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为齐鲁之邦，素有文化传统，文献经籍极为丰富，出版事业亦有悠久的历史，无论编辑、印刷、发行都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
  早在东汉时期山东就有图书进入市场，山东宁阳人刘梁“卖书于市以自资”。印刷术发明不久，五代汶阳须昌（今山东东平）的词人和凝（898——955年）即以雕版刻印自撰文集数百卷，据（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一百二十七卷“和凝列传”记载，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和凝自著、自篆、自刻，曾被世人称为“三绝”，对后世出版业有很大影响。元代农学家、东平人王桢，他在毕升胶泥活字的基础上发明了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架，以木刻单字排字成行，削竹为界；他设计的转轮排字架，活字以韵排列，排版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大德二年（1298年）曾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所著《造活字印书法》，并绘活字版韵轮图等，附载在《农书》之末，成为我国最早系统地叙述活字印刷术的珍贵文献。元代家刻技术已较为精致，东平人丁恩敬刻《元丰类稿》，版式宽大，字划精正，被认为是元刻的代表作。
  明清以来刊刻出版业又有发展，文人学士竟相刊刻，家刻、坊刻日渐增多，官刻也有记载，刊刻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如明嘉靖十一年（1533年）刻印出版的陆釴等纂的《山东通志》（四十卷）、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刻印的于钦等纂的《齐乘》（六卷附释音一卷）、崇祯十三年（1640年）泺源叶氏友声堂刻《历城县志》等，都是明代有影响的刻本。
  明末清初，东昌府（今聊城）成为我省主要雕刻出版地，曾有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刻印木板书的作坊数十家，刊刻出版的四书五经，“闱墨”等品种不下千余，除供给本省的需求外，还远销北京、太原、大同、绥远、张家口、洛阳、奉天等地，遍及我国的北部。闻名于海内的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杨氏海源阁，不仅藏书浩瀚，且自刻本甚丰，杨以增主持编纂、刊刻的《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其中《蔡中郎集》等以“校审精严”著称。其子杨绍和、其孙杨保彝、其曾孙杨承训也都相继主持编篡、刊刻过《楹书偶录》、《海源阁书目》、《海源阁金石书画目录》及杨氏几代诗文集。
  清代编纂、刊刻的版本就较多了，其中不乏大型丛书，如曲阜孔家刻的《微波榭丛书》、《顨轩孔氏所著书》，德州卢见曾编纂刻印的《雅雨堂藏书》，德州田氏刻的《德州田氏丛书》，历城周氏刻的《贷园丛书》，滋阳空山堂刊刻的《空山堂全集》，绣江李氏（李廷棨及其后人）刻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玉函山房全集》，福山王氏刻的《天壤阁丛书》，荣成孙氏刻的《山渊阁丛书》，利津李氏刻的《石泉汇》，山东尚志堂刻的《张杨园先生集》等，都是数十卷乃至数百卷的大型丛书、套书，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宝藏。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章丘人马国翰编纂的、绣江李氏刊刻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与《玉函山房全集》。《玉函山房辑佚书》是马国翰集唐代以前散失的经籍，共594种，739卷，规模之大乃屈指可数。这部巨著开雕刊刻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始，到咸丰三年（1853年），用了整整9年时间。马氏不仅收集整理了这些经籍，而且作序冠于每种之首，还附以《目耕帖》31卷于后。这部巨著被誉为“第一流的文献学巨著”。马氏自己还写了大量诗文，有《竹如意》、《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文集》、《王函山房诗集》等，后人集他的著作为《玉函山房全集》，有12种，41卷之多。马国翰（1794——1875年），字词溪，号竹吾，祖籍章丘，后定居济南，教塾馆近29，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历任敷城（今陕西洛川）、石泉、云阳等地知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升任陕西陇州（今陇县）知州；咸丰三年（1853年）辞官归里，4年后卒于济南。马氏为发掘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殚心搜讨，不遗余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套丛书署刊刻者绣江李氏，即马国翰亲家、章丘人李廷棨。李廷棨，字戟门，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八年（1828年）中举，九年（1829年）为进士，曾任直隶新城县知县，二十七年（1847年）任直隶通永河道道员，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任所。李故后的一些刊刻本，虽仍署绣江李廷棨，实为李氏后代刊刻。
  及至晚清更有官办山东书局出现，山东书局建局时间不详，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及所见山东书局版本推断，约建于同治九年（1870年），现保存下来的山东书局刻本有同治十年（1871年）的《验方新编》，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论语》、《孟子》及据尚志堂藏版开雕的丁宝桢等校的《十三经读本》（附校刊记，共130卷），这些刻本为当今所见山东书局最早刻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东书局改称山东官书局，由官家招商经营。山东书局不仅承继木版雕刻印刷技术，而且引进石印、铅印、照像等设备，出版各类图书3，000余种。山东书局历时70余年，为已知山东省最早、存在时间最久的官刻业。
  明清两代除书业外，画业、碑帖业亦十分兴盛。文人墨客钟爱的碑帖，民间妇孺皆赏的木版年画、灯画等都在山东有很大的发展。木版画曾有“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之说。“东潍”即以潍县杨家埠为主要代表。杨家埠木版年画源起寒亭（今潍县县城）西杨家埠的杨氏家族，何时开始制作年画已无文字可考，但到清康熙、雍正年间，西杨家埠已有众多木版年画的刻印作坊，如公茂、永盛、吉兴、吉盛、广盛太、万顺等，历时200多年。鼎盛时杨家埠年产年画5，000万张，用纸张达20，000余令，从事年画刻印者800余人，产品销山东大部地区及江苏、安徽、山西、河南、河北及东北等地，到了道光年间，在这诸多木版年画“专业户”中间，还曾出现过“经销对口的专业户”，如大顺画店印制专供东北群众需要的整张纸一幅的大门神，专销东北，因而被称为“关东庄”，此类“临朐庄”、“莒州庄”、“沂州庄”、“胶州庄”等等还有许多。“西聊”即指东昌府一带，东昌府一带木版年画在康、乾鼎盛时期，长达一里的聊城天治大街（今东关大街）有画店200余家，被称为“东昌画街”。年画的品种曾达数千，印刷精致，一般套三、五色，精品有十色之多，“西聊”年画源起寿张（今阳谷）张秋镇，由山西移民传入，张秋镇在明末时建有刘振升画店，清康熙时建有源茂永、鲁兴聚画店。清末、民国西聊木版年画因运河交通滞阻、战乱而逐渐衰落。除东潍西聊外，象嘉祥大张楼等地，木版年画、灯画业亦很有名，那里的画业生产始终遵循三句“密诀”：“画中要有戏，百看才能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所以，年画、灯画业历时300多年而经久不衰。
  山东借助于泰山、峰山、孔府、孟庙等地的石碑，碑帖出版业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泰山1，300余处石刻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泰安拓帖业赖以生存发展的源泉，光绪初年泰安出现葆文斋的拓帖堂号，清末民初又有宝古斋、洪文斋、汉文斋、翠文斋、聚古斋等号先后开业。开始大都拓帖，因有的石碑拓帖有一定危险性，且索购者赠多，需要量增大，于是出现碑帖的刻印装订。葆文斋裱装的拓本有简装、精装之分，简装据字体大小决定开本和半页的行数、字数，将拓片剪贴后线装成册；精装多系梵夹装（经摺装），分绫边、绢边、全绫三种，样式美观，鉴赏保存极为方便。曲阜《圣迹图》亦是历代临摹刻版印刷的对象，明代孔庙东宿斋曾雕刻《圣迹图》120幅，清代也有刻本，主要供孔府进贡及馈赠官员亲友之用。
  清代印刷技术方面，还曾有磁版（“磁”同“瓷”）发明。磁版是以磁土为原料雕刻书版锻烧而成。泰山徐志定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创制磁版印刷，并用磁版印制过《周易说略》、《蒿庵闲话》等书。《周易说略》一书扉页有：“泰山磁版”字样与“泰山真合斋藏书”戳记，徐氏序记：“戊戌冬，偶创磁刊，坚致胜木，因极为次弟校正，逾己亥春，而易先成”，“康熙己亥四月，泰山后学徐志定于七十二峰之真合斋”。《蒿庵闲话》也有“真合斋较正”、“真合斋磁版”字样。据考这两书所用磁版，不是单个磁活字，而是磁整版雕印，书版整条断裂就是整版锻烧所致。磁版印书是我国印刷史上的新发现，实属罕见，这两本书被视为稀世宝卷。
  （二）