个看守便想了个鬼点子，让孩子们自己看守自己。刘福州、宋德、蒋力等人，他们都已十几岁，未进施粥厂时就是些“河滩王”，专门欺压小乞丐；到了施粥厂仍是恶性不改。看守们就利用他们，发给他们竹篾、鞭子，让他们看管别人。他们狗仗人势，手持竹篾任意打人。一次有个女孩说丢了一小包盐，刘福州问她：“谁偷去了！”她顺手指了一下坐在北厅房门前的一些有病的小男孩说：“准是他们！”刘福州立即让这些小孩排成一行，趴在地上，在每人的屁股上重打两竹篾，然后问他们偷没偷。凡回答“没偷”的，二番再打，有的被打的尿了裤子。待了不几天，蒋力看着一个叫孙即清的孩子不顺眼，就用竹篾打肿了他的腚。这类横行无忌的事经常发生，我们称为“打遍棍”。
  看守出去抓人，就叫刘福州等人跟着。一天他们又去河滩抓从施粥厂逃出去的小孩，还抓进了几个新要饭的孩子。这中间有个六岁的小男孩，个子挺矮，两个耳朵特别大。刘福州等人就拿他开心，经常抓住两个耳朵把他提得老高，说是叫“端提锅”。这孩子哭着求饶，被裂开的耳朵根流出的血液里结成戛碴，第二天又被他们挣裂开……。天天如此，这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终于在一天夜里逃跑了。可是，第二天刚出太阳，他就被刘福州等人抓了回来。在看守的教唆下，刘福州等人把这个孩子捆在一条木凳上，捏住他的鼻子用茶壶往嘴里灌凉水，灌得肚子鼓起后，再用手往下按，凉水从小孩的鼻、口往外冒；然后再灌、再按。反复几次，这孩子快没气了。他们给他松了绑，把他扔到院西南角的墙根下，过了一会，他的嘴唇动了几下，紧闭的眼睛睁开一道缝，不一会就死了。
  十二、死里逃生
  施粥厂里的孩子们，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了，恨不得插翅飞出这高墙大院。这时候家长带食物来探望孩子，把门人就不让进了，叫把东西留下，说他们给送进去。可是家长们拿来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到孩子们的手里。
  有位姓吴的看守人员，是博山西域人。施粥厂惨害儿童的悲惨情景他也有些看不下去，便偷偷地把里面的真实情况透露给一些孩子的家长，帮他们出些搭救孩子的主意，知情的家长们，都千方百计地搭救自己的孩子。于春美、于春山姊弟二人病得站不起来，拿饭、上厕所都是在地上爬。他们的母亲对看守人员说：“我这两个孩子让你们操煞心了，他们有病，是自己不长出息，我把他们领回家治好病再送回来！”从早晨哀求到快落太阳了才得到允许。她把女儿背出施粥厂放下，再回来背儿子，这样走来背去往家倒，后遇卖青菜的杨德宏老人，就用担子把他俩挑回了家。我父母商量先把我接出施粥厂，因为我病得比哥哥厉害，若把我兄弟二人一起接出去家里也无法养活。当时我父亲的病更重了，家里生活仍然无着落。我母亲从伪保公所写了个条子去领我。“周老师”问我母亲“怎么保证你的小孩不再出来要饭呢？”我母亲撒了个慌，说“俺掌柜的现在卖鱼，家里有饭吃了！”“周老师”还不放心，威胁我母亲说：“如果发现你的小孩再出来要饭，抓回来就不客气了？”知道要离开施粥厂了，我恨不得一步就迈出大门！这时我哥哥拉住母亲的胳膊喊着：“娘，把我也领走吧，别让我在这里受罪了，再待下去我也会死的？”母亲给我哥哥擦了擦眼泪，自己也含着泪水说：“好孩子，听话，一块接出你们去没啥吃，还不是饿着，过些天我再来接你！”离开了相依为命的哥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施粥厂里有些年龄大的男孩子，等不得家长来接救，他们白天三五成群秘密约好，夜里便互相照应集体逃跑。逃出施粥厂后，为避免被抓，不敢再到河滩要饭，有的干杂工、有的离开博山到外地讨饭，还有的当了小八路。到天冷时，施粥厂里只剩下20多个男孩子了，商会给他们发了用老蓝布做成的棉衣，由喝地瓜干小米饭改成了吃高粱窝窝头。这时，我哥哥仍在施粥厂里。
  我母亲没有实现把哥哥领出施粥厂诺言，就与父亲先后饿病而死了。后来我哥哥也逃离了施粥厂。我们一路要着饭向八路军的根据地——高青县一带投奔而去。在那里我俩分别给俩家农民做了义儿，直到博山第五次解放后我和哥哥才先后回到了博山。
  只办了六个月的施粥厂，夺去了几十条男女儿童生命。由于施粥厂的折磨，被亲人领回家不几天就死的孩子更多。博山西寨街前往“喝饭”的20多名男女儿童中，从施粥厂接出不几天就死去了5名，他们是昃三章、李二安、刘大麻、大梁妮和刘大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