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济南美国领事馆成立于1918年10月，结束于1941年12月，执行业务23年余。觉民于该馆成立后一个月即入内工作。1928年，觉民赴美国留学，由鹤巢继任其职务。1934年冬，觉民再次参加该馆，与鹤巢一同工作至该馆结束为止。曾在该馆工作过之华人，已寥寥无几。此一段美帝在鲁之侵略过程，谨就所能记忆之各种情况，叙述如下。
  一、美国领事馆之性质
  领事馆本为管理侨民，推行商务之机构，故领事官称为商务官而非外交官。但以前各国在华之领事馆，则对此二者视为次要之任务，其最注意者，则为搜集情报，进行间谍工作，同时执行其所谓“治外法权”，成为地道的特务机关及侵略工具。1948年，青岛《民言报》曾指明，青岛美国总领事馆为美帝三种间谍机关之一，而在济南，美国领事馆实为唯一的间谍机关。
  二、济南美国领事馆之组织
  各地美国领事馆均直属美国外交部，同时也受其大使馆之领导。济南美国领事馆，在驻我国的14个美国领事馆中居倒数第二，仅大于云南之美领馆，故其组织甚为简单。美籍人员有领事1人，有时有副领事1人，但非常设；又有时有美籍秘书1人，位数更少，20余年来，仅有两个人。华籍人员有翻译1人，中文写字员1人，“苦力”5人（其中1人在公事房听差，1人购物送信，1人看门兼打更，1人看锅炉兼照顾花园，1人拉车）。此外尚有领事自用3人：1个炊事员，另两人办理杂务，此3人由领事支付工资，历任领事，均移交于后任，自始至终，未尝更换。
  馆中经费，以工资为大宗，因领事之工资系按其个人之等级，多少不一，而华籍人员，也逐年有所增加，故工资无定额；其他支出，房租占其大半，余则邮电、灯、水、煤等项费用，约计不过二、三百万元。工资按美金计算，但实付我国国币，其他支出，均付国币。支付方法：每月末日，将本月应付之华币用款，按当日银行兑换率之卖价折合成美金，连同以美金计数之工资总额，由领事按数开一国家支票（其外交部之支票——此项空白支票，系由其外交部寄来，临时填具数目，由领事签字加盖领事馆之钢印即可生效。至于领事所签之字，无论是何姓名，是何形状，银行概不过问），至银行中按民行之买价兑成华币，分别支付，故领事之工资，也付华币，而非美金。不过对所有工资，所付之华币，均按民行之卖价计算，其用意盖欲保持其美金之数额，无论华籍美籍人员，为期将所领之华币兑回美金，仍系原数，决不吃亏。按当时银行之兑换率，其卖价高于买价之差距，约为当时币制之银元一角。领馆兑换支票按银行买价，而实付则按银行卖价，故其国家每月须担负一定数目之兑换损失。至于按华币计数之支出，则仅在帐目上有银行卖价买价之关系，实付并无影响。
  馆中所用之纸张、文具，细微至胶水、大头针，也系由美国寄来。每年3月底，领馆开具数目，向其政府请求，约7、8月寄到。于此可见，其对经济掌握之严，虽一分一厘之钱，亦不愿枉费于异国，而其商人之细大不捐，也可概见。
  三、济南美国领事馆之“领事区域”
  在中国之美国领事馆，也各有其国家所规定之所谓“领事区域”。济南领事馆之“领事区域”为自胶莱河以西之山东境内各地，其东则属于烟台美领馆。青岛美领馆区域很小，仅青岛市及胶县、高密、即墨3县。约在1935年，济南美领馆之区域奉令扩大，包括河南省邻近山东曹州府之十几县，但此诸县中教会既少，又无美商，划归济南区域，殊不知其用意之所在。
  四、济南美国领事馆之馆址
  济南美领馆初成立时，赁居商埠经五路小纬二路转角之一小楼。其后领事高思到任，始向其政府请求修建馆舍，经往返多次函商，始得其政府之允可，与济南比商义品公司签订契约，按照美国政府规定之图样，在经七路小纬二路东转角，建筑楼房一所，租与美领馆，以10年为期，美领馆有优先购买权。修成后，美领馆方迁入新舍。此房形式颇类平民住宅，当时在济之外人建筑物，以英国总领事馆较为庄严，义品公司曾仿照其外形绘具图样，送请美政府审核。美政府斥其馆气太重，改用今式。此房10年期满，所付租金已超过议定之卖价，当时领事力请其政府购买，而其政府以当年无此项预算，仅令延期10年。济南沦于日寇不久，济南美领馆也完全结束。
  五、济南美国领事馆之一般工作
  领事既为商务官，则对在其区域内之中外商行及商业情况，随时调查报告，实应为其首要之任务，且此也为其情报之一端，故各领事比较重视。馆中保存济南中外商行之卡片一套，内容包括行名、地址、开办年月、经营项目、资金数额、银行信誉等项，并列大、中、小之等级，卡片下端则为保密部分，填注银行之意见及领馆之意见。此外则办理美国商行之登记、侨民之登记，填发美侨之护照，签证赴美人士之护照，以及签发向美国出口货物之领馆发货单等等。当时美国商行及其他组织，如教会、医院等共有20余处，美国侨民住济南和散居各县者，常年人数总在300左右，教士占绝大多数，其余则为商人，因而交涉事件，也随时发生。
  六、济南美国领事馆之情报工作
  美帝之侵略我国，是以伪善的面貌和隐蔽的手段来进行的。其居心之毒辣，远远超过其他之帝国主义及盖欲在意识形态方面，征服我国，使我国官吏、知识分子以及一般群众，无不心悦诚服，堕其壳中而不自觉，故我国人士，在解放初年，有亲美、崇美、恐美诸病，而无亲英法、崇英法、恐英法之病，可知其所由来者渐矣。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屡屡揭发其阴谋，其罪恶中之荦荦大者，大概尽人皆知，无须赘述。至其领事馆之工作，以情报为主要，在一切工作之上。这种情报工作，亦是随世界潮流，愈演变愈加强的。
  （一）情报的方式。
  济南美国领事馆（其他领事馆也一样），定例每月须有详细报告一个，寄交其大使馆，将副本5份送外交部，日期不得迟于每月7日。起初，这个每月报告无一定形式。约在1934年后，其内容规定为8项：（1）总论；（2）政治；（3）军事；（4）经济；（5）商业；（9）农业；（7）交通；（8）其它。另外，还须附有当地中国军政界高级官吏的名单和简历。因此，每月初为美领事最忙碌的时间，他须将前一月中所积累的材料，条分缕析，归入8项，一项不能空白，并要具体。其大使馆收到各地领事馆之报告后，摘其重要者，加上大使为在北京所得之情报，汇为月报，送交其外交部，并将副本寄予各领事馆，作为参考资料。各领事馆除月报外，还须有不定时的书面报告，大致为当地所发生的重要事项。此种报告，不拘形式，内容不过一两件事。再遇到比较重大之事件，则随时拍发密码电报至其大使馆，并继以详细书面报告。除电报外，所有报告均须将副本送交外交部。按照上述8项，直将我国各种情况，不论大小，搜罗无遗，作为其进行侵略之参考，其用心之阴狠与周密，可以想见。
  （二）情报的来源。
  在济南，美国领事馆的情报来源有以下几种：（1）当地报纸；（2）山东各县的美国教会；（3）美国及其他外国的商人；（4）中国社会人士；（5）国际会社；（9）馆内中国职员。这几种来源的收获，要看领事之联络本领如何，故多少、迟速也有不同。外面传言所谓雇用特务及用钱收买，则馆中向无此种经费，各领事也不肯自解私囊代其国家办事。仅在1929～1930年间，美领司丹敦，以每月30元之代价，雇用了一个济南交涉署的小职员，随时向其报告消息，但因成效不大，不满美领要求，几个月后，随即停止。此后永未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历任美国领事搜集情报，由于其个性与时代的不同，所用的方法与态度也不一致。大抵在1925或1926年以前，美领多为其领事界中之旧人，年龄稍大，富于大国主义，遇有交涉事件，不论口头、书面，均带有蛮横味道（听说在1918年时期，天津有一总领事，名叫韩子明，交涉偶有争论，开口就说调兵，即此一端，可以见其作风），其搜集情报，多半直接询问当地地方首长，其次则翻译报纸及由各地美教士和商人随时报告，这些领事，大多数不会华语，也不结交中国人为友。但在此以后，美国领事多半为新培训之年轻人，态度和蔼，手腕灵活，喜操华语，不会者也按时学习（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内，设立华语学校，领事可以轮流往学）。由此可见，美帝之对华政策，在此时有所改变，即将其压迫满清政府之狰狞面目，改为伪装之亲善态度，而对我国之经济文化侵略，更深入一步。这些年轻领事，极喜接近中国社会，拉拢地方首长和高级官吏、银行家和学术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士多会英语，有亲美崇美思想，颇以结交美国官吏为荣）。自1928年至1937年间，与济南美领事常来往的有李植蕃（山东盐政稽核所所长）、陈隽人（济南中国银行副经理）、陆廷撰（济南交通银行经理）、董楚生（美商慎昌洋行经理）、周亮峰（美商美孚油行华籍经理）、徐彦之（山东省政府顾问）、刘书铭（齐鲁大学校长）、马一青（平安保险公司经理）诸人。这时，各地有一个国际性的“扶轮社”，其性质据说是为了相互了解、相互推进，网罗各行中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加入该社，每月聚餐一次，每次由一两个行业代表报告本行业的业务情况，供大家参考。上面说的这些人，都是“扶轮社”的社员，还有几个中国官吏（大致是美国留学生），也参加了这个社。美领事加入了这个社，所以能够结识许多人。这些人遇事即和美领事谈谈，因此，美领事对当时军事、政治以及交通、金融界等所发生的事项，为当时报纸所未载或不准载者，皆可于这些人的口中得之。这些情形，可以说明美帝的新外交作风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
  至于从报纸上搜集材料，其办法系由担任翻译之中国职员，每日上午将当日报纸，择其重要者，翻译三五则送交领事，以备其编写月报时采用。遇有紧急事项，则立即电告其大使馆。不过报纸登载之事，多为明日黄花，亦决无机密之事，故美领事不以此为重要情报来源。
  美国教会的主要任务为文化侵略，利用建学校、设医院，收买人心，完成计划；而情报工作，亦为其重要任务之一。虽各地较大之教会，均归上海之教会司库所统辖，美领馆既不掌握其经济，也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故其向美领馆寄送情报，并非硬性规定，也不拘定时间。但因其职责所在，故尽可能地将所在地点发生之事项，随时具报，报告内容大致为军事调动、交通情况及农业收成情况等等。至于各教会向其帝国所作情报，因不通过美领，不可知矣。
  美商虽也为美领馆情报来源之一，但因在济南之美商，如美孚、德士古两油行、大来洋行、南星颜料厂、公懋汽车行、兹美商行等（以前尚有慎昌洋行及胜家公司，后均撤销），一般均交华人负责，仅美孚、德士古偶有美国经理在内主持，为期也甚短暂，故其情报不能及时。美商之在内地者有二十里堡之大美烟公司，常川有美国人20名左右在内服务，购买烟叶。此诸人多系青年专家，不常与美领馆通信，偶有报告，多系烟草收成情况，也不按时，不能依靠。
  综计美领事馆之情报来源，以得诸中国官吏、银行界、学术界及工商业者为最多，报纸次之，美教士再次之，其商人则仅能起帮助作用，至馆内之中国职员，无非调查商业及证实其所闻之消息而已。其搜集手段则以伪为亲善，诱惑我国人士，利用其媚外心理，互相结纳，使此一般人士，自愿“有闻必告”，真令人无限气愤。
  七、济南美国领事馆之历任领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帝积极扩大其在华之势力，而山东在当时又是一个极关重要的省份，故美帝于1918年10月在济南设立领事馆。首任领事名秘克福，系从天津美领馆调来。当时一切草创，美籍职员除领事外，有办事员1人，名梅大智；华籍职员有翻译1人，名刘效宽，河北景县人，原在天津美领馆任翻译，随同秘克福来济，又有中文誊写员1人，名沈鉴塘，山东益都人，不会英文，仅能缮写中文稿件。按当时领馆惯例，所有致中国当局之函件，均附有中文译本，故需人缮写，但在中文信笺边幅上印有小戳，注明函件应以英文为主，中文系由英文译出等语（原文已忘记）表明中文不能用以为据，与中英文各一份不同。此虽细节，亦可见帝国主义之不以平等对待我国。开馆后，还需要打字员1人，觉民遂入内就是职。总计馆内有美籍职员2人，华籍职员3人，另有工友5人。
  1919年，秘克福回国，由天津美领馆副领事阿乐满来济继任，梅大智也辞职。此时馆中已大致就绪，除进行情报工作及一般工作外，兼执行所谓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本系国际法中之通则，仅他国之元首、大使及其随从官吏、家族等或军舰之暂泊本国领海及军队通过本国国境者有此权利；而一般外国商行、侨民也享有此权，领事且能执行此权，任其侨民等不受我国之法律制裁，则不平等条约之所规定也）。
  1920年，领事高思到济，副领事敏丽颂同来，阿乐满调赴青岛。高思到济后，首先加强情报工作。因刘效宽翻报不多，不能满足其要求，又用一王姓翻译，2人分翻各报。高思系领事界中之旧派，对中国官吏态度傲慢，偶有所闻，直接向当地当局询问，故当时之情报颇为活跃，也就是领事的优异成绩。
  1921年，领事仍为高思。是岁发生一领事开庭审案之事件。济南美商慎昌洋行华籍职员朱斌甲（浙江人，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毕业）与该行美籍职员司美士，因争用一打字机，互相争吵，竟至斗殴。结果，朱面部带伤，径向美领馆提起诉讼。次日美领开庭，旁听者有美籍商人。司美士不肯承认首先动手，但无证人，朱力加辩论。高思断为司美士先行打人，大加申斥，判令司美士向朱道歉。司不服，向高思索取证据。高思厉声谓某日曾目击其殴打过洋车夫，是为好打华人之证。司不得已，向朱道歉了事，朱胜诉。当时领事馆及其他美国商行之中国职员知其事者，无不高兴。
  1924年，高思升任奉天总领事，济南领事由丁立门继任。丁立门为前清时久在中国并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丁甲立之子，久住我国，熟悉我国风俗习惯，但性情乖强，而工作也不很积极，对中国职员，吹毛求疵，颇有清朝官吏习气。
  1925年，丁立门回国，郎固敦继任领事。郎固敦虽也可称新派，但性耽游戏，工作极为敷衍，馆中事务，颇为清闲。
  1926年，郎固敦回国，副领事司维讷来济代理，颇存五日京兆之心，故馆中事务，颇为简略。高思以后，丁立门、郎固敦、司维讷均属半旧半新派。
  1927年，领事司丹敦来济。司丹敦20余岁，精明干练，而性情和蔼，态度安祥，会华语，纯系新派。工作力求合格，但也不太多事。此时正值张宗昌督鲁，林宪祖任省长，前一年曾送官费留学生8名赴美。自1924年以来，美帝为了限制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入境，曾订立移民律，设立移民局，管理外人入境事务，而对中国人尤苛。盖因中国人多能吃苦耐劳，入美境后，即与美国人竞作服务事业，好逸恶劳之美国人往往失败，故其政府对中国人入境，订立种种刁难手续，限制入境；惟对留学生尚不过严，但也须在赴美前，经美领事考试其英文程度，认为合格，方予签证。但历来之美领事多持好人主义，对考试虚应故事，不曾拒绝一人。
  司丹敦貌似忠实，而心实狡猾，在馆中与觉民甚相得，时加笼络。一次访林宪祖，系觉民同往翻话。是时觉民正思赴美留学，即询问司丹敦能否向林宪祖一为介绍。司慨然应允，即具私函（因美国条例，外交官不得以其官员身份向中国官吏介绍人事）致林，力为保荐。觉民对此事本不抱多大希望，不意林得函后，竟完全同意。于是觉民一面向司丹敦荐鹤巢接任觉民职务，一面办理出国手续。次年4月，起程赴美。
  是时，反动派蒋介石之北伐军已分数路进入鲁境，张宗昌部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日本帝国主义已进兵青岛，并借保侨为名，声言将进占济南。山东局势，颇为复杂。美帝遂添派领事一人主持美领馆工作，司丹敦退居副手。新领事名蒲来思，为人精明强干，富有办事能力，但性情极坏，极端轻视华人，馆中职工无一不受其训斥。不久，便被其政府召回，不再任领事。4月底张宗昌退走。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而日本已先屯兵济南商埠，并将商埠划出一大块面积为日军防守之区域，不准中国军队入内。日本总领事西田耕一将此区域绘图知照美领馆；2日早，日军司令中将福田又来馆拜访美国领事。3日，馆中正在工作，忽传普利门外中日军开火，战事立即爆发。3日相持1日，4日，国民党军不知何故退守城内。日军随即炮轰城内，发炮地点，一在商埠纬一路美国教会7日安息日会以内；一在齐鲁大学。炮轰两日，共发炮弹几千发。但美国领事致其政府之报告说，日军所发之炮，皆非重炮，毫无摧毁力量，且目标均在大明湖内，用意不过恫吓城内军队速速离去而已。同时，美国领事又将起衅罪名完全加于我国军队，好象是：在中国领土以内，日寇驻军是应该的，攻击中国军队是应该的，炮轰中国城市是应该的，屠杀中国人民也是应该的，中国抵抗，完全不对。
  其尤可恨者为美领报告蔡公时之死。蔡公时受任山东交涉员，随军先到济南，即进驻位于经四路公园后身之原交涉署址内办公。而日军竟说：不知该处是交涉署，因入内搜查，发现军装、枪支，认为系军队驻地，故将其内军人，悉数消灭。美国领事也据此说报告其政府，并添具证据，谓“本人往来该处，也未见有‘交涉署’的牌子”，真丧心病狂之言。
  关于蔡公时死时情况，有一张先生（似名“我先”，但已记不清楚）曾向美国领事报告其所闻。初时美领不予接见，数往始得面谈，其报告内容大致如下：
  5月3日，日军进入交涉署后，天已近黑，略事搜查，即将署内华人共19人集合院内，一字排开，预备枪击。蔡公时深通日语，当即声言自身为外交官，余为随来人员及署中旧日工友。日军置若罔闻，有一小军官用木棍向蔡之头部击去，血流被面。蔡又用日语说：本人系首领，如欲杀害，可杀害本人，其余无辜群众，请求免死。日军官不听，又用木棍猛击蔡头，蔡至此仍坚持为群众求情，日军官遂下令开枪，从头一一击去。当时末尾两人，一为炊事员，一为更夫，彼此相顾说：“我们就这样等死吗？”遂尽力向外逃跑。因出日军不意，竟奔至大门以内，一为日军枪杀，一则夺门而奔，日军也追逐开枪，但天已昏黑，未能命中。西方一带为难民所居，多系矮小窝棚，此人即进匿于一棚内，日军并未追查，得脱于难。此人事后向人密谈，为张先生所闻，经与此人面谈证实后，始向美国领事报告，并循美领所请，作一书面报告，又言美领如欲面见此人，随时可以介绍前来。而美领对此，完全置之不理，不但未见此人，亦未作任何调查；不但未在其报告中简略提及，即张先生之书面报告，也未存于卷宗以内。
  事后数日，有交涉署旧日职员3人，皆系以前常来领事馆联系事情者，到馆与翻译刘效宽闲谈，言当日3人皆在交涉署内与蔡及其回来人员一同办公至下班时，3人要回家，蔡尚挽留，谓路上行走，恐有危险，不如住于署内，3人以悬念家中，匆匆辞出，若果照蔡言留住，也将同罹于难。据此，则该处之为交涉办公地址，由来已久。而日寇诿为不知，美领极力偏袒，按照蒲来思的口调来说：“这就是帝国主义！”
  自此日军盘踞济南，成立所谓“维持会”，维持地方治安。美领之交涉对象，也即为日本总领事馆，情报来源，惟日领是赖。当时日本正在拉拢美帝，故一年光景，美商及美侨均未发生任何事故。
  1929年夏、秋间，日军从济南撤退，山东省政府迁回，由陈调元担任主席，其同来人员，多半系新到济南之人，故司丹敦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情报来源，骤感枯竭，于是很想以相当代价物色一中国职员传递消息（前面已略略言及）。是时，山东之交涉署恢复旧观，蔡公时惨案中幸免于难之职员3人，又在署中供职，且又常来美领署。其中一人名李浣尘，利津县人，与翻译刘效宽甚相得。司丹敦既有贿通中国职员之意，以告刘，刘商于李，李愿为，遂以每月30元作酬定议，由李随时供给重要消息。行之半年，李所供之材料不满司丹敦之意，司也不愿再破私囊，遂即停止。以后类似之事，未闻再生。
  1930年，司丹敦调走，继任领事为麦和德。麦和德年已40余岁，笃信耶教，不会华语，为一旧派领事，不过性情和蔼，待人态度尚好。同来一副领事名来顿，年龄不到30，为人坦率粗豪，来济现学华语，惟不久即停止。麦和德同时又聘一美籍女速记员，年老腿瘸，原在齐鲁大学工作。麦和德携眷口同来，一妻二女，当时馆中人数激增，颇觉繁忙，好象工作有所发展，而其实仍如往日。麦和德既系旧派，赋性又谨细迂缓，故与中国社会人士往来甚少，而对美籍教士则过从极密，故其情报来源，大部分取给于教士，其余则为翻译的报纸。
  1931年，领事仍为麦和德，至年底调走。副领事来顿也已先期调走，美籍女速记员也辞退。继任领事为范宣德，年约30岁，人极活动，能操流利华语。到任后，对华籍职员谈话，尽用华语，也令我们以华语对答，以便其实地练习。此等作风，为前后各领事中仅有之一人。此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交中国官吏及社会人士，曾开跳舞会一次，托中国高级官吏代邀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参加，韩也欣然而来，此则其他领事所决不能办到之事。其情报工作，仍如以往诸领事，取材于翻报及教士来信等，但因接近中国官吏，消息自然灵通。是岁，日寇占领我国东北，并拟进窥华北，华北各省长官之态度，为中外所注目，尤以韩复榘态度非常暧昧，美帝选派范宣德一流人物来充领事，其用意是可以想象的。
  1933年，范宣德回国。秋间史德芬来济继任领事。史德芬年30余岁，妻离婚，仅有寡母随来。性情极度孤僻，不喜接近美国人或其他国人，不结交中国官吏及社会人士，独对普通华人，则乐于相处，有时到极普通之理发馆理发，有时自往京剧院听戏，凡此皆其他领事所不能为者，而其独喜为之，或者其别有乐趣也。史德芬不饮酒，不喜运动，癖好摄影，下班后即从事研究，有时竟日不到办公室。对馆中工作，仅求及格，并不格外求好，一切办法，大致与一般领事相似。
  1935年，在旧历春节时，翻译刘效宽因细故与史德芬口角，遂即辞职。馆中翻译，急切需人，适觉民已于1933年回国，正在闲居，遂二次入内任翻译。中文誊写员沈鉴塘也因年老辞退，由其子沈邦弼继任。秋间史德芬回国，司美士继任。司美士系从广州美领署调来，在广州以干练著称。性喜多事，好大言，但办事无一定章程，有时极认真，有时极忽略。讲究卫生，对健康无时不加注意。嗜猎，能打数种枪支。且枪法甚好。一日，在馆内院中一枪将空中飞鹰击落。交际方面，极尊重中国官吏。有一次在馆中请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吃饭（约自1930年来，山东交涉署取消，交涉事件由市长负责办理），司美士夫妇极力经营，而其妻更精益求精，并告其夫说：“市长是一个高级官吏，仅次于省长，焉能不小心？”官吏而外，也尽力拉拢中国其他各界人士，结交者甚多。情报工作，颇为活跃，材料在固定的几项来源中，自以从中国官吏及社会人士猎取者为多。司美士及以前的司丹敦、范宣德皆为美新派领事中之代表人物，手腕虽不尽同，而作风则完全一致。
  1936年夏，司美士归国求学，艾立森继任领事。艾立森在日本任领事有年，会日语，稍解华语。为人和平安祥，不喜多事，馆中工作，除情报外，所有例行事件，均交华籍职员处理。孤身来济，未带家眷。好读书，每日下班后，即静坐读书，无其他嗜好。每月也参加“扶轮社”聚餐，故与中国官吏及社会人士也多相谈，惟往来不甚亲密。仅当时，之济南市市长任居建，系留日学生，精通日语，艾立森与之以日语交谈，颇感兴趣，因之过从较密。其情报来源，得之于任居建与日本领事者为多，余则仍由翻译报纸与教士之报告中取之。
  是时，日寇在华北各处挑衅，情势极为紧张，韩复榘之态度，极不明朗。约在年底，国民党政府召韩赴南京开军事会议，韩忽乘马外出，坠马伤腿，不能前去，且每次见客，必出伤腿相示，外界议论纷纷，颇多揣测。艾立森欲知真相，而又无从探听。正在踌躇，适韩之政治顾问徐彦之（留英学生，与觉民中学同学，与艾立森在“扶轮社”相识）来访觉民，艾立森闻之，急延至其室中相见，谈及此事，徐大发牢骚，言其本人曾力劝韩与中央一致抗日，韩不能用，且以后即不与徐见面，韩之坠马，确系有意为之，是否受伤，不可知也。艾立森据此即向其大使馆报告，谓韩之坠马，富有政治意味。此不过美领猎取情报之一例，但因牵涉韩复榘当时之抗日态度，故附带记之。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大使馆由北京迁至南京，召艾立森到南京临时服务。艾立森遂将济南美领馆封闭，嘱我兄弟将眷属移至馆内居住，以便保管馆内之卷宗家具。馆中原有步枪20支，系开馆时由天津运来，以备万一者，已由艾立森押运青岛，交付美国军舰，故馆中所存，并无重要物件。艾立森走后不久，美大使馆又派一武官名戴恩者来济居于馆内，军衔系上尉，专为探听军事消息，并常往来青岛济南间。戴恩到济后，首先加入了万国公会，结识了李植蕃和其他中国人士，猎取情报，颇不困难。此时日寇已进入鲁境，韩复榘抗战不力，尤其对中央之态度，颇成疑问。戴恩对此极为关心，每日奔走探听，不遗余力。适于学忠由前线退济南，戴恩携觉民径往晋谒，承其接见，告知前线一切情形。戴恩大喜，急拍电报告，隔日再往见，于拒绝。戴恩甚窘，遂致于中文信一封，请示见面之期，于不得已，又见之，获悉前方情形颇多。初时，美领馆有电报密码一本，向置领事办公室小铁柜内，往来电报，自行翻译。日寇入侵后，美政府又寄来一本，更为秘密，何时寄来，也不得知。盖此时大使馆与各地领事之函件，已不专赖邮局，以防拆视，而设立联络专员，巡回各处，投取信件，先期电告日程，届时由领事亲往车站取送；所接发之稿件，也不置于寻常卷宗以内，华籍职员，不得见矣。及戴恩来后，收发电报更不用密码本，仅在纸上画横竖格，排列字母，推移之即成电文，保密方法，又进一步。
  9月初，日寇迫近济南，艾立森回济，戴恩调回。领馆对外仍不办公，艾立森除作情报工作外，余皆停顿。下旬某日傍晚，艾立森往见韩复榘，正坐谈间，大声发于北面，家具震动，韩告艾立森，已将黄河铁桥炸毁。艾立森归后，亟谋离济，嘱我弟兄除负保管责任外，并须随时将济南情形报告青岛美领事馆；同时又指定美教士4人，轮流来馆，协助解决疑难问题。4人为赫瑞满（青年会干事）、山理和奚尔思（齐鲁大学教授）、那约翰（南浸信会牧师）。如再遇有重大问题，可用电话商之青岛美领。艾立森布置妥贴，即乘最后一次开往青岛之火车东去，黄河北岸，已炮声隆隆矣。当夜，领事馆附近居民来馆中避难者已有多人，次日更陆续而至。馆中员工之亲友，虽居住甚远，也携眷匆促移来，馆中各室，坐卧皆满。是时，日寇因黄河桥炸毁，改道于黄河下游渡河，济南又得暂时之平静，但群众心理，惧怕飞机轰炸，故虽跼蹐一室，而仍不肯迁出。盖当时领馆附近，皆系外人所居，其东则英美烟公司外人住宅，其北则比商义公司外人住宅，对门为德华医院，其南为盐政稽核所外人住宅，再西复有英国总领事馆。每日各国旗帜飘扬，仿佛一特别区域，美领馆更在其屋顶平台上，挂两面极大之美国国旗，故避居此一带地方者，认为比较安全。至12月下旬，风声日紧。23日韩复榘及其他大小官吏，仓皇退走，24、25两日，市内无人负责，25日夜，多处起火，次日晨，日军进入市内。是时领馆中避难者已达300余人，英领馆内避难者，其数大致相仿，其他各洋行内也有多人。
  日军进入市内后，曾派一副领事名金田者来馆接洽，询悉馆内情形，无所表示而去，以后即无日人再来领馆。艾立森临行所嘱托之美教士4人，每日必轮流来馆照料，同时也幸无事故发生。4人中之奚尔恩，虽系齐鲁大学之历史教授，而暗中从事情报工作，其来馆照料，另有其私人之目的，因是时素与领馆常相往来之人，仍不断到馆，会合在内避难之社会人士聚集一室，互告所闻，4教士到馆，也加入会谈，奚尔恩由此可获很多消息。其他3人是否如是，甚不可知，惟不似奚尔恩之露骨而已。二三日后，济南成立所谓“维持会”，市面安静，避难者陆续迁出，但4美教士及常相往来之人，仍如常到馆。馆中无事，曾代后方向沦陷区转递信件，自认为日人不敢拆视，而不知已为日人所忌。不久，忽有日寇宪兵队中之大汉奸杨某，转人告我兄弟须要自爱，不然可能有暗杀危险。从此我等不敢出门，往来之人，除美教士偶尔一至外，均不敢来。
  1938年，领事馆仍处于停顿状态。至11月，青岛副领事郝思恩奉命来济将领馆重开，照常进行一切工作。遵照其政府指示，对山东伪省政府不予承认，但为保护侨民及权益计，又不能不与之往来，故仅视为一种负责地方机构，可以面谈而不通公函。郝思恩到任后，曾结拜山东伪临时省长马良及伪济南市长朱桂山，至唐仰杜正式就任山东伪省长时，曾具正式请帖请郝思恩前往观礼，郝不往，而又不愿显示拒绝，遂以私人名义致贺函，由当时之伪省府日本顾问前日本驻济总领事西田转交，并请其代达不能到场之苦衷，以求谅解。于此可见，美帝之惯用两面手法。
  自郝思恩到后，我等家眷即移出领馆，馆中一切，恢复旧观。情报工作，仍同以前各领事，取材于报纸、美教士及“扶轮社”社员，而以“扶轮社”社员为主要来源。当时之“扶轮社”虽不若以前旺盛，而每次聚餐，仍有相当人数，中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者仍不少。此类人士在此时期极为苦闷，亡国不甘，恢复无力，因美帝反对枢轴，不承认伪组织，遂将恢复希望寄托于美帝，于是有所见闻，尽情告知美领，而美领之情报材料，不忧匮乏矣。郝思恩为人，性情懒散，嗜酒好色，对工作不甚积极，有时醉卧终日，不到办公室，情报也只点到为止，故当时馆中事务，甚为简易。
  1939年夏，郝思恩请假到青岛避暑（美领事及馆内人员，每年均有若干日例假，并可逐年积累，故各美领每隔二三年即请假一次），由青岛副领事戴为实代理，约4个月，郝思恩回任。
  1941年12月8日早，日寇宪兵队一伍长，带宪兵三四人，突入领馆内，将领事看管，而将中国职员及工友等人拘于一室，遂各处进行搜检，自楼顶至地下室，各平房甚至井内，无处不到，其注意之物为电台及枪支，既未搜得，遂严追中国职工，而根本无此二物，也无可如何。搜查毕，留宪兵及伪警察各一人在馆内看守领事，不许外出，而将我兄弟及沈邦弼带回宪兵队，随即拘押。仅工友5人及领事自用之炊事员等，尚可自由出入，为领事置办饮食用品。郝思恩被禁后，初尚忍耐，继则漫骂，不久，接入一白俄妇人，称为其私人秘书，同居馆内。又数日，遂每日晚间到经一路石太岩饭店饮酒，初时每次尚有一伪警察跟随，日久也听其自便。郝思恩被禁至次年6月13日始离济，因享受外交官之待遇，未送集中营，但又因交换两国外交官之船只，仅有中立国葡萄牙之一艘，每月仅能往返一次，在中国之美国外交官及领事人数既不少，且多携带眷属，妇孺须先遣送，余则依次启行，故郝思恩迟至6月以后才离开。我兄弟及沈邦弼被拘后，囚于一地下室，日寇宪兵小官轮流提讯，约20余日，即不再问。对鹤巢审讯之重点，为领事馆内之特务人员，据谓至少有40名，令举出其姓名住址，实则并无一人，审问一次，未再追究，好象日宪兵队也明知无有，而不得不故意为此一问。对觉民审讯之重点，为美领之各项报告，令举出其内容。在审讯时，日宪兵取出稿件8大厚本，皆系已撕碎之草稿，而又拼凑粘贴者，虽不十分完全，当存十之七八，可见积累日久。回忆我等在领馆内工作时，有不少领事，曾嘱每日必须将字纸篓内之弃纸，尽数烧掉，时局紧张后，又叮嘱数次，我兄弟即将此任务转委于清扫公事房之工友，决未想到此等弃置之物，竟关重要而转入日人之手也。觉民因受审时，答复不能满意，被日寇棍击数十下，头部腰部受伤甚重，又罚站，不准饮食、睡眠者3日夜，因此留有脑病、腰痛，而鹤巢则幸无之。至沈邦弼则仅审问一两次而已。我等至次年6月18日始释出，后于美领离济5日，盖美领未行，日寇决不肯释放我等也。济南美领馆至是结束，仅余档案、家具，尚存馆内。
  溯自1918年10月，济南美国领事馆开始成立，至1941年12月封闭，共存在23年。历任领事，除代理及助理者不计外，共有14人，其中以高恩在职最久，后升任驻中国之大使。其他据所闻者，范宣德升任为其外交部之司长，艾立森升任为驻日本大使，其余则不明下落矣。日寇投降后，青岛美国领事馆重开，济南领事馆之事务划归青岛，档案、家具也移来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